榷鹽

春秋時期，齊國管仲曾經實行過鹽鐵國營的政策，使齊國趨於富強。

漢代初期，政府對煮鹽採取放任政策，於是貴族富豪壟斷鹽經營，不向國家納稅或納很少的稅，造成了“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漢書》四)。這種情況不僅加劇了統治階級同人民的矛盾，而且也加深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漢武帝在元狩三年(前120)任孔僅和東郭咸陽領管鹽鐵事。在產鹽的地方，設置鹽官，同時規定，私自煮鹽要受到很重的刑罰，並沒收其器物。這樣，使經營鹽的厚利全部歸入了漢政府的國庫，充實了財政收入。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任“搜粟都尉領大司農”，繼續推行這一國有政策。

唐初，官民共採鹽，不徵稅。開元六年(718)開始征鹽稅，但取稅極輕。肅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任鹽鐵鑄錢使，開始改變鹽稅制度。規定：在產鹽地區，設置監院機構，遊民和舊鹽戶製鹽要立籍，叫做亭戶，免其徭役。但所產之鹽全部都得賣給官府，實行官收官賣的辦法。不準私賣，官府把從鹽民手裡收來的鹽，按每斗加時價100錢出賣，計一斗鹽賣價110錢。自此開始了唐代的鹽專賣制度。

寶應六年(761)劉晏為度支鹽鐵使，對以上專賣制度又進行了改革。在既能保證國家收入，又不致加重人民負擔的原則下，實行了專賣與徵稅兼用的制度。其具體作法，是把原來的官運官銷制改為就場專賣制，即亭戶所生產的食鹽，由鹽官統一收購，不許私自賣給商人；鹽官所收的鹽，就在鹽場轉賣給鹽商，食鹽的流通稅包括在鹽價之中，商人繳納鹽款后，可以自由運銷，不受限制。這就是：民制、官收、商運、商銷。官府控制了食鹽的貨源，掌握了批發環節，大商人也無法從中興風作浪。同時，他還請求皇帝下令，禁止各地方徵收鹽車船的過境稅，以免增加運鹽成本。劉晏還曾採用以絹代錢的辦法，有意提高絹對鹽的比價，鼓勵商人納絹，既解決了軍用物資，又推銷了食鹽及轉購的麻煩。劉晏罷政后，朝廷為了搜刮錢財，鹽法愈搞愈亂，除官加鹽價外，鹽商也任意抬價，甚至增價一藉以上。鹽價愈高，鹽利愈大，走私漏稅的現象就更嚴重。官府為了壟斷鹽利，下令禁止私賣，並採用了很嚴峻的刑法，但商賈為了求利，仍然偷著私賣。禁絕私鹽的辦法沒有完全得到實行。

宋代的鹽法，官賣或商賣經常變化。如果是商賣，則由商人運銷，官府對鹽課徵稅收；如由官賣，則由官運官銷，此種官賣的鹽，叫官鹽。官鹽的運輸，陸運要征民差，船運則損耗大，加以運輔官吏從中舞弊，竊鹽加雜，質次價高，私販充斥，官課轉高。仁宗(1023～1063)末年採納范樣的建議，變行“鈔法”，把官鹽又改為商運商銷。具體辦法是：令商人交錢買鈔(即購鹽證)，憑鈔到產地領鹽，由商人自由運賣。這是中國“票鹽法”的開始。明清兩代也沿用此法。

鹽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禁榷商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種商品需求缺乏彈性，供給容易形成壟斷。通過對宋代榷鹽制度的研究，我們發現，一方面，在市場化還十分不發達的社會經濟中，國家對全部鹽產品進行收購，並利用行政力量建立起一個巨大的官營營銷網路。從而降低了鹽產品商品交易過程中的交易成本，有利於銷售量的擴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產品的商品化；另一方面，這種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場運行的經營機制，既排斥了商人及其自由競爭，又損害了消費者利益，存在著效率低，抑制市場發育的弊端，其結果抑制了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