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經營績效

長期以來，很多人將國有企業不良的經營績效歸因於國有企業融資結構的缺陷。即在國有企業的融資結構中，債權資本的比重過高，而股權資本的比重不足，表現為企業較高的資產負債率。然而，不論是從理論或實踐的多個角度或層面分析，融資結構“惡化”都不是導致企業不良績效的因素，亦即在我國當前的宏微觀制度安排下，國有企業負債率過高並不是其經營績效不佳的原因之一，反而是其必致的結果。本文擬從五個不同角度對二者關係進行再考察。

從企業實際負擔的負債成本考察

通常，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實際負債成本可表示為公式

C=k(r-i)+w(k)

k為企業的負債額r為銀行貸款的名義利率i為通貨膨脹率w(k)為企業從銀行獲得貸款付出的超過名義利率的成本(實際可表述為尋租成本)。

由於國有企業與銀行的產權同構性，以及由此而導致的政府對融資過程的介入使企業為獲得貸款而付出的額外成本極為低廉，因而,w(k)在這裡可忽略不計。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大多數年份里，國有企業所承擔的債務名義利率均低於實際的通貨膨脹率(通常在二、三個百分點左右),即企業從銀行獲得貸款的實際利率為負值。那麼，我們有理由相信，企業通過借款行為從金融渠道獲得了補貼k(i-r),儘管補貼的形式是隱性的。而借款愈多，補貼也愈多。因此，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愈高，企業的收益也就愈高，企業績效也就更好而不是更壞，那麼，稱利息支出為利息“負擔”也就很不恰當。因而，具有較高資產負債率的企業並不會因為借款而背負沉重壓力。

從債務資本與股權資本的使用成本比較考察

從理論上講,債權人和股東對資本有不同的收益要求，其依據是債務資本與股權資本具有不同的風險。由於股權資本承擔的風險高於債權資本,股東所要求的回報必須包含風險報酬。況且，在會計中，企業支付的債務利息是可以計入成本而免繳企業所得稅的，而股息支出和稅前凈利潤則不行，因而企業使用的債權資本成本實際上應低於企業的股權資本成本。因而，毋庸置疑，企業只要在滿足註冊要求和應付破產風險的基礎上，根據自身經營環境，確定合適的股權資本量即可。因為股權資本比率愈高，企業為使用資本所付出的代價也愈高，較低的資產負債比率會降低企業的收益而不是相反。人們之所以認為降低資產負債率有提高企業績效的“奇效”,乃在於他們對國有企業使用股權資本不支付任何成本的事先設定，儘管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其原因在於國家融資體制長時間來給國有企業造成一種“幻覺”並使其養成一種“習慣”:即股權資本可以不花任何代價地使用。其實，國家作為獨立的投資主體，與其他主體一樣，應具有收益的要求權。只不過通常在企業經營績效較差的情形下，企業和國家的“隱性契約”使國家得不到股權資本的收益罷了。

從部分具有“合規”融資結構的企業績效考察

九十年代以來，我國證券市場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部分國有企業通過發行股票，較大程度改變了企業的融資結構，企業的資產負債率也明顯下降。然而，據統計,1994年以前上市的公司年終凈資產收益率由1994年的14.46%下降至1997年底的4.85%,而1995年上市的公司年終凈資產收益率由當年的19.22%下降到12.4%,1996年上半年上市的公司當時的凈資產收益率為21.99%,一年之後下降為11.99%。這就叫人更加難以理解：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沒有得以改善反而惡化，並恰恰是發生在融資結構剛剛得到“改善”之後。難道資產負債率下降反而會導致企業效率下降？顯然，得出這樣結論也會失之簡單和武斷。我們權且把企業不良績效歸咎於近幾年國家宏觀經濟周期的影響，但即便如此，與非上市公司相比，上市公司的績效表現也並不令人鼓舞。我們深知在中國股票市場上，上市公司從股市籌資的成本是要低於銀行貸款利率的，即上市公司可通過股市廉價地獲取資金，獲得其他企業無法與之比擬的競爭優勢，但兩類公司凈資產收益率的差異也並不明顯。更何況，在公司效益良好才能獲得上市資格的條件下，兩類公司在績效上原本就存在差距。因而，具有“合規”融資結構的企業績效也不能叫人信服。

從融資制度的歷史變遷角度考察

改革開放前，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並不高，企業的固定資金和大部分流動資金供應均由財政無償撥付。這一時期，企業從銀行獲得的資金數量極為有限，也鮮有企業債券等債權融資方式，因而，企業的外部融資極少，資產負債率較低，這樣的企業融資結構不可謂不“理想”。然而，隨著改革的深入，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企業通過財政渠道獲得的資金比例日益減少，而相應地通過銀行渠道獲得的資金無論在數量上抑或比例上均大幅上升。值得思考的是，在融資體制變遷的前期，低負債結構的企業利息支出較少，同時，還可通過國家的行政價格機制使其獲得一部分“剪刀差”收益。然而，即便如此，企業績效仍不理想。因而，才有了後來“撥改貸”的呼籲，出發點即是應給企業以負債付息的壓力，以此來促進企業績效的改觀。但僅僅在十幾年後，事過境遷，資金無償使用向有償使用的初衷轉變，而要求財政積極注資的帶有體制復歸色彩的呼聲卻日益高漲了。

從與其他國家企業融資結構的比較考察

中國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相對於英美等國家的企業確實要高，但相對於某些國家或某些國家經濟發展的某些時期則不盡然。例如日本1986年765家製造業公司平均資產負債率高達68.4%,而美國同期資產超過2.5億美元的所有製造業公司的平均負債率為55.5%。在這些國家裡，並未因企業普遍較高的資產負債率阻礙了正常的經濟增長。其歸根結底在於：當高收益與高負債結合時，企業的高負債不會降低企業的市場價值。因而，在高效率的經濟中，高負債不僅不成其為問題，甚至是企業融資能力強的表現。近年來，美國市場的股票發行凈增加額一般都是負數，因為股票的註銷和回購超過新發行股票的總數。斯蒂格利茨也認為:“近年來，通過股票籌集的資金在新融資中不到1/10。”而正是由於企業低效率，缺乏足夠的自我積累與發展能力,才會逐步導致資產負債率上升，而高負債又與低效率進一步結合，形成惡性循環。我國國有企業要使資產負債率不致降低，更要緊的在於提高其經營效率。

因此，在我國，不同融資結構的企業在其績效上的非規律性使我們無法繼續在融資方式上尋找原因，並一味試圖在其中尋求突破，也就是說，決定企業績效的癥結不在於此，我們應該探尋新的改革路徑。然而，複雜的是，其既涉及宏觀層面的制度安排改革，也涉及國有企業微觀層面的治理結構改革，而這或許又不是完全通過市場所能解決的問題。

企業文化作為企業的一種核心競爭能力，對企業的經營績效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而企業經營績效的好壞，又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企業文化建設的強度和力度，二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係。優秀的企業文化從以下幾個方面促進企業經營績效的提高。

一是，企業文化的核心所體現出的企業共同價值觀和企業精神，使企業領導層與企業員工在企業經營目標上容易達成共識，在企業經營理念的指引下，通過對企業目標的一致認同，從而凝聚成一股巨大的競爭能力，最終達到企業經營目標，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如惠普公司通過確立“企業發展資金以自籌為主，提倡改革與創新，強調集體協作精神”的價值觀，逐步形成了一種注重顧客、股東、公司員工的利益要求，以真誠、公正的態度服務於消費者，企業內部提倡人人平等與人人尊重的企業文化系統，在實際工作中提倡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與成果管理，提倡溫和變革，不輕易解僱員工，也不盲目擴張規模，堅持寬鬆的、自由的辦公環境，努力培育公開、透明、民主的工作作風。通過對這種企業價值觀的認同，企業的經營業績有了飛速發展，公司在50－60年代純收入增加了107倍，投資回報率高達15%。

二是，良好的企業文化體現出一種優質的管理，具體表現為企業內部規範的管理制度，領導層的先進管理理念，員工的科學行為方式等等，從而實現企業運作的最高效率，最大限度地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實現企業經營效益的最大化。如柯達公司通過推行“柯達建議制度”的新型管理制度，極大地調動了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創造出了不凡的經營業績，並通過這種建議制度總結出了企業科學管理的七個要素，即人事、資金、方法、機器、材料、市場、精神，通過這種管理要素的有機組合，可以有效地促進企業的經營業績。

三是，良好的企業文化通過多種傳達體系最終塑出優秀的企業品牌，通過企業品牌的輻射力和感召力，從而吸引更大範圍內資源的聚合，企業得以滾動式發展，實現良性循環，取得最佳效益。如戴姆勒－賓士公司正是通過其品質管理和品質文化的塑造，最終打造出了馳名世界的頂級品牌，為企業蠃來了豐厚的利潤和廣泛的讚譽，也才有了“如果有人發現賓士汽車發生故障被修理車拖走，我們將贈您1萬美金”這樣豪邁的廣告語。

四是，具有良好企業文化的企業，在其經營過程中體現出一種良好的經營道德和倫理意識，為企業爭得外部公眾的認同，創造出良好的經營環境，為企業贏得寶貴的社會資源，從而大大降低企業的外部運作成本，最終實現企業經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豐收。如寶鋼公司自1978年建廠以來，積極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鋼鐵企業生產經營與環境保護同步推進、協調發展的新路子，於1998年1月在全國冶金行業率先通過了ISO14001國際環境管理體系標準的審核認證，並通過其環境保護的“六領先”戰略，即環保目標領先、環保教育領先、環保裝備領先、環保技術領先、環境管理領先、環保成果領先，初步樹立了世界一流鋼鐵企業的良好企業形象，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反過來，一個具有優良經營業績的企業，會越發認識到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作用，捨得花大力氣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實現企業文化與經營業績的互促互動和良性循環。而經營效益差的企業，往往認識不到或者沒有精力顧及企業文化建設，易局限於眼前的經濟利益，認為企業文化的投入得不償失，從而限制了企業經營向更高層次的跨越，愈發難以擺脫困境，出現了企業生產經營的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