宛西中學

宛西中學自1930年創辦之日起就成為當時中共組織活動的重要陣地。1935年宛西中學併入宛西鄉師，五年間中共組織在宛西中學培養了大量的革命人才，該校以“紅色苗圃”之盛名載入鎮平的革命史冊。

宛西中學自創辦至今，已走過八十年的歷程，期間雖幾經更名，但辦學歷史從未中斷，尤其是抗戰時期，省城開封的一些中學“開封水裡專科學校”、“開封一中”、“開封師範”、“北倉女中”等紛紛遷入該校，對鎮平教育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1953年為縣一中分校，1957年定名為鎮平縣第三高級中學，沿用至今。

目前，古老的校舍已基本為現代化的教學建築、設施所取代，唯有該校西北角的“洋樓”（為1926年上海絲綢商人 位於鎮平縣城西郊312國道北側5公里處的玉雕之鄉——石佛寺鎮（原名新民市，為民國時期河南省唯一的鎮級市）鎮平玉雕職高院內，距石佛寺中華玉文化中心50米。石佛寺鎮歷史上是聞名的絲綢之鄉，上個世紀初，上海商人在石佛寺城牆外購買土地106畝，建造佔地面積300平方米的絲織廠房一座，因房屋高達7米，群眾俗稱“紅洋樓”。之後因經濟蕭條，上海商人將財產全部捐贈當地。1930年，鎮平自治派首領彭禹廷在此基礎上創辦宛西中學。此間，中共鎮平縣委選派黨員入校宣傳革命思想，建立黨的組織，培養革命人才。時至今日，洋樓經70年風雨，仍基本保存完好，院內翠柏齊天。1996年，鎮平縣人民政府在此樹碑掛牌，確定其為革命紀念地。

宛西中學是1930年創辦的，這是鎮平歷史上第一所中學，成為當時各種政治勢力的爭奪目標。中共鎮平縣委不失時機地將共產黨員周篤祜派入該校。周利用與總務主任王扶山的村鄰關係，當上學校圖書管理員，並與教師吳夢蘭取得聯繫。吳夢蘭，原名吳兆祥，鎮平縣草場吳人，原北平大學學生，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負責北大西壘支部的工作。在革命活動中，他兩次遭敵逮捕，出獄后，被特務盯梢，處境十分危險，黨組織指示他回家鄉隱蔽，被聘為宛西中學教員。他進入該校后，捐獻400塊銀元，購買一批進步書籍，存入圖書館，而不編入書目，由周篤祜掌握，在進步學生中秘密傳閱，這對啟發學生的覺悟起到了積極作用。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同學們非常憤慨。鎮平縣委抓住這一時機，把宣傳部長時宇玲派入宛西中學，發動抗日愛國運動。時宇玲與周篤祜秘密聯繫，發動進步學生王焱森、王岳峰等組織了20多人參加的抗日敢死隊，動員家中有槍的學生，帶來30多條長槍，邀請具有愛國思想的軍事教官謝紹周幫助訓練。抗日敢死隊隊員佩戴袖章，深入城鄉，張貼標語，散發傳單，進行抗日口號，要求開赴前線，殺敵報國，收復失地。學生們的愛國舉動，引起自治派首領彭禹廷的講話有一定道理。同時，為了避免與地方自治派的衝突，遂指示這部分學生改變了鬥爭方式。

1932年春，一批失掉組織關係的共產黨員和進步教師，被聘入宛西中學。他們利用革命理論佔領講台，向學生灌輸進步思想，發動學生開展革命活動。是年夏，原中共湖北省漢川縣委秘書劉立之，因組織暴露，離開家鄉，后經人介紹，被聘入宛西中學擔任教導主任。他按照縣委宣傳部長時宇玲的指示，在學生中開展反蔣抗日宣傳，組織進步學生張貼、散發抗日反蔣的標語和傳單。這些活動被學校當局發覺后，認為時宇玲是在南陽五中鬧學潮被戴上“紅帽子”開除的學生，經常出入學校，貼標語，散傳單，一定與他有關，遂與石佛寺區長冀台三密謀，逮捕時宇玲。縣委聞訊后，立即通知時離開鎮平。石佛寺區政府抓捕時宇玲落空，學校隨之掛牌開除這3名學生。王岳峰等在獄中據理抗爭，區政府拿不出證據，后經教師吳夢蘭出面作保，該3名學生獲釋。

1932年春，大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員周達夫（湖北省漢川縣人）在黨組織派其到河南工作時，因河南省委機關遭破壞而失掉組織關係，經劉立之介紹到宛西中學任國文教員。周達夫淵博的學識，博得校長郭庠甫的賞識。

周達夫從講授文學入手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如講老子的《道德經》，就聯繫唯物主義的辯證法；講《易經》、《詩經》，就聯繫社會發展史，全面介紹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他博古通今，深入淺出，論理透徹，把革命真理一點一滴地注入學生的心田。與此同時，他還審慎地向學生推薦進步文藝書刊，介紹河北保定蓬萊鳴籍社、上海新文化書店、生活書店、創造社、神州國光社等出版的進步書刊。其中有哲學、政治經濟學等方面的讀物。這些進步文學作品和書刊有中國的，也有外國的譯著。對學生們看不懂、弄不通的問題，如世界觀問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問題、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問題以及階級與階級鬥爭問題等，他就不厭其煩地給學生們講解，由個別指導到課堂公開傳授。講革命文學，就全面介紹法國的莫泊桑，俄國的托爾斯泰、高爾基，中國的魯迅、郭沫若、鄒韜奮等革命作家，弘揚革命文學的階級性、革命性，揭示資產階級文學的沒落性、反動性。講列寧《帝國主義論》，就揭示帝國主義有無法擺脫的基本矛盾，指出資本主義必然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的社會發展規律。講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就聯繫社會實際，把社會發展的歷史形象地比作人梯，步步升高，共產主義社會是頂端。還利用作文教學去深化對學生的理論教育，通過“雪九一八國恥”、“故鄉”、“劫后”（寫土匪劫后的殘狀），“警惶”（寫紅軍過後群眾的反映）等作文命題，檢驗與提高學生的政治水平。並在批改中指導文風，講評中校正觀點。在此基礎上，以學生周漢岑、王率南、王雲楓（王國謨）、張三台（張文山）等為骨幹，創辦《朝陽》、《怒吼》、《咆哮》油印刊物，選登革命新詩、革命理論摘抄及學生寫的好文章，激勵大家相互學習。

在周達夫的影響下，失掉組織關係的共產黨員和思想進步的幾位教師，也積極投入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行列。吳夢蘭在講“黨義課”時，就批判國民黨和蔣介石，藐視國民黨是“刮民黨”，《建國大綱》是“見鍋打鍋、見缸打缸”，“五權憲法”是“無啥憲法”。王舒苗講地理課時，就聯繫“九一八”事變，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中國領土的罪行，痛斥國民黨當局賣國求榮的可恥行徑。李月屏講社會科學時，就插進社會發展史，講勞動創造世界，講資本家剝削工人剩餘價值。王言（王恩佛）講公民課時，把新學到的黑格爾、恩格斯唯物主義哲學思想融入教材之中。在周達夫等一批教師的引導和教育下，學生的思想覺悟迅速提高，嚮往共產黨、嚮往革命的情緒高漲，馬克思主義得到極大的傳播，宛西中學成了“紅色苗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