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亭

有：《清太宗全傳》（合著）、《明清戰爭史》（合著）、《吳三桂大傳》、《中國漕運史》、《清康乾盛世》、《關東文化》（合著）、《關東文化大辭典》（主編）、《愛新覺羅家族全書》（主編）、《二十六史精華》（主編）、《吉林省百科全書》（總編）。

有：《論清太宗在清史中的地位》、《中國近代化的曙光》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清史研究中的幾個爭議問題》、《再議歷史人物評價》、《文化精神的科學總結》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關東文化論》、《清朝遜國九十年祭》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

有：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邊疆史地叢書·東北通史》、《明清東北治邊政策的比較研究》；東北邊疆工程課題《清代東北邊疆城鎮研究》；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關東文化大詞典》、《愛新覺羅家族全書研究》等4項。

1、清軍入關，迅速統一了全國，結束了自萬曆以來長達七十餘年的戰亂與分裂，從大亂走向大治，重新建立起一代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多民族國家。不論從哪個方面估量，對中國社會的發展，都是一件好事。學術界有一種意見，認為清軍入關是“民族征服戰爭”，有的甚至說，當時如繼續分裂，總比統一好，而清入關建立全國統治，使中國的發展延緩了100年，等等。這些說法，實際都否定了清統一中國的深遠的歷史意義，看不到統一是明清之際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2、我們應當承認，任何一方能結束明末以來的戰亂而統一全國，符合人民的願望，都應給予肯定。但是，明朝及其後的南明都是腐敗的政權，已經失去了其存在價值，為人民所拋棄，滅亡是不可避免的。李自成、張獻忠所建的兩個政權，由於其自身致命的弱點和戰略上的一系列失誤，導致失敗。如果希望農民軍統一全國，試問農民軍建立的政權就一定是先進的，清統一全國就一定是反動的嗎？不能這樣簡單地看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正值西方資本主義蓬勃興起的時候，無論明、清、農民政權三個方面，都不是代表社會的先進力量，只有新興的資產階級才是新社會力量的代表。在中國，不論哪個政治勢力，能夠統一中國，結束分裂，就是先進的，應該給予肯定。明末統治已腐朽，分裂它，推翻它，天經地義；同樣，在長期分裂之後，需要統一，亦是歷史發展所使然。所以清統一中國，不應受到非議。

3、清統一中國，之所以受到某些人們的責難，據說是因為清為滿洲人所建，不能入關“征服”漢人。此說甚不合理。前已闡明，滿洲（女真）人是生活在明代中國版圖之內的一個少數民族，明統治下的臣民，當他們遭受壓迫，理所當然要奮起反抗。關內漢人主要是農民反抗明朝的腐敗統治，進而建立農民政權，都備受讚揚，為什麼滿洲人建立政權就不可以呢？農民可以當皇帝，滿洲人同樣可以登上皇帝的寶座。漢人統治滿洲等各個少數民族視為合理，反過來，滿洲人統治漢人亦不為過。關鍵就在於，不論誰統一誰，一切皆以客觀條件為轉移；不在於誰統治誰，就看其所行政策、治國之道，是否有利於中國社會的發展，有利於人民生活的安定和改善。如堅持傳統的“華夷”之辨的陋習，就難以科學地闡明中國歷史的本相，其結論只能把人們引向誤區。

4、洪承疇和同時代的許多重要人物紛紛降清，對於明朝及個人來說，的確是不幸的。究其根本原因，還在於明朝政治黑暗、腐敗，製造了一系列的悲劇和黨爭的犧牲品。洪承疇於松山兵敗被俘，就是因為政治混亂而造成軍事慘敗的一個典型事例。……洪承疇受命為薊遼總督時，寧遠總兵金國鳳於寧遠城北，攜其二子，同清兵交戰，均死於陣中。洪承疇以此次失敗為鑒，上疏陳述其意見：金國鳳前守松山，兵不滿三千，卻擊敗了清軍，保住了孤城，這是因為“事權專，號令一，而人心肅也。”及至提升大將，兵近萬人，“反致隕命，非其才力短，由營伍紛紜，人心不一也。”他的本意，借鑒此次教訓，提醒崇禎，他赴關外作戰，關係重大，不能重蹈金國鳳的覆轍。豈料他不幸言中！他統率13萬大軍，親臨前線，卻不能自主地制定適宜的作戰方略，一切都聽命於千里之外的朝臣紙上談兵，又受制於一個小小的職方郎中的瞎指揮，事權不專，號令不一，尤其是改變他力主的“持久之策”，速戰速決，正合皇太極之意。洪被逼進兵，不得不把軍隊集結於松山這一孤危之地。而當決戰的時刻，以糧餉不足，暫回寧遠“就食”，引發內部紛爭，人心不一，張若麒對此議竟予支持，進而加劇了軍心渙散，失去打大仗的思想準備，卻忙於回寧遠取餉。皇太極利用明軍的這些致命弱點，即採取挖長塹，築長圍，斷餉道的方略，僅一晝夜，便大破明軍13萬！明軍松山之敗，表面看，敗在洪承疇之手，實質是敗於朝臣陳新甲等人，說到底，是政治混亂、腐敗所種下的惡果。

5、李自成、張獻忠大起義，以及關外的少數民族女真—滿族崛起，都在為推翻明朝的腐敗統治而進行鬥爭，從這點上說，其作用並沒有什麼不同。洪承疇等一批批漢官脫離明朝的腐朽集團，相繼加入富有生命力的清政權，施展其治國的抱負，發揮應有的作用，是不該受到責難的！問題不在於他所持何種動機，無非是為個人計，或為國家計，關鍵問題，就看他們是否順應歷史發展的方向，是否為社會的發展，為百姓做了哪些有益的事情，以此衡量或評價他們的歷史地位。一味空談道德、氣節，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因此，我們評價洪承疇降清，不去分析他何以失敗，不指責明廷黑暗，只追究他降清喪失氣節，要求他“不成功便成仁”，為黑暗的明朝盡忠，不能認為是持平之論，因而是不足取的。

6、統一全國的使命，歷史地落到了新興的清朝的身上。以福王、唐王、魯王、桂王（永曆）四政權來說，內部腐敗不堪，黨爭不斷，互相殘殺，不待清軍進攻，先已自行瓦解。這些已為人們所熟知。如此腐敗而黑暗的政權，豈能完成統一中國的歷史使命！他們存在的本身已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大障礙。清統一，不僅避免了中國繼續分裂，而且也剷除了明末以來的腐敗，給中國社會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7、洪承疇順應歷史大勢，棄暗投明，把他的才能獻給了新的統一事業，並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是功不是過，更與投降外來侵略者的“漢奸”風馬牛不相及。時代已經變了，舊的史學觀念也在變。只有拋棄那種以華夷之分的標準評價歷史人物，才能對洪承疇及其他降清的人做出科學的評價。

8、以當時的形勢而論，明已分崩離析，而且這個政權已腐敗透頂，延至南明三個小朝廷，又有哪個是開明政權？他們已失去了存在的價值，為什麼還必須扶植他們苟延殘喘呢？它們的存在，對於人民，對於歷史，都是一個無用的廢物。我們要求當時的明朝將吏必須忠於這個腐敗政權，不見得明智。如同出自南明小朝廷的立場，提倡對它“愚忠”到底，反對任何人降清。這實在沒必要。每個人在大事變面前，都有權利做出自己的選擇。在吳三桂之前，也包括以後，有多少漢官漢將在明清（后金）鬥爭中選擇了清（后金）政權，人數之多，以千計，以萬計，以十數萬計！我們能一概予以否定嗎？顯然不能。他們不受譴責而獨責吳三桂之降清亦有失公平。我們不能按今天的觀點指責這個那個人選擇的道路不對，或正確，或錯誤，而只能從歷史發展的眼光，從是否符合當時歷史的發展趨勢來加以判斷和評論。以明清兩個政權而論，都是封建政權；從世界大範圍來說，在英國已開始資產階級革命，標誌著世界已進入資本主義時代。那麼，明清兩個政權比之資本主義，都是落後的政權，談不上哪個政權更進步。但從國內而論，我們則不能不說，清政權是一個新生的有作為的政治勢力，它要取明而代之，亦屬必然之勢。所以，在歷史轉變及兩代王朝鼎革之際，一些人乃至相當多的漢人湧入清政權，亦是歷史大勢所趨。我們對此無須大驚小怪，也無須去指責他們，甚至給戴一頂“漢奸”帽子。

李治亭認為，在史學運用中有幾種錯誤傾向：

一是把歷史政治化，如上世紀60年代，歷史淪為為政治服務的工具，一些人大搞影射哲學；

二是持有陳舊的歷史偏見，如否定清朝，認為那是“異民族王朝”；

三是認同西方所謂後現代的“歷史不可知”論，稱“歷史是歷史學家主觀構造出來的”；

四是史學商業化，為了迎合大眾，把嚴肅史學變為“時尚史學”，標新立異，販賣假貨。

李治亭：《百家講壇》名嘴誤人子弟

如今，歷史儼然成了一種時尚。熒屏上，清宮劇一部接一部；熒屏下，易中天的《品三國》賣得紅紅火火。昨天下午，中國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李治亭卻在上海書展現場，就目前正流行的“時尚史學”發展談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央視《百家講壇》中的幾員大將―――易中天、閻崇年等，都成了其炮轟的對象。

“品說”毫無創見“品讀歷史”是易中天創立的說法，而他的《品三國》也受到時下不少易迷的追捧。但李治亭對此卻頗不以為然：“所謂的‘品三國’，品的到底是《三國志》還是《三國演義》呢？這有很大的不同。《三國演義》本身就帶有藝術成分，可以隨便品，但《三國志》可嚴肅得多，要‘品’的話就要注意真實性。”

李治亭認為易中天的《品三國》實在沒品出什麼有味道的東西來，“就品出曹操天生是愛說真話的。而這一點還真不知道他是怎麼從歷史上研究出來的，這純屬個人品行問題，根本與歷史無關。易中天一會兒說曹操溫情，一會兒說曹操奸詐，一會兒說曹操可愛，一會兒又說曹操報復心強，這麼多矛盾的特質放在一個人身上，真有這樣的人存在嗎？而他最後又歸納總結為曹操就是一個奸雄，這不又跳進了歷史窠臼？”所以，李治亭認為《品三國》只是用時尚語言讓歷史庸俗化、低俗化，“玩了玩文字遊戲，講了些樂子，卻沒有任何創見。”

戲說太多編劇太懶

如今，戲說之風愈演愈烈。對此，李治亭表示：“這些戲說劇都是掛羊頭賣狗肉，名為歷史劇，實質是胡編亂湊。在這麼多戲說的誤導下，大眾很有可能對歷史產生一個錯誤的認識。”他以乾隆為例，指出很多人把其當成一個風流倜儻的帥哥，“實際上，這是個誤解。乾隆是一個非常偉大的皇帝。那些常常把‘摟摟抱抱’作為重點戲碼的電視劇，掩蓋了歷史的真相，演繹的都是荒唐劇。”而談到當下出現如此多戲說劇的原因時，李治亭直言：“這都是因為現在的編劇太懶，沒有很好地將歷史的真實性和文藝的再創造性結合起來。”

“時尚史學”誤導受眾

閻崇年曾在他的《正說清朝十二帝》中提到，努爾哈赤的12大貢獻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統一了中國。但作為清史編纂委員的李治亭表示：“其實，努爾哈赤只是打下了東北，而他的兒子皇太極才是完成統一中國的英雄。”對於閻崇年在書中所寫的“努爾哈赤種下了康乾盛世的種子，也播下了清朝滅亡的基因”，李治亭也進行了批駁：“這種歷史‘血統論’非常荒謬。按照他的說法，所有的朝代都可以這麼被解釋。例如，朱元璋種下了永樂盛世的種子，也播下了明朝滅亡的基因。”他認為，歷史研究的任務在於揭示歷史真相，用科學的方法闡明歷史的內核，給現代人以啟迪。有真實才有歷史，而如今種種的“時尚史學”，常常偏離了“真實”這根準繩，誤導了不少受眾。

李治亭質疑閻崇年“努爾哈赤十大貢獻”

努爾哈赤自明萬曆十一年（1583）起兵，迄至天啟六年（1626）去世，躍馬彎弓，馳騁40餘年。終其一生，做了三件大事：其一，統一女真諸部，初步形成滿洲；其二，創建國家政權——史稱后金；其三，向明宣戰，斷絕同明的隸屬關係，揭開了明清（后金）戰爭的序幕，也開始了明清興亡的歷史進程。此三件大事，足以給努爾哈赤做出的正確的歷史定位：他是清帝的直接始祖、清朝的開創人、滿族形成時期的領袖。不論從哪個方面說，無論後世子孫取得何等偉大成就，都代替不了他的開創者的歷史地位！

如果真是一個研究努爾哈赤的專家，那麼，給努爾哈赤定位，既簡單又容易。但閻崇年為其定位大誤，史實大錯，有錯而不知改，又在《我為何重視努爾哈赤》（見《北京晚報》6月2日）一文中，連連鑄成新錯，其荒謬的程度，令人難以置信！

閻崇年有意抬高努爾哈赤，其定位遠遠高於其他十一帝，即使如康、雍、乾三帝亦不能與之相比，唯獨給努爾哈赤以“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的稱號；又評其貢獻最多，總結出“十大功績”，連康熙與乾隆兩位“大帝”也望尖莫及！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閻崇年制定的“十大功績”究竟是什麼。

“統一東北地區”，為努爾哈赤“十大功績”之一。閻崇年引述一段史料加以證明：“自東北海濱，迄西北海濱，其間使犬、使鹿之邦，及產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種、漁獵為生之俗，厄魯特部落，以至斡難河源，遠邇諸國，在在臣服。”（《正說》頁3）直言不諱地說，這是原則性錯誤。稍知一點清入關前史的人都知道，努爾哈赤終其一生，只統一了半個東北，至皇太極去世前，才基本“統一了東北全境”（尚餘四城，仍為明守）！閻崇年自稱研究努爾哈赤數十年，出此大錯，誰人信之？更為嚴重的是，上述引文，原載《清太宗實錄》卷61，頁30，本系皇太極於崇德七年（1642）告祭其父努爾哈赤說的一段話，對其執政16年，最終統一東北的業績的總結。順便指出：皇太極已於崇德元年任命梅勒章京（入關后改稱副都統）吳巴海鎮守寧古塔（黑龍江寧安），管轄黑龍江與烏蘇里江流域的疆土。清在黑龍江正式設治，即始於此。但閻崇年不明歷史真相，卻把皇太極說的話及其業績廉價地移植給了努爾哈赤！本來努爾哈赤並沒有統一東北，又強加給努爾哈赤的這一段話，純屬張冠李戴，成了無稽之談！說到此，並未結束，他進一步發揮：“如果沒有努爾哈赤對東北的統一，後來沙俄東侵，日本南進，列強爭進，東北疆域被誰人佔有，實在難卜。”這話說得也不錯，但關鍵處卻說錯了人：本來屬於皇太極的功績，硬是強加給努爾哈赤。試問：為何如此顛倒史實，任意篡改歷史？

《正說》開列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促進滿族形成”、“制定滿族文字”三項功績，實則就是滿族形成的一件事。統一女真各部，重新凝聚，以創製新文字為標誌，才使新的民族共同體—滿洲得以成立。換言之，滿族之形成，恰是女真諸部統一的必然結果；沒有其統一，也就沒有滿族。二者互為因果，不能割裂。閻崇年硬是把一件事給分解為三，以湊足“十大功績”。

諸如“建立后金政權”、“制定撫蒙政策”、“豐富軍事經驗”、“遷都瀋陽”等，何須以“功績”論！因為這些與歷代創業之君所行相類，努爾哈赤並無特別之處。試看歷史上哪個創業帝王不建政權、不建都？遷都也是常有之事，如元太祖、元世祖屢次遷都，最後定都於大都（北京）；明成祖自南京遷都至北京，遼與金的都城亦一遷再遷。他們各自製定民族政策，指引他們走向成功！這些必做之事，無須論為“功績”。如以遷都為功，多爾袞決策遷都北京，其功績之大，不在努爾哈赤之下吧！唯《正說》把此類事看得過重，做了不正確的表述，大書特書，無非是刻意抬高努爾哈赤吧！

至於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制度”，如同其先世金代女真人所創“猛安謀克制”，都是本民族的軍政合一的社會組織制度，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發揮過巨大作用。此製為努爾哈赤原創，僅編滿洲八旗與一蒙古旗而止。畢竟是草創，缺失多有。真正把八旗制完善而定型，還是皇太極完成的。他增建漢軍八旗與蒙古八旗，是對八旗制的進一步創建；又把此制推廣到內蒙古，皆為努爾哈赤所不及。閻崇年將八旗制的創建全部歸功於努爾哈赤，亦失歷史真實。

在閻崇年評出努爾哈赤“十大歷史功績”中，其“推進社會改革”最具社會進步意義。在閻看來，努爾哈赤“創立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制”，即“貴族共和制”；經濟上實行計丁授田、按丁編庄、奴隸制田莊轉化為封建田莊等，都是實行“社會改革”。事實並非如此。如果說，在女真（滿族）社會內部，建國家，定製度，應看作是女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大進步。但是，他把上述制度和做法帶到發達的遼東漢人聚居的農耕區，實則把遼東社會拉向倒退。

所謂“貴族共和制”，無疑保留了原始軍事民主制殘餘，可以看作是女真（滿）族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但進入一個發達而先進的遼東地區，仍行此制，不能認為是先進的制度，與明制相比，顯系原始而落後。

所謂“計丁授田”，並非真正實行“均田”。努爾哈赤進入遼東后，將該地區因戰爭而荒蕪的無主地，首先分別授給各駐守當地的八旗滿洲貴族及其士卒，而在戰爭中被擄的大批漢人，一在其滿洲王公貴族包括將官之家為奴，一在其莊園—拖克索，供其役使。連清人也承認：“國初時，浮掠遼瀋之民，悉為滿臣奴隸。”（《嘯亭雜錄》）他們在名義上以成丁分得一份土地，但其所有權屬於他們的主人。當然，也規定給“乞食之人、僧人”分地，但改變不了“計丁授田”的農奴制本質。總之，這是在戰後打破明在遼東的封建土地佔有關係，由滿洲王公貴族及農奴主對土地的重新佔有，並無社會改革的意義。

所謂“編庄”，規定滿漢人合居一處，要同吃、同住、同耕。實行此“三同”，滿人為漢人所供養，漢人備受欺淩，直接被與之“三同”的滿人所剝削。還有一種形式，即把漢人編入拖克索（莊園），每13個漢人編為一庄，給牛與耕地若干，其糧食除自食用，還將另部分繳納官賦。果真實行此制，對漢人不無好處。但關鍵不在此。努爾哈赤把這些莊園按品級都分給了滿官，如，每一備御官則賜給一庄，級別越高，其分得的莊園就越多。編入此庄的漢人成丁就成了他們的奴隸，因不堪忍受奴役，故引發大批庄丁逃亡。這證明一個不可辯駁的事實：努爾哈赤進入遼瀋后，推行民族奴役的政策在：正如《清太宗實錄》所載，滿洲大臣直白：“昔太祖（努爾哈赤）誅戮漢人，撫養滿洲。”連清太宗也說過：“我國將士向來騷擾遼東民人。”一個先進的遼東地區，行此落後的制度，這哪裡是“推進社會改革”？閻崇年稱：努爾哈赤制定了“民族和解政策”。看看事實，哪裡有“和解”？努爾哈赤晚年，民族矛盾尖銳，到處都有漢人的反抗，國勢岌岌可危。

在遼東真正實行社會改革，決不是努爾哈赤，而是繼承其汗位的皇太極！他一即位，就大刀闊斧改革其父的弊政與落後的體制。據《清太宗實錄》載：皇太極力主“滿洲、蒙古、漢人視同一體”，將滿漢合住改為分屯別居，漢人自立一庄，用漢官管理；恢復漢族奴隸的“民戶”地位，編為戶籍。優禮漢官，大量吸納漢、蒙古人加入后金（清）政權，續建漢軍、蒙古八旗，從而徹底改變其父所建單一的女真（滿）族政權，改造成統一的多民族的政權。又如，改官制，變體制，按明制設六部，廢“貴族共和制”，實行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皇太極的系列改革，從根本上消除了努爾哈赤晚年的社會危機，將清政權引導到蓬勃發展的道路。

閻崇年對歷史事實缺乏認真研究和考證，將正、誤乃至錯謬混淆一處，統統作為努爾哈赤的“功績”加以讚揚。所列“十大功績”，硬是湊數，何如實實在在，將歷史真相告訴讀者！這絲毫也不影響對努爾哈赤的歷史定位。我絕非否定努爾哈赤。前列努爾哈赤一生所做的三件大事，將他置於開創者、創始者的地位，還嫌低嗎？作者絞盡腦汁，事無巨細，不計是非，甚至將他人如皇太極的實踐活動也算到努爾哈赤身上，正如前已指出，竟將皇太極說過的話也變成努爾哈赤的語言！絕非治史者所為！

閻崇年給努爾哈赤的歷史定位，已經遠遠地背離了努爾哈赤自身的歷史真實，大失史學的嚴肅性與科學性。作為一個學者，亦失應有的學風與史德。

閻崇年寫道：“金亡之後，女真各部，紛爭不已，強淩弱，眾暴寡……”到努爾哈赤起兵前，女真“300年來”未獲統一（《正說》頁3）。這段話來源於《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原文是：女真“各部蜂起，皆稱王爭長，互相戰殺，甚且骨肉相殘，強淩弱，眾暴寡。”史載明確告訴人們：這段話是對努爾哈赤起兵前夕女真社會局勢的真實概括。但作者把它斷為“金亡以後”，歷“元明300年來”，女真社會就是這種狀況。這完全是誤讀誤解。事實是，金被元滅亡后，女真族遭到極度摧殘，元氣大傷。其殘存的女真人散居東北，既無力抗元，亦無力內爭。換言之，已形成不了任何集團勢力。在元朝統治下，按民族分等，女真族被列入“漢人”之中，身份低於蒙古和色目人，受其控制與壓迫更甚於其他民族。入明，境況有所改善，女真諸部酋長不斷受到招撫，賜以官職，生聚漸興旺。自元迄至明中葉，女真人沉寂了200年之後，才漸次恢復了民族的活力，開始登上歷史舞台，到努爾哈赤出生前後，延至其起兵時，女真社會才出現了如上面所描寫的互相戰殺的局面。可惜，閻崇年連這個常識問題也出錯，對女真社會的演變做出了不正確的解釋。

閻崇年在解釋努爾哈赤的“撫蒙政策”時，寫道：“他用編旗、聯姻、會盟、封賞、圍獵、賑濟、朝覲、重教等政策……”作者將清朝逐漸實行的對蒙古政策，統統都歸為努爾哈赤所制定。但事實卻否定了作者的信口開河。滿蒙聯姻，實始於努爾哈赤，與部分蒙古部落建立了軍事與政治同盟，努爾哈赤以“保護人”的身份，與他們共同對付察哈爾部林丹汗。努爾哈赤與之聯盟的蒙古如科爾沁部等，尚未真正建立起如後來的那種君臣關係。到皇太極時，才開始把這種隸屬關係確立起來。給內蒙古諸部按八旗制編旗，也是皇太極做的一件大事；“會盟”並非努爾哈赤所為，確是康熙帝為解決喀爾喀蒙古問題，先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派理藩院尚書阿爾尼舉行過一次“會盟”。更重要的一次“會盟”，是康熙三十年康熙帝親自前往多倫並親自主持“會盟”，決定喀爾喀蒙古實行“盟旗制度”。閻崇年歸納努爾哈赤對蒙古實行“編旗”的八大政策，很多項並無史實根據，卻是將其後帝做的事又移植到努爾哈赤的名下！

更為離奇的莫過於說：“遷都瀋陽后”，“瀋陽及遼河地區的經濟與社會得到全面開發與迅速發展”，還“帶動了東北地域經濟與文化的發展。”這是事實嗎？自努爾哈赤發動對明戰爭以來，遼東、遼西先後闢為戰場，努爾哈赤每攻下一城，必屠城殺戮與搶掠，撤走時毀城，夷為平地，如撫順、清河、開原、鐵嶺、廣寧等，都變成一座座廢墟！明代遼河流域的經濟及文化遭到毀滅性打擊：百姓或死或逃，土地荒蕪，原先的繁盛之地已成無人之域！當時，朝鮮人、明遼東將吏等，都留下了戰亂實況的真實記錄。如，明遼東經略熊廷弼寫道：明萬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一年內，遼東十餘萬人死亡，“或全城死、全營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山骸川血，鬼哭人號。”朝鮮學者李肯詡記述：遼東大批人口逃入朝鮮，“前後數十萬口”。明人陳仁錫記載：遼東百姓死十之八九，僅存者不足十之一！如，遼東“蓋州、復州有可鑄之礦而無人開”；遼西錦州、義州、右屯等地，“有可屯之田而無人墾……”類似記載，史不絕書。皇太極時，與明朝繼續在遼西地區展開拉鋸戰，對峙10餘年，以至人煙幾絕，一片荒涼。努爾哈赤佔據遼東，遼河地區處於激烈交戰狀態，戰爭烏雲密布，誰來“全面開發經濟”？即使個別地區，農業生產有所恢復，仍恢復不到明統治時期的經濟發展水準。在閻崇年的筆下，遼河流域，一片光明，和平安寧。如此歪曲歷史，莫此為甚！

閻崇年不顧歷史事實，把戰爭殘破的經濟說成是“全面開發”、“迅速發展”，甚至奉努爾哈赤為“近代遼河流域、瀋海區域經濟”開發的“創始者”！這是他的又一大“發現”？簡直是聞所未聞之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