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甄

生平及著述：唐甄原名大陶，字鑄萬；後更名甄，號圃亭，四川達州人，生於明崇禎三年，卒於清康熙四十三年，得年七十五歲。生平事迹頗隱晦，《四庫總目》至將《衡書》著者「唐大陶」及《潛書》著者唐甄別為二人。幼年隨父宦遊，歷吳江、北京、南京。順治二年南京城破，父子避難浙江紹興。順治十四年丁酉（1657）舉人，曾任山西長子縣知縣十月，遍遊河北、河南、湖北、浙江、江蘇等地二十餘年，後困於江蘇，仍志在天下，冀為王者師，著述不輟。1962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潛書》，後附編者李之勤〈唐甄事迹叢考〉一文，最稱詳實。

這表現.在，第一，封建君主沒有推行富民政策，而實行的是忘民、虐發、害民之政，因而“四海之內，日益困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潛書·存言》）。第二，封建官吏橫行掠奪民眾財產，他們坐視民眾疾苦不救，貪婪謀取一己私利。第三，沉重繁多的賦稅，加重了民眾生活的困苦。第四，財源枯竭，貸幣量少，導致了財貸無法流通，“當今之世，無人不窮，非窮於財，窮於銀也”（《潛書·更幣》）。唐甄在探討了民眾窮困的原因之後，提出了致富於民的政改措施。唐甄指出，民為國家邦本，為政首在富民。“國無民，豈有四政！封建，民固之；府庫，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職，民養之。”（《潛書·明鑒》）只有民眾豐衣足食，國家才能興旺發達；如果民眾貧窮困苦，必將導致國家滅亡。他說：立國之道無他，惟在於富。自古未有國貧而可以為國者。夫富在編戶，不在府庫。若編戶空虛，雖府庫之財積如丘山，實為貧國，不可以為國矣。（《潛書·存言》）因此，立國之富不在國庫財富充盈，而在民眾生活富裕。唐甄強調，“治道貴致其實”（《潛書·權實》），實在致富於民。他說：“財者，國之寶也，民之命也，寶不可竊，命不可攘。”（《潛書·富民》）財用是生民之命、國家之寶，因此立國之道惟在富民。唐甄具體提出了致富了民的各種措施。首先，為政當以富民為功，力除棄民虐民之政。他認為，國家的政治因此，立國之富不在國庫財富充盈，而在民眾生活富裕。唐甄強調，“治道貴致其實”（《潛書·權實》），實在致富於民。他說：“財者，國之寶也，民之命也，寶不可竊，命不可攘。”（《潛書·富民》）財用是生民之命、國家之寶，因此立國之道惟在富民。唐甄具體提出了致富了民的各種措施。首先，為政當以富民為功，力除棄民虐民之政。他認為，國家的政治方針當以富民為宗旨，“其舉事任職雖多，不過使不困窮而已”，“雖官有百職，職有百務，要歸於養民”（《潛書·考功》）故唐甄特彆強調致富於民的實治實功，指出“為國以圖治，論功以舉賢，善民以論功，足食以養民”，“養民之道，必以省官為先務”（《潛書·省官》），卻除暴虐於民之害官，重用養民的廉能賢才，“廉者必使民儉以豐財，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舉廉舉才，必以豐財厚利為征”（《潛書· 考功》）只有君主官吏皆去推行實施實治實功的富民政策，民眾的生活才能富裕。其次，唐甄提出了因其自然之利，發展多種生產的富民主張。他說：“海內之才，無土不生，無人不生”，只要“因其自然之利而無以擾之，而才不可勝用矣” （《潛書·富民》）唐甄否定了“農本商末”的傳統觀念，提出了要使四海民眾真正富裕，就要發展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等多種生產。他認為，養民富民首要在於大力發民農業，還要全面發展商業和手工業，“為政之道，必先田、市”（《潛書·普施》）。他指出，“山林多材，池沼多魚，園多果蔬，欄多羊豕”（《潛書·達政》），農林牧漁全面發展，才能實現民眾富裕。同時，唐甄大力提倡種桑養蠶的紡織業，主張通過商品流通，提高民眾生活水平。第三，唐甄提出改革貸幣，促進流通的商業措施。他指出，以白銀作為貸幣，限制了財貸的交換，阻礙了商業的發展。“夫財之害在聚。銀者，易聚之物也。”要促進商業的繁榮發展，實現民眾的生活富裕，“救今之民，當廢銀而用錢”（《潛書·更幣》）。因此，唐甄認為，用銅錢取代白銀，商品交換才能更好地得以進行，並可消除白銀易聚之弊，發揮貸幣的流通作用。

他的社會政治啟蒙思想，集中反映在他歷30年而成的《潛書》中。是書原為《衡書》13篇，“衡”表示“志在權衡天下”之意，后因“連蹇不遇”，只得將其潛存起來，遂加以補充，改名為《潛書》。《 潛書》共97篇論文，分為上下兩篇。上篇論學術，重在闡發“盡性”與“事功”相互統一的心性之學；下篇論政治，旨在講求實治實功抑尊富民的治世之術。潘耒稱其“論學術則尊孟宗王，貴心得，賤口耳，痛排俗學之陋；論治道則崇儉尚朴，損勢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親如一家，乃可為治。”（《潛書·潘序》）因此，《潛書》“上觀天道，下察人事，遠正古迹，近度今宜，根於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謀其政。”（《潛書·潛存》）是書不僅奠定了唐甄在清初啟蒙思潮中的歷史地位，而且對當時的儒學思想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唐甄思想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是其在對傳統儒學的反思認識中，提出了盡性與事功相互統一的心性學說。他繼承發揚了從孟子到王守仁的盡性事功的心學思想，尖銳批判了程朱理學末流只談心性、不重事功的空疏陋習。唐甄最為推崇孟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具體地涵蓋了“聖人之治天下”的理論，“甄雖不敏，願學孟子焉。”（《潛書·潛存》）同時，他又認為，自孟子以後，最能領悟聖人之學的人，當推陸九淵、王守仁二人。孟子、陸九淵、王守仁為什麼能夠執聖學之樞、得聖人之道，唐甄認為這就在於他們的盡性事功心性之學。他說： “堯舜以來，傳道以傳心”（《潛書·宗孟》），唯有知心，才能得識聖人之道，這是學問之道的入們。因此，他在繼承了孟子的“盡心知性”和王守仁的“致良知”的心性思想上，又進一步闡發了他的心性理論。他認為，良知、心、性是一個東西，綜合為“道”，“道由心致，不由外致”（《潛書·格定》），“天地與道際，心與天地際”（《潛書·敬修》）。他說：“性統天地，備萬物”，“心具天地，統萬物”（《潛書·良功》）。性即是仁義禮智的四德之道，“四德我自所有，非由外鑠”，以仁義禮智以合於天地萬物，即是盡心知性，始乃盡性事功。他認為，“良知可致，本心乃見，仁義禮智俱為實功”，實功即表現為“仁能濟天下”，“義能制天下”，“禮能范天下”，“智能周天下”（《潛書·宗孟》）。唐甄指出，盡性事功就是以仁義禮智四德的心性，以合於天地萬物，這是儒學思想的本質特徵，經世致用、救世治民才是聖人之道的根本宗旨。他說：“儒之為貴者，能定亂、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但取自完，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乎？”（《潛書·辨儒》）因此，他既批判了道家只重“養生”和佛家但求“明死”的出世思想，又著重揭斥了程朱之學“但明己性，無救於世”的空疏陋習。唐甄認為，盡性與事功二者不可割裂，而是彼此統一的。他說，“修非內也，功非外也”，“自內外分，仲尼之道裂矣，民不可以為生矣”（《潛書·良功》）， “修身治天下為一帶，取修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能修身”（《潛書·性功》），不修其身，不能治天下；只修其身，亦不能治天下。盡性與事功是相互統一彼此融合的，裂一而不得其半。故他認為，程朱之學實能窮性之原，有功於儒家學說的發展，但它只言心性，不重性功，“精內而遺外”（《潛書·有為》）， “彼能見性，未能盡性”（《潛書·性才》），有違於儒學的根本宗旨。他們“終日言性，而卒不識性之所在”（《潛書·宗孟》），“今於內其精緻，於其外若遺若忘……名為治世，實非治世，即非盡性”（《潛書·性功》）唐甄指出，程朱之學，舍治世而求盡性，既不能盡己之性，亦無益於社會民生。如何盡性事功？唐甄提出了性才合一的思想。他說：“世知性德，不知性才”，性與才二者同出一源而不可分，“盡其本體，其才自見”，才即是性的功能和作用。因此，盡性即其盡性之才，發揮出性的功能和作用，言性必言才，言才必事功。他認為，不能盡性事功，就是其才沒有發揮作用。“四德無功，必其才不充；才不充，必其性未盡。”唯有盡心知性，始能充才事功，“心不明，則事不達；事不達，則所見多乖，所行多泥”（《潛書·性才》）。唐甄指出，盡性表現為事功，事功依賴於盡性，“性不盡，非聖；功不見，非性。”（《潛書·有為》）仁義禮智四德不是體現.在性本身，而是體現.在性才上，通過性才的作用，體現.在對天地萬物的事功上。故他說：“仁之為道，內存未見，外行乃見；心知未見，物受乃見。”（《潛書·性才》）事功乃是盡性的表現和目的， “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貴無用之心，不如委其心而放之。”（《潛書·辨儒》）因此，唐甄特別重視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之說，他說：“知行為二，雖知猶無知，雖致猶不致。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實功也。”（《潛書·知行》）知行合一就是盡性事功；盡性事功才是儒者為學之道，才現儒學治世之用。他說：“我盡仁，必能育天下；我盡義，必能裁天下；我盡禮，必能匡天下；我盡智，必能照天下。”（《潛書·性才》）唯有盡性事功，才能展示儒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成己成物、內聖外王之道。總之，唐甄的思想對近代社會啟蒙思潮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唐甄在經濟生活方面，原有土地七十畝，可收租四十一石，江南稅重，清朝市井圖

要納賦稅二十石，去其收入一半，不足維持家計。遂賣去土地，以所入款項六十多兩銀，從事商販，遂得粗安。同時，由於其祖父唐自踩“居官廉，多惠政，尤振興文教”，父親唐階泰，剛毅明達，“當是時，朋黨附勢相傾”，而“參議(階泰)獨立無所與”，唐甄出身於這樣的家庭環境的教養下，他的做人，出處進退，如鳳皇芝草，他的為文，提出了許多進步的經濟政治觀點和主張，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了。

• 財政觀

唐甄重視理財，而其基本經濟觀點，則在於富民，他說：“財者國之寶也，民之命也。寶不可竊，命不可攘。聖人以百姓為子孫，以四海為府庫，無有竊其寶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婦子皆寧。反其道者，輸於悻臣之家，藏於巨室之窟，蠹多則樹槁，癰肥則體敝，此窮富之源，治亂之分也。”從唐甄的眼光看來，財必存之於民。國富必先民富。只有這樣，才能使國民經濟富裕起來。他堅決反對統治階級以及豪強巨室對民間財富的虐取。他說：“虐取者，取之一金，喪其百金：取之一室，喪其百室。充東門之外，有鬻羊餐者，業之二世矣。其妻子佣走之屬，食之者十餘人。或誣其盜羊，罰之三石粟。上獵其一，下攘其十，盡鬻其釜甑之器而未足也，遂失業而乞於道。此取之一金，喪其百金者也。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於鐵治，業之數世。多致四方之賈，椎鑿鼓瀉擔挽，所藉而食之者，常百餘人。或誣其主盜，上獵其一，下攘其十，其治遂廢。向之藉而食之者，無所得食，皆流亡於河漳之上。此取其一室，喪其百室者也。”由於唐氏在山西長子縣做的是個小官，所以對於貧農小商生活體會較深。且小生產者，周圍關係甚多，彼此影響很大。一人受害，數家受累。以上指出的是虐取的不良結果，下面他又和不虐取的做了個比較。他接著說：“虐取如是，不取反是。隴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飼鶩，湖濱繅絲，吳鄉之民，編蓑織席，皆至微之業也。然而日息歲轉，不可勝算。此皆操一金之資，可致百金之利者也。里有千金之家，嫁女娶婦，死喪生慶，疾病醫禱，燕飲裔愧，魚肉果蔬椒桂之物，與之為市者眾矣。緡錢緇銀，市販貸之，石麥斛米，佃農貸之，匹布尺帛，鄰里黨戚貸之；所賴之者眾矣。此藉之室之富可為百室養者也。海內之財，無土不產，無人不生；歲月不計而自足，貧富不謀而相資。是故聖人無生財之術。因其自然之利而無以擾之，而財不可勝用矣。”唐甄這種“歲月不計而自足，貧富不謀而相資”的提法，是十分有見解的。今.日有一個千金之家，明.日就可能有數個千金之家，后.日就可能有百個千金之家，這種從聯繫發展的觀點看問題，是有進步意義的。因此，他以植柳為例，主張植柳，不要折枝。他接著說：“今夫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摺尺寸之枝而植之，不過三年而成樹。歲剪其枝，以為筐 之器。以為防河之掃。不可勝用也。其無窮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生之也。若其始植之時，有童子者拔而棄之。安望歲剪其枝以利用哉！其無窮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絕之也。不擾民者，植枝者也，生不已也；虐取於民者，拔枝者也，絕其生也”。那末，虐取於民者，究竟是誰呢?依照唐甄的意思，是些貪官污吏。他們比盜賊(穴牆而入者)，暴徒(群刃而進者)、道划(御旅於途者)、伙寇(寇至而誅者)都要兇狠得多。他們是：既亡於上，復取於下，轉亡轉取，如填壑谷。他自問自答地說：“天下之大害莫如貪，蓋十百於重賦 焉。穴牆而入者，不能盡人之密藏。群刃而進者，不能奪人之田宅，御旅於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誅焚者，不能窮山谷而偏四海。彼為吏者，星列於天下，日夜獵人之財。所獲既多，則有陵己者負篋而去。既亡於上，復於天下，轉亡轉取，如填壑谷，不可滿也。寇不盡世，而民之毒於貪吏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問題值得深思的是：由於社會風氣不正，就會使是非顛倒，黑白不分，這種壞風氣，腐蝕人的思想很深，千萬不可低估。那些貪官，反被社會上視為“能吏”。“市人慕之，鄉黨尊之，教子弟者勸之”。反之，那些廉吏，反被社會上視為“無能”。“市人賤之，鄉黨笑之，教子弟者戒之。”唐甄十分感慨地說：“蓋貪之錮人心也甚矣！”那麼，到底如何治貧，如何改變這種不正之風呢？依照唐甄的意思，必須由上而下地來改變這種風氣。“人君能儉，則百官化之，庶民化之。”這就正如孟子所說的，上有好之者下必有甚焉者矣。這是一種用教育的方法來移風易俗。當然，唐甄這種想法基本上是好的。但是，他還不理解，在封建社會中，使統治階級及其追隨者們不剝削人民這是根本辦不到的。這是為他們自己所處的階級所決定的，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退一步說，即使能做到上行下效，在階級社會中，小商品生產者本身也要兩極分化。唐甄所說的富，重在富民。他認為未有民貧而國能富者。他說：“立國之道無他，惟在於富。自古未有國貧而可以為國者。夫富在編戶，不在府庫。若編戶空虛，雖府庫之財積如丘山，實為貧國，不可以為國矣。”唐甄是一個具有較強烈的新興市民意識的啟蒙思想家，他看到財富積累的重要性，但他對生產資料為誰所有的問題上，認識是極模糊的。他甚至說：“千金之富，可惠戚友，五倍之富，可惠鄰里，十倍之富，可惠鄉黨，百倍之富，可惠國邑；天子之富，可惠天下。”他認為“為政之道，必先田市。”只要“農安於田，賈安於市”則“財用足”。否則“農不安田，賈不安市，其國必貧。”唐甄的富民之說，雖有時代局限性，但看法閎肆峭勁，盲人所不敢言，自成一家，當之無愧。

• 生產觀

唐甄重視農業生產，重視物質經濟生活，除穀物生產外，在農，林，牧、副，漁中，他尤重視養蠶業。這和他曾任長子縣知縣以及他重視事物的哲學觀是分不開的。《教蠶》云：“吳絲衣天下，聚於雙林，吳越閩番至於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礫。吳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是以雖賦重困窮，民未至於空虛，室廬舟楫之繁庶，勝於他所。此蠶之厚也。四月務蠶，無男女老幼，蘋力靡他。無稅無荒，以三旬之勞。無農四時之久，而半其利。此蠶之可貴也。”可見他十分重視蠶桑之利。他認為，養蠶“以三旬之勞，無農時之久，而半其利。”也就是說，只花費三十天的勞動，就可獲得半於耕種之利。因此，他主張，不可廢海內無窮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他接著說：“三代以下，廢海內無窮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乃患民貪，生財無術。是猶家有寶藏而不知發，而汲汲臘腌果蔬之是鬻也。盍亦謀諸此與！吾欲使桑偏海內，有禾之土必有桑焉！然亦非易也！”其原因就是“安之久者難創，習之慣者難作。約法而民不信，施教而民不從，則樹殖亦不可就。”欲達到家家有桑可種，則必須除政府帶頭提倡外，要獎勤罰懶。對人民群眾獎懲的標準，不是依據領導的好惡，而是取決生產的好壞。勤者，生產多，則獎勵；惰者，生產少，則懲罰。賞罰嚴明，自然會促進生產的提高，副業的發展，對國民經濟的促進有直接的關係。要做到這些，首先要人盡其勞，地盡其利。然後才能談到推廣合理密植。改進蠶種繅絲等。在江南一帶，大都為桑蠶種場，不象山東，河南，還有很多的柞蠶種場及蓖麻蠶種場。這就要因地制宜。唐甄是一個重農思想家，他十分重視勤勞致富。唐甄的重農思想，和清代其他人比較起來，思想還是比較解放的。其言經濟則注重生產，棉桑樹牧富民為先，返樸崇儉，無不有益於經國濟世。誠如張廷樞所說：“其文馳騁反覆，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又如淮陰將兵，多多益善。本其自得於心者，暢所欲言，無艱難勞苦之態，而與道大適。”實乃公允之論。

• 交換觀

唐甄重視商業。他反對過去傳統的抑商政策。在唐氏看來，商人的地位，並不比農民低些。他自己就經營商業。而且並不認為自卑。下面是他自己在現身說法：“有言經可賈者。於是賤鬻其田，得六十餘金，使衷及原販於震澤，賣於吳市，有少利焉。己而經之得失不常，乃遷於城東，虛其堂，己居於內不出，使衷原為矛，主經客，有少利焉。在唐甄看來，經商為牙，亦救死之術，沒有什麼不體面的地方，至於一般社會上的陳舊看法，說什麼“民之為道，土為貴，農次之，惟賈為下。賈為下者，為其為利也。是故君子不言貨幣，不問贏絀。一涉於此，謂之賈風，必深恥之。”又說什麼“夫賈為下，牙為尤下，”這種賤視商人的觀點，唐甄也是不同意的。既然呂尚可以賣飯於盂津，那麼唐甄為牙於吳市，又有什麼不可呢?“其義一也”。唐甄每以田市並列，農賈並稱。他在《達政》中說：“養民之善政，十有八焉：勸農豐谷，土田不荒蕪，為上善政一。……居貨不棄商賈如歸，為中善政一……學校殿廡常新，春秋享祀必敬，為下善政一。……”這可以反映唐甄對善政看法是有他自己的標準的。他把“居貨不欺，商賈如歸”列為中善政之一。唐甄又在《太子》篇內這樣說，“凡教太子，觀於桑，則知衣服所自出，觀於肆，則知器用所自出。凡教太子，過市，則見販鬻之勞，在途，則見負擔之勞。……”如果他輕視工商業者，又怎樣會這樣說呢?他是肯定了商人有“販鬻之勞”的。唐甄的經濟觀點是在十七世紀上半期形成的。這個時期，正是中國社會劇烈變化的時代。這時資本主義萌芽的最初形態，已稀疏地出現.在東南沿海一帶一些個別城市的手工業生產部門中，然後緩慢地通過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滲透農業經濟部門中。在歐洲，人們見到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於手工業，只是到後來才使農業從屑於自己。”這一情況，中國亦毫無例外。唐甄正處在這一時期，因此他的經濟思想就不能不打著時代的烙印。

• 貨幣觀

唐甄的貨幣觀，充分表露在他所寫的《更幣》、《存言》等篇中。為了弄清 清朝貨幣

唐甄經濟思想的來龍去脈，有必要把他所處的時代背景作一簡單的回顧。清朝入關后，給東南沿海一帶人民帶來了極其沉重的災難。這就不能不引起廣大人民的反抗鬥爭，而且持續達數十年之久。江南人民的反剃髮鬥爭，閩廣人民的反遷海鬥爭，引起巨烈的地方動亂，貨幣貶值，物價高漲，民風日玩，尊稱漸褻。特別是與人民群眾日常生活有血肉相連的物價問題與貨幣使用問題，成為廣大群眾最為關心的問題。唐甄對貨幣的使用主張用錢而廢銀。他說：“古者言富，唯在五穀；至於市易，則有龜、貝、金錢、刀布之幣。其後以金三品，亦重在錢。后乃專以錢，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但為器用，不為幣。自明以來，乃專以銀。至於今，銀日益少，不充世用。有千金之產者常旬月不見銖兩；谷賤不得飯，肉贖不得食，布帛賤不得衣，鬻谷肉布帛者亦卒不得衣食，銀少故也。”銀少，則價昂；價昂，則不易得；不易得，則百貨不行，百貨不行，則良賈失業?良賈失業，則市場蕭條。最終是引起經濟恐慌和惡性循環。他說：“當今之世，無人不窮，非窮於財，窮於銀也。於是楓橋之市，粟麥壅積，南濠之市。百貨不行；良賈失業，不得旋歸。萬金之家，不五七年而為宴人者，子既數見之矣。”其實，這個問題，許多啟蒙思想家和唐甄的貨幣觀點是一樣的。顧炎武就這樣說過：“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顧氏主張，實與唐氏相同。此外顧氏尚有《明錢法論》、《以錢為賦》等，皆主行錢。為什麼唐甄反對用白銀作為貨幣呢? 根據唐氏的看法，其理由有三：一，白銀缺少，不夠周轉。正如上文所言，“至於今，銀日益少，不充世用，”如此等等。二，銀易窖藏，民不易得。“夫財之害在聚，銀者，易聚之物也，范為圜定，旋絲白燦，人所貪愛。……蓋銀之易聚，如水歸壑。”三、銀錫之屬，不可為幣。他認為銀只可為器用，不可為幣。此與顧炎武所言同。依照唐甄觀點，應當廢銀而用錢。“以谷為本以錢輔之，所以通其市易也。”他認為不獨行錢，還要大量鑄制，大量使用，他對市場上貨幣收縮，十分不滿。他說：“今雖用錢，不過以易魚肉果蔬之物，米石以上，布帛匹以上，則必以銀，涓涓細流，奚補於世?!錢者，泉也，必如江河之流而後可博濟也。”但是，就唐甄的貨幣觀來看，他本身也是矛盾的。他主張廢銀而用錢。這和西歐重商主義者重視金銀成鮮明的對比。但他又希望市場上貨幣籌碼要多些，不要死氣沉沉。既要金銀充斥，也要緡錢增多。這就使他的思想不能不處於困惑之中。如果我們深入探刻唐甄貨幣思想的話，還不難發現，他除主張廢除白銀以外，還主張貨幣工錢和實物工錢的並用。“凡祿九個石以下，皆令受粟。度宮朝官軍之所用，皆令輸，以錢粟而給之。其在州郡縣，常賦皆令輸。凡祿三千石以下，皆令受粟。度城郭兵役之所用，皆今輸緡，以錢附錄而給之。其在邊防、內屯、將祿、卒食、皆令受粟。度甲胄衣履之所用，皆令運緡，以錢附栗而給之。”唐甄考慮的是廢銀而行錢，沒有考慮到（1）“錢重難行，民商必病。”(2)“銅不可采，又不易市。”(3)“民欲難拂，俗尚難移。”同時，處於封建晚期的明清之際，貨幣地租正在以破竹之勢向前發展，而唐甄卻強調“實物地租”的借屍還魂，這就很難使人理解了。當然，在整個清代的歷史長河中，唐甄的這種貨幣思潮也並不是孤立的；唐甄的批判思想，以及他所蘊育出的近代民主思想對於以後的一些清代學者都起到了一定的影響。

《潛書》（1705）是唐甄遺世的唯.一著作，也是他最重要的著作。起初名叫 《衡書》，初刻只有13篇，署名唐大陶。後來逐漸增加到97篇，並改名《潛書》，署名唐甄。唐甄在其書的《潛存》篇中說，他撰述此書“歷三十年，累而存之，分為上下篇。言學者繫於上篇，凡五十篇；言治者繫於下篇，號日《潛書》。上觀天道，下察人事，遠正古迹，近度今宜，根於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謀其政”。據有關資料考證，《潛書》的刊刻時間是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由唐甄的女婿王聞遠刊刻行於世，這是最早的原刻本。此後有1883年的李氏刻本和1905年的鄧氏刻本，均是原刻本的翻版。新刻本有中華書局出版的1955年版本，1963年又出版了增訂本，1984年又第4次印刷。 《潛書》是唐甄的論文集，在體例上模仿漢代王充的《論衡》。全書的內容不在於引經注典，更不同於漢后諸儒的文字章句之學，而在於針對時弊，吸取明末政治腐敗導致農民起義的教訓，提出一系列抨擊君權專制和倡導以民為本的進步的政教觀點和主張，旨在善政養民，摒棄程朱理學，以實學濟世扶危，治國平天下。《潛書》97篇，分上、下篇，上篇又分上下兩部分，上篇上共21篇，自“辨儒”至“勸學”；上篇下共 29篇，自“取善”至“博觀”。下篇亦分為上、下兩部分，下篇上自“尚治”至“柅政”共24篇；下篇下自“惰貧”至“潛存”共23篇。全書主要是政論文，一部分是教育著作。論述教育的有：辨儒、宗孟、法王、知行、性才、自明、敬修、講學、勸學、取善、五經、得師、太子、明悌、誨子、博觀、用賢、教蠶、全學、審知等諸篇。

《潛書》上述諸教育篇所闡述的教育主張，是以其反對君權專制政治和宋明理學空談心性學風為基礎的，表現出鮮明的民主政治傾向和崇尚尊重個性與實學學風的價值取向。《潛書》教育篇章中，論述的教育主張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重釋儒教

其一，以“盡性達才”、“明功辨義”的觀點重新解釋儒家教育的目的與作用。

在《辨儒》篇中，唐甄指出：“聖賢之言，因時而變，所以救其失也”。儒家學說是以明道計功而有用於世治的，“儒者不言功”的觀點是對儒學的歪曲。“儒之為貴者，能定亂、除暴、安百姓也”，如果事不成，功不立，儒學及其教育又有什麼用呢？他批評宋代以來的所謂儒學家，空事聖人之言，而“樹功則無聞焉”。什麼叫做功呢？唐甄以為兵、農、刑、谷利於百姓，能治亂安邦，能使百姓安居樂，能“廣濟天下”，即是實功。針對宋明理學家只講修心養性，以致“端居恭默”、“無所施張”、空知無行的流弊，指出光知“性德”而不知“性才”是不知儒學真諦的。所謂“性才”就是通過“良知”的“自修”，由道德本體之“心”所煥發並作用於客觀事物的才能。“如火有明，明有光”。光的大小和明暗不同，人的“性才”亦有大小，但作為教育來講，唯在“盡性達才”。他認為：“性統天地，備萬物。不能相天地，不能育萬物，於彼有闕，即己有闕”。“性之為才，故無不周。何以聖人乃能周世，后儒不能周身？蓋善修則周，不善修則不周”。宋明理學只講“盡性”而不言“盡才”，故無實功可樹。他說：“後世之為政者，心不明，則事不達；事不達，則所見多乖，所行多泥。徒抱空性，終於自廢，何以性為!”在理論上批評宋明理學的心性修養論是一種未能“盡性達才”的錯誤教育理論，並指出這種教育實踐是棄“仁”之教。相反，陽明的“致良知”之教，“一以貫之，明如日月，涉險履危，四通八辟而無礙也。其見於行事者，使人各當其才，慮事各得其宜；處患難而能全其用，遇小人而不失其正，委蛇自遂，卒保其功”，是“盡性達才”“明功辨義”的真儒學之教。唐甄主張廢宋明程朱理學之教，代之以陽明致良知之教，這一主張是對明末清初所奉行的理學獨尊文教政策的一個挑戰，反映了他對儒學及其教育價值觀的改造。

教育目標

其二，提出“全學”教育內容，把傳統學校教學內容由單純的書本知識擴大到現實生活與生產以及軍事知識技能範圍，以培養“全學人”為教育目標。

在《全學》篇，唐甄指出：“學者善獨身，居平世，仁義足矣，而非全學也”。所謂“全學”，即包括仁、義、兵三方面的內容。仁與義是歷來儒家特別是宋明理學家所提倡的，但兵則為儒者所不齒。唐甄說：“君子之為學也，不可以不知兵”。“不知兵，則仁義無用，而國因以亡矣”。他批評宋明理學教育只講仁義而恥於言兵，結果忠臣孝子雖多，但一遇社稷不幸，“君臣震懾”，為“不仁”、“不義”者虜，國破家亡。由此，他說：“所貴乎儒者，伐暴而天下之暴除，誅亂而天下之亂定，養民而天下之民安”。在《教蠶》篇中，唐甄認為三代以下，官吏不知教民田桑，“廢海內無窮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乃患民貧，生財無術”。有鑒如此，他主張廣教民學習種桑養蠶以及飼繅之法，使“有禾之土必有桑焉”。在《勸學》篇中，他批評後世儒者，將儒家學說裂為文學、事功、道學殊途，“習為迂闊無用於世，是以有薄而不為”，喪失了儒學及其為學的根本。他反覆強調學以致用，應當把教育內容擴大到現實政治、生產與生活中來，不要囿於心性道德一途。他尖銳指出：“國家五十年來，為政者無一人以富民為事，上言者無一人以富民為言”，是不知“立國之道”“惟在於富”，以致“四海之內，日益貧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因此他主張以“生養之道”作為教育內容，移風易俗，使國與家富強。

尊師重傅

其三，提出尊師重傅以加強皇太子教育的主張。

在《得師》篇中，唐甄稱譽伊尹教太甲、周公訓成王，提出“君德必成於學，而學必得師保”的命題。他以為一國政治的好壞往往取決於君王的德智才學，因此皇太子的教育尤其重要。如何教太子呢？唐甄在《太子》篇中系統地闡述了有關教育原則與方法：

(1)尊師重傅，即天子以身作則尊重師傅，只有樹立師傅的尊嚴，才能使太子抑尊處卑。在作法上，打破南面臨師傅，把師傅作為下屬之臣看待的傳統，真正使太子處於學生地位，“進退唯命”。

(2)讓太子接觸社會實際，“春使視耕，夏使視耘，秋使視獲，冬使視藏”，從而知道生養之道。除了了解農業外，還應當觀於桑、牧、牢、澤、圃、山、肆、市、道等，從而知道衣服、車乘、鼎俎、魚鱉、果蔬、材木、器用等來之不易，知道商人、兵士、勞役等的勞苦。

(3)注意教育環境，不要異宮而處，異庖而食，異笥而衣，生活上不搞特殊化，同時還要禁止同宮女、宦官的接觸，因為女色傷身，宦官害政，這是明代政治腐敗最慘重的兩個方面。

(4) 嚴格要求，“有過必撻”。唐甄主張如果太子不接受師教，不尊師傅，不敬不禮大臣，知而不行，不知農事農窮，不知物土人勞，受了教育而無實際行動，都應當“撻之”。實行嚴格教育是使太子成為治國之君的必要條件。

在《得師》篇中指出，太子身貴，但“心無貴賤”，“是故天子學同於士，懼而篤學，當百於士”。唐甄打破君權神授的天命論，從建立理想的國家政治目的出發，寄希望於儲君的教養，在思想和理論上都有超越前人之處。

政教思想

其四，提出治化之源在於吏治的政教思想，批評學校教育的局限性。

這一觀點是針對明末東林黨人過份誇大學校教育的政治作用而提出的。東林黨人 封建私塾

顧憲成認為興學校以教天下是治亂之本，學校教育對上有正君正職官的作用，對下則有“洽於鄉里”使“民易使”的效果。所以他們主張在野之士廣結盟社，興書院，造成一種以學校議政監政和改變社會的風氣。

唐甄在《尚治》篇中指出，這種觀點雖是“善言”但不能行。原因在於“講學必樹黨，樹黨必爭進退，使學者扳援奔趨而失其本心”。認為讀書人以講學來干預政治的想法和行動，在客觀上根本達不到目的，相反只能使“議論害治”，“使人尚浮誇而喪其實”。因為國家政權操縱於皇帝一人之手，加之所御各級官吏極力維護君主獨裁，所以知識分子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學校教育的政治作用也是很有局限的。

在《富民》篇中，唐甄指出人民之所以貧窮，國家之所以不得治，不是教育無功，而是貪官之害不除。官吏之貪有甚於執刃的盜賊，“夫盜不盡人，寇不盡世，而民之毒於貪吏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在《考功》篇中指出；“天下之官皆棄民之官，天下之事皆棄民之事，是舉天下之父兄子弟盡推之於溝壑也，欲得治乎？”所以，治國富民的關鍵在於整頓吏治，除天下貪官。但如何達到吏治呢？唐甄並沒有找到什麼有效措施，卻又回到教育問題上來。他提倡通過教育使上自君主下至百官要以民為本，以身作則，去貪養廉，論功舉賢，足食以養民。顯然，這些也是一種無能為力的幻想。

總之，《潛書》所散論的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政治立場和觀點基礎上闡發的，帶有濃厚的政論性色彩。在上述觀點中，提倡實學教育的內容與目的，指陳教育作用的局限性，以及在論述教育與政治的關係和批評宋明理學教育流弊等方面，確有樸素的民主主義政治傾向和開創實學教育風氣的作用。但在其他篇章中，唐甄反覆強調倫理道德教育，特別是在有關家教方面，表現出強烈的禁慾主義、男尊女卑、君權至尚等傾向，加之階級的局限，看不到勞動者的力量，並且著意貶低士林清議政治的作用，流露出消極悲觀的情緒。如果剔除這些消極因素，在今.天，《潛書》中的進步教育主張對於啟發人們認識和批判中國傳統教育是有幫助的。

批判專制制度

唐甄對君主專制制度進行大膽的揭露和批判。他認為皇帝也是人，沒有什麼神秘，並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惡的根源，他認為“自秦以來，凡帝王者皆賊也”，“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尤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不布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他們為了奪取皇位常常無故殺人，殘害百姓。唐甄憤然地說：“川流潰決, 必問為防之人,比戶延燒,必罪失火之主,至於國破家亡,流毒無窮……,非君其誰乎”(《潛書·遠諫》)。唐甄提出了“抑尊”，即限制君權的主張，要求提高大臣的地位,使他們具有同皇帝及其他權貴作鬥爭的權力,以“攻君之過”,“攻宮闈之過”,“攻帝族、攻后族、攻寵貴”之過，使皇帝有所顧忌。唐甄還發展了產生於先秦的民本思想，強調民是國家的根本，離開了民，便沒有國家的政治。他指出，國防靠民來鞏固，府庫靠民來充實，朝廷靠民來尊崇，官員靠民來養活。君主只有愛護人民才能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如果無道於民，縱然“九州為宅，九州為防，九山為阻，破之如椎雀卵也” (同前)。唐甄對“官”也進行了猛烈抨擊，他認為天下難治，人們以為是民難治，實則不然，“難治者，非民也，官也。”他認為大多數官吏“為盜臣，為民賊”他還提出了愛民、保民、富民的具體政策，主張打擊貪官污吏，強調“刑先於貴”；呼籲政府幫助農民種值農桑，發展生產，提高人民生活。針對當時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唐甄提出貧富要相對平均的主張。他指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則萬物各得其所”(《潛書·大命》),否則，必然引起社會動亂。唐甄還提倡為民的功利主義，反對理學家們“儒者不計其功”的說法。他認為儒學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它能定亂、除暴、安百姓。如果儒者不言功，只顧自己，那就同一個匹夫匹婦沒有什麼區別。唐甄的民本思想對後世有較大影響。

思想的局限性

在唐甄思想深處，仍把國泰民安的希望寄托在賢明君主身上。他說：“天下之主在君，君之主在心。”唐甄提出的為君之道仍然沒有跳出儒家的思想圈子。

唐甄是清代初期重要的社會啟蒙思想家。他的一生“困於遠遊，厄於人事”唐甄的思想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

抑君富民的社會啟蒙思想

唐甄的社會啟蒙思想，主要表現.在他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深刻批判，以及由此出發提出的具有初步民主意識的政治主張。他不僅繼承發揚了明清之際啟蒙思想家的經世傳統和批判精神，而且具體提出了救治社會弊端的實際措施。

批判封建專制，提倡社會平等

唐甄的社會政治啟蒙思想，首先表現.在他猛烈抨擊了封建專制制度下的君主 順治官吏的殘暴罪行，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權勢、倡導社會人人平等的政治主張。

唐甄認為，在自秦以來的封建專制制度的社會中，至高無上的封建君主，不僅是掠奪天下人財富的最大盜賊，而且是慘殺天下人生命的罪惡兇手。他說：“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 《潛書·室語》）唐甄明確而尖銳地指出，封建君主至尊權勢的取得和專制極權的統治，是建立在殺天下之人、掠天下之財的殘暴野蠻行為上的。他指出，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社會，就是一部“殺人如麻”、“血流漂杵”的悲慘歷史。他說：“周秦以後，君將豪傑，皆鼓刀之屠人。”（《潛書·止殺》）“蓋自秦以來，屠殺二千餘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盜賊之毒至於如此其極哉！”（《潛書·全學》）唐甄認為，雖然“殺人者眾手，實天子為之大手。”（《潛書·室語》）暴虐君主是殘害天下人的罪魁禍首，他們並非什麼“德比唐虞，功過湯武”的仁君聖人，而是“慘刻少恩，譎詐無實”（《潛書·仁師》）的獨夫民賊。唐甄進一步揭露說，竊國屠民的殘暴無道的封建君主，是導致國家動亂、民眾塗炭的根源。他說，自秦以來，“君之無道也多矣，民之不樂其生也久矣”（《潛書·鮮君》）。民之不樂其生，源於君之無道。他指出：“治天下者惟君。治亂非他人所能為也，君也。”“小人”、“女子寺人”、“奸雄盜賊”亂天下，皆由君之無道所致，

封建統治下民不聊生

“懦君蓄亂，辟君生亂，暗君召亂，暴君激亂”（《潛書·鮮君》）。對於這些禍國殃民、惡貫滿盈的封建君主，唐甄慰藉則厲言：其上帝使我治殺人之獄，我則有以處之矣。匹夫無故而殺人，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無故而殺人，雖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殺一人之罪。（《潛書·室語》）他指出，即使以極刑去處死暴君昏主，亦難以抵其屠戮禍害天下人之罪。唐甄又無情痛斥了專制制度下的封建官吏的殘暴罪行。他指出，遍布四海的貪官污吏，不僅不去推行賢明君主的善 政，而且日夜獵取天下民眾的財富。他們“明於家而昧於國”（《潛書·存言》），莫不謀私而貪利。對於賢君的善政，他們“上以文責下，下以文蒙上”，不去躬行實施，相互欺瞞推諉，對於民眾的疾苦，他們坐視不救，棄置不顧，“雖田園荒蕪，廬舍傾倒，而不一顧也；雖父兄凍餓，子弟死亡，而莫之恤也。”（《潛書·柅政》）唐甄指出，橫徵暴斂的貪官污吏，其害甚於窮凶極惡殺人越貸的盜賊匪寇。他說：穴牆而入者，不能發人之密藏；群刃而進者，不能奪人之田宅；御旅於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誅焚者，不能窮山谷而遍四海。彼為吏者，星列於天下，日夜獵人之財……如填壑谷，不可滿也。夫盜不盡人，寇不盡世，而民之毒於吏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潛書·富民》）因此，“天子寬仁而恤民”，四海民眾仍困窮，天下依舊難治理，皆是“公卿之過也”（《潛書·存言》）。他說：“天下難治，人皆以為民難治也，不知難治者，非民也，官也。凡茲庶民，苟非亂人，亦唯求其所樂，避其所苦，曷嘗好犯上法以與上為難也！論政者不察所由，以為法令之不利於行者，皆柅於民之不良，釋官而罪民，此所以難以與言治與。”（《潛書·柅政》）他進一步揭露說：“天下之官皆棄民之官，天下之事皆棄民之事，是舉天下之父兄子弟盡推之於溝壑也，欲治得乎！”（《潛書·考功》）因此，對於殘害棄虐百姓的貪官污吏，必須盡行革除，嚴懲不殆，“以刑狐鼠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重工業刑匿狐鼠、養豺狼之官”（《潛書·權實》），“刑自貴始，自寵始，自近始”（《潛書·卿牧》）。唐甄在對封建君主官吏的殘暴罪行的揭露批判中，深刻地認識到，無道君主的專制統治，貪官污吏的橫徵暴斂，導致了國家社會的動亂和四海民眾的窮困，然其最終根源，則在於自秦以來的封建君主專制的社會制度。因此，唐甄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權勢、倡導社會人人平等的政治啟蒙思想，闡述了救治現實社會政治弊端的具體措施。唐甄徹底否定了君權神授的傳統觀念，提出了抑君之尊的政治主張。他提出，“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也，皆人也。”（《潛書·抑尊》）。

“天子雖尊，亦人也”（《潛書·善游》）。封建君主並不是什麼“天地大神”，而只是天下眾生中的普通一人。但是，由於封建君主具有至高無上的政治地位和總攬一切的絕對權勢，因而導致了“人君之尊，如在天上，與帝同體”的神聖光環，出現了“人君之賤視其臣民，如犬馬蟲蟻不類於我也”（《潛書·抑尊》）的至尊威勢。唐甄指出，君主的至尊地位和絕對權勢，必將導致君主勢尊而自蔽，賢人退而治道遠。因此，只有抑制君主至尊權勢，才能避免政治腐敗黑暗，民眾不遂其生的社會弊端。他認為，抑制君主至尊權勢，首先要加強提出公卿民眾 政治權力，允許臣吏諫政於朝，士人議政於學，庶人謗政於道。同時，還要在中央政府設制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的“六卿”職 官，限制和約束君主的至尊權勢，使他們敢於“攻君之過”，“攻宮闈之過”，“攻帝族、攻后族、攻寵貴”之過。其次，唐甄指出，君主必須自覺抑制自己的尊威權勢，“位在天下之上者，必處天下之下”（《潛書·抑尊》）。在政治活動中，君主則要平等地對待臣吏百姓，“接賤士如見公卿，臨匹夫如對上帝”（《潛書·善施》），虛心地接受臣民議政，“勿己之是，惟道之歸”，“人無賢愚，皆我師也”（《潛書·六善》）。在日常生活中，君主則要“處身如農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貧士”（《潛書·尚治》），“貴為天子，亦可以庶人之夫婦處之”（《潛書·去奴》），與民同情，從民所欲。唐甄嚴厲地指出，君主如果不能抑制自己尊威權勢，一味殘暴不義，無道於民，那麼，歷史的發展趨勢，必將徹底摧毀君主的權力地位、身家性命。到時，“雖九州為宅，九川為防，九山為阻，破之如榷雀卵也；雖盡荊蠻之金以為兵，盡畿省之籍以為卒，推之如蹶弱童也。”（《潛書·遠諫》）唐甄還批判了封建綱常倫理，提出了社會平等的初步民主思想。他指出，“聖人定尊卑之分，將使順而率之，非使亢而遠之”（《潛書·抑尊》） 。但是，封建專制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男尊女卑的倫理綱常，卻完全背離了聖人設尊卑之分意在“順而率之”的社會作用；而忠孝仁義的“美德”“大倫”，卻由於人們“不正其心，不得其方”（《潛書·破祟》），而成為致人於死地的祟害。因此，唐甄對於封建綱常倫理道德，提出了大膽的懷疑和否定。他指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則萬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而彼薄，此樂而彼憂”，政治地位的不平等，經濟生活的不平等，倫理關係的不平等，必將導致天下的動亂，人間的殘殺。人生來本是平等相同的，聖人設尊卑之分意在“順而率之”，但專制社會卻造成了人僮“亢而遠之”極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故唐甄強調，人們之間，無論是在政治、經濟、倫理關係上，都應當破除封建綱常倫理之祟，實現君民、夫妻、男女之間的社會關係的平等相同。這樣，才能避免專制社會的弊端危害，促進社會的進步發展。唐甄抨擊封建專制、倡導社會平等的啟蒙思想，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發展趨勢，具有進步的歷史作用。

主張實治實功，倡導富民立國

唐甄的社會啟蒙思想，還表現.在他提出了“治道貴致其實”、“清朝社會生活線描圖

立國惟在富民”的政治主張。唐甄在自身的社會實踐活動中，深刻地認識到，國家社會的動亂黑暗，民眾生活的艱難困窮，就在於統治者沒有採取實行、實事、實治，以致富於民的政治措施。民眾生活的困窮原因，還在於“為政者不以富民為功”（《潛書·考功》）。

以賈為生，不辱其身

唐甄《養重》（《潛書》上篇下）

苟非仕而得祿，及公卿敬禮而周之，其下耕賈而得之，則財無可求之道。求之，必為小人之為矣。我之以賈為生者，人以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雖然，身為賈者，不得已也。溺而附木，孰如無溺。昔者荊州大水，飢者萬人，張居正為政，皆食而活之。是時荊州之士二百餘人，賴食以活者五十人，其不食之者，皆有田而有蓄者也。其食之者，皆無田而無蓄者也。於是得食者皆德之，而處於居正門下，大則貴，小則富。及居正沒，皆禁不得進用焉。昔者蜀有二士曰駱純曰殷正，以文學稱。楊榮為相，使使奉書幣二而屬之於布政使曰：駱殷二子，蜀之雋士也，吾懷其人久矣，君其為我致之來。於是駱子貧而無妻，教生徒於鄉里，殷子富有田園蓄牧山林之饒。駱子受書幣，越三日而啟行。殷子辭以疾，固不肯行。其友勸之行，殷子曰：吾非不知楊公之賢，可與為交，且力能進用我也。然富貴之家不可客也，危疑之朝不可居也，車馬之上不如我山居之安，公卿之祿不如我歲入之多，舍己之安而任人之危，舍己之多而受人之少，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矣。遂終身隱而不出焉。夫荊士駱子之不能守其節者，食不足也。殷子之能守其節者，食足也。節之立不立，由於食之足不足。食之於人，豈不重乎？其在古昔，諸侯能恭儉者，保國之君也。大夫能恭儉者，保家之主也。今之為士者，何獨不然？若數口之家，有五十畝之田，儉而守之，可以無飢矣。有百畝之田，儉而守之，可以自足矣。有二百畝之田，儉而有蓄焉，可以周親戚鄰里矣。顧有此田實難，無則固窮，有之，則儉守勿失，以遺子孫。是立身垂后之要道，不可不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