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心理

仇富心理，就是當一些人打破中國人幾千年的“等貴賤，均貧富”歷史夙願，張揚炫富於世時，人們對富貴階層，特別是一夜暴富者所表現出的懷疑、遷怒、嫉妒、蔑視、不屑、憤懣、仇恨等複雜的心理狀態。是對財富非正常觀念看待的行為，是因“不患貧而患不均”的“仗義”之心所致。在任何時代和任何民族，對財富的眼紅都是一種心態的存在，只是人們往往會自覺地找到平衡這種心態的理由，譬如把這種富人財富的擁有理解成對方巨大代價和艱苦努力的付出，祖輩幾代人打拚下的遺蔭，或一些一夜暴富者和富家子弟沒有某種寶貴的精神財富等等。但是一旦自己替對方尋找的富裕的因由不能很令自己信服，或者認為對方付出的富裕成本太過低廉，尤其是當財富和腐敗的重疊性太多的時候，那種不公平感就會升華到仇視，於是，產生了“殺富濟貧”的仇富心理。但是這種心理太過嚴重則會導致心理疾病。社會貧富差距太大，富人為富不仁也是引起仇富心理的原因。

在現實中，在個人層面上，卻有一些人身上表現出“仇富”心理的泛化和偏激化現象。所謂“仇富”心理的泛化，是指對一切富者都懷有憤慨態度；所謂“仇富”心理的偏激化是指用非理性的方式向富者表達憤慨、討回“公道”，更有甚者用肆無忌憚的手段向社會發泄“仇富”的憤怒情緒。“仇富”心理的泛化和偏激化無疑都是不正當的。

當下，貧富差距逐漸加大這一現實，極易使社會成員因利益格局反差明顯而產生嚴重的相對剝奪感或社會不公平感。有學者把仇富心理和民族劣根性聯繫起來，是很有根據的。一些人把仇富解釋成仇視的不是富人，而是這些人的不道義的行為。但事實上，人們總是存在習慣性的雙重標準，為何窮人不道義的行為卻很少受到關注？富人的行為卻往往被放大？國人總是喜歡為自己或多或少的齷齪行為辯解，這也是民族劣根性的體現。

當前我國的改革進入攻堅階段，開始全面地觸及到社會利益的深層格局，在貧富差距加大的這種背景下，為了讓廣大社會成員共同分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為了達成各社會階層之間的和諧，應從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出發，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的根本性機制，以減少和消除導致社會貧富差距的收入分配與財產佔有的不公正狀況。而在發展原則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應該讓位於“效率與公平並重”，甚至有必要把社會公平放在更突出的位置上。

按照基尼理論，一個國家、地區的基尼係數能反映出這個國家或地區的貧富差別程度。通常，基尼係數在0—1之間，其中，基尼係數為0時，社會分配處於絕對公平；基尼係數為1時，社會分配處於絕對不公平。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當基尼係數為0.0—0.2時，為收入絕對平均，社會缺少競爭；當基尼係數為0.2—0.3時，為收入比較公平，社會缺少活力；當基尼係數為0.3—0.4時，收入相對合理，社會活力大增；當基尼係數為0.4—0.5時，收入差距較大，社會出現動蕩；當基尼係數為0.5以上，特別超過0.6以後，社會動蕩失控，基尼係數0.6這個值也認為是老百姓開始革命的分界線。據統計，我國改革開放前的基尼係數在0.18左右；2007年上升為0.498（北京師範大學課題組提供的數據）。

從人性的一般特點看，產生仇富的深層原因是個人對財富所具有的強烈佔有慾。仇富是仇富人，愛富是愛財富，不是愛富人。仇富的本質是愛富。這裡仇是手段，愛是目的。對別人擁有財富是仇，對自己擁有財富是愛。財富本身是硬幣，恨與愛只是這枚硬幣的兩面。對自己而言，體現的是硬幣愛的一面；對別人而言，體現的卻是硬幣恨的一面。

從社會現實角度看，愛富是大多數人都有的一個很正常的心理。愛美之心，人皆有之；愛富之心，也是人皆有之。當然，個別不愛富的“超人”也是存在的，但這裡僅談的是一般情況，而不是一些特殊情況。孔子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則從吾所好。”（《論語·述而》）古人還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讀書後面有一個目的，就是：“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有關調查也發現，雖然大家認為富人奢侈（57.1%）、貪婪（52.7%）和腐敗（45.0%）；但同時92.9%的人又希望成為富人，這些也是有一點點的歷史根源的，在中國古代，有些“殺富濟貧”的人被人們奉為英雄，但是人們卻又挖空心思的想成為富人。

因制度而產生的社會等級所產生的財富最容易引起社會的不滿，比如，體制內與體制外的群體收入差距，因社會地位所掌握的造成信息不對稱而帶來的財富等等均使社會產生不滿而形成的仇富情緒。

從理論分析角度看，仇富也是愛富很自然的一個邏輯延伸。一方面，人的慾望是無窮的，另一方面，資源又是稀缺的。如何讓有限的資源滿足無限的慾望，其中個人儘可能多的佔有 資源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條件。而資源稀缺的客觀現實也就意味著，當別人佔有較多資源時，自己更多佔有資源的可能性就會減少，從而自己滿足慾望的手段就會減少。這對個人而言就會產生一種痛苦感。仇富就是這種個人痛苦的一種外泄表現。相反，如果一個人徹底放棄了對財富的慾望，那麼，他或她也就沒有必要產生仇富心理。所以，排除其它因素的影響，一個人仇富的心理與愛富的心理應當具有一定的正比例關係。另外，根據邊際效用遞減法則，在物質收入水平較低的情況下，一般人們對擁有物質財富的效用水平相對較高，所以，貧窮有加劇仇富心理的作用；相反，隨著一個人財富的增加和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其仇富心理也有一個遞減的趨勢。

產生仇富心理既有一般人性方面的因素，也有著更為深刻的社會經濟制度方面的根源。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和制度的不完善會進一步刺激和加重人們的仇富心理。

1、造成財富存量在個人間的不均衡；

2、造成財富流量在個人間的不均衡；

3、造成個人財富獲取規則的紊亂。

上述三種情況都會加重人們的不滿足感和仇富心理：

（1）從財富的存量角度看，人的滿足感和效用水平既取決於財富的絕對持有水平，也取決於財富的相對持有水平。人具有兩重屬性：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財富的絕對持有水平一方面主要滿足人對自然屬性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滿足人的社會屬性的要求；而財富的相對持有水平則主要滿足人對社會屬性的基本要求。自然屬性是肉體，社會屬性是靈魂。自然屬性體現的是存在本身，而社會屬性體現的是存在的意義。而存在的意義是存在的主導。由於財富的絕對持有水平的提高不一定就意味著財富的相對持有水平的提高，所以，隨著社會財富總量的增加，財富的總效用水平不一定就一定能得到提高。而當個人間財富水平差距較大時，財富的總效用水平反而有可能是下降的。當財富的效用水平下降時，仇富心理也會隨之增加，因為這種下降是與富人的比較中產生的。

（2）從財富的流量角度看，當一個人的投入與回報與別人不對等時，就會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財富流量的差距主要體現的是收入水平的差距。由於分配製度不合理等方面的原因，人們相同的付出不一定能得到相同的回報，這時人們就覺得不公平，心理就會不平衡，就會有一種失落感和不滿足感。並且隨著人們之間收入水平差距的擴大，人們的這種不滿意度也會增大。由分配製度的不合理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擴大，會使人們對財富來源的合理性產生質疑，所以仇富也就有了一定的理由。

（3）是從財富獲取的規則看，違規現象的增加會加重人們的仇富心理和憤怒心理。規則的實質是利益，規則的核心功能就是為人們之間獲取利益劃定行動邊界。而當規則失效或效率較低時，人們就會對財富獲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都產生懷疑，這時產生仇富心理也就有了客觀依據。

造成上述三種情況的直接根源是社會經濟的落後與制度的不完善，而富人並不是直接的罪魁禍首；當然，富人也可能在其中起到一些不好的作用，但這並不能將主要原因都歸到富人身上。世上的富人並不都是壞人，世上的壞人也並不都是富人。但社會發展的邏輯往往是：每逢社會矛盾激化和不滿意度的增加，富人往往這時就成了人們發泄不滿的直接對象，成了人們發泄不滿的替代品，

仇富的效應是多重的。有些學者認為，仇富有一定積極意義，如對追求公平有促進作用。從哲學的角度看，這種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凡事皆有利有弊。但仇富的消極作用也是很大的。仇富對富人造成的一個直接效應就是“怕”。

一方面，人們有通過消費成就自我的需要，從而相應就會產生一些炫耀性消費行為；另一方面，由於仇富心理的存在，一些富人也懼怕消費。因為消費有會可能引發一些不好的後果，如人身財產的不安全、周圍人的嫉妒等。而消費的抑制最終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所以，仇富對富人和窮人都會產生一些不好的影響，而不僅僅是對富人。因為沒有好的經濟增長，對富人和窮人都不利。

因為投資對富也是一種張揚。有投資，就有生產，也就有供給；同時，有投資也就有需求，因為投資需求也是需求的一部分。所以，投資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對國民經濟都有促進作用。從這點看，仇富對經濟的消極作用是長遠的。當然，仇富也會對一些非生產性投資有一定間接刺激作用，如用在安全保衛方面的投資就會有所增加，但非生產性投資對推動經濟增長沒有長遠效應。

中國婦女報有一篇文章分析指出，由於行善渠道不暢及富豪們擔心仇富的心態等主客觀原因的存在，阻礙了中國富人們的行善之舉。這種分析有一定道理。因為慈善也是一種露富的信號。而在仇富的環境下，露富的風險又是很大的。所以，儘管慈善會為慈善者提供一種精神收益，但在人身財產損失風險增大的情況下，減少慈善也符合個體理性的要求。而慈善的減少對社會的消極作用也是很大的：

（一）會更加刺激人們的仇富心理，導致人們認為富人是“為富不仁”。

當然，產生“為富不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這裡也有富人自身方面的問題，但仇富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二）不利於分配的合理化。

慈善是相對於市場和政府的第三種分配。慈善對補充市場與政府分配的不足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

（三）慈善的不足也減少了社會發展的人道性。

慈善體現的境界是“愛”，而仇富更多體現的是“恨”。“愛”是健康人性的基本要求，而“恨”是人性的異化。“恨”既是“惡”的副產品，也是是“惡”的催化劑。“恨”對社會而言，消極作用要遠大於積極作用。

仇富有可能導致資金外流，而資金外流對國內經濟發展是十分不利的。我國一些有錢人向國外轉移資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要大力發展經濟，這是解決問題的重要基礎和前提。有了大蛋糕，問題解決起來就會相對容易得多。

要不斷進行制度創新。制度創新的核心是要體現公平原則。在社會整體層面，公平與效率是有機統一的。公平不是平均。有了公平的制度體系，勞動者的投入與回報就能對等，勞動者的積極性也就高，社會經濟產出也就會有效率。所以，不公平的制度體系不僅會影響一個人的相對收入水平，而且也會影響到一個人絕對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時，我們應在政策制定和制度創新上要優先考慮社會弱勢群體的需要。因為這種做法與公平原則並不矛盾，而是對公平原則更合理的一種運用。

要積極推進法治國家建設進程，要嚴厲打擊各種違法違規行為。一是要大力懲治各種形式的腐敗，要堅決杜絕以權謀私現象。腐敗對仇富心理有很大誘發作用。二是要規範市場秩序，要嚴厲禁止坑蒙拐騙和市場欺詐行為，提倡公平競爭，要儘可能限制壟斷的消極作用。

要提高民眾的決策參與度。多做宣傳教育工作，提高民眾參與意識。

要建立和健全個人財產保護制度，產權界定要儘可能清晰。產權清晰一方面有利於養成尊重別人財產的觀念；另一方面，也有利於保護自己的合法財產和權益。

要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因為健全的保障制度既為人們提供了一種物質上的保障，也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心理上的安全感，這對仇富心理也有一種減輕作用。

要加強教育。要從小學和中學抓起，教育人們要樹立正確的財富觀和人生觀。既要提倡合理致富，也要提倡正確做人和待人。富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如果大家都這樣，社會也就有了和諧，仇富問題也就不成其為問題。特別是加強心理學教育，弘揚富人積極進取、開拓創新的精神；適當批判一些富人的剝削行為。在利弊中，社會文化應讓人們更多關注積極的方面，形成良性循環，減少仇富心理。

要進行人文精神方面的創新。寬容、理性、秩序等觀念是解決富人不合理致富和人們不理性仇富的基本人文要素。對此，要加大精神層面的開放力度。改革開放不能僅停留在經濟層面，物質建設與人文精神是密切相關的，二者構成一個互動的有機體系。要積極借鑒國外有益的東西。要在精神領域為仇富心理提供一個轉換和消解的平台。

在一定意義上，人們表達對於社會轉型時期一些“非法致富”、“為富不仁”者“惡行”的道德義憤，不能等同於對一切富者的嫉恨和敵視，不僅如此，隨著市場經濟制度化和法治化進程的日趨完善、以及現代社會心理的逐漸成熟，人們對於仍會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合理的收入差距將能夠理性地面對和寬容地接受。促成這種理性心態的形成應做以下方面的努力：

基於國情處理好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係，不斷完善促進社會公平感的增強和人們生活滿意度提高的政策措施和機制。對於處於社會弱勢的群體，如下崗者、失業者、貧困者、應屆畢業生等，應提供更到位、更人本的關懷，因為貧富差距更容易使他們產生失落感、不公平感等心理體驗，如果現實情況長期得不到改善，勢必會導致他們的心理極度失衡，甚至出現偏激化的“仇富”行為。

其內涵主要包括：（1）富者參與公益事業和支持慈善事業，在社會中形成“三次分配”或“道德分配”。富者應形成回報社會的自覺意識。（2）富者要塑造和維護好自身的社會形象。創富者必須依靠合法手段積累財富，必須按照法律規定交納稅款；在消費和生活方式上應更加理性和自律。因為富者的行為還會對社會產生示範效應，無形之中擔當著社會生活方式的引導者。

要使社會成員形成能夠適應現代社會變遷的社會心理，除了社會結構層面的優化之外，更重要的是培育新的文化觀念。改革開放以來，分配機制上對平均主義的打破，釋放了社會成員潛在的進取衝動。但是，與現代化相適應的嶄新的社會財富觀和個人致富觀還處在生長之中。

進取意識、致富願望是社會成員積極參與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也是營造一種充滿活力的社會氛圍的重要社會心理基礎。市場經濟帶給人們心理上最重要的收穫就在於：它彰顯了公平觀念。而這種公平與傳統社會裡所強調的結果公平不一樣，現代社會所嚮往的是出發點或機會的公平，在公平原則下競爭。由於每個人的能力和擁有的資源狀況有別，競爭的結果難免就會有所差異。對於這種差異，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深入以及現代社會心理的成熟，人們應該越來越容易加以接受。

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在完善的社會公平機制下，造就一個百萬富翁，需要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是幾代人的努力，富裕的機會成本比較昂貴，普通人只有通過踏踏實實的努力來改變自己和成就自己，也就很難對富豪形成敵對情緒。與此相反，中國的一些富豪，尤其是一夜暴富的富豪，比如當今某些煤老闆，他們為成為富豪而付出的成本異常地低廉，在他們的發家史上，往往與“腐敗、不公”聯繫在一起，是社會資源分配機制極端不平衡、公平機制極端不健全使這些煤老闆們在極短的時間內暴富起來。而與煤老闆們的暴富構成強烈對比的是，另一部分社會群體由於社會公平機制的不健全而日益窮困，有的甚至是直接因為暴富者對他們權利的踐踏所造成的。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在超過了一定程度之後，這種仇富心理也就急劇膨脹起來。另外，西方的富人在富起來之後首先要通過樂善好施和厲行節儉來改變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獲取社會的尊重，這種意識在後來逐漸演化成了統治文化，主宰著現代上流社會和中產階級的道德。於是，在許多發達國家，富人自己花錢小心翼翼，但給社會捐款則爭先恐後。相反，中國的許多富人只用財富界定自己的地位，而沒有任何精神傳統對其窮奢極欲進行制約。中國的富人在富起來之後，首先是要通過擺闊甚至是鬥富來獲取世人的艷羨，他們對財富的炫耀不是通過對窮人的捐助來實現的，而是要使自己的財富具體化和物質化。不但如此，中國的富人往往還會藉助於財富而帶來的便利對窮人進行直接或者變相的欺壓，這當然會使窮人不可避免地產生仇富心理。社會誤導的道德底線，完全想象惡鬥的黑社會犯罪規則都是耍賴社會眼線，要改變中國人的這種仇富心理，首要的不是窮人要改變什麼，而是富人要改變什麼。同時，政府應該建立“致富評估”機制，完善和落實能夠體現社會公正原則的制度化體系，從制定社會政策和法規的層面上，有效地促進和維護社會公正，遏制住這種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的局面。

當然，還有一種“仇富”是指對比自己富有的人產生的“仇恨”心理，這種“仇富”其實是一種嫉妒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