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耀性消費

一個朋友狠下心買了輛高檔轎車，結果不到一年價格跌去好幾萬元，我對他深表同情時，他說，其實他心疼的不是那幾萬塊錢，而是價格下跌后，他愛車的檔次也跌了下來。這位朋友沒說出來的潛台詞是，愛車的檔次跌下來之後，他的面子也跟著跌了下來。

很多時候，我們買一樣東西，看中的並不完全是它的使用價值，而是希望通過這樣東西顯示自己的財富、地位或者其他，所以，有些東西往往是越貴越有人追捧，比如一輛高檔轎車、一部昂貴的手機、一棟超大的房子、一場高爾夫球、一頓天價年夜飯……制度經濟學派的開山鼻祖凡勃倫稱之為炫耀性消費，他認為，那些難於種植並因此昂貴的花並不必然比野生的花漂亮，對於牧場和公園，一頭鹿顯然沒有一頭牛有用，但人們喜歡前者是因為它更加昂貴、更加沒用。

後來的經濟學家們將這種炫耀性消費的商品稱之為凡勃倫物品，甚至畫出了一條向上傾斜的需求曲線——價格越高，需求量越大。經濟學家們發現，凡勃倫物品包含兩種效用，一種是實際使用效用，另外一種是炫耀性消費效用，而後者由價格決定，價格越高，炫耀性消費效用就越高，凡勃倫物品在市場上也就越受歡迎。

前段日子有新聞說，天津一個商場兩周內賣出了20多部Ver tu手機，這手機多少錢？最便宜的好像4萬多，最貴的20多萬，天津人嘛什麼時候這麼有錢了呢？按照凡勃倫物品的兩種效用來分析，用一部20多萬元的手機打電話時，耳朵和嘴巴使用的通話功能可能只有幾百元，其餘的20萬元都打在臉上了；又有新聞說，天價年夜飯價格再創新高，達到了20萬元，同理，在享用一頓20萬元的年夜飯時，舌頭和胃享受的大概也只有幾百元，其餘的部分也都吃在臉上。

按照凡勃倫物品的定律，如果價格下跌，炫耀性消費的效用就降低了，這種物品的需求量就會減少。對於一位凡勃倫物品的崇拜者，同樣是這部20萬元的手機，如果1萬元賣給他，他也許根本不會瞧一眼，同樣是一頓20萬元的年夜飯，如果請他免費品嘗，大概也會被拒絕。因為這些物品里只剩下實際使用效用，不再有炫耀性消費效用。

凡勃倫說，有閑階級在炫耀性消費的同時，他們的消費觀點也影響了其他一些相對貧困的人，導致後者的消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炫耀性的成分。

炫耀性消費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經濟現象，但該現象長期以來被以“生產主義”為主導範式的社會學家們所忽視。當然，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凡勃倫倒是個例外。

凡勃倫於1899年出版了《有閑階級論——關於制度的經濟研究》一書，該書出版后即引起極大轟動。可以說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確 立並獲得大發展的時期，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機制及其發展過程中的異化現象，具有敏銳洞見的社會學家們從不同的角度給予了表達。K.馬克思從商品—貨幣關係入手，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精細分析，揭示了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M.韋伯則沉溺於對資本主義為什麼僅在西方世界獲得了大發展的探索；G.西美爾是從貨幣文化來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關係，他對大都市中的時尚等一系列社會現象進行了精彩的分析；E.塗爾干則尤為關注社會分工及其社會轉型（由機械械團結的社會轉變為有機團結的社會）過程中的失范、越軌等反常社會現象。

凡勃倫所生活的美國則更加引人注目。1894年，美國工業發展的速度已超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躍居世界第一位。1913年福特汽車公司設在密西根德爾朋的生產流水線隆隆馳下第一輛汽車，可以斷言，消費社會在美國已經初露端倪。經濟的飛速發展造就了一大批暴發戶（nouveaux riches），而這些暴發戶的行為則成了凡勃倫關注的焦點。凡勃倫以其敏銳的洞察親眼目睹了“鍍金時代”（golded age）的暴發戶們在曼哈頓大街購築豪宅，瘋狂追逐時髦消費品。有鑒於此，凡勃倫提出了“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這一社會科學界內的不朽語。但由於“炫耀性消費”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及其進化論框架、功能主義傾向、本能主義心理學思維，凡勃倫受到了廣泛的批評。一段時期，凡勃倫的著作甚至被湮沒在社會學的荒野中，無人過問。但自20世紀80年代以降，隨著西方社會由生產主導型社會（production-oriented society）向消費主導型社會(consumption-oriented society)的全面轉變，消費問題本身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關注，人們才愈益認識到凡勃倫的重要性。

當人們提到炫耀性消費，第一個想到的是炫耀，與此相關的是大把的花錢。

我們以為，炫耀性消費應當具有一些基本的標準，而這個標準的主要意義不存在於消費所產生的金額。第一個標準，是炫耀性消費應當是純粹的消費，因此我們需要鑒別一些貌似消費而實際上是投資的“消費”：譬如千金宴請客戶，其目的是為了賺更多的錢，消費只是一個幌子，一種公關手段。第二個標準，是炫耀性消費的心靈依附性。如果沒有心靈上對消費所產生的高人一等的依附、如果消費的目的不是為了“顯擺”，就不是炫耀性消費，譬如有的富人一點小毛病也要到大醫院開高價葯，這種消費只是人們對於安全和權威的莫名信任和歸托而已。

1、炫耀性消費對生產有很強的拉動作用。炫耀性消費又可稱為“顯眼的消費”、“裝門面的消費”、“擺闊氣的消費”，富裕者總是要通過購買一些昂貴的奢侈品或大講排場瘋狂消費來顯示自己的地位，要滿足這些富有者的消費慾望，就需要生產昂貴的奢侈品，就要創造可共他們瘋狂消費的條件和環境。

2、炫耀性消費有利於啟動市場，拉動消費。消費需求的擴大必然會帶來巨大的商機炫耀性消費更是其中的最大亮點。上海頂級私人物品集中展示了頂級名車、遊艇、私人飛機、珠寶名表、名酒以及各類豪宅別墅、高爾夫俱樂部、私人會所等。據統計，頂級私人物品展3天一共接待了超過7000位富豪，成交量達2億元人民幣。

3、炫耀性消費能增加國家稅收，調整儲蓄和消費的比重，並有平衡收入差距的作用。炫耀性消費能使相關產業升級和膨脹，高檔消費的同時也依法納稅，對拉動經濟增長和增加國家稅收有一定作用。而且炫耀性消費可以使相對富裕階層的貨幣財富積累減緩．也可以給貧困階層和打工族提供更多的賺錢機會，從而平衡收入差距。

1、炫耀性消費使人們價值觀扭曲，甚至導致個別人的腐化墮落。當人們看重自己的財富地位權貴身份時，就要盡其所能地去炫耀和攀比，把人生的目的和意義定位在不斷滿足日益升級的炫耀需求上。在很多腐敗案例中，一些高官為顯示自己的地位和權勢，大肆進行炫耀性消費，並為滿足慾望而放棄原則和法律，進行權錢交易，貪污受賄，直至腐化墮落。

2、炫耀性消費會導致資源浪費。有悖於創建節約型社會和可持續發展戰略。投入大量的資本和消耗大量的資源生產炫耀性商品：為了擺闊一擲千金、大肆揮霍這種非理性的消費耗浪費了本可以節省的資源和財物。我國資源狀況已經制約了經濟發展，滿足社會生產和人們生活基本需要的資源都難以保證，而炫耀性消費對資源特別是稀缺資源的耗費，則直接影響到創建節約型社會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

3、炫耀性消費使社會財富的效用沒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和體現，導致社會整體福利水平下降。炫耀性消費不僅使大量的奢侈品生產耗資巨大．而且這些消費者又以驚人的鋪張浪費將奢侈品化為廢棄物。享受不了的人有條件揮霍，需要的人又沒條件滿足。浪費的財富也只是滿足了富有者的虛榮心．這無異於實際財富的低增長和社會整體福利的下降。

4、炫耀性消費導致社會生產導向不合理，不利於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炫耀性消費使大量資源和財力投入到可供浪費的生產中。而社會為滿足人們的真實需求正缺乏資源和財力的投入，大量的扶貧工程急需財力支持。所以炫耀性消費與我們的富民政策也是相悖的。

20世紀中葉以後，社會學、消費者行為學和營銷學的學者借鑒了此前經濟學家的基礎性研究，並大量引人心理學和社會學的方法，對炫耀性消費尤其是奢侈品需求進行了廣泛而又深入的研究。相比之下，傳統的經濟學方法在這一研究領域不再具有優勢，進展緩慢。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博弈論、信息經濟學方法被逐漸採用，經濟學的炫耀性消費理論又迎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上文講到，早在1948年，作為博弈論先驅之一的Morgenstern就意識到研究消費者之間的相互影響需要使用博弈論工具。但是，他的觀點一直沒有受到重視。其實，凡勃倫理論中的“歧視性對比”與“金錢競賽”，天然地適用博弈論和信號模型的分析框架。

Frank(1985)的研究最早打破僵局。他認為，炫示效應因商品種類不同而不同。他把商品區分為兩類：一類是可以看到的有形商品，如汽車和住房，與其他人所擁有的同類商品的比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這些商品的價值，即這類商品的消費會影響消費者在某一社會環境中的相對地位，故被稱為位置商品(positional goods)；另一類商品的消費是外界無法看到的，如儲蓄產品和保險單，因此被稱為非位置商品。Frank的研究就是考察人際比較怎樣對不同種類商品的消費產生影響。Leibenstein雖然詳盡地考察了個體消費行為的相互影響，但消費者的購買決策是獨立做出的，Frank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研究了消費者可以合作決策時的情形。

他首先用一個簡單的戰略式博弈證明，在存在人際比較的情況下，消費者的非合作決策會導致一種“囚徒困境”式的均衡結果，即炫示效應將使得消費者消費較多的位置商品和較少的非位置產品，達不到整體最優福利水平。進而，Frank證明了三個命題：

(1)如果消費者可以合作決策，他們對非位置商品(位置商品)的需求數量多於(少於)消費者獨立決策時的需求；

(2)單個消費者的效用水平在合作決策時高於非合作決策；

(3)如果收入增加(減少)，非合作消費決策對非位置商品預算份額的增加(減少)會快於(慢於)合作消費決策。

命題(1)和命題(2)其實說明，合作消費決策能夠克服非合作決策時的“囚徒困境”。因為，將更多的資源花費在位置商品上對單個消費者或許有助於提高相對社會地位，但這種針對其他消費者的“冒犯”信號顯示，會引致其他消費者的“防禦性”信號顯示，最後大家都在位置商品上花費過多的資源。

Frank也簡單地講到低收入階層對高收入階層的模仿傾向與衡量個人能力(財富與收入)的信息的充分性和有效性是負相關的。穩定的社會網路能夠提供更多的衡量信息，而不穩定的社會環境提供的衡量信息比較少，所以後面一種環境中的消費者對位置商品的需求較多，對非位置商品的需求較少。從生命周期角度看，人的年齡越大，衡量他的能力的信息越充分，故老年人對位置商品的需求不大。婚前、婚後的消費行為變化也印證了上述論斷。

Bagwell和Bernheim(1996)把凡勃倫效應定義為“出於炫耀財富的需要，願意為功能相同的商品支付更高的價格”，而炫耀財富則是為了贏得理想的社會地位。他們假定，炫耀性商品與一般商品的內在功能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它們被賦予了炫耀性色彩。他們倆設計了一個四階段博弈模型：

第一階段，在位廠商為炫耀性商品選定質量水平和價格水平；

第二階段，潛在競爭者觀察到在位廠商的信息，決定進入與否；

第三階段，消費者觀察到廠商的信息，決定購買炫耀性商品的數量，並把所剩資源用於購買非炫耀性商品；

第四階段，社會生活圈子觀察消費者的購買行為，推斷他的財富水平，並給予相應的社會地位。個人的社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社會生活圈子對他所擁有的財富水平的認定，但財富水平是私人信息，外界無法觀察，這使得個人有動機通過炫耀性消費來爭取理想的社會地位。由於假定商品是無限可分的，所以炫耀性消費方式可以是購買高價炫耀性商品，也可以是購買大量價格較低的商品，或購買高質量的商品。當財富水平高的消費者和財富水平低的消費者的無差異曲線滿足史賓斯一莫里斯分離條件(Spence-Mirrlees sorting condition)時，凡勃倫效應不能在均衡狀態下實現。在此條件下，購買炫耀性商品大大擠佔了對非炫耀性商品的消費，而且存在邊際替代率遞減的普遍規律，所以低財富水平消費者與高財富水平消費者競相購買炫耀性商品(即金錢競賽)的成本高於他們從中獲得的效用。既然如此，高財富水平的消費者也沒有動機高價購買炫耀性商品以求區別於低財富階層(歧視性對比)。他們在這一條件下完全可以通過在低價位增加購買數量來炫耀財富，所以狹義的凡勃倫效應不會出現。

其實，Ireland(1994)已經用一個簡單的模型得出了這個結論。但Bagwell和Bernheim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論證了在不能滿足史賓斯一莫里斯分離條件時(兩類消費者的無差異曲線相切)確實存在凡勃倫效應，而且這種存在性在現實中是完全可以實現的。此外，Bagwell和Bernheim一再強調對炫耀性商品的消費是由需求驅動的，供給方面的競爭狀態與具體決策對博弈結果沒有實質性影響。因此，炫耀性商品(現實中的奢侈性品牌商品)的價格一定是消費者能夠接受的價格，只要單位商品稅不超過價格與邊際成本的差額，價格就不受奢侈品稅的影響。但對奢侈品的需求是否完全取決於凡勃倫效應，有待實證研究的支持。

Pesendorfer(1995)用重複的約會博弈(date game)模型來解釋在不斷更新的時尚周期中消費者如何進行消費決策以贏得理想的社會地位(通過約會交際的形式)。該研究的特色在於：一方面，引入動態的重複博弈；另一方面對供給方的研究比較充分。此外，Pesendorfer假定炫耀性商品(主要是耐用消費品)的消費在某一時刻呈現單一性和不可分割性，與Bagwell和Bernheim的無限可分假設相比更加貼近現實。但Pesendorfer的注意力在於對追求時尚和相對社會地位的動態解釋，在每一期博弈中沒有對從眾、勢利等效應進行區別。

Pesendorfer認為，時尚的目的是在社會交往中把人分為不同的類別，希望與一類“適宜”的人交往的願望引致了對新的設計樣式的不斷需求，時裝、汽車等耐用品的設計樣式正是一種顯示個人質量(收入、品味、受教育程度等)的信號，但對設計樣式質量高低的篩選歸根結底需要通過價格來實現。如果價格充分高，高素質人群就可以與低素質人群區別開來，因為均衡狀態下合乎時尚的消費者絕大多數屬於高素質人群。

Bagwell和Bernheim假定炫耀性商品與一般商品的物理功能完全相同，這樣一來不同類別廠商的生產成本差異就被不自覺地忽略了。Pesendorfer在這一方面做了更符合現實的設定，即時尚商品樣式的設計費用(包括廣告宣傳費用)是一個大小不等的固定成本，而複製樣式的邊際成本為零。為了補償設計費用，廠商需要對新的設計樣式定一個高價，固定成本越高，價格越高，維持時間(相應的時尚周期)越長。因此，Pesendorfer認為，時尚奢侈品的高價主要是由供給方驅動的，這與Bagwell和Bernheim的需求方驅動觀迥然不同。此外，他還指出廠商的市場力量或聲譽可以影響價格水平和時尚周期的長短。當然，社會習慣對炫耀性消費的刺激也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這種刺激，時尚設計費用無法通過一般的消費方式得到補償。

重複博弈的每一期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生產者決定是否創造新的設計樣式以及如何定價；

第二階段，消費者決定購買哪一種樣式，且每一種樣式肯定會有消費者購買；

第三階段，消費者獲得消費某一樣式的商品，並依照一定的規則獲得和另一個消費者配對約會的機會(實現某一社會地位)。

在一期博弈的最後，每一對消費者(局中人)分開，新一期博弈開始。在新一期博弈中，每個消費者(局中人)的歷史信息都是不可觀測的。Pesendorfer把混同均衡和分離均衡定義為平均結果(egalitarian)和優越結果(elitist)。實現優越結果有兩個條件：一是高素質階層對約會對象的衡量標準大大高於低素質階層(這個條件直接蘊涵在Pesendorfer設定的效用函數中)，直觀地體現了不同素質人群的差異；另一是生產者有充分的市場力量保證時尚周期不會太短，即時尚產品的價格不會在較短時間內降低。這說明凡勃倫效應是供需雙方共同作用的結果。

子博弈精鍊均衡是一個弱馬爾可夫協調均衡(weak Markov coordination equilibrium)。在這一均衡條件下，時尚周期將周而復始，永不停息。Pesendorfer也認為，炫耀性消費是一種浪費，給社會福利造成損失，如果沒有時尚和對時尚以及社會地位的追逐，所有的消費者都會受益；明晰的社會結構將有助於降低顯示信號的動機，這一點他與Frank的觀點一致。

Corneo和Jeanne(1997a)進一步討論了供給方的行為，他們把炫耀性消費理解為社會風尚甚至社會規範，以Akerlof和Romer關於社會習俗(規範)的經濟理論為基礎，研究在炫耀性消費過程中供給方對需求方的影響。但他們否認社會規範都是約定俗成的，炫耀性消費作為一種社會規範就可以被廠商創造出來。這種創造類似於長期投資，廠商在跨期利潤最大化的驅動下有進行此類投資的激勵。Corneo和Jeanne沿用Leibenstein的從眾效應和勢利效應概念，驗證了在什麼條件下供給方有動機創造具有從眾效應和勢利效應這樣的消費習慣。雖然他們的研究凸現了供給方在炫耀性消費過程中的作用，但其實並無新意，因為這一領域早已充斥大量營銷學、廣告學的文獻，他們只是進行了經濟學描述。

Corneo和Jeanne(1997b)用一種新的視角解釋了凡勃倫效應的產生機制。他們也假定炫耀性商品具有不可分割性，沿用了Leibenstein的分類，並把從眾效應解釋為“擔心被認為是窮人”，把勢利效應解釋為“希望被認為是富人”，這恰好與凡勃倫提出的“歧視性對比”和“金錢競賽”相吻合。因此，他們沒有單列Leibenstein提出的所謂凡勃倫效應，而是把對凡勃倫效應的研究寓於前兩種效應之中。他們認為，從眾效應和勢利效應的產生依賴於社會規範如何通過相對收入來決定社會地位，消費者關於炫耀性商品的消費決策建立在對社會地位提高與非炫耀性商品消費損失進行權衡的基礎之上。

Corneo和Jeanne的創新在於，他們提出消費者消費炫耀性商品的動機在於追求炫耀性商品的信號價值(signaling value)，而信號價值對從眾者和勢利者是不同的：購買某種炫耀性商品的人越多，該商品對從眾者的信號價值越高，而對勢利者的信號價值就越低；反之，購買者人數越少，該商品對從眾者的信號價值越低，而對勢利者的信號價值就越高。關鍵的變數是消費者的數量。既然消費者消費炫耀性商品的動機在於追求它們的信號價值，所以只有在價格上升能夠提高商品的信號價值時，凡勃倫效應才會發揮作用。此前的研究者都只重視價格，比如Leibenstein把凡勃倫效應描述為一條向右上方傾斜的市場需求曲線。這其中的區別在於：凡勃倫效應究竟是產生在某一商品市場上，還是產生在某一個(或多個)消費者群體中間。因為價格在市場上一般是統一的，而信號價值則因人群而異。

Corneo和Jeanne沒有把凡勃倫效應套用到整個產品市場，而是應用於某一消費者群體。他們的研究結果是，凡勃倫效應存在於以下兩種情況中：首先，如果消費者是勢利者，此時即使對某種炫耀性商品的市場需求曲線是向右下方傾斜的，仍然會出現凡勃倫效應，其產生過程是：價格上升，消費者數量減少，該商品對勢利者的信號價值上升，促使他們增加購買。其次，當消費者是從眾者時，也會出現凡勃倫效應。如果炫耀性商品的信號價值隨購買者人數的增加而提升，那麼從眾者需求曲線是向右上方傾斜的，即價格越高，需求量就越大。這個結論與凡勃倫的理論相契合：炫耀性消費不是有閑階級(勢利者)的專利，所有的社會階層都有此偏好。但Corneo和Jeanne沒有說明在第二種情況下向右上方傾斜的需求曲線究竟是產生凡勃倫效應的原因還是凡勃倫效應的結果，只是指出，當消費者是從眾者時，需求曲線有可能是向右上方傾斜的。而且，他們的模型還忽略了兩類消費者之間的相互影響。

Comeo和Jeanne認為，如果凡勃倫效應已經發揮作用，那麼增加對炫耀性商品的徵稅只會提高其銷售價格，進而提高消費者的需求，根本收不到抑制炫耀性消費和提高社會福利的效果。

Corneo和Jeanne(1997b)曾簡單討論過從眾效應和勢利效應與公共物品消費方面的搭便車問題，Jaramillo(2003)也從這個角度對炫耀性消費進行過闡述。他認為，炫耀性消費推動了社會分離，將社會分割成各種社團。即使人們並不喜歡炫耀性商品，仍不得不參與一種信號發布競賽以期進入某一社團，因為他們將從與該社團的交往中獲益，比如友誼、求職信息、商業機會等是在社團外不能獲得的資源。從這個意義講，社團可以被視為一種地方性(或階層性)公共物品(local public good)。公共物品的消費自然會存在搭便車問題，炫耀性消費恰恰能為地方性(或階層性)公共物品產生一種針對團體外人員的排他性，比如高檔藝術品的消費就是一種阻止別人躋身上層社會的壁壘。

Jaramillo設計了一種兩階段博弈：在第一階段，人們進行炫耀性消費，展示其本來不易觀察的稟賦，通過這一信息的傳播，來形成社團；第二階段，社團形成以後，其成員繼續對地方性公共物品進行投資，並從中獲得社團以外所無法獲得的資源。在博弈中，炫耀性消費是一種承諾和一次性投資，如果這種承諾要求不高，就會產生混同均衡，社團也無法形成。

Jaramillo的模型構造並無新意，但卻對炫耀性消費的社會經濟內涵做出了更充分的解釋。他設定的效用函數顯示，炫耀性消費本身不產生效用，人們不是單純地為了追求地位而追求地位，效用來自於社團形成后帶來的地方性公共物品。而且，根據博弈的結果，在社會中富裕人群的比例或概率(這是博弈參與人的公共信息)下降以後，進行炫耀性消費的激勵也會減弱，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社團能夠形成，但受規模限制，地方性公共物品也只能產生有限的效用。可見，炫耀性消費活動之後的收益非常重要。從另一個角度看，高素質(收入)人群進行炫耀性消費以努力區別於低素質人群，也不是單純的社會學意義上的“歧視性對比”，而是因為不能容忍後者搭便車消費地方性公共物品。

現代社會中，不管承認與否，人們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炫耀的傾向，這可能是生物進化的產物，是有其積極功能的，當然也有消極功能。炫耀是不可能被剷除和滅絕的。但炫耀應該選擇合適的手段，不一定要窮奢極欲，不必非要靠購買一些炫耀性商品來表示，關鍵是還要認清消費者自身的身份。消費是要同自身的文化內涵相匹配的，盲目追求炫耀或超出自身經濟條件去創造社會認同，這是消費文化不成熟的表現。成熟的消費者往往會根據自己的個性以及對自身形象的預期選擇商品，首先看重的是商品所包含的文化內涵或風格屬性，而不是商品的含金量或華貴屬性。

炫耀性商品除作為商品外，更多的時候是一種符號，它除了提供高品質的商品和服務外，還體現相應的文化內涵和所屬的社會階層。炫耀意識實際包含了更多現代社會的消費觀念、生活方式和流行時尚等信息。炫耀性商品能帶來的是獨特的設計和明顯的風格、高品質和高品位，還有昂貴的價格，但還有一點往往被忽視的是其積澱的獨特精沖和見解。毋庸置疑，現代的人們已經邁進了一個符號痴迷的時代，當下所面臨的視覺客體和審美客體已經完全相異於之前的任何時代，構成了炫耀符號的痴迷現象。不懂得這些，就不要盲目消費，對於任何一件商品來說，只要從中體會到品味、精緻、創意，那就是最好的消費。

中國式的炫耀性消費

歐洲人不論什麼階層，大多對奢侈享受都有一種複雜、奇怪、說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神往與反感兩者兼而有之。法國人的態度比較典型，法國人是個喜歡享受的民族，他們認為節儉固然是美德，奢侈也是每個人的生活權利。但在中國的市場化城市社會中，大多數人對奢侈品消費 的態度通常都比較矛盾：一方面，從道德上對奢侈消費既妒忌又鄙夷，它是有錢人的標誌，是奢靡享受的代名詞，並且使用者大都是能搜刮社會財富的人，另一方面，內心並不排斥自己對奢侈品的嚮往，在自身條件可能的情況下，無不想嘗嘗奢侈品的滋味。在鳳凰電視台的世紀大講堂的一次現場測試中，幾乎所有的人都厭惡富人，但幾乎所有的人又都想做富人。

一個標準的中國式奢侈品消費者存在兩種分裂的形象：一種情況是平時穿著規矩的套裝，進出於高檔寫字樓、政府大廈、高校大門，具有不同的學位，每年有各種機會和理由到國內外去參加各種會議連帶旅遊；另一種情況是穿著皮爾卡丹的西裝，開著“廣本”轎車，系著金利來皮帶，用帶有濃重鄉音的普通話告訴北京、上海或者廣州的“友誼商店”的某位售貨小姐“買塊勞力士金錶”。

中國式消費有一種標榜性和誇示性，這不完全等同於西方的炫耀式消費。西方的炫耀式消費具有普遍性和自然性，它是為了一種興趣、一種生存感受性，或者保持一種與身份相應的教養和尊嚴，而中國的炫耀性消費是標誌性的，不是為了生存感受和尊嚴，而是為了地位和身份：只有這樣消費的一群人才能這樣消費，只有這樣消費的才屬於這一群人，他們要藉此區別與他人的不同，要標榜自己的社會地位，例如說，開一輛高不成又低不就的轎車，對他們來說是很神氣的。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多情況下，消費是一種權力和財富的標誌，標榜性是這種消費性的主要特徵：可以不這樣做時和不可以這樣做時，或者不必這樣做時，都要這樣做。

消費常常已經不是消費了，而是一些城市裡的小農暴發戶的代稱，他們試圖通過消費物品來把小農品位打扮得更有情趣，他們這種願望是在和他們一樣具有小農式消費精神的人群中實現的，有人欣賞和吹捧，他們才能自鳴得意。這種消費生存，既扭怩作態又嘩眾取寵，具有形式化、表面化、裝飾化的時尚性和標榜性效果。例如說，擁有一輛雅閣本田便可以使自己神氣、使別人羨慕，這就遮蓋了自己骨子裡的小農的委瑣，因為一輛小轎車的表現是很氣派、很氣質、很風度、很教養的。仗著讀過學士、碩士、博士，在有錢掙、有地位撐、有前途奔的地方混著，家裡不多不少剛好有兩個書架排滿著，依靠知識就是力量的偽裝、依附於權力主流而暴發起來的人，成為追逐消費主義生存的主導人群。他們在消費時自以為自己像個貴族，把自己裝扮得高雅時尚，可骨子裡還是小農。

這使中國的消費行為與人們的生存精神和生存現實、與反映這種精神的文學的關係複雜化了，它讓消費中的物質與精神的兩個層面分離了，也讓文學與現實在一定程度上分離了，人們所看到的消費主義文學情景，由於其片面性和精神的虛假性，使人們無法從中看到更真實的現實。

非炫耀性消費

今天，炫耀性消費已經走進千家萬戶，那麼，超級富豪們又如何炫耀他們的財富呢？

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在Champs Elysée s的重開，是為普通大眾提供奢華消費而精心設計的一次排演。新開的店裡，華麗的藝術裝飾門廊下，端莊的法國女士――傳統奢華時尚品的主流消費者――與身穿牛仔褲T恤衫運動裝的少女，肩並肩相互依偎著選購產品。這些少女可能是她們女兒，但更可能是：說唱歌星或周末到此一游的英國工薪階級。

是什麼為這些傳統奢華品消費者帶來新夥伴呢？當然，這樣講太文雅了些。但他們似乎覺得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做工精緻的手提袋、鞋及其他奢侈品應當如以往那樣僅為他們所獨享。但是，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的總部LVMH Moët Hennessy Louis Vuitton則希望憑藉品牌進一步拓寬自身市場，當然，前提是不失去現有顧客。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的產品是尊貴社會地位的象徵，因此，如果無法再以此來標榜自己與眾不同的地位，傳統顧客就可能不繼續在此購物。

毫無疑問，從這一方面來看，LVMH的產品獨一無二。LVMH的產品和服務曾經只是少數富裕階層的保留權利――從帶標誌的手提袋、快車運送、衣服定製到家庭服務，這些正漸漸進入普通平民的生活中，可能還沒普及到每一個人，但全世界已有幾百萬人能夠享受到這些服務。這可能讓像羅伯特－弗蘭克這樣的常令人不快的經濟學家大跌眼鏡。幾年前，羅伯特－弗蘭克寫了一本書，該書在這個新的“過分揮霍的時代”被指責為掀起了一股“奢侈消費浪潮”。但毋庸置疑，這種的趨勢讓那些能夠長期承受高消費的超富人士十分沮喪。關鍵是，人們可能會將這些產品視為普通用品。

一個多世紀前，托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寫了《有閑階級論》，在該書他創造了一個短語：炫耀性消費，表明在奢華而無用的產品和服務上花錢是“財富的證明”，而無能力購買足夠數量的高質產品則被視為身份不高貴的劣等人。不過，萊德伯里（Ledbury）研究所的James Lawson說，在21世紀，“成為一名炫耀性消費者越來越難”。萊德伯里（Ledbury）研究所是一家為奢華品行業提供市場趨勢諮詢的公司。那麼，如今，一位億萬富翁做什麼才能引起注意呢？

大眾奢侈

一石激起千層浪，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起了帶頭作用。10月份，世界奢華品大會在東半球召開，地點是既古典風格又氣勢雄偉的四季喬治-V五星級酒店。會議的內容都是關於如何挖掘潛在顧客，包括富有階層和新興的有錢階級――奢侈品的新消費者。

百萬富翁越來越普遍。根據美林證券（Merrill Lynch）和Capgemini的最新年度調查，2004年全世界共有830萬戶家庭的資產不低於1百萬，比年初增長了7%。這些“新貴”迫切希望得到社會的認可，於是，他們在“老貴族”們的常用品牌產品上大肆消費。在發達國家，我們見到的明顯例子就是“Bling”牌子的崛起。說唱歌星最先穿戴“Bling”產品：珠寶、鑽石及其他奢侈品，以此來炫耀自己的身份。英國簡約風格的Burberry-loving“chavs”也是同樣的情況。Burberry在開拓市場方面被公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如今它也明白並非每位新顧客都值得期待。它撤回了設計獨特的格子花紋棒球帽，正是因為chavs太受歡迎了。

在發達國家，奢侈品消費者大增體現在兩種趨勢：第一，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採用“購買高價物，出售低價物”的採購策略。很多傳統中等價位消費者越來越願意購買大量價格極便宜和少數貨真價實的奢侈品，而不願在中等價格的產品上花錢。這些奢侈品超過了他們的消費水準。

這種“有選擇性奢侈消費”的“少量奢侈品擁有者”人數保持增長。以前僅為全價購物的傳統主顧提供服務，如今他們也能夠享有。由某些公司譬如NetJets出售私人噴氣機開始，“少量奢華品擁有者”引起市場關注，隨後，他們又擴展到購買豪華度假勝地、快車及其他等等。在美國，人們經常由手提包來推測你的財產，有“手提包有多好，財產就有多少”的說法，因此，那些“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人們紛紛租賃品牌包。而在英國，前賽車手Damon Hill展開了P1國際A級會員項目，入會費為2500英鎊（約4300美元），另加每年13750英鎊的會員年費，便可獲得每年50－70天的車輛駕駛時間，會員可以在陸虎（Range Rover Sport）、賓士或法拉利中任選一款。

結果，“傳統富人能得到的，新興富有階層通過入會也能夠得到，而且付出的價錢要低得多”，Mr Lawson說，這對那些一心希望成為“炫耀性消費者”的人來說可不是什麼好消息。因為別人會問：“我怎麼判別那些開著法拉利超車的是車主，還是僅僅只在周末將它租下的會員呢？”

在一些經濟新興國家，譬如俄羅斯、印度、巴西和中國，奢侈消費需求也在急劇增長。美林證券（Merrill Lynch）分析人士Antoine Colonna估計，2010年，中國消費者在奢侈品消費上已佔全球奢侈品消費總量的11%，其中，大部分收入來自海外消費。他預測，到2014年，中國消費將會超過美國和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奢侈品消費國，屆時，全球奢侈品消費收入將增長24%。

同時，這些新興消費者十分喜好頂級奢侈品牌產品，而這些品牌的老闆也日益急切的投其所好。毫無疑問，俄羅斯的“炫耀性消費者”正在茁壯成長。著名的寡頭政治執政者阿布拉莫維奇（Roman Abramovich，已出獄）定下了莊園府邸、滑雪勝地及足球隊的新收購標準。

再訪托爾斯坦·凡勃倫

以往的富裕階層，會購買更大的房子、更長更豪華的遊艇或者從其主顧公司獲取特別服務，以此來顯示自己的與眾不同。但是，隨著人們消費觀念的變更，大公司已經無法從這些表象來判斷了，更無法由此作出邊際效用預算。同時，大眾也越來越不願太過張揚了。即便是2001年盛行一時的太空旅行，當時，Dennis Tito支付了2000萬美元以參觀國際太空站，這個話題不久也會變成老生常談，讓人覺得毫無新意。

炫耀性消費越來越無法顯示出自身的財富以及地位的尊貴，那麼，傳統消費者會不會放棄這種消費方式呢？《風格的本質》的作者Virginia Postrel表示，炫耀性消費對於那些剛脫貧不久的人來講相當重要，經濟新興國國民比較偏向於這種消費方式。而在發達國家，擁有身份地位的人更看重娛樂消費。比如，一位剛剛進入超富行列的女士會去購買私人飛機，但不久之後，她又會說：“不和普通人一起在機場候機也顯示不出我和他們有多大的區別。”於是，她也改變消費方式。

LVMH的老闆Bernard Arnaud十分喜愛的哲學家Gilles Lipovetsky在他的新書《超現代時代》（Hypermodern Times）中創造了這樣一個詞：“超消費”。這種消費已經普及到生活各個方面，它鼓勵人們不要為提高社會地位而是為活得更快樂而消費。H.L. Mencken的觀點比1919年Veblen的更清楚，他說：“我是喜歡吻一個漂亮女孩，還是一個女傭呢？不言而喻。因為連守門人都可以吻女傭，而漂亮女孩則讓我更開心，感覺更好。”

然而，由於擔心自身的身份被遺忘，富人們展示他們自己身份的方式越來越複雜。隨著不平等現象在發達國家日益明顯，一些富豪擔心這麼張揚的消費會招致大眾的嫉妒，想方設法搶走他們的財富。例如，現在有些汽車行業專家就為最新豪華轎車的利潤太過微薄而抱怨不已。

同樣，還有傳統炫耀性消費和“自我娛樂”，Ledbury研究所確立了富人消費的兩個動機：顯示鑒賞力及成為“最先嘗試者”（Early-Adopter）。毫無疑問，這樣的消費很能顯示自己的身份。他們便如鑒賞家般由於知識豐富而受到尊敬，譬如，他們能夠品嘗出哪種才是久釀的好酒，也能甄別瑞士手工手錶的真假。“最先嘗試者”（Early-Adopter）則指那些率先使用新科技產品人士。矽谷的百萬富翁可以使用水陸兩用飛機來避開海灣大橋的塞車。有的百萬富翁則出5萬美元使用新科技來克隆他們的寵物貓。

潮流領頭人Marian Salzman說，在美國，日益明顯的炫耀性消費體現在：將小孩送到最好的學校接受教育。今天，進入哈佛大學就讀就是頂級奢侈消費。加入某些俱樂部也能體現自己的社會地位。如今，美國年輕富有一代喜歡加入紐約的中心俱樂部。只有接受邀請才能加入這些俱樂部成為會員，入會費為55000美元，每年繳費12000美元。

但是，在這個大眾奢侈消費的時代，尊貴的社會地位真正體現在“炫耀性非消費”。然而，這並不是如David Brooks在“波波天堂”中所描寫的：衣著破舊，開著破車。他稱這是波波一族的發展趨勢。這種方式只能證明你確實富有，但卻不能證明你懂得正確消費。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非消費”呢？舉個例子：當今的慈善事業越來越流行，像比爾蓋茨夫婦基金這樣的機構，將幾十億美元捐贈於慈善事業。這就是典型的富豪式“非消費”。新加入的慈善家也希望他們的捐贈能為他們帶來好聲名。可見，這和托爾斯坦·凡勃倫“完全是浪費金錢”的說法並不相符。因此，這些慈善家當之無愧應當被冠以“富人”的稱號，同時他們也為州政府稅收做出貢獻。不過，話說回來，那些並不在乎“炫耀性非消費”的美國富人，比如老比爾蓋茨（比爾蓋茨的父親）及華倫－布菲，則為著州政府廢除房地產遺產稅而四方奔走。

在第四屆中國瀋陽國際美食節上，因耗資20萬元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的“滿漢全席”在炎熱的空氣中慢慢變質。主辦方稱，當3天展演期結束后，這些真材實料、耗巨資製作的美味佳肴大部分將倒進垃圾桶，小部分爭取製成“標本”。

耗資20萬元舉辦“滿漢全席”不但極盡奢華，而且最終要倒掉，此乃典型的奢侈浪費行為，因此，自然會受到媒體和公眾的廣泛批評。我們不知道主辦方作何感想，或是認識到了自己的做法不妥，或者甚至感到委屈和不滿：我花自己的錢，與你們何干?

當今社會，有這種心理的人還少嗎？住房追求高標準、大面積、內部豪華裝修；汽車追求排放量大、豪華型的，經濟小型車被歧視。還有一餐15萬元的年夜飯，售價上萬元的“天價月餅”，標價數十萬的“金書”、“金畫”等等。總之，如今人們在生活方式上普遍追求奢侈，追求低級趣味的暴發戶心態正在一部分人當中滋長，我們正墜入一個五光十色的消耗旋渦中。而且，人們還振振有辭地說:“我花自己的錢，礙別人什麼事?”

確實，在一個尊重個人選擇的社會裡，任何人都有消費的自由選擇權。但是，不管你是誰，你有權花錢，但你無權浪費！人們的“炫耀性消費”，不但是過度消費能源和資源的問題，而且暗含著消費公共稀缺資源的負面影響。使用資源能源雖然是市場行為，但資源能源一旦被消費便不復存在。而且，任何資源能源都是社會公共的，任何人只有依法合理使用的權利，卻沒有浪費揮霍的權力。你富有拿得出錢，但這不是肆意浪費的理由。即使你使用付費了，你也無權暴殄天物!

正如潘家錚院士所說:“你有錢，可以去吃10萬元一頓的盛宴，但不能剩下大量食品丟入泔水桶，剩菜就要重罰；你可以去住10萬元一夜的總統套房，但不能浪費自來水；你不能為追求創吉尼斯紀錄去做一隻4噸重的湯圓，結果沒有鍋能煮它。總之，你愛花錢就去花，但你沒有權浪費資源，這要遭到全社會的譴責和法律禁止。”

“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節約作為一種美德，不僅僅是簡單增強節約意識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培養科學消費方式的問題，而是事關經濟社會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我們的子孫後代生存何以為繼的大問題。因為在今日中國，資源能源危機也不再是“危言聳聽”。因此，我們必須積極引導全體社會成員牢固確立以節約為榮、以節約為美的生產生活理念，建設節約文化，倡導節約文明，教育每個公民過節儉、文明、健康、科學的生活，恥於“炫耀性消費”，從而真正形成“節約光榮、浪費可恥”的社會道德風尚。

2005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空前火爆，報名人數與通過資格審查人數雙創歷史新高——全國有54.1552萬人報名這次公務員考試，通過資格審查者為31.0656萬人，競爭8400多個工作崗位，人才的供求比例高達37∶1。

公務員報考熱浪灼人說明了什麼呢？

報考公務員，在很多人看來不過是一種職業選擇。但往深處一想，它折射出國人頭腦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

還記得小時候，父母常念叨的一句話就是：“大小是個官，強似賣水煙。”在人們眼裡，吃公家飯的公務員就是“官”，“官”編製外的村官也是“官”，而在戲台上被戲稱為七品芝麻官的縣“官”則更是父母官。

從這個角度上說，報考公務員就是想當“官”，喜歡做“官”。從中國數千年的文明演進歷史來看，當官好、好當官的邏輯自然是秉承了“學而優則仕”這一“優良歷史傳統”，而國家近幾年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屢創歷史新高的事實則再度印證了這一傳統。

將熱衷做“官”的話題轉移到市場供求的角度，自然不能不提德國人君特·普爾。1980年，君特·普爾通過對德國有關炫耀性消費進行調研，進而在其發表的經濟理論分析著作中指出：“官”職位（產品化）本身也是一種炫耀性消費。

從這個角度上說，人們對公務員的熱捧意味著公務員被貼上了炫耀性消費的標籤，它被用來告訴別人貼上這個標籤的人不僅與眾不同，而且在智力、財富和社會地位上都高人一等。

在經過了20多年的經濟改革和GDP急速增長之後，富裕的中國人對奢侈品、炫耀性消費和身份的追求已成為這個社會發展的動力之一。正是人們對炫耀性消費創造尊敬的迷信和中國傳統文化中官本位思想的不謀而合，使公務員職位產生了溢價效應，引得國人競相追逐。

有競爭才有壓力，有競爭才有發展。想當“官”的人越多，報考公務員的人越多，自然要優中選優，其結果必然會提升公務員的整體水平，提高其憂患意識。從長遠來看，必然會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

不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創造出來的眾多就業機會面前，如此眾多優秀的人才熱衷於當“官”做“官”，並且報考人數在某些地方竟比考研還熱，不能不讓人產生些許疑惑與擔憂。

儘管，國家有關部門對出現這種情況給予合理的解釋，如計劃錄用職位數增多、資格與身份限制條件減少、公開性與透明度增加與職位本身的吸引力增強等，可以消解不少疑惑，但並不能完全消除。比如說，有不少人寧願棄現有職業的高薪而就公務員職位相對的低薪，報考管“官”的“官”（人事部）的比例要遠遠高於其他“官”，等等。

對於上述高薪就低薪的疑問，一種合理的解釋是國家人事制度管理規範，安全性與可預期性較高，從而吸引力增強。不過，由此折射出來的問題卻是，企業的人事制度管理不規範，安全性與可預期性較差。

而熱衷於做管“官”的“官”，自然不能以安全性和可預期性一言蔽之。因為，儘管做管“官”的“官”本身也不過是一種職業技能要求，但如此巨大的供求缺口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熱衷管“官”者的另類期待。從經濟學的角度上講，“官”職位的法定授權意味著權力租金空間的存在，對權力租金的期待和追求就是權力尋租，尋租的結果自然是腐敗的出現。所以，對管“官”職位的熱衷乃至“官”本身的熱衷，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來的是對權力租金的期待，這一點自然是老百姓所不願看到的。

由公務員考試報名火爆延伸到天價月餅、天價婚禮等炫耀性消費，這種“貴族情結”確實能夠給社會帶來富足，但是炫耀性消費引起的攀比會破壞消費者的理性，在某種程度上會改變某種資源在社會上的合理配置。就人力資源的分配來講，對公務員的過分傾斜必然帶來其他崗位上的人力資源配置不足。因此，正像奢侈品的消費超過一定的度就會走向浪費，從而走到尊敬的反面一樣，對公務員職位的過分追逐也可能對社會的發展產生不良影響。

奢侈品固然是一種性能優良的“與窮人為敵的武器”，但是如果它被使用得毫無節制，最終可能會像飛來飛去的武器那樣，擊中使用者自己。

凡勃倫與布迪厄炫耀性消費的傳播途徑的比較

在其消費社會學巨著《區隔——關於品位判斷的社會批判》中，布迪厄還特別關注到新型文化媒介人（new cultural intermediaries）在炫耀性消費中的地位與作用。一方面，這些新型文化媒介人採取向生活學習的策略，不斷推出新的炫耀性消費樣式；另一方面，他們又利用自己豐富的文化資本將自己的炫耀性消費樣式不斷推向社會。在一定程度上，他們成了炫耀性消費行為的“立法者”。當然，社會群體是最好的“闡釋者”，他們可能通過創新而非模仿來向新型文化媒介人的霸權提出挑戰。

炫耀性消費的精緻化

在後現代社會中日常生活日趨審美化(P94-120)，商品不僅具有K.馬克思所說的使用價值、交換價值，還具有讓. 波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所謂的符號價值，而且商品的符號價值日趨凸顯。在這種文化商品的經濟中，炫耀性消費也顯得越來越精緻化。原來那種通過炫耀商品購買力來炫耀商品擁有者的金錢實力的炫耀方式逐漸讓位於通過炫耀商品來炫耀品位（taste）與風格（style）的全新的方式。正如布迪厄所言，品位不僅可以使對象分類，而且也使分類者分類(P6)。人們不再僅僅看重是否擁有財產、擁有多少財產（即K.馬克思意義上的資本，或P.布迪厄所說的經濟資本），而更看重人們是以何種品位去使用這些財產的（即P.布迪厄所說的文化資本）。

炫耀要以經濟實力為後盾，打腫臉充胖子是炫耀不起來的。當一個挎著路易·威登皮包的女士去熟練地擠公交汽車時，誰會相信她的包是真貨呢？被人看作假名牌，不是炫耀而是丟人了。

戴一隻幾百元的手錶和戴一隻價值百萬元的江詩丹頓手錶，其看時間的功能是相同的。但戴一隻用18K金做殼，滿是鑽石的名牌江詩丹頓表能顯示出主人與眾不同的身份。經濟學家把消費這種價格極

其昂貴的名牌商品稱為炫耀性消費。其含義在於這種消費行為的目的不在於其實用價值，而在於炫耀自己的身份——通常也稱為“顯擺”。

對中國人來說，擁有奢侈品的意義還遠不止於此。在中國內地，奢侈品價格不菲，動輒數千元的絲巾、上萬元的裙子，畢竟不太接地氣。既要時髦又要省錢，追求和真貨一樣的假貨的微妙心態，像病毒一樣在時尚人群中蔓延。

有統計表明，2007年中國內地的富有群體擁有大約1.5萬億美元的資產，而且財富還將進一步集中。他們正是創造中國奢華消費“繁榮”表象的主體。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辛志勇認為，富裕人群的膨脹，導致高檔消費行為在各地迅速增多。當高消費群體增多時，出於從眾、攀比和身份需要，人們逐漸從接受、購買到養成習慣，終致奢華消費者驟增。而當豪華消費變為一種依賴和消遣方式時，形同上癮。“這是一種消費心理不成熟的表現。這種消費心理有待健全。”有關人士認為，豪華消費實際上是一種炫耀性消費。

炫耀性消費這個概念是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制度經濟學家凡勃倫在1899年出版的成名作《有閑階級論》一書中提出的。作為經濟學中制度學派的創始人，凡勃倫對先富起來的資產階級持批判和嘲諷的態度。他認為，這些人有了錢以後從顯示自己的優越和榮譽的心理出發，從事浪費性消費，這就是炫耀性消費。他還以這個階級如何在服裝上爭奇鬥勝，藉此炫耀自己的財富和地位來說明這一點。凡勃倫對炫耀性消費是否定的。這體現了他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

凡勃倫的《有閑階級論》也曾洛陽紙貴，但並未能阻止炫耀性消費的“發揚光大”。他去世的近80年間，炫耀性消費愈演愈烈，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人們的觀念也發生了變化。2001年德國企業家沃夫岡·拉茨勒寫了一本名為《奢侈帶來富足》的書。這本書被稱為“風靡歐洲的奢侈宣言”，榮登德國《明鏡》周刊的暢銷書榜首。拉茨勒認為，少數富人放棄炫耀性消費並不能消除世界的貧困。炫耀性商品（奢侈品）的生產和消費對社會發展有積極的作用。它集中了最先進的技術，最和諧的產品美學，個性化和人性化的品質內涵。它能刺激創新，創造工作機會，塑造品位和風格。總之，只有肯定炫耀性消費才能增加社會財富，使更多的人生活更好。這正是《奢侈帶來富足》的含義。

這兩個人的觀點其實代表了人們對炫耀性消費的不同心態。凡勃倫作為一個清貧的知識分子從道德層次上批判炫耀性消費。拉茨勒作為擁有阿斯頓·馬丁、沃爾沃、美洲豹、陸虎、林肯等眾多名牌汽車的PAG集團董事會主席，則從現實經濟的角度稱讚炫耀性消費。觀點不同是正常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不必一致。是否進行炫耀性消費是消費者選擇的自由。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消費者的行為是理性的，進行炫耀性消費的都是企業家、演藝界大腕、社會名流這類極其富有的人——我們把這些人稱為億萬富翁，美國社會學家理查德·康尼夫把這些人稱為“大狗”。他們極其有錢，想進行炫耀性消費也正常。

劉飛撰文對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提出的炫耀性消費思想作了簡略的探討，對生產主義和消費主義視角下的炫耀性消費研究進行系統的回顧，並指出了過往研究中的不足，即：第一，對炫耀性消費行為的理論探討較多，而經驗研究卻相對較少；第二，研究對象方面，不是研究先富群體就是探討白領的炫耀性消費行為，對於其他層面，如農村中的炫耀性消費的研究並不多見；第三，從事炫耀性消費研究的多為國外學者，本土的炫耀性消費研究基本上剛剛起步。而在西方消費主義文化和中國傳統消費文化中腐朽、落後方面的影響下，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無論從深度、廣度還是危害度上看，炫耀性消費的反功能尤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