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謙

1909年出生於福建省，早在東南大學求學時，受到康有為的賞識，被推薦為梁啟超的學生。后遠渡日、德留學，在德留學時師從石里克。1934年獲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后曾任清華大學哲學系講師，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英國牛津新學院研究員，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兼主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外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及外國哲學研究所所長，英國牛津大學客座研究員，日本東京大學客座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委員，中國現代外國哲學研究會名譽理事長，中英暑期哲學學院名譽院長，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榮譽哲學博士。1948年後，歷任武漢大學、燕京大學教授、哲學系主任，北京大學教授、外國哲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1984年被維也納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

《現代物理學中的因果律問題》（德文）

《石里克和現代經驗主義》

《維特根斯坦和石里克》

《論確證》

《邏輯經驗主義論文集》

《維也納學派哲學》（主編）

《哲學史簡編》

《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

《西方古典哲學原著選輯》

20世紀40年代是洪謙先生學術上最活躍的時期，他系統全面地介紹維也納學派的思想。在他的一些著作中，洪謙介紹了維也納學派的科學觀、哲學觀、科學世界觀和內部爭鬥，分析批判了傳統的形而上學、康德的先天論、現象論和精神科學派，馬赫的實證派和馮友蘭的新理學，為邏輯經驗論在中國的傳播奠定了基礎。20世紀50年代洪謙先生在他的《哲學史簡編》中，系統地介紹了西方哲學史、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史和中國的哲學史。同時期他還寫了介紹康德星雲假說、馬赫歸納科學的哲學的文章。在洪先生學術生涯的后二十年，他通過翻譯工作為青年學子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其中《西方古典哲學原著選輯》成為廣大哲學工作者的基本資料。洪先生是中國邏輯經驗論的先驅，他在《邏輯經驗主義》（主編）一書中特別介紹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問題 ：語義分析、因果問題，概率性、心--身問題、倫理學問題。

20世紀50年代以後，邏輯經驗主義受到了各方面的批判，洪謙先生對此也做了回應。對於批判理性主義者波普爾宣稱的“對邏輯實證主義的謀殺”，洪先生說自然規律的普遍命題既不能通過某個或某些基本命題得到證實，也不能被他們所證偽。在科學命題的可確定性中，可證實性和可證偽性都是特例。洪先生幽默地說：“波普爾的謀殺並未成功。”洪先生對整體論者蒯因的批判很重視，他贊同蒯因對還原論教條的批判但不贊成反對分析--綜合區分的態度。對於美國歷史社會學派的批判他不以為然。先生指出，雖然邏輯經驗主義運動中心已不復存在，但它的科學觀依然活躍在許多哲學派別中，同時洪謙先生也看到了維也納學派和分析哲學的一大弱點，指出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既應有完整的理論哲學部分也應有完整的實踐哲學部分。

維也納學派

洪謙與維也納學派——紀念我的老師洪謙教授

高宣揚教授

在北大哲學系“紀念洪謙先生誕辰100周年”研討會上的發言稿

洪謙教授是我在1957年至1966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本科與研究生班就讀期間的老師。使我感到榮幸的是，從那以後，直到洪謙先生逝世為止，洪老師始終都沒有中斷過對我的指導，他那寧靜安詳的風度，雍穆而又和易的儀態，嚴謹而又紮實的治學精神，連同他的諄諄，猶長縈腦際，已慢慢地構成為我的一個精神財富；師恩浩蕩，在紀念他誕辰一百周年之際，使我倍感珍貴和親切！

洪謙老師對我的教育和交往過程，簡單地說，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

第一時期，是1957年至1962年，當時我作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本科學生，不僅受教於洪謙老師，選修他開設的課程，而且經常抱著崇敬的心情，到他在燕東園的寓所，多次拜訪他，並在他家裡接受他對我個人的親切教導，給予我學術上的特殊指導。在畢業論文寫作期間，我除了得到齊良驥教授的親自指導以外，洪謙先生還多次耐心地更正我的“論康德的‘統覺’概念”的論文，鼓勵我在本科畢業後繼續報考研究生。正是在他的支持下，1962年暑假，我才決定報考當鄭昕先生的研究生。

第二時期，是1962年至1966年，我作為鄭昕教授指導的研究生，攻讀康德哲學。當時，我一方面繼續經常到洪老師家中直接受到他的教誨，另一方面也在鄭昕老師家裡，同時地受到鄭昕與洪謙兩位老師的指導。鄭昕老師與洪謙老師是好朋友，洪謙多次在鄭昕家中與鄭昕老師一起向我講授康德哲學，也向我講述他們在德國留學時期的經歷和感受。

第三時期，是1978年我出國后直到洪謙老師去世為止。在這段時期內，不論我在香港，還是在巴黎和台北，洪謙老師都很關心我，不只是在學術思想上給予指導，而且也在我個人的生活方面給予關懷。我在這一時期連續給他發了許多信件，也反覆多次與他在國內和在國外見面。洪謙老師給我寫了十多封信，包括兩次推薦我到明尼索達大學受教於費戈爾教授，以及在牛津大學聆聽他的演講。

重要成員

維也納學派的一個重要成員

當我剛踏入北大校門的時候，洪老師才四十八歲；但他作為維也納學派在中國哲學界的著名代表人物，早已使他列入了第一流的名教授之列，深受我年青一代的崇愛和尊敬。

1957年9月，我在北京大學哲學樓的一零一號階梯教室，參加了由哲學系學生會和系辦公室主辦的“迎新晚會”。我和其它七十多名哲學系學生，以非常激動的心情，等候著教授們一一入座。當時的北大哲學系，集中了三十多名哲學教授。據我們的學長學姐們介紹，在1952年底所進行的中國大陸大專院校的“院系調整”中，政府決定把原全國各大學的哲學教授，全部集中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便於集中地進行“思想改造”。因此，從那以後，一直到反右派鬥爭以前，北京大學哲學系成為了全國獨一無二的師資最強的教學研究基地；除了洪謙專長邏輯實證主義和經驗論哲學以外，還有中國哲學史權威馮友蘭；數理邏輯專家王憲均；西方美學專家朱光潛；希臘哲學專家任華、汪子嵩；康德哲學專家鄭昕、齊良驥；黑格爾哲學專家賀麟、張世英；中國哲學史家張岱年、任繼愈、黃子通、朱伯昆；佛學權威熊十力、馬一浮、湯用彤、湯一介；西方倫理史家周輔成；美學家宗白華；萊布尼茨專家陳修齊；西方哲學史料學家王太慶；存在主義專家熊偉；日本美學史家馬采；日本哲學史家朱謙之；希臘哲學專家方書春以及形式邏輯專家李世繁等等。

晚上七點左右，迎新晚會開始前幾分鐘，教授們一一步入會場。洪謙教授同當時的系主任鄭昕教授一起來，我們報以熱烈的掌聲。洪老師看上去身材略瘦，戴一副近視眼鏡，個子稍高，身子骨仍然很結實，文質彬彬，研究氣十足。洪老師當時與任華教授共同負責西方哲學史教研室的工作，一起同時指導研究生陳啟偉等人。

迎新會上，鄭昕教授逐一向新生介紹到會的所有的老師；當介紹到洪老師時，鄭昕教授對學生們說：洪謙先生是維也納學派的專家，是石里克的學生，卡爾納普的同學。大家給予熱烈的掌聲，表示對他的尊重和敬仰。

經驗論

傳承經驗論 推崇康德和休謨

我在北大哲學系本科和研究生期間，洪老師住在北大東校門外的燕東園內。我和班上幾位同學，經常去拜訪洪老師。燕東園內到處是茂密的樹木，翠綠的枝葉，鬱鬱蔥蔥，生機勃勃，是教授們恬靜地安家度日和著述立說的好處所，我們學生稱之為“世外桃源”。

我第一次拜訪洪謙教授，是在1958年元旦。為了向他拜年，我與同窗三人，來到燕東園。洪師母開門以後，親切地把我們引進到客廳中。

洪老師很高興地在客廳中接待我們，並很親切地問我們，作為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學習外國哲學史有什麼困難。那次談話，給我留下了兩個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一，是洪老師向我們強調了經驗論哲學的重要意義；第二，強調學習外語和閱讀原著的重要性。

關於經驗論哲學的重要性，是從客廳牆上掛著康德畫像和休謨畫像談起的。洪老師說，他很推崇康德和休謨。康德的貢獻在於開創了科學的知識論的研究基礎，奠定了以準確的數學和物理學作為依據進行知識論研究的基本原則；休謨的貢獻在於使經驗論系統化和貫徹到底，使現代哲學有可能徹底擺脫形而上學傳統的影響，集中地探討了“意義的經驗證實”的基本問題。

洪老師在談到經驗論的基本原則時，當然也同時強調休謨的傳統經驗論與邏輯實證論的經驗論的區別。在他看來，僅僅指出經驗論的基本原則，是不夠的，因為傳統的經驗論正是由於未能克服普通經驗的個別性、零碎性，過於執著於個人的經驗感覺，才在認識論問題上無法達到真正普遍性的、具有哲學意義的實在性。洪謙先生指出：石里克的貢獻，恰正在於扭轉了經驗論的基本問題的方向，指明了哲學上的“實在”與日常生活中的“實在”的根本區別，突出了科學知識的真正靈魂就在於它在公認的實驗中的可檢驗性！

為此，洪老師一再要我們記住石里克的那句名言：“命題的意義就在於它的證實方法。”

洪老師關於經驗論以及關於邏輯實證主義的寥寥數語，點名了方向，使我們晚輩從一開始踏入深奧的哲學領域，便明確問題的真諦。從那以後，每當我面臨分析哲學的難題，便記起洪老師的這番教導，從最基本的思想觀點出發，進一步深入思索各種問題，常有迎刃而解之效。

洪老師對邏輯實證主義的經驗論傳統的精湛理解，使他在同我們的談話和講課中，始終突出“經驗”在對實際作出判斷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記得在大學三年級時，洪老師為我們上了一堂邏輯實證主義的課，他從一開頭就強調說，邏輯實證主義把哲學研究奠定在“經驗”之上，是因為僅有“經驗”才能對於實際有所判斷。邏輯實證主義並不絕對排斥理性思維的重要作用，但思維在知識理論中的作用，僅僅是“以同語反覆的變式”去敘述關於“實在”的判斷。

對於我們這些晚輩來說，當時是生平第一次知道什麼是理性在關於實際的判斷中所起的“同語反覆”的作用。記得洪老師在黑板上清清楚楚地寫出了“同語反覆”的德語原文die Tautologie，並作了解釋。由於當時我們的學識有限，未能完全明白洪老師關於經驗論的基本思想的論述，但他對於“同語反覆”的解釋，使我們清楚地區分開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形式真理和經驗真理；形式真理是以分析命題為依據，而分析命題之為先天性，乃是因為數學、邏輯等分析科學都以純粹形式定義的假定為基礎。所以，在各個演繹推理中，結論的論據總是已經包含在前提之內。這些分析命題，充其量也只是敘述同值詞句的純粹形式的變換，是與經驗無關緊要的，對於事實也就自然地無所表達，因此分析命題是屬於先驗性的。

但是，邏輯實證主義所立足於其上的經驗真理，其真實性就不能單靠命題體系內的前後一貫性或不矛盾性，如上述形式真理那樣；而是要證實命題與“實在”的一致性，就要接受觀察與經驗的檢驗。因此，只有對“實在”有所指的命題，才是有意義的；對“實在”無所指的形而上學命題，是無意義的。同時，只有可以通過經驗觀察才能確證和證實的有關實在的命題，才有資格被稱為經驗的真理。現代物理學中的科學命題，便是屬於這種經驗真理。

如果說，石里克反覆強調“問題的意義就在於它的證實方法”的話，那末，更深一層地說，問題的意義就在於它所表達和所敘述的事實，能否經得起經驗性的觀察和實驗的檢驗，能否獲致“是”與“不是”的明確答案。

原文和原典

談到精讀原著的問題，洪老師和師母何玉貞女士首先強調學習英語和德語的重要性。師母對我們說，洪老師從維也納到英國牛津的初期，為了儘快把握英語，訓練聽力、會話和文字表達能力，洪老師幾乎天天到電影院看電影，有時連續好幾場不離開電影院，硬要聽懂內容。洪老師說，學習西方哲學，不能靠翻譯，一定要看原文原典，而且要精讀，反覆推敲，不要‘圖快嚼不爛’，要句句琢磨，前後分析。洪老師特別批評有些學生好高騖遠，只滿足於一知半解的學習態度。洪老師說，學習外國哲學，不懂外文，看不懂原文原典是不行的。

我在研究生學習時期，經常到我的指導教授鄭昕先生家中請教和討論問題。鄭昕老師住在燕南園，與我們研究生宿舍29齋，只有一牆之隔。我往往是通過燕南園角上的一個小木門，經過馮友蘭老師家門前的小路，去找鄭昕老師。

鄭昕教授是康德哲學專家，精通德語和康德哲學原著。洪謙和鄭昕是好朋友，我經常在鄭昕教授家中遇到洪謙教授。他們經常以德語交談和討論哲學問題。他們倆都是從20世紀20年代起便留學德國，倆人又同是安徽人，一個研究康德和新康德主義，一個研究邏輯實證主義。也許是由於他們經歷相似，又在對待“經驗”的問題上，倆人有某些共同的觀點，使他們情誼融洽。

我在鄭昕家中請教時，正好手捧康德的《未來形而上學導言》的德語原本。洪老師和鄭老師便你一言我一語地用德語討論這本書，並耐心地向我逐句解釋。洪老師對我說，要下苦功夫精讀康德的原著，一句一句地看。他還親自擇讀其中數句，要我當場翻譯出來，親切地指出譯句之不足就在於生吞活剝地硬譯，把句中虛擬式所要表達的那種帶有精確情緒的語態和文風，給沖刷得無影無蹤。

這種手把手的教導，又使我想起我和我的同學李步樓兄每周兩次到王太慶教授的宿舍，請他一句一句地領讀文德爾斑著《哲學史教程》德文版。王太慶教授和洪謙教授及鄭昕教授，都是很好的朋友。他們都非常細心地指導我們看原文原典，使我們晚輩受益良多。

有一天在鄭昕教授家中，鄭昕老師還順便同洪謙老師談及柯亨(Hermann Cohen, 1842-1918)和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 1882-1950)。鄭老師有所感慨地說，哈特曼在晚期居然從實在論觀點研究認識論問題，以致認為本體論的研究仍應與認識論研究相平行。鄭昕先生認為，這是對新康德主義和經驗論哲學的背棄。因此，鄭老師說，當他在哈勒大學聽完哈特曼的一場演講后，便氣沖沖地返回馬堡，在中途換車時也因氣惱未平而迷路。說到此，鄭老師、洪老師和我不約而同地哈哈大笑。

洪老師還對我說，學習和研究外國哲學，除了要下苦功夫精讀原著以外，還要同時了解西方各國的文化歷史背景，懂得各個哲學家的個人思索風格同他所屬的民族文化傳統的關係。因此，他說，學好外國哲學，一般地說，最好的方式是親自去留學，就地學習和體會。

我在1978年離開中國大陸出國僑居前夕，洪老師熱情地邀我去北京新僑飯店吃晚飯席間，他不時地提醒我，出國后不要分散精力，要集中研究一兩個重要問題，深入下去。他還特別推薦我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大學去找費格爾(Herbert Feigl, 1902-1988)，因為費格爾是洪老師在維也納時期的老同學，又是當時美國分析哲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洪老師在談到費格爾時，強調要首先認真地閱讀他的那部論精神和身體的專著 The Mental and The Physical。我到香港以後，曾特地訂購併閱讀了這本書，雖然我後來沒有去成美國，但他在這部書中所闡述的“精神和身體的同一論”，對我教益甚大，使我在法國研究摩里斯·梅洛·龐蒂的身心現象學理論時，受到深刻的啟發。

由於洪老師對原著和原典的重視，他親自倡導編譯了四卷本的《西方古典哲學原著選輯》（第一卷《古希臘羅馬哲學》、第二卷《十六至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第三卷《十八世紀法國哲學》、第四卷《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學》），都由商務印書館印刷發行，使我們這一代年青的哲學工作者獲益不淺。我們在大學時期，這些西方哲學原著選輯，成為了我們最基本和最原初的主要參考資料，為我們進一步深入學習和研究西方哲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從維也納到牛津

1978年我離開中國大陸，經香港到法國定居以後，洪老師不時來信指導，並多次在信中提及當代西方分析哲學的動向。1980年和1982年，洪老師又兩次去維也納和牛津，分別參加關於維特根斯坦和關於石里克-紐拉特百年壽辰紀念討論會，並在與會期間給我來信希望能與我見面，使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老師對我的關懷，也使我有幸獲得重新學習的好機會，最使我難忘的，是在1982年春在牛津三一學院與洪老師的會面。

洪老師在1980年初兩次重訪牛津是意味深長的。洪謙教授在牛津三一學院接待我內人許敦煌女士、小女高寧和我三個人的時候，很慷慨激動地說，能在牛津相會，使他想起四、五十年前他自己所走過的道路。半個世紀不算長，但對比一下維也納和牛津的兩個時代，恍惚如在夢中。雖然昔日的維也納李比希巷和柏茲曼巷，他在1928年至1936年受教於石里克教授時期經常出入的地方，依然如舊，石里克領導的哲學研究所和周四討論會的所在地依舊佇立不動，但年華流逝，氣氛已大不一樣。而牛津這個聞名的大學小鎮，街頭上林立的學院建築物、圖書館和教堂，也顯示了同雜訊震耳的車水馬龍現代化交通、川流不息的遊客群的極端不協調。洪老師邀我們在三一學院內寂靜的院子里散步欣賞春意盎然的花木，邊走邊談他半個世紀來從維也納到牛津所走過的道路，談到他同石里克、卡爾納普、魏斯曼、艾耶爾和維特根斯坦的關係，也談到他這次路過倫敦石與卡爾·波普爵士的會見。正是通過這次在牛津三一學院同洪老師的長時間安靜的談話，我才更深入地了解這位我早已認識而崇敬的老一輩學者的為人和淵博學識。

洪老師是在1927年十八歲那年，經國學大師梁啟超的推薦，在安徽同鄉會的資助下，留學德國柏林和耶拿的。正是在柏林學習物理、數學和哲學期間，他受到萊辛巴赫的提示，決心到維也納去報考石里克。

1928年起，洪老師在維也納研究哲學，他說，石里克從一開始就建議洪老師學自然科學，首先把握數學和物理學，並建議洪老師去聽卡爾納普的數理邏輯課。洪老師問及我到法國后的哲學研究方向時，他一再提示我：即使不研究科學哲學，也不能忽視現代自然科學的理論成果及其方法論對於哲學發展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洪老師在牛津三一學院的庭院里，慢慢地談起了他在1945年初來牛津時的情景。他很欽佩維特根斯坦；在洪老師看來，要深入研究當代的邏輯實證主義，不研究維特根斯坦是不行的。洪老師在四十多年前在牛津時，正是維特根斯坦的鼎盛期。我由於寫過一本《羅素傳》（1980年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和1991年台北遠流出版社新版），所以也藉此機會與洪老師討論了羅素與維特根斯坦的關係。洪老師很欽佩維特根斯坦之為人：他寧願放棄萬貫家產，不領受巨額遺產，自食其力，先在奧地利的基爾希堡小鎮當一名小學教師，然後到修道院當園丁，又到倫敦一家醫院當實驗室的一名助手。即使後來他被聘為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哲學教授，成為他的老師羅素的老師以後，他也為了更專心於哲學研究，毅然辭去教職。

洪老師覺得，維特根斯坦的重要地位在於突出了邏輯結構和語言分析的重要性。洪老師為此向我複述了維特根斯坦的名言：“哲學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邏輯上澄清。”這就使我想起我在北大研究生時期，洪老師對他所指導的研究生李步樓所提出的學習要求，這個要求對我至今仍然印象深刻，也使我心明眼亮。洪老師要求李步樓專心研究和精讀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因為正是在這本書中，維特根斯坦明確指出：為了消除哲學的難點，必須研究語言的邏輯結構。洪老師在牛津談及維特根斯坦時，特地送給我一本剛剛出版的維特根斯坦關於哲學與文化的文集。

邏輯經驗主義論文集

《邏輯經驗主義論文集》的出版

洪老師一直關心我的學習和研究，時時通過信件指導我。使我感到榮幸的是，1988年當我決定在港台主編的《西方文化叢書》（由香港三聯書店和台北遠流出版公司同時出版發行）的時候，洪老師不僅欣然答應同梁漱溟先生一起，成為我所主編《西方文化叢書》的顧問，而且還身體力行，親自將他近年來所寫的一系列重要論文託付給我，讓我將這些論文以《邏輯經驗主義論文集》的書名，編入叢書之中，使這套叢書增添光輝。洪老師為此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前言》。

他在《前言》中說：“高宣揚先生主編的《西方文化叢書》，對於了解和研究當代哲學和社會科學的新思潮來說，的確是很有意義的。我作為他的老師和朋友，應當為他的這一盛舉做點什麼，這是義不容辭的。……前幾年，我的學生和朋友們曾經建議我將四十多年來在國內外發表的論文和講稿編成《洪謙文集》。我接受了這個意見，並已著手做了一些準備工作。但是，為了對《西方文化叢書》盡一點力量，我決定放棄原來的計劃，從已經搜集好的材料中選出有關的部分，編成這一本《邏輯經驗主義論文集》，作為這套叢書中的一種，希望得到讀者的批評指教。”洪老師的勉勵，給了我和叢書的作者們以及編輯們很大的鼓舞。

由於洪老師的這本《邏輯經驗主義論文集》包括了洪老師近年來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的報告，在國外一些大學的學術講演稿以及為國外重要哲學雜誌或叢書寫的論文，具有深刻的學術理論價值，所以，這篇論文集發表以後，立即受到國內外學術界和理論界的重視，對於研究維也納學派的思想發展史，是一篇很珍貴的歷史文獻。

為了充分肯定洪老師在發揚維也納學派邏輯實證主義方面的卓越貢獻，我在1984至1986年，應法國國際哲學研究院(Colle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院長賈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之聘請，在國際哲學研究院領導主持中國當代哲學討論會(Seminaire sur la philosophie chinoise contemporaine)上，對洪老師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參閱法國國際哲學研究院1985、1986年討論會提綱文集Osiris出版社法文版）。

從1989年起，我在台灣唐山出版社主編《研究與批判叢書》。洪謙老師再一次誠摯地支持我的出版計劃，並答應我將他早年出版過的《維也納學派哲學》編入《研究與批判叢書》。這本《維也納學派哲學》系統地總結了維也納學派的基本觀點、方法及其發展過程。

洪謙教授希望這本書在台北的出版會有助於海峽兩岸的文化交流，並有益於加強對維也納哲學的研究。因此，洪謙還曾建議在原大陸版的基礎上，補充他所寫的四篇短文：《邏輯經驗主義概述》、《維特根斯坦和石里克》、《艾耶爾河維也納學派》及《評石里克的〈哲學問題及相互關係〉》，以便更詳盡地論述維也納學派的哲學理論。

令人惋惜的是，洪謙教授未見到本書在台北的出版，於1992年初春突發重病，搶救醫治無效，於2月27日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八十二歲。據洪師母告知，即使身躺病榻期間，洪謙也念念不忘本書在台的排印出版，時時提及務必加緊進行。

洪謙先生多年的工作受到國際哲學界的高度評價，在文革時期，由於一些國際知名人士對他的關注，他才免遭厄運。國內外哲學同仁都認為他在現代中國哲學的發展中起了獨特的作用，是中國研究西方哲學的權威人士，是中國最傑出的當代哲學家和世界上最後一個徹底的邏輯經驗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