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鄉話書

風俗是既有傳統，又富有變化的；歷史是時間的延續，不斷前進的；文化是既有繼承，又有發展的……

因為寫了幾本有關北京和《紅樓夢》的風俗舊事的書，又參加拍了一部《紅樓夢》電視劇，掛了一個“民俗指導”的銜，便被朋友們一會兒叫作“紅學家，一會兒叫作“民俗學家”，真是感到慚愧得很，只不過比年輕朋友多活了幾年，雜七雜八地看了幾本無用的書，照《儒林外史》馬二先生所說，都是些無用的“舉業”，既不能做官，也個能發財，哪裡配稱什麼“家”呢？只是愛好此道，喜歡結合書中所寫，神遊今古；結合生活經歷，留心俗事賞鑒生活而已，豈敢望成家哉！

現在民俗學是很摩登的，因為外國人也講求此道，大範疇來講：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小範疇來講：宗教學、民俗學……具體到實際上，飲食、衣著、建築、禮儀、婚喪、娛樂等等生活習慣，因國家、民族、地區而異。中國過去說：百里不同風。各地區差別都很大，至於個同民族、不同國家，那就各有傳統，差異更大了。地區差異而外，又隨著時代的發展，地區之間，民族、國家之間，互相交流，不斷變化著。距離越遠，時代越長，差異越大，隔閡也越多，而人類又富於好奇心、求知慾，文化越發達，知識越廣泛，來往越頻繁，就越想多知道一些不同的奇風異俗，或以好古之心，想了解其歷史；或以好奇之心，想探索其源流；或以愛美之心，鑒賞其表面；或以好善之心，雅愛其淳真……總之，人們對於這樣一些知識學問感興趣，去注意它，去研究它，出發點總是好的，對人們的文化生活，總是起到豐富作用的，對精神文明的建設說來也是有益的。

民俗學來源於民俗，民俗來源於生活，這樣說大概不會錯。民俗按我國古語習慣，也可以說成是民間風俗，在歷史傳統上，雖然不大說民俗，而風俗卻是說了有兩千多年的老話。什麼叫“風俗”，《漢書》中解釋說：“凡民之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律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慾，故謂之俗。”大抵人類的生活，總不外受兩方面的影響，一是自然的、二是人為的。前者如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經濟物產等等，後者如政治、宗教、教育、文化、戰爭等等。再加歷史的因素，前者形成其傳統特徵，後者又促使其不斷變化。這樣“風俗”兩字，概括的面更全更廣，似較民俗的內涵更有概括性，因此如把進口的“民俗學”，轉稱為內銷的“風俗學”，不是也很好嗎？

廣闊的世界、悠久的歷史，要把地球上自有人類以來的各種民俗或風俗了解個大概，這真是比一部“不知從何說起”的《二十四史》，還要“不知從何說起”，真所謂“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難免要望洋興嘆了。宏觀既難，微觀實也不易，有時候“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有時某地風俗中的一樁事，儘管好多人在做，卻只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手頭有一本六十二年前顧頡剛先生編的《妙峰山》，這是當時北京延續了幾百年的最盛大的廟會，年年四月廟會開時，有組織的朝山趕廟的善會以百數個計算，有組織的香客和自行前往的有多少萬人。顧頡剛先生和北京大學研究所的同仁特地組織調查團，去妙峰山做了一次實地調查，參加的人都寫了調查記或日記，詳細記錄了看到的一切。但調查雖然詳盡，卻也只是表面的紛繁的現象，只是留下了歷史的實錄，供後人去想象其盛況。本質的東西也很難了解透徹，如提到宏觀理論上來看，那也就更難了。顧頡剛先生歸納了兩點：一是虔誠的迷信活動，“有了國家的雛形”；二是風景特別好，“能給進香者滿足的美感”。前者是宗教、政治因素，後者是自然環境影響；前者是迷信的心理在支配，後者是愉快的感受在驅使。而在千千萬萬的進香者中，也並不完全是一致的心態，有的偏重於前者，有的偏重於後者，而其程度也各不一樣，但不辭辛勞，朝山趕會的行動卻是一致的，這就形成延續了幾百年的妙峰山廟會盛況，作為民俗，它是一種歷史的存在；作為風俗調查者，民俗研究者，就要微觀它的表現，調查研究它的歷史，想象分析它的成因，宏觀它的社會影響，文化意義。或讚揚之、提倡之，或誘導之、改變之……我想這既是有趣的，又是有意義的，與然也是很難的，要踏踏實實讀書、調查、研究、想象……總之，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風俗中每一樁小事，都有它廣泛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群眾基礎，又有它歲月悠久的歷史習慣，還有地理、物產、氣候等等因素的良久影響，再有各種宗教、政治原因，在某些個時期，最後這種原因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我國歷史講，其特徵政治總是主要的，宗教只是部分的，一直沒有形成過全國的影響。）這些都能使好此者在某些小事上引起許多有趣的想象，比如近年發現的秦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這是“俑”這一風俗的最大的表現，是極端迷信和專制政治的巨大表現，現代參觀者有的人讚賞其偉大，這是人的某種本能迷信權勢的表現；有的讚賞其精美，這是人的本能中愛美的感情的流露……這些感覺都是自覺不自覺產生表露出來的。如果以政治歷史的知識看，就會聯想到祖龍的暴政和專制，單為他個人修個墳墓，儘管埋的是泥人，不是活人，也不知動用多少勞役，掠奪多少當時活人的財富，才修了這樣的墳，試想當時被勞役的、被掠奪財富的人的家庭，有多少怨恨、悲劇、詛咒……有多少人因此而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今日參觀，某些人可能唾罵之，又哪裡值得讚歎呢？假如再從工藝上想象，則另有趣味，我先想那麼許多大泥人，如果全是高手藝人去塑，那得要多少高手藝人，多少時間塑成呢？想象中幾乎是不可能的。後來想大概是模子脫的，先做成幾十個模子，然後用膠泥去脫，這就可製造幾百幾千，方便多了。因此我聯想到我小時候玩過的泥人模子，這小小的玩具，似乎和兩千年前的秦涌，有著千絲萬縷關係，在風俗演變，源遠流長中，這樣一個小事物，細想起來，也多麼有趣呢？

中國、日本、朝鮮、越南等國人吃飯用筷子，歐美等國人用刀、叉、勺，亞洲、非洲有些國家人吃飯用手抓。我有時主觀設想這一有趣的問題，為什麼這樣呢？大概是最早開始在篝火中取熟食時，中國等地先民多吃芋栗之類乾果，用兩個木棍一夾就可取出，隨便敲敲殼就可食用；歐洲先民多在火中取食漁、獵動物，要用尖銳有叉的硬的枝權叉出，用鋒利的石片切割；而南業及非洲等處熱帶先民，熟食較晚，多以手采野果充饑，這樣年代久遠，世界上就形成用刀義、用筷子。用手抓三種不同的吃飯的形式。生活所關，風俗所系，如何形成，年代久遠，尤法考證了，想象其原因也很難了。現代科學，促使人類交往日漸頻繁，相隔萬里朝夕可至，因而風俗的差異、互相的隔閡，也不斷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隔閡也日見其縮小。即以用筷子而論，七十多年前，聞一多先生在美國留學時，他的房東老太太反覆問他中國吃飯總是拿兩根木棍嗎？有一次吃通心麵，又問他，難道吃面也用兩根木棍嗎？到此聞一多先生才恍然大悟，原來她一直以為用筷子也像用刀叉一樣，是一隻手拿一根。這就是風俗，也可以說是民俗的隔閡，時至今日，歐美到處都有中國菜館，用筷子吃飯對在歐美大都市中的人說來，似乎已不稀奇了。

民俗中不少活動，有迷信的成分，這和宗教的信仰是很難嚴格劃分開的。如妙峰山廟會，便是這樣。但對當時京、津二地手工業者及四鄉農民，卻是一種很健康的、有益身心的活動，不但使個人通過朝山的活動，身心雙暢，而且培養了一種自覺熱心公益事業的奉獻精神，比強迫其做這做那，或空口說教，宣傳其做這做那有效得多。因而重視、講求、研究民俗，其意義更在於引導民眾發展豐富、健康的文化生活。

民俗中落後的、愚昧的、甚至於很壞的、犯罪的成分都有，外國有，中國傳統的也不少，要防止其沉渣泛起，就要從文化、教育入手，提倡、宣揚其好的方面，抑止，甚至防範、禁止其壞的東西。在提倡民俗學的同時，我想也必須注意到這點。

鄧雲鄉，學名鄧雲驤(1924.8.28—1999.2.9)，山西人，著名的民俗學家。曾為電視劇《紅樓夢》的民俗顧問。他青少年時期，先後在北京西城中學、師範大學和私立中國大學求學。194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1956年定居上海，任華東電力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鄧雲鄉教授自幼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具有深厚文史功底。他學識淵博，興趣廣泛，其著作多描繪與時代生活息息相關的經濟、文化、民風民俗之變化，或明清以來文人文事鉤沉，探究眾說紛紜的歷史文化現象，文筆雋永，富有情致，常道人之所未道。鄧先生將其書齋命為“水流雲在之室”，以云為精神故鄉，讀鄧雲鄉，手中捧的不是一本書，而是中華傳統文化往昔的歷史和衰老垂危的生命。周汝昌曾言：鄧氏已矣，或許竟可以視之為中國某種文化傳統的斷絕。“鄧氏文章，今後怕是不會再有。沒有人願意寫這種文章了，而且也沒有能寫這種文章的人了。”

鄧雲鄉教授自幼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具有深厚文史功底。退休后以其親身經歷的事件或與他有涉的人或事為誘因，或描繪與時代生活息息相關的經濟、文化、民風民俗之變化，或明清以來文人文事鉤沉，探究眾說紛紜的歷史文化現象潛心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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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梁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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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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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緣清話”八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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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緣”和“書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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