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亭

原吉林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

李治亭,漢族,1942年1月13日生,山東莒南人。1965年遼寧大學歷史系畢業。曾任吉林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所長等職。主要研究方向為:清史兼及明史。主要作品:《清史》、《吳三桂大傳》、《中國漕運史》、《清康乾盛世》等。

主要著作


有:《清太宗全傳》(合著)、《明清戰爭史》(合著)、《吳三桂大傳》、《中國漕運史》、《清康乾盛世》、《關東文化》(合著)、《關東文化大辭典》(主編)、《愛新覺羅家族全書》(主編)、《二十六史精華》(主編)、《吉林省百科全書》(總編)。

主要論文


有:《論清太宗在清史中的地位》、《中國近代化的曙光》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清史研究中的幾個爭議問題》、《再議歷史人物評價》、《文化精神的科學總結》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關東文化論》、《清朝遜國九十年祭》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

主要課題


有: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邊疆史地叢書·東北通史》、《明清東北治邊政策的比較研究》;東北邊疆工程課題《清代東北邊疆城鎮研究》;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關東文化大詞典》、《愛新覺羅家族全書研究》等4項。

個人語錄


1、清軍入關,迅速統一了全國,結束了自萬曆以來長達七十餘年的戰亂與分裂,從大亂走向大治,重新建立起一代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多民族國家。不論從哪個方面估量,對中國社會的發展,都是一件好事。學術界有一種意見,認為清軍入關是“民族征服戰爭”,有的甚至說,當時如繼續分裂,總比統一好,而清入關建立全國統治,使中國的發展延緩了100年,等等。這些說法,實際都否定了清統一中國的深遠的歷史意義,看不到統一是明清之際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2、我們應當承認,任何一方能結束明末以來的戰亂而統一全國,符合人民的願望,都應給予肯定。但是,明朝及其後的南明都是腐敗的政權,已經失去了其存在價值,為人民所拋棄,滅亡是不可避免的。李自成張獻忠所建的兩個政權,由於其自身致命的弱點和戰略上的一系列失誤,導致失敗。如果希望農民軍統一全國,試問農民軍建立的政權就一定是先進的,清統一全國就一定是反動的嗎?不能這樣簡單地看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正值西方資本主義蓬勃興起的時候,無論明、清、農民政權三個方面,都不是代表社會的先進力量,只有新興的資產階級才是新社會力量的代表。在中國,不論哪個政治勢力,能夠統一中國,結束分裂,就是先進的,應該給予肯定。明末統治已腐朽,分裂它,推翻它,天經地義;同樣,在長期分裂之後,需要統一,亦是歷史發展所使然。所以清統一中國,不應受到非議。
3、清統一中國,之所以受到某些人們的責難,據說是因為清為滿洲人所建,不能入關“征服”漢人。此說甚不合理。前已闡明,滿洲(女真)人是生活在明代中國版圖之內的一個少數民族,明統治下的臣民,當他們遭受壓迫,理所當然要奮起反抗。關內漢人主要是農民反抗明朝的腐敗統治,進而建立農民政權,都備受讚揚,為什麼滿洲人建立政權就不可以呢?農民可以當皇帝,滿洲人同樣可以登上皇帝的寶座。漢人統治滿洲等各個少數民族視為合理,反過來,滿洲人統治漢人亦不為過。關鍵就在於,不論誰統一誰,一切皆以客觀條件為轉移;不在於誰統治誰,就看其所行政策、治國之道,是否有利於中國社會的發展,有利於人民生活的安定和改善。如堅持傳統的“華夷”之辨的陋習,就難以科學地闡明中國歷史的本相,其結論只能把人們引向誤區。
4、洪承疇和同時代的許多重要人物紛紛降清,對於明朝及個人來說,的確是不幸的。究其根本原因,還在於明朝政治黑暗、腐敗,製造了一系列的悲劇和黨爭的犧牲品。洪承疇於松山兵敗被俘,就是因為政治混亂而造成軍事慘敗的一個典型事例。……洪承疇受命為薊遼總督時,寧遠總兵金國鳳於寧遠城北,攜其二子,同清兵交戰,均死於陣中。洪承疇以此次失敗為鑒,上疏陳述其意見:金國鳳前守松山,兵不滿三千,卻擊敗了清軍,保住了孤城,這是因為“事權專,號令一,而人心肅也。”及至提升大將,兵近萬人,“反致隕命,非其才力短,由營伍紛紜,人心不一也。”他的本意,借鑒此次教訓,提醒崇禎,他赴關外作戰,關係重大,不能重蹈金國鳳的覆轍。豈料他不幸言中!他統率13萬大軍,親臨前線,卻不能自主地制定適宜的作戰方略,一切都聽命於千里之外的朝臣紙上談兵,又受制於一個小小的職方郎中的瞎指揮,事權不專,號令不一,尤其是改變他力主的“持久之策”,速戰速決,正合皇太極之意。洪被逼進兵,不得不把軍隊集結於松山這一孤危之地。而當決戰的時刻,以糧餉不足,暫回寧遠“就食”,引發內部紛爭,人心不一,張若麒對此議竟予支持,進而加劇了軍心渙散,失去打大仗的思想準備,卻忙於回寧遠取餉。皇太極利用明軍的這些致命弱點,即採取挖長塹,築長圍,斷餉道的方略,僅一晝夜,便大破明軍13萬!明軍松山之敗,表面看,敗在洪承疇之手,實質是敗於朝臣陳新甲等人,說到底,是政治混亂、腐敗所種下的惡果。
5、李自成、張獻忠大起義,以及關外的少數民族女真—滿族崛起,都在為推翻明朝的腐敗統治而進行鬥爭,從這點上說,其作用並沒有什麼不同。洪承疇等一批批漢官脫離明朝的腐朽集團,相繼加入富有生命力的清政權,施展其治國的抱負,發揮應有的作用,是不該受到責難的!問題不在於他所持何種動機,無非是為個人計,或為國家計,關鍵問題,就看他們是否順應歷史發展的方向,是否為社會的發展,為百姓做了哪些有益的事情,以此衡量或評價他們的歷史地位。一味空談道德、氣節,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因此,我們評價洪承疇降清,不去分析他何以失敗,不指責明廷黑暗,只追究他降清喪失氣節,要求他“不成功便成仁”,為黑暗的明朝盡忠,不能認為是持平之論,因而是不足取的。
6、統一全國的使命,歷史地落到了新興的清朝的身上。以福王、唐王、魯王、桂王(永曆)四政權來說,內部腐敗不堪,黨爭不斷,互相殘殺,不待清軍進攻,先已自行瓦解。這些已為人們所熟知。如此腐敗而黑暗的政權,豈能完成統一中國的歷史使命!他們存在的本身已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大障礙。清統一,不僅避免了中國繼續分裂,而且也剷除了明末以來的腐敗,給中國社會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7、洪承疇順應歷史大勢,棄暗投明,把他的才能獻給了新的統一事業,並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是功不是過,更與投降外來侵略者的“漢奸”風馬牛不相及。時代已經變了,舊的史學觀念也在變。只有拋棄那種以華夷之分的標準評價歷史人物,才能對洪承疇及其他降清的人做出科學的評價。
8、以當時的形勢而論,明已分崩離析,而且這個政權已腐敗透頂,延至南明三個小朝廷,又有哪個是開明政權?他們已失去了存在的價值,為什麼還必須扶植他們苟延殘喘呢?它們的存在,對於人民,對於歷史,都是一個無用的廢物。我們要求當時的明朝將吏必須忠於這個腐敗政權,不見得明智。如同出自南明小朝廷的立場,提倡對它“愚忠”到底,反對任何人降清。這實在沒必要。每個人在大事變面前,都有權利做出自己的選擇。在吳三桂之前,也包括以後,有多少漢官漢將在明清(后金)鬥爭中選擇了清(后金)政權,人數之多,以千計,以萬計,以十數萬計!我們能一概予以否定嗎?顯然不能。他們不受譴責而獨責吳三桂之降清亦有失公平。我們不能按今天的觀點指責這個那個人選擇的道路不對,或正確,或錯誤,而只能從歷史發展的眼光,從是否符合當時歷史的發展趨勢來加以判斷和評論。以明清兩個政權而論,都是封建政權;從世界大範圍來說,在英國已開始資產階級革命,標誌著世界已進入資本主義時代。那麼,明清兩個政權比之資本主義,都是落後的政權,談不上哪個政權更進步。但從國內而論,我們則不能不說,清政權是一個新生的有作為的政治勢力,它要取明而代之,亦屬必然之勢。所以,在歷史轉變及兩代王朝鼎革之際,一些人乃至相當多的漢人湧入清政權,亦是歷史大勢所趨。我們對此無須大驚小怪,也無須去指責他們,甚至給戴一頂“漢奸”帽子。

人物思想


李治亭認為,在史學運用中有幾種錯誤傾向:
一是把歷史政治化,如上世紀60年代,歷史淪為為政治服務的工具,一些人大搞影射哲學;
二是持有陳舊的歷史偏見,如否定清朝,認為那是“異民族王朝”;
三是認同西方所謂後現代的“歷史不可知”論,稱“歷史是歷史學家主觀構造出來的”;
四是史學商業化,為了迎合大眾,把嚴肅史學變為“時尚史學”,標新立異,販賣假貨。
李治亭:《百家講壇》名嘴誤人子弟
如今,歷史儼然成了一種時尚。熒屏上,清宮劇一部接一部;熒屏下,易中天的《品三國》賣得紅紅火火。昨天下午,中國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李治亭卻在上海書展現場,就目前正流行的“時尚史學”發展談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央視《百家講壇》中的幾員大將―――易中天、閻崇年等,都成了其炮轟的對象。
“品說”毫無創見“品讀歷史”是易中天創立的說法,而他的《品三國》也受到時下不少易迷的追捧。但李治亭對此卻頗不以為然:“所謂的‘品三國’,品的到底是《三國志》還是《三國演義》呢?這有很大的不同。《三國演義》本身就帶有藝術成分,可以隨便品,但《三國志》可嚴肅得多,要‘品’的話就要注意真實性。”
李治亭認為易中天的《品三國》實在沒品出什麼有味道的東西來,“就品出曹操天生是愛說真話的。而這一點還真不知道他是怎麼從歷史上研究出來的,這純屬個人品行問題,根本與歷史無關。易中天一會兒說曹操溫情,一會兒說曹操奸詐,一會兒說曹操可愛,一會兒又說曹操報復心強,這麼多矛盾的特質放在一個人身上,真有這樣的人存在嗎?而他最後又歸納總結為曹操就是一個奸雄,這不又跳進了歷史窠臼?”所以,李治亭認為《品三國》只是用時尚語言讓歷史庸俗化、低俗化,“玩了玩文字遊戲,講了些樂子,卻沒有任何創見。”
戲說太多編劇太懶
如今,戲說之風愈演愈烈。對此,李治亭表示:“這些戲說劇都是掛羊頭賣狗肉,名為歷史劇,實質是胡編亂湊。在這麼多戲說的誤導下,大眾很有可能對歷史產生一個錯誤的認識。”他以乾隆為例,指出很多人把其當成一個風流倜儻的帥哥,“實際上,這是個誤解。乾隆是一個非常偉大的皇帝。那些常常把‘摟摟抱抱’作為重點戲碼的電視劇,掩蓋了歷史的真相,演繹的都是荒唐劇。”而談到當下出現如此多戲說劇的原因時,李治亭直言:“這都是因為現在的編劇太懶,沒有很好地將歷史的真實性和文藝的再創造性結合起來。”
“時尚史學”誤導受眾
閻崇年曾在他的《正說清朝十二帝》中提到,努爾哈赤的12大貢獻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統一了中國。但作為清史編纂委員的李治亭表示:“其實,努爾哈赤只是打下了東北,而他的兒子皇太極才是完成統一中國的英雄。”對於閻崇年在書中所寫的“努爾哈赤種下了康乾盛世的種子,也播下了清朝滅亡的基因”,李治亭也進行了批駁:“這種歷史‘血統論’非常荒謬。按照他的說法,所有的朝代都可以這麼被解釋。例如,朱元璋種下了永樂盛世的種子,也播下了明朝滅亡的基因。”他認為,歷史研究的任務在於揭示歷史真相,用科學的方法闡明歷史的內核,給現代人以啟迪。有真實才有歷史,而如今種種的“時尚史學”,常常偏離了“真實”這根準繩,誤導了不少受眾。
李治亭質疑閻崇年“努爾哈赤十大貢獻”
努爾哈赤自明萬曆十一年(1583)起兵,迄至天啟六年(1626)去世,躍馬彎弓,馳騁40餘年。終其一生,做了三件大事:其一,統一女真諸部,初步形成滿洲;其二,創建國家政權——史稱后金;其三,向明宣戰,斷絕同明的隸屬關係,揭開了明清(后金)戰爭的序幕,也開始了明清興亡的歷史進程。此三件大事,足以給努爾哈赤做出的正確的歷史定位:他是清帝的直接始祖、清朝的開創人、滿族形成時期的領袖。不論從哪個方面說,無論後世子孫取得何等偉大成就,都代替不了他的開創者的歷史地位!
如果真是一個研究努爾哈赤的專家,那麼,給努爾哈赤定位,既簡單又容易。但閻崇年為其定位大誤,史實大錯,有錯而不知改,又在《我為何重視努爾哈赤》(見《北京晚報》6月2日)一文中,連連鑄成新錯,其荒謬的程度,令人難以置信!
閻崇年有意抬高努爾哈赤,其定位遠遠高於其他十一帝,即使如康、雍、乾三帝亦不能與之相比,唯獨給努爾哈赤以“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的稱號;又評其貢獻最多,總結出“十大功績”,連康熙與乾隆兩位“大帝”也望尖莫及!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閻崇年制定的“十大功績”究竟是什麼。
“統一東北地區”,為努爾哈赤“十大功績”之一。閻崇年引述一段史料加以證明:“自東北海濱,迄西北海濱,其間使犬、使鹿之邦,及產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種、漁獵為生之俗,厄魯特部落,以至斡難河源,遠邇諸國,在在臣服。”(《正說》頁3)直言不諱地說,這是原則性錯誤。稍知一點清入關前史的人都知道,努爾哈赤終其一生,只統一了半個東北,至皇太極去世前,才基本“統一了東北全境”(尚餘四城,仍為明守)!閻崇年自稱研究努爾哈赤數十年,出此大錯,誰人信之?更為嚴重的是,上述引文,原載《清太宗實錄》卷61,頁30,本系皇太極於崇德七年(1642)告祭其父努爾哈赤說的一段話,對其執政16年,最終統一東北的業績的總結。順便指出:皇太極已於崇德元年任命梅勒章京(入關后改稱副都統)吳巴海鎮守寧古塔(黑龍江寧安),管轄黑龍江與烏蘇里江流域的疆土。清在黑龍江正式設治,即始於此。但閻崇年不明歷史真相,卻把皇太極說的話及其業績廉價地移植給了努爾哈赤!本來努爾哈赤並沒有統一東北,又強加給努爾哈赤的這一段話,純屬張冠李戴,成了無稽之談!說到此,並未結束,他進一步發揮:“如果沒有努爾哈赤對東北的統一,後來沙俄東侵,日本南進,列強爭進,東北疆域被誰人佔有,實在難卜。”這話說得也不錯,但關鍵處卻說錯了人:本來屬於皇太極的功績,硬是強加給努爾哈赤。試問:為何如此顛倒史實,任意篡改歷史?
《正說》開列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促進滿族形成”、“制定滿族文字”三項功績,實則就是滿族形成的一件事。統一女真各部,重新凝聚,以創製新文字為標誌,才使新的民族共同體—滿洲得以成立。換言之,滿族之形成,恰是女真諸部統一的必然結果;沒有其統一,也就沒有滿族。二者互為因果,不能割裂。閻崇年硬是把一件事給分解為三,以湊足“十大功績”。
諸如“建立后金政權”、“制定撫蒙政策”、“豐富軍事經驗”、“遷都瀋陽”等,何須以“功績”論!因為這些與歷代創業之君所行相類,努爾哈赤並無特別之處。試看歷史上哪個創業帝王不建政權、不建都?遷都也是常有之事,如元太祖、元世祖屢次遷都,最後定都於大都(北京);明成祖自南京遷都至北京,遼與金的都城亦一遷再遷。他們各自製定民族政策,指引他們走向成功!這些必做之事,無須論為“功績”。如以遷都為功,多爾袞決策遷都北京,其功績之大,不在努爾哈赤之下吧!唯《正說》把此類事看得過重,做了不正確的表述,大書特書,無非是刻意抬高努爾哈赤吧!
至於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制度”,如同其先世金代女真人所創“猛安謀克制”,都是本民族的軍政合一的社會組織制度,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發揮過巨大作用。此製為努爾哈赤原創,僅編滿洲八旗與一蒙古旗而止。畢竟是草創,缺失多有。真正把八旗制完善而定型,還是皇太極完成的。他增建漢軍八旗與蒙古八旗,是對八旗制的進一步創建;又把此制推廣到內蒙古,皆為努爾哈赤所不及。閻崇年將八旗制的創建全部歸功於努爾哈赤,亦失歷史真實。
在閻崇年評出努爾哈赤“十大歷史功績”中,其“推進社會改革”最具社會進步意義。在閻看來,努爾哈赤“創立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制”,即“貴族共和制”;經濟上實行計丁授田、按丁編庄、奴隸制田莊轉化為封建田莊等,都是實行“社會改革”。事實並非如此。如果說,在女真(滿族)社會內部,建國家,定製度,應看作是女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大進步。但是,他把上述制度和做法帶到發達的遼東漢人聚居的農耕區,實則把遼東社會拉向倒退。
所謂“貴族共和制”,無疑保留了原始軍事民主制殘餘,可以看作是女真(滿)族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但進入一個發達而先進的遼東地區,仍行此制,不能認為是先進的制度,與明制相比,顯系原始而落後。
所謂“計丁授田”,並非真正實行“均田”。努爾哈赤進入遼東后,將該地區因戰爭而荒蕪的無主地,首先分別授給各駐守當地的八旗滿洲貴族及其士卒,而在戰爭中被擄的大批漢人,一在其滿洲王公貴族包括將官之家為奴,一在其莊園—拖克索,供其役使。連清人也承認:“國初時,浮掠遼瀋之民,悉為滿臣奴隸。”(《嘯亭雜錄》)他們在名義上以成丁分得一份土地,但其所有權屬於他們的主人。當然,也規定給“乞食之人、僧人”分地,但改變不了“計丁授田”的農奴制本質。總之,這是在戰後打破明在遼東的封建土地佔有關係,由滿洲王公貴族及農奴主對土地的重新佔有,並無社會改革的意義。
所謂“編庄”,規定滿漢人合居一處,要同吃、同住、同耕。實行此“三同”,滿人為漢人所供養,漢人備受欺淩,直接被與之“三同”的滿人所剝削。還有一種形式,即把漢人編入拖克索(莊園),每13個漢人編為一庄,給牛與耕地若干,其糧食除自食用,還將另部分繳納官賦。果真實行此制,對漢人不無好處。但關鍵不在此。努爾哈赤把這些莊園按品級都分給了滿官,如,每一備御官則賜給一庄,級別越高,其分得的莊園就越多。編入此庄的漢人成丁就成了他們的奴隸,因不堪忍受奴役,故引發大批庄丁逃亡。這證明一個不可辯駁的事實:努爾哈赤進入遼瀋后,推行民族奴役的政策在:正如《清太宗實錄》所載,滿洲大臣直白:“昔太祖(努爾哈赤)誅戮漢人,撫養滿洲。”連清太宗也說過:“我國將士向來騷擾遼東民人。”一個先進的遼東地區,行此落後的制度,這哪裡是“推進社會改革”?閻崇年稱:努爾哈赤制定了“民族和解政策”。看看事實,哪裡有“和解”?努爾哈赤晚年,民族矛盾尖銳,到處都有漢人的反抗,國勢岌岌可危。
在遼東真正實行社會改革,決不是努爾哈赤,而是繼承其汗位的皇太極!他一即位,就大刀闊斧改革其父的弊政與落後的體制。據《清太宗實錄》載:皇太極力主“滿洲、蒙古、漢人視同一體”,將滿漢合住改為分屯別居,漢人自立一庄,用漢官管理;恢復漢族奴隸的“民戶”地位,編為戶籍。優禮漢官,大量吸納漢、蒙古人加入后金(清)政權,續建漢軍、蒙古八旗,從而徹底改變其父所建單一的女真(滿)族政權,改造成統一的多民族的政權。又如,改官制,變體制,按明制設六部,廢“貴族共和制”,實行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皇太極的系列改革,從根本上消除了努爾哈赤晚年的社會危機,將清政權引導到蓬勃發展的道路。
閻崇年對歷史事實缺乏認真研究和考證,將正、誤乃至錯謬混淆一處,統統作為努爾哈赤的“功績”加以讚揚。所列“十大功績”,硬是湊數,何如實實在在,將歷史真相告訴讀者!這絲毫也不影響對努爾哈赤的歷史定位。我絕非否定努爾哈赤。前列努爾哈赤一生所做的三件大事,將他置於開創者、創始者的地位,還嫌低嗎?作者絞盡腦汁,事無巨細,不計是非,甚至將他人如皇太極的實踐活動也算到努爾哈赤身上,正如前已指出,竟將皇太極說過的話也變成努爾哈赤的語言!絕非治史者所為!
閻崇年給努爾哈赤的歷史定位,已經遠遠地背離了努爾哈赤自身的歷史真實,大失史學的嚴肅性與科學性。作為一個學者,亦失應有的學風與史德。
閻崇年寫道:“金亡之後,女真各部,紛爭不已,強淩弱,眾暴寡……”到努爾哈赤起兵前,女真“300年來”未獲統一(《正說》頁3)。這段話來源於《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原文是:女真“各部蜂起,皆稱王爭長,互相戰殺,甚且骨肉相殘,強淩弱,眾暴寡。”史載明確告訴人們:這段話是對努爾哈赤起兵前夕女真社會局勢的真實概括。但作者把它斷為“金亡以後”,歷“元明300年來”,女真社會就是這種狀況。這完全是誤讀誤解。事實是,金被元滅亡后,女真族遭到極度摧殘,元氣大傷。其殘存的女真人散居東北,既無力抗元,亦無力內爭。換言之,已形成不了任何集團勢力。在元朝統治下,按民族分等,女真族被列入“漢人”之中,身份低於蒙古和色目人,受其控制與壓迫更甚於其他民族。入明,境況有所改善,女真諸部酋長不斷受到招撫,賜以官職,生聚漸興旺。自元迄至明中葉,女真人沉寂了200年之後,才漸次恢復了民族的活力,開始登上歷史舞台,到努爾哈赤出生前後,延至其起兵時,女真社會才出現了如上面所描寫的互相戰殺的局面。可惜,閻崇年連這個常識問題也出錯,對女真社會的演變做出了不正確的解釋。
閻崇年在解釋努爾哈赤的“撫蒙政策”時,寫道:“他用編旗、聯姻、會盟、封賞、圍獵、賑濟、朝覲、重教等政策……”作者將清朝逐漸實行的對蒙古政策,統統都歸為努爾哈赤所制定。但事實卻否定了作者的信口開河。滿蒙聯姻,實始於努爾哈赤,與部分蒙古部落建立了軍事與政治同盟,努爾哈赤以“保護人”的身份,與他們共同對付察哈爾部林丹汗。努爾哈赤與之聯盟的蒙古如科爾沁部等,尚未真正建立起如後來的那種君臣關係。到皇太極時,才開始把這種隸屬關係確立起來。給內蒙古諸部按八旗制編旗,也是皇太極做的一件大事;“會盟”並非努爾哈赤所為,確是康熙帝為解決喀爾喀蒙古問題,先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派理藩院尚書阿爾尼舉行過一次“會盟”。更重要的一次“會盟”,是康熙三十年康熙帝親自前往多倫並親自主持“會盟”,決定喀爾喀蒙古實行“盟旗制度”。閻崇年歸納努爾哈赤對蒙古實行“編旗”的八大政策,很多項並無史實根據,卻是將其後帝做的事又移植到努爾哈赤的名下!
更為離奇的莫過於說:“遷都瀋陽后”,“瀋陽及遼河地區的經濟與社會得到全面開發與迅速發展”,還“帶動了東北地域經濟與文化的發展。”這是事實嗎?自努爾哈赤發動對明戰爭以來,遼東、遼西先後闢為戰場,努爾哈赤每攻下一城,必屠城殺戮與搶掠,撤走時毀城,夷為平地,如撫順、清河、開原、鐵嶺、廣寧等,都變成一座座廢墟!明代遼河流域的經濟及文化遭到毀滅性打擊:百姓或死或逃,土地荒蕪,原先的繁盛之地已成無人之域!當時,朝鮮人、明遼東將吏等,都留下了戰亂實況的真實記錄。如,明遼東經略熊廷弼寫道:明萬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一年內,遼東十餘萬人死亡,“或全城死、全營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山骸川血,鬼哭人號。”朝鮮學者李肯詡記述:遼東大批人口逃入朝鮮,“前後數十萬口”。明人陳仁錫記載:遼東百姓死十之八九,僅存者不足十之一!如,遼東“蓋州、復州有可鑄之礦而無人開”;遼西錦州、義州、右屯等地,“有可屯之田而無人墾……”類似記載,史不絕書。皇太極時,與明朝繼續在遼西地區展開拉鋸戰,對峙10餘年,以至人煙幾絕,一片荒涼。努爾哈赤佔據遼東,遼河地區處於激烈交戰狀態,戰爭烏雲密布,誰來“全面開發經濟”?即使個別地區,農業生產有所恢復,仍恢復不到明統治時期的經濟發展水準。在閻崇年的筆下,遼河流域,一片光明,和平安寧。如此歪曲歷史,莫此為甚!
閻崇年不顧歷史事實,把戰爭殘破的經濟說成是“全面開發”、“迅速發展”,甚至奉努爾哈赤為“近代遼河流域、瀋海區域經濟”開發的“創始者”!這是他的又一大“發現”?簡直是聞所未聞之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