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

明朝末年，朝政不修。抨擊時弊的文人組織“復社”領袖書生侯朝宗，因剛正耿直、痛斥當朝奸臣阮大鋮而贏得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愛慕，引為知己。阮大鋮因有意收買朝宗，托他的盟弟、與復社文人有交往的楊龍友代贈朝宗白銀三百兩，作梳攏香君之用。侯不明底細，不疑收用。定情夜，侯朝宗題詩扇上贈與李香君，作為定情之物。次日，香君得知銀子來歷，即請楊如數退還阮大鋮。翌年，崇禎自縊煤山，阮大鋮勾結鳳陽總督馬士英擁立福王繼位后，大肆搜捕“復社”人士。

時事動蕩，八年後，幾經反亂，當香君得知侯朝宗已變節投清時，嚴詞斥責，撕碎桃花扇，入庵隱居，斷絕與侯朝宗的一切往來。

西安電影製片廠1963年拍攝完成的《桃花扇》該片，系根據清代孔尚任《桃花扇傳奇》及現代戲劇家歐陽予倩（1889—1962）同名話劇劇本改編，通過復社文人侯朝宗（侯方域，1618—1654）與秦淮歌妓李香君的一段悲歡離合愛情故事，真實而形象地反映了明朝末年江南一帶動蕩的社會局勢和複雜的政治鬥爭，一定程度上探索了明王朝覆亡的原因。

這部電影突出了正義與邪惡，愛國主義與賣國主義的思想鬥爭，塑造了一位富有反抗性格，具有堅貞愛國情操的風塵女子李香君的形象。

原著信息

孔尚任的《桃花扇》是借李香君和侯朝宗的離合之情，寫南明王朝的興亡之感。李、侯之間的愛情描寫，不同於以往的《西廂記》、《牡丹亭》，也不同於當時與孔尚任比肩的洪升的《長生殿》，除了描寫男女雙方在才華上、容貌上互相傾慕外，還在政治態度上互相影響。顯然思想性是以前的兒女風情戲所少有的。尤其結尾不落窠臼，打破了大團圓的結局，使得該作品意境深遠，獨樹一幟。

中國著名電影演員王丹鳳（1924—）飾秦淮名妓李香君，馮喆（1921—1969）飾男主角“明末四公子”之一復社中堅侯朝宗。

《桃花扇》是著名演員馮喆60年代最後數部電影之一，多年的藝術積累使其演技達到爐火純青的階段，可惜此片也直接導致他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藝術生命就終結在42歲。

西安電影製片廠1963年拍攝完成的《桃花扇》，系根據清代孔尚任的同名傳奇以及現代戲劇家歐陽予倩的同名話劇改編，通過復社文人侯朝宗與秦淮歌妓李香君的一段悲歡離合愛情故事。

作為其時尚屬新建的西影廠，能問津在中國戲劇史上居於極高地位的《桃花扇》，與特定文藝領域調整形勢的推動有關。1960年底，中央為了扭轉國民經濟的困難局面，制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開始全面糾正大躍進以來的“左”的錯誤，文藝戰線也在全面調整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復甦。1961年初，時為文化部電影局副局長的陳荒煤來到西影傳達中央調整文藝政策的精神，出席了西影專門召開的為期一周的創作會議，就如何貫徹雙百方針、千方百計提高影片質量等問題作了詳細闡述。隨後他在西安召開了新電影廠（西安廠、內蒙廠、昆明廠、峨眉廠）廠長會議，傳達了周恩來、周揚、林默涵等關於藝術創作的指示，並特意安排西影的導演、攝影、演員參加。

此時正值孫敬執導的戲曲片《三滴血》公映頗獲好評，他對古裝片拍攝興猶未盡，經過創作會議學習討論，有感於重提“雙百”方針，倡導創作民主，重視提高質量，這位曾參與建廠的“元老”級資深導演，便一鼓作氣提出將心儀已久的古典戲曲名著《桃花扇》搬上銀幕的計劃，得到廠領導支持，決定把它作為提高全廠藝術質量的“翻身仗”，傾力將其拍成一部“故事好、演員好、鏡頭好、音樂好”的影片，改變當時西影尚無在全國有影響電影的狀況。

廠里正式批准《桃花扇》拍攝后，孫敬專門前往北京搜集改編資料，並為拍攝工作進行相關準備。適逢中央戲劇學院實驗話劇院又一次在首都公演歐陽予倩改編的話劇《桃花扇》，北影與長影不約而同看中了這一題材，競相向文化部電影局表達了拍攝意向，西影聞訊后堅決力爭拍攝該劇。此時已任文化部電影局局長的陳荒煤親自出面協調，為西影最終取得該片拍攝權投了贊成票。

1962年春孫敬再度赴京，正式邀約時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任導演的梅阡共同改編劇本。在改編過程中，他們既參考了歐陽予倩的話劇本，也著重研究了孔尚任的原作，但在結尾的處理上碰到了難題：南京陷於清兵后，歷經南明離亂的李香君與侯朝宗是聚抑或是離？

孔尚任所著《桃花扇》的結尾，是李香君和侯朝宗在白雲庵道觀為明思宗修齋追薦講堂巧遇，歷經劫難的一對戀人百感交集淚眼相對，正要互訴情懷，被已先入道的張瑤星一聲喝斷：“呸呸！兩個痴蟲，你看國在哪裡，家在哪裡，君在哪裡，父在哪裡，偏是這點花月情根割他不斷么？”侯、李猛然醒悟，認清眼前國破家亡的嚴峻現實，遂回到各自暫留棲身的葆真庵與采真觀，分別拜師學道、修真出家去了。這樣結尾與史實是符合的，晚年李香君正是依卞玉京所在棲霞山庵中以終老，侯朝宗深入道山湮沒無聞。當初孔尚任為寫作此劇曾悉心考證並嚴格遵循歷史事實，而且以後李分手並未再聚結尾，在傳統戲曲的創作上也獨具特色，沒有落入大團圓的俗套，誠如作者所謂使它“脫去悲歡離合之熟徑”。歐陽予倩話劇本的結尾，則寫他們在離亂后再度相見，侯朝宗眷戀舊情，到棲霞山卞玉京的道庵里再訪香君，希冀重續舊好。香君見其已脫去南明衣冠改著清裝，認為他喪失了民族氣節大失所望，憤而撕碎了濺血的桃花扇抱恨而終。

這一結尾增加了故事情節的曲折，渲染了全劇的悲劇氣氛。雖然出於虛構，但所寫侯朝宗並未深入道山，且著了清裝，也有一定的歷史依據。

按照有關史實，侯朝宗回到故鄉商邱，由於清廷搜求前明隱逸，父親被捕入獄，他因此應順治癸卯“秋試”以求自保，且僅中副榜，連個舉人也沒中，清初曾有題《桃花扇》“兩朝應舉侯公子，忍對桃花說香君”詩句，以惋惜之情道出侯朝宗的下落。而且清初執行鎮壓政策，“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均對不削髮的明末遺民以殺頭嚴懲，舊時沿街走動的剃頭挑子一頭必矗旗竿，就是為懸掛抗拒剃髮者人頭而沿襲下來的。歐陽予倩劇本最後一幕讓侯朝宗削髮清裝是不違史實的。

面對這兩種不同的結尾，電影怎麼表現呢？梅阡與孫敬反覆進行了研究，還是很為欣賞孔著的不落俗套，於是以此作為結束完成初稿。但在提交西影藝委會召集全廠創作人員討論時，卻對這樣的結尾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影響李香君的藝術形象和影片的思想意義，建議改為歐陽予倩話劇本的悲劇結局處理，以突出李香君的民族氣節和高尚品格。孫敬、梅阡仔細再加斟酌，覺得原來的結尾確也存在“仍涉虛幻”、“淡而無味”問題，遂放棄原有的結尾，仍根據話劇為藍本重新修改，形成後來影片的結尾。

1962年底，經陝西省委宣傳部、省文化局同意，《桃花扇》正式開拍。依西影當時的力量和條件，拍攝這樣一部思想和藝術水準要求均相當高的歷史題材影片，確實具有不少為難之處，但廠里下決心提出了“拍好《桃花扇》，打好翻身仗”的響亮口號，不僅集中投入全廠的人力、物力，而且努力藉助和發揮外援的作用，採取了跨行協作、強強聯合的做法。

還在孫敬與梅阡著手改編劇本之際，就商議謀劃了影片拍攝的兩大舉措：一是用崑曲的曲調配樂。這不僅因為《桃花扇》原本就以崑曲為載體聞諸於世的，實際也是著眼於獨具特色、別樹一幟，因為崑腔中有很多優美動聽的曲調，在電影配樂中還很少見。攝製組特意約請北方崑曲劇院副院長金紫光和作曲樊步義擔任音樂顧問、配樂，精心選取清新綿邈、婉轉悠揚的宮調用於片中音樂唱腔，十分契合“興亡”鋪敘與“離合”抒情交織的古雅悲壯風格，對主題表達、人物刻畫、情緒渲染起到了推動作用。二是邀請北方崑曲劇院的演員出演；因為他們深諳戲曲表演藝術，適宜古裝題材和人物塑造，以此試驗戲曲與電影表演的有機結合，這也是個大膽創新的念頭。後來這一點沒有完全做到，因最後還是確定王丹鳳和馮喆擔任主角，但片中的其他角色大多還是北昆演員飾演的，他們熠熠生輝的演技為影片增色甚多。

對李香君、侯朝宗兩個主要角色的挑選，孫敬從廠里同意拍攝該片時就開始留心了。最早在北京看到中央戲劇學院實驗話劇院重排上演話劇《桃花扇》時，他就為在劇中飾演李香君的鄭振瑤所吸引。雖然此時鄭振瑤還只是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演員，但已相繼成功主演了《大雷雨》、《文成公主》《桃花扇》三出大戲，可惜的是臨近籌拍鄭振瑤懷孕在身只好放棄。後來梅阡提議可由北方崑曲劇院組成演員班底，該院系遵照周恩來指示建立，實行以演出為主、培養繼承人並結合進行傳統劇目發掘、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方針，由梅蘭芳、歐陽予倩等擔任藝術顧問，雖然建院僅三年，但在北方崑曲名宿精心傳授下，已鍛鍊出一批優秀青年崑曲演員。孫敬予以認同，從中遴選出了習閨旦的李倩影與工小生的叢肇桓，內定為飾演李香君、侯朝宗的人選。他們原來都是中央實驗歌劇院的青年歌劇、舞蹈演員，專門抽調出來作為北方崑曲表演藝術繼承人重點培養，屬於難得的“戲曲團體里的新文藝工作者”，形象、氣質、素養及表演技能等各方面條件都很不錯。

1963年底影片拍攝完成，即報送文化部電影局審查，受到各方面好評，認為劇本、導演處理、演員表演、攝影都很好，服裝布景也較為考究，準備排為春節上映。就在這時，政治空氣突然緊張起來，文化部電影局在正式下達該片審查通過令時，又決定暫時不在國內發行，但可輸往東南亞、港澳、朝、越、日，對西歐、拉美、非州等地，不作主動推薦，如對方主動索要則可供給。

半年之後，政治形勢更加緊張。當時中央負責意識形態的“理論權威”康生聞風而動，耍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卑劣手法，一反當初讚賞、支持的態度，協助江青圍攻“壞戲”典型——北方崑曲劇院排演的孟超新編崑曲《李慧娘》，被扣上“用死鬼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反黨反社會主義大毒草”罪名，由此殃及到電影《桃花扇》。在批判《李慧娘》的一個座談會上，提及北昆參加了《桃花扇》的拍攝，康生板起面孔訓斥道：“演《桃花扇》這齣戲，是什麼意思？這裡有政治目的，它是為投降主義變節開脫的，可以送給台灣、赫魯曉夫去看。”並說他曾提出過不同意西影拍《桃花扇》，並且寫過信，還火冒三丈地發出狠話：“北昆成立時，我是支持的，現在我主張把它解散。”

康生確實就《桃花扇》拍攝寫過信，卻非表示“不同意”而是明確予以支持。當初電影改編劇本剛剛脫稿，曾送請有關方面負責人和專家徵求意見，康生很快就給梅阡、孫敬親筆寫了詳細複信，以學術探討的口氣，就孔本《桃花扇》的評價、孔尚任的為人、侯朝宗的降清、阮大鋮的評價、阮之死等五個問題，提請兩位改編者進一步考慮，並表示“將孔劇研究清楚，把存在的一切問題真弄個明白，那也許對於改編此劇會有好處。”孫敬回廠后即以此信向廠彙報，並在藝委會上宣讀，認為是得到中央領導的支持。豈料政治形勢發生變化，康生為給自己披上“一貫正確”、“先知先覺”的偽裝，竟出爾反爾變臉棒殺這個片子。

在這樣的形勢下，《桃花扇》難免厄運。文化部懾於壓力，於1964年9月又撤回了該片的輸出發行權。在隨後開展的“四清”運動中，它在省內受到批判，西影廠黨委專門作了檢查。

“文革”之初更遭徹底否定，以駭人聽聞的“配合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反革命復辟宣言”的莫須有罪名，成為全國上下大加撻伐的“靶子”。

電影《桃花扇》的主創人員悉遭株連，梅阡首當其衝被點名批判，主演王丹鳳被關進“牛棚”，風流倜儻的馮喆於1969年慘死在“學習班”，叢肇桓以“反革命”罪整整坐牢八年，導演孫敬自殺幸被搶救過來……

直到“文革”結束，他們才獲得徹底平反恢複名譽，這株植根於古典戲劇沃土的影壇“紅桃”，迭經風雨洗禮更顯芳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