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嘉·若必多吉

五台山菩薩頂的前院東側至今還立著清高宗1786年3月所書《至靈好峰文殊寺即事成句》碑，開首即說：“開塔曾聞演法華，梵經宣教率章嘉（是日章嘉國師率眾喇嘛誦經迎駕）。”這裡所說的章嘉國師，就是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縣佑寧寺的第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

右側銅像頭戴大折沿班智達帽，寬額豐頤，右面頰下長有一個小包，是其面相特徵。身側兩枝蓮花上分別置經篋與寶劍，與宗喀巴標識同，顯示其崇高地位。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正月初十日出生在甘肅武威西蓮花寺附近的一個牧民家中，其父古茹丹增，原是青海湟水流域祁土司的屬民，土族人，后舉家遷往涼州放牧，落籍於當地的藏族部落。據說若必多吉自幼聰穎異常，恰值估寧寺向西北方向尋找二世章嘉呼圖克圖的轉世靈童，於康熙五十八年經理藩院奏准，認定他為二世章嘉活佛的轉世，並於次年六月迎入佑寧寺坐床。章嘉活佛轉世系統是清代甘青地區著名的大活佛，因為二世章嘉活佛阿旺洛桑卻丹曾被清聖祖封為“灌頂普惠廣慈大國師”，主持內蒙古地區喇嘛事務，所以若必多吉從坐床起即具有崇高的宗教地位。

清世宗即位后，青海蒙古和碩特部親王羅卜藏丹津舉兵反清，亂事波及青海藏、蒙古各部，佑寧寺的一些僧人也策劃響應。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年羹堯、岳鍾琪率領清軍攻打佑寧寺，殺僧俗6000餘人，毀壞全部寺院建築。若必多吉在戰爭發生前被僧人帶往大通河上游的森林中躲藏。清世宗因即位前曾向二世章嘉活佛學法，所以急詔年羹堯保護章嘉活佛的轉世靈童，年羹堯遂威迫佑寧寺僧人接回若必多吉。不久若必多吉在西寧出痘，清軍為他延請名醫治療，康復后還設宴唱戲祝賀。當年清軍又奉清世宗之命將年僅8歲的若必多吉護送到北京。

清世宗對年幼的若必多吉進京后的生活作了周到的安排，命他跟從當時在北京的佑寧寺二世上觀卻吉嘉措學習藏文和藏傳佛教，同時還讓他與皇四子愛新覺羅·弘曆（即後來的清高宗乾隆）等皇子同窗讀書多年。因此若必多吉不僅精通藏文，還學會了漢、蒙古、滿等民族的語文，在佛學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詣。當清世宗到北京旃檀覺卧寺時，若必多吉出院門跪迎，世宗親自將他抱起，進入屋中坐在同一坐墊之上。清世宗還准許若必多吉按前世所受封賞乘坐黃幛馬車、坐九龍褥，以致當若必多吉的馬車出入皇宮東華門時“都人士女，爭取手帕鋪途，以輪轂壓過，即為有福。”1727年，清世宗發庫銀10萬兩在多倫諾爾建善因寺，賜給若必多吉居住，清世宗還為善因寺撰寫了碑文。1734年，清世宗又照清聖祖冊封前世章嘉活佛之例正式封若必多吉為“灌頂普惠廣慈大國師”，並賜金冊金印等。

1735年10月，當者必多吉在日喀則從五世班禪受戒時，傳來了清世宗去世的消息，若必多吉匆忙從西藏返回北京，朝見新繼位的清高宗，高宗立即下令將掌管京城喇嘛事務的大印交給若必多吉，封他為掌印喇嘛，從此若必多吉成為最受清高宗寵信的駐京喇嘛。

若必多吉參與了清高宗在北京、熱河等地興建皇室喇嘛寺院的一系列工程。1744年高宗與若必多吉商議后改建清世宗即位前居住的雍親王府為喇嘛寺院，這便是著名的北京雍和宮。雍和宮的所有宗教事務和僧人管理都由若必多吉負責。1751年清高宗為了祝厘其母六十大壽，改北京西郊瓮山為萬壽山，若必多吉負責山後香岩宗印之閣的四層金頂佛殿的修建及殿內密宗佛像的塑造，並徵集內蒙古各旗的僧人來此誦經學法。

由於若必多吉精通佛學知識和多種民族語文，因此他在乾隆時期翻譯佛經的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翻譯佛經，若必多吉培養了一批藏、漢、滿、蒙古等族的翻譯人才，對清代我國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

由於若必多吉既是在蒙古、藏區有很高聲望的大活佛，又與清高宗有密切關係，因此他在清廷處理蒙藏事務時發揮了重要的政治作用。1750年10月，西藏發生了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亂。他提醒清高宗注意西藏的民族和宗教的特點，不要拋開以達賴喇嘛為首的宗教上層處理西藏事務，不要在西藏採用與統治內地相同的辦法。在若必多吉的勸阻下，考慮到西藏的實際情況，清高宗決定將西藏的政教權力交給七世達賴喇嘛，由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共同掌管西藏事務，由此確定了一直延續到近代的達賴喇嘛掌管西藏地方政府的制度。除了提出重要建議外，若必多吉還多次肩負特殊使命到西藏、青海等地，處理重大事務。1749年和1764年章嘉·若必多吉兩次返回青海為母親和父親奔喪，每次都受到青海僧俗大眾的熱烈歡迎。1749年若必多吉回青海時向佑寧寺、塔爾寺、廣惠寺、夏瓊寺頒發了清高宗賜給各寺院的匾額（賜給塔爾寺的“梵教法幢”匾至今尚存於塔爾寺大金瓦殿）。並為拉卜楞寺二世嘉木樣活佛、廣惠寺三世敏珠爾活佛剃度授戒。1764年若必多吉回青海時還應佑寧寺僧眾的請求就任佑寧寺法台，為僧眾講經說法，從青海各地前來聽法的僧人達數千人之多。這些活動增強了青海藏、蒙古、土族僧俗與清朝政府的聯繫。

章嘉·若必多吉還利用他在蒙古各部中的巨大影響來幫助清高宗鞏固對蒙古族地區的統治，解決一些突然遇到的難題。由於清高宗倚重若必多吉協助處理蒙古事務，所以若必多吉的影響所及不僅內外蒙古及新疆、青海，就是遠在伏爾加河流域的蒙古土爾扈特部的首領渥巴錫等人也對若必多吉十分崇信。

在日常生活中，清高宗數十年如一日地對若必多吉優禮有加，每逢年節、傳法、誕辰之日，都要賜給著必多吉大量財物。1781年夏，清高宗與若必多吉一起上五台山，在菩薩頂舉行析願法會時，特意讓若必多吉與他同坐在一個座墊上，並說：“與呼圖克圖坐在一個座墊上，朕便覺得安樂。” 1782年因黃河多年泛濫，河南龍岡缺口難以合龍，河堤工程緊急，清高宗又問計於若必多吉，若必多吉說應派員到青梅祭祀阿尼瑪卿山神，對治河工程有益。於是高宗命乾清門侍衛阿彌達馳往西寧，會同西寧辦事大臣留保柱、若必多吉之弟卻藏活佛前往河源致祭，由此引出清代對黃河河源的再一次大規模考察。1786年3月，清高宗去五台山，並命著必多吉三月趕至五台山接駕，君臣一起在五台山文殊菩薩像前舉行祈願法會。清高宗下山回京后，若必多吉染病不起，於四月初二在五台山去世，清高宗聞訊大為悲勵，下令用7000兩黃金造大塔一座，安置若必多吉遺體，在五台山掘石扈安藏，並命者必多吉的侄子拉科呼圖克圖去西藏為若必多吉做超薦法事。

若必多吉門徒眾多，其中不乏當時著名的佛教學者，如土觀·洛桑卻吉尼瑪、嘉木樣·晉美旺波、敏珠爾·阿旺赤列嘉措等。若必多吉本人也是當時遠近聞名的學者，他一生著述甚豐，由弟子們收集刻版的全集共計七函，其中的《七世達賴喇嘛洛桑格桑嘉措傳》、《藏文三十頌與字性添接法略解》、《宗派建立論》、《藏文正字學》、《北京白塔寺志》、《清涼山（五台山）勝地誌》等，都是流傳甚廣的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