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七賢

石鼓七賢

石鼓七賢,明萬曆中(1587~1598)同祀石鼓書院七賢韓愈、周敦頤、李寬、李士真、朱熹張栻、黃干祠的合成。

歷史背景


據明代萬曆《重修石鼓書院志》、清代《清泉縣誌·營建志·祠祀》載,明永樂十一年(1413),衡州知府史中重建書舍六間以待遊學者,有禮殿祀孔子,韓張祠祀韓愈、張栻二夫子。成化十八年(1482),知府何珣修復舊祠時,增祀朱熹,遂創三賢祠。萬曆十七年(1589),朝廷允禮部尚書曾朝節之奏請,增祀周敦頤,后又進李寬、李士真、黃干三人,遂改號七賢祠。

相關人物


韓愈

韓愈
韓愈
韓愈(768~824),字退之,漢族,唐河內河陽(今河南孟縣)人。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等等。韓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觀是比較複雜的。他政治上反對藩鎮割據,擁護王朝的統一;提倡“仁政”,反對官吏對人民的聚斂橫行,要求朝廷寬免賦稅徭役:這些都表現了他關心國家命運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進步的一面。他猛烈地排斥佛老,熱烈地提倡儒家正統思想,這是和他的政治思想適應的,客觀上也具有一定的進步性。更突出的是,他在著名的《送孟東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這一具有現實性和戰鬥性的思想。他不但承認伊、周、孔、孟等等“道統”以內的善鳴人物,而且也承認楊、墨、老、庄等等“道統”以外各種不同流派的善鳴人物。顯然,他認為一切文辭、一切道,都是不同時代不平現實環境的產物。那麼,所謂古文,就不僅是傳道的工具,而且也是鳴不平、反映現實的工具。這一思想對他的散文成就是有重大的影響的。當他從現實社會生活出發來觀察問題,他就自然地突破了陳腐的儒家正統思想的羈絆,因而他的創作和理論也就放射了動人的光輝。

周敦頤

周敦頤
周敦頤
周敦頤(1017.5.5~1073),字茂叔,號濂溪,漢族,宋營道樓田堡(今湖南道縣)人,北宋著名哲學家,是學術界公認的理學派開山鼻祖。“兩漢而下,儒學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 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明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宋史·道學傳》將周子創立理學學派提高到了極高的地位。他是我國理學的開山祖,他的理學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清代學者黃宗羲在他的《宋儒學案》中說道:“孔子而後,漢儒止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論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元公之破暗也”。他繼承《易傳》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個簡單而有系統的宇宙構成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一動一靜,產生陰陽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太極圖說》)。”聖人又模仿“太極”建立“人極”。“人極”即“誠”,“誠”是“純粹至善”的“五常之木,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過主靜、無欲,才能達到這一境界。在以後的七百多年的學術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所提出的哲學範疇,如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動靜、性命、善惡等,成為後世理學研究的課題。

李寬

李寬
李寬
李寬(生卒不詳)又名寬中,字裕卿,“本唐處士,元和時由鞏昌(今甘 肅隴西)來衡”(《李氏七修族譜》)。自幼飽讀詩書,滿腹經綸,卻無意仕途。裴欲薦其入朝,遭拒。為避免朝廷延攬,遂決意遠走他鄉,步李泌後塵奔南嶽而來,正值韓愈途經衡陽、遊覽石鼓山、吟下千古絕唱《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不久,受韓詩感染和吸引到石鼓山賞游,見江山旖旎,林木蔥鬱,湘江、蒸水、耒水三江環繞,千里煙波盡收眼底,頓覺心胸為之一振,再也不忍離去,遂結廬讀書其上,創建中國古代最早的書院,是謂石鼓書院之始建。時任衡州刺史呂溫公務之餘“常往訪之”,與李寬及諸生文詠唱和。

李士真

李士真
李士真
李士真,北宋初衡州人。至道三年(997)援李寬故事請於郡守,以其私財在李寬讀 書故址構建屋宇,以居衡之學者。此舉以石鼓書院正式創建載入史冊,李士真亦以鄉賢入祀,流芳千古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晦翁、考亭先生、雲谷老人、滄洲病叟、逆 翁。漢族,南宋江南東路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人。19歲進士及第,曾任荊湖南路安撫使,仕至寶文閣待制。為政期間,申敕令,懲奸吏,治績顯赫。南宋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閩學派的代表人物,世稱朱子,是孔子、孟子以來最傑出的弘揚儒學的大師。
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中國封建時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學術思想,在中國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誌著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更趨完備。元朝皇慶二年(1313)復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集注》試士子,朱學定為科場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宗”。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強有力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後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朱熹的學術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響。朱熹的主要哲學著作有《四書集注》、《四書或問》、《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周易本義》、《易學啟蒙》等。此外有《朱子語類》,是他與弟子們的問答錄。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字敬夫,又字樂齋,號南軒,南宋漢州綿竹(今屬四 川)人。為南宋“中興”賢相張浚之長子。以父蔭補右承郎,先後知嚴州(今屬浙江)、袁州(今屬江西)、靜江(今屬廣西)、江陵(今屬湖北)諸州府,在朝曾 充侍講,後進直寶文閣。紹興三十一年(1167)於碧泉書院從胡宏受業,胡得之甚喜,為湖湘學派主要傳人。曾創建善化(今長沙)城南書院,主持嶽麓書院,並先後在寧鄉道山、衡山南軒、湘潭碧泉等書院聚徒講學,聲名極一時之盛。其弟子胡大時、彭龜年、吳獵、游九功、游九言,皆為湖湘學派之巨子。政治上誓不與秦檜為伍,力主抗金,學術上雖承二程,但有別於程朱而又異於陸學。朱熹稱其“學之所就,足以名於一世”,並述他受其深刻影響說:“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即張栻)得衡山胡氏學,則往而從問焉。欽夫告予以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宋元學案》作者黃宗象稱理學中“湖湘學最盛”。教育方面寫有大量學記,提出辦學的主張,說“豈特使子群居佚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豈特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 道而濟斯民也”。反對學校成為科舉的附庸,主張以儒家的政治倫理去教育和培養修齊治平的人才。在教育方法上亦提出“為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方。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為弟子之禮,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侖之間,優遊於弦歌誦讀之際”。認為學習必須循序漸進,“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反對學習上的好高騖遠,在學與思的問題上,主張“學思並進”,在其主教嶽麓書院期間,以此躬行實踐,影響甚著。與朱熹、呂祖謙齊名,史稱“東南三賢”,卒謚宣公。著有《南軒易說》、《孟子說》、《論語解》、《南軒文集》等。

黃干

黃干
黃干
黃干(1152~1221)字直卿,號勉齋,宋福州閩縣(福建福州)人。少師從朱熹,后成為其女婿,並被朱熹視為道統繼承人。以蔭補官,歷知新淦縣、漢陽軍、安慶府等,多有善政。以大理丞轉承議郞終仕。卒謚文肅,贈朝奉郞。嘗講學白鹿洞書院,生徒廣眾。提舉湖南學政時,奏請朝廷,以公帑易茶陵田350畝為石鼓書院學田,給養諸生。明萬曆中(1587-1598),與李寬、韓愈、李士真、周敦頤、朱熹、張栻同祀石鼓書院七賢祠,世稱石鼓七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