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全輿總圖

如果這張地圖的原本真是繪製於1418年，不言而喻，它將產生顛覆性的後果：好望角是由葡萄牙航海探險家迪亞士於1488年發現，澳洲是由荷蘭人於17世紀發現，南極大陸由美國人和英國人於1820年發現，美洲是由哥倫布於1492年發現。當然這些公認的發現反映的只是西方世界對其文明之外的探險與發現，由於真正第一個發現這些地方的人類並沒有留下文字記錄，更由於是西方人發現這些地區后，這些地區才開始真正成為全球化的一部分，因此這些西方人的第一次發現才具有重大歷史意義。但現在這張地圖的出現可能改變了一切，表明這些地區有可能在1418年之前就已被中國人發現，並記錄下來。

此前不久，英國皇家海軍退伍軍官孟席斯出版了著作《1421：中國發現世界年》，並成為暢銷書，他用3個證據“航海圖”、“歷史遺跡”、“當地人的DNA”證明中國人鄭和早在哥倫布之前發現了美洲。而這張地圖中有紅圈標註“一於永樂十三年隨正使太監馬三寶等往榜葛剌諸番，直抵忽魯謨（此處有一字模糊）等國開讀賞賜至永樂十六年回京”。鄭和原名正是馬三寶，號稱“三寶太監”。這張地圖的出現像是一個奇迹，成為對孟席斯理論最有力的支持——而他的理論此前已獲得不少中國學者認同。這張地圖表明，中國人不僅首先發現了好望角、美洲、澳洲甚至南極洲，而且也明確知道地球是球形，並且掌握了投影製圖方法——這種方法以前公認由16世紀末的歐洲傳教士傳入中國。

孟席斯首次公布自己的研究發現———中國人最早繪製了世界海圖、鄭和船隊先於哥倫布到達美洲大陸、鄭和是世界環球航行第一人。孟席斯所有的猜想起緣於明尼蘇達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一張航海地圖。“這張地圖繪製於1424年，上面有威尼斯製圖學家祖阿尼·匹茲加諾(Zuane Pizzigano)的簽名。地圖描繪了歐洲和非洲的一部分。奇特的是除了畫出大陸，地圖上還畫了處於西大西洋深處的四個島嶼，標出的名稱分別是Satanazes、Antilia、Saya和Ymana。我的興趣被完全激發起來了。地圖上標識了一些當時歐洲人沒到過的地方，根據我們已經接受的歷史知識，歐洲人在70年後才去那兒探險。我在地圖收藏室和檔案館中查了幾個月的海圖和文獻之後，我確信Satanazes和Antilia事實上就是加勒比群島中的波多黎各和瓜德魯普島。”

孟席斯稱，這份地圖的年代是無可懷疑的。他認為，這暗示了在哥倫布到達加勒比海前大約70年有人精確地考察過了這些島嶼。

除了匹茲加諾地圖外，孟席斯還發現，1459年的法莫拉地圖上已經明確地標出了好望角，澳洲出現在1452年讓·羅茨繪製的海圖上。“當哥倫布從歐洲出發，尋找傳說中‘遍地黃金’的東方時，他在出發前就已經看過標有美洲大陸的地圖。他知道他能夠‘發現’新大陸。”

接著，孟席斯又在威尼斯見到繪製於1459年的一幅顯示印度洋和南部非洲的平面球形地圖。這張地圖上已經標明了南部非洲的好望角，而好望角直到1497年才被達·伽馬“發現”。在那張平面圖上還用中世紀腓尼基語標註說，1420年曾有人繞過好望角航行至貝爾德島角，旁邊還畫著一艘中國大帆船。

接下來，孟席斯又在日本的龍谷大學里找到一幅《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這張地圖印在絲綢上，內容除了中國和朝鮮、日本等國家外，還涉及到非洲的東海岸、南海岸、西海岸。“這張地圖如此精確，毫無疑問，它是曾繞過好望角航行過的人繪製的。因為歐洲人直至60年後才到達南部非洲。”

在古代的地圖上，孟席斯的發現越來越多。“我驚奇地發現，在歐洲人發現之前100年，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亞和安第斯山脈就已經被標識在地圖上了；在歐洲人到達那兒之前大約400年，南極洲就已經準確地畫在地圖上了；另一幅海圖標識了非洲東海岸地區，而且還非常準確地標著經度，此後3個世紀歐洲人尚不能完全掌握這樣的技術；還有一幅地圖標明了澳大利亞，早於庫克船長的發現有300年；另外一些海圖標明了加勒比海、格陵蘭島、北極、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岸線。遠在歐洲人到達之前，這些地方就以驚人的準確度繪在海圖上了。”

是誰去過了這些地方，把它們描繪在海圖裡的？孟席斯為了解答自己心中的疑問，自費走訪了120多個國家，參觀了900多個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尋訪古代的紀念碑、城堡和海港，深入海岬、珊瑚礁、偏僻的海灘和海島……

“我的結論是中國人在1421年到1423年間就繪製了世界地圖，完成了全球航行(編者按：鄭和船隊於1421年第六次下西洋)，他們到達了除南極以外的所有地方。幾十年後他們的大部分記錄被毀掉，並且放棄了全球遠洋航行。但是中國人的知識通過葡萄牙人，通過參加了中國人遠航的義大利旅行家尼可洛·達·孔蒂傳播給了西方早期的地圖製作者。”

證據：公雞和玉米

對自己的研究發現，孟席斯非常自信。孟席斯在《1421∶中國發現世界》里說，完成這次環球航行並發現美洲、澳洲、非洲及南極的，是鄭和下屬的洪保船隊、周滿船隊、周聞船隊和楊慶船隊，而非鄭和本人。為了證實自己的說法，孟席斯在書里公布了自己的發現和證據。除地圖外，他的證據還包括沉船、植物、動物。

徠孟席斯以小說化的筆法描寫他的發現過程。在秘魯停留的某一個早晨，一陣雞鳴打破了孟席斯的睡夢。“我馬上意識到，這些雞不是歐洲雞。歐洲的雞叫起來是‘咕－咕－咕’的聲音，而這種雞的叫聲是‘咯－咯－咯’。”孟席斯在馬來西亞生活過一段時間，他回想起當地的雞叫聲是“咯－咯－咯”，和秘魯的雞一樣。

亞洲雞和歐洲雞的雞冠、羽毛、腳爪和叫聲都不一樣，下的蛋也不一樣。公元1500年，美洲大陸上已經滿地可見亞洲雞。一直以來，人們認為是哥倫布的船隊將它們帶到那裡。孟席斯卻認為，鄭和的船隊早在1421年到1423年間就到過美洲，是他們把亞洲雞帶到了新大陸。

“這些雞不是歐洲人帶去美洲的，因為第一批歐洲人在抵達新大陸的時候發現了它們。”麥哲倫也曾經記述他在美洲得到了很多雞，“用一個魚鉤或一把小刀就換了當地人6隻雞，甚至擔心當地人是在騙我。”這些雞與歐洲雞明顯不同。在一本出版於1430年的中國書籍《異域圖志》上，記載了一些中國人在他們的航行中見到的一些奇怪的動物。比如印度的大象、非洲長頸鹿，以及美洲的豹子。比如有一種長著狗頭的動物與在皮里·雷斯圖上畫著的大樹獺很相似，並有文字說明，說他們是在從中國往西航行了兩年才發現這種動物的。大樹獺是南美洲獨一無二的動物，在300年前滅絕。

玉米也被認為是鄭和發現美洲的一個證據。“原產於美洲的玉米，在鄭和航海之前一直不為中國所知。中國的記載說，鄭和將軍帶回了一些‘有著特別大穗的穀物’。中國人習慣於吃一種穗的大小和大麥相似的稻米。這種有著‘特別大’穗的穀物只能是玉米。葡萄牙人在印尼、菲律賓和中國都發現了玉米，在菲律賓西南的海底發現的一艘建於永樂十二年(公元1414年)的平底船上，還發現了一種南美洲特有的用來磨玉米的工具。”

在書里，孟席斯列出了一串“跟隨鄭和漂洋過海在異地紮根”的動植物，包括豬、狗、馬、香蕉、大米、棉花、山藥、椰子等等。同樣作為證據的還有人類的疾病。“美洲印第安人的DNA和他們的疾病同中國人以及東亞人十分一致。”在巴西馬托·格羅索(Mato Grosso)發現的印第安人的一種皮膚病，巴拉圭倫瓜(Lengua)的印第安人的十二指腸病，秘魯和墨西哥的蛔蟲，據說都和中國人的疾病近似。“不少資料顯示，印度洋、非洲、北美洲和大西洋海岸、澳大利亞等地，第一批歐洲探險者都記述了中國人或亞洲人存在的情況；而且，我對不少人和物進行了DNA分析，發現美洲、澳大利亞等地的土著人同中國人有特殊的關聯。”

考察了120多個國家，幾乎耗盡畢生積蓄的孟席斯，最後得出了一個令他自己也吃驚的結論：“當時只有一個國傢具備這樣的財力、科學知識、船隻和航海經驗，能夠開展如此宏偉壯麗的發現之旅———那就是中國。許多文獻都表明，中國人繪製了最早的航海圖，中國人對當時的世界似乎更了解。”

孟席斯是騙子？

在2004年7月美國公共廣播電視台(PBS)的特別節目中，孟席斯曾經在專家的“圍攻”中數次承認自己可能存在“誤讀”，但是他堅持認為自己的結論是對的。

“一個退役的潛水艇船長，怎麼能夠發現許多偉大的學者都沒有發現的秘密呢？雖然我只是一個業餘的歷史研究者，但我也有著別人沒有的優勢：我在皇家海軍掌握了天文導航術和航海方面的系統知識，我對古代的地圖、航海圖非常了解，我有豐富的航海經驗，我不僅去圖書館，還實地探察。另外，我不墨守成規，沒有權威壓著我的思路。這些成了我打開這個秘密的鑰匙。”

孟席斯嘲笑那些批評他的人，包括中國的學者，只會查書，不會看地圖。“一個航海的外行，不管他在其他領域多麼有成就，當他在看一幅地圖或是海圖的時候，只能看到許許多多的輪廓線。一位有經驗的航海家，在看同樣的地圖時，可以推理出更多線索：第一次繪製此圖的製圖學家航行到了哪兒，是以什麼方向航行的，航速是快還是慢，距離陸地有多遠，他掌握經緯度知識的情況如何，甚至白天還是夜晚都可以看出來。地圖包含的重要信息大家都看得見，但卻從許多傑出的中國歷史學家眼前溜掉。他們並不缺乏作為歷史學家的勤奮，而僅僅是因為他們缺乏關於天文導航術和世界海洋的知識。”

在近3年的時間裡，孟席斯曾幾度來華，搜集鄭和的歷史資料，並實地考察鄭和的印跡。在與中國歷史學者對話時，面對中國學者們的質疑和不信任的眼光，孟席斯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在孟席斯的預料中，中國的學者對待他的態度應該與西方學者有所不同。

“你們為什麼不相信我呢？我已經公布了幾千個證據和發現。和其他的版本不同，為了和中國讀者進行溝通，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書里，我特別增加了近100頁的內容。我希望這些新發現的材料能夠為中國的研究者所用，一起來參與研究鄭和下西洋這段偉大的歷史。”

目前，孟席斯的研究發現還在繼續。今年5月，孟席斯在北京公布，加拿大最北部發現了一些白色的建築物遺址，在離岸邊很遠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孟席斯去了現場，他認為這是鄭和營地的遺址。

孟席斯被指認錯地名

上周四，北京律師劉鋼公布了其收藏的《天下全輿總圖》樣本紙片碳-14年代檢測結果，並與英美相關研究者一起，答覆了部分來自學界的疑問。里斯本中葡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金國平昨天致電上海東方早報記者強調，該檢測並不能論證“鄭和發現世界”說，而一些媒體過於草率的報道可能影響中國的學術形象。

金國平認為，直接使用“鄭和地圖”的稱謂是對公眾的誤導，因為該鑒定報告只對送檢的紙片負責，並不說明紙片來自劉鋼所藏《天下全輿總圖》，更不能證明其是至今尚未發現的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的仿繪本，或與鄭和有關。

一、鄭和測量過珠峰？《天下全輿總圖》在烏思藏（今西藏）地區繪有崇山峻岭並注有“天下第一高峰”字樣。崇山無疑是喜瑪拉雅山，峻岭非珠穆朗瑪峰莫屬。據林超教授考證，珠穆朗瑪峰之滿文名始見於1719年的康熙《皇輿全覽圖》，但當時還不知道它是世界第一峰。珠峰被確定為世界最高峰，是英屬印度測繪局喬治·埃佛勒斯擔任局長期間（1830- 1843年），用現代儀器精確測量了珠峰高度。在1763年的《天下全輿總圖》居然標上了“天下第一高峰”，豈非咄咄怪事？

二、“天下”等於“世界”？《天下全輿總圖》這個名字有些怪。1724年的《清直省分圖》中有《天下總輿圖》、1755年的《皇清各直省分圖》內含《天下總輿圖》、1767年有《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1810年有《大清萬年一統地量全圖》、1817年有《大清一統天下全圖》。有清一代，“天下”更多是“皇輿”之意，而不是“世界”。明末以來的漢語世界地圖都不見有“天下”之稱。利瑪竇繪製的世界地圖稱《山海輿地圖》、《輿地全圖》、《坤輿萬國全圖》）等，龐迪我有《海外輿地全說》，艾儒略作《萬國全圖》南懷仁、蔣友仁各有《坤輿全圖》。如果在耶穌會會士於16世紀東來之前，中國早就了解了世界地理，為何在利瑪竇傳入西方世界全圖時，在中國士大夫中引起了巨大轟動，競相翻刻？

三、“識貢圖”與“職貢圖”。關於《天下諸番識貢圖》，毛佩琦教授斷定：“這張地圖是偽造的。”其證據是，圖中說明“天下諸番識貢圖”中的“識”字，按古代書寫規範一般應當是“職”字。“‘識’和‘職’的繁體字在外形上非常相似，古人在寫的時候肯定不會犯錯，但現代人偽造的時候一馬虎就露出破綻來。”筆者是上海人。在上海話里，“識”和“職”幾乎同音。鑒於此圖在上海購得，有無現代偽造者受方言影響的因素？

四、圖說與地圖。毛教授還指出：“所謂‘職貢圖’是外國及中國境內少數民族上層向中國皇帝進貢的紀實圖畫。”

中國美術史上，現知較著名的《職貢圖》有兩種。傳為梁蕭繹所作的《職貢圖》為其一（見圖1）。原圖不存。今所見卷為北宋熙寧年間摹本。圖卷描繪南朝梁代外國使者25人朝貢的形象，並配有說明文字。現已殘損，僅存12人。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的《皇清職貢圖》為其二（見圖2）。繪刻中國各少數民族及西洋諸國來使圖像。原序謂：“非我監臣所手量，我將帥所目擊，我驛使所口陳者不以登槧削焉。統計以部曲區名者，凡三百數，以男女別幅者凡六百數。”《清史稿》載曰：“初，琉球、安南、暹羅諸使來，議政大臣咸會集，賜坐及茶。乾隆初元，諭停止。時屬國陪臣增擴，敕所司給皇清職貢圖，以詔方來。”

凡舉現所知的《職貢圖》，均系圖文並茂的圖說，非地圖也。而《天下全輿總圖》左下角一題記曰：“乾隆癸未仲秋月仿明永樂十六年天下諸番識貢圖　臣莫易仝繪”。倘若系仿繪，為何未出現《職貢圖》的人物圖文並茂的基本特徵？

五、那些進貢的國家哪去了。《明實錄》及《明史》對各貢國的名稱，進貢年代及貢品有詳細記錄。上述兩種信史中，無任何“新世界”國家的名字。奇怪的是，《天下全輿總圖》有一些概況圖例，卻無具體國名。《職貢圖》首先是記載貢國名，然後是概況。在《天下諸番識貢圖》中並未出現所有的《明實錄》及《明史》所記載的貢國——不把皇帝的貢國統統放上去，那是要掉頭的罪啊！

六、“余”和“餘”。最大的破綻是，在圖上多次出現“數字+余”這種表示成數后不定餘數的結構。繁體字當中，此處當用“餘”。在簡體漢語中則通用“余”。莫易仝何以通篇用簡體字時代的用法？僅憑這些錯別字，我們完全可以質疑《天下全輿總圖》是否系真品。但民間學者考證，根據《簡化字溯源》“簡化字始見時代一覽表”，其中簡體“余”字始見先秦時期；收藏在台灣故宮的乾隆“古稀天子之寶”玉璽上的《古稀說》銘文，第一個字就是簡體“余”字；出土的宋、元、明墓誌銘，上面也有簡體“余”字，所以《天下全輿總圖》上出現一些簡體“余”字不能作為此地圖為假的依據。然雖《古稀說》銘文等上之“余”字實非“餘”之簡化用字，而作現代漢文“我”之意也，此一論證乃不學無術之說，但古文中“余”確有通“餘”之意，本身即有餘下、閑余之意，如《周禮·地官·委人》：“凡其餘，聚以待頒賜。”句中原始用字即為余字。“餘”字始見於秦篆。

七、“大清海”從何而來。《天下全輿總圖》左上角有一題記說明：“凡未加紅圈者皆原圖所未命名者”。劉鋼釋曰：“這意味著圖上的註釋有些是原《天下諸番識貢圖》中已有的，有些是仿繪者后加的，而原有的註釋都用紅筆加以圈注。”換言之，凡有紅圈者皆系原圖所有。劉剛，古董鑒定家和他那些外國專家居然沒有看見三處“大清海”都是有紅圈的！永樂十六年的圖可能有256年後取代它的“大清”的名稱嗎？劉鋼解釋說：“出於避諱原因，仿繪者將《天下諸番識貢圖》中‘大明海’改為“大清海’。在清代版本的明代書籍和地圖中這種現象較為普遍，例如《月令廣義》成書於1602年，該書附有《山海輿地全圖》，其清刻本所附圖中‘大明國’被改為‘大清國’”。也就是說，按理判斷，“大清海”原來是“大明海”。——但劉鋼不知道，“大明海”是萬曆年間利瑪竇開始使用的！——如果《天下諸番識貢圖》有“大明海”這一稱謂，它絕對不可能作於永樂十六年。如果它果系作於永樂十六年，是不可能有“大明海”的。那麼，有紅圈的三處“大清海”從何而來？

八、一百年後傳入的地名。諸如“今名北亞墨利加”、 “今名南亞墨利加”、“今名利未亞”、“今名亞西亞”、“今名歐羅巴”、“地中海”都是16世紀耶穌會傳入的世界地理的漢譯名稱。這是常識。筆者曾於 2005年12月21日與劉鋼通話。其間曾涉及“地中海”問題。他說中國人當時到了地中海。我問他，中國人是如何進入地中海的。回答是通過紅海。我再問他蘇伊士運河是哪年開通的，他一時語塞。我告訴他是19世紀。於是他馬上改口說是從另外一條河，我追問那條河名，他再次無言以答。

九、鄭和深入各大洲的內地。且不說當時中國人是否有球形的概念。鄭和船隊每次出航一般是兩年，在兩年內，光憑藉帆船有可能環球航行，足跡至南北二極嗎？只要考慮考慮帆船的最大航速、季風期、休整的時間等因素，自然會得出應有的結論。還有一個更簡單的問題，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有可能憑一兩次航行，就畫出如此準確的地圖來嗎？退一萬步說，中國船隊充其量只能到達沿海地區，有可能深入各大洲的內地嗎？可《天下全輿總圖》有豐富的內陸信息，這如何解釋？

同樣，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侯楊方也認為該地圖是假的。“碳定年法根本不能說明問題，它只能證明紙、墨是當時的。紙和墨都很容易保存，現在能看到的古代墨有很多，就連南北朝時的都有，所以只要找到當時的紙和當時的墨，就能偽造當時的東西，這是偽造字畫常用的、非常普通的手法，根本不能說明這張圖就是當時的人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