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經濟學

比較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有：比較經濟學的性質、歷史和方法論；經濟制度比較理論；經濟結構比較理論；經濟政策比較理論；經濟增長比較理論；經濟機制與模式比較理論等。比較經濟學早期著重於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的對比，代表人物是美國的康芒斯和英國的庇古，代表作是庇古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比較》（1937）。20世紀70年代后，加強了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狀況和政策的系統分析。

馬克思主義歷來是重視比較經濟研究的。《資本論》就是以英國作為典型來進行研究。K.馬克思認為，把英國的情況與其他國家的情況進行比較，可以清楚地說明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和發展過程。F.恩格斯對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的分析，對於近代民族國家形成過程的分析，以及對於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運動開展的不平衡性的分析等等，也是建立在廣泛的比較研究的基礎之上。列寧採用比較研究方法，研究了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道路，分析了各個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上的特點，以及闡述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在帝國主義階段的表現等等。可見，以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指導的、科學的比較研究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用於分析社會經濟現象的一種重要的方法。因此，對資產階級比較經濟學中庸俗的部分，固然要加以分析、批判，而對其中比較有用的部分，則應借鑒吸收。但更為有意義的是，應該建立對不同的經濟制度、不同的經濟發展道路、不同的經濟管理方式等進行比較研究的馬克思主義的比較經濟學。

比較經濟學的興起與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1929～1933）的爆發和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密切有關。空前嚴重的大危機，在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動。資產階級經濟學中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潮與國家干預主義思潮在經過長期的激烈爭論之後，國家干預主義終於佔了上風，美國、瑞典、英國、法國、德國等相繼採取對經濟的國家調節。為了把這種國家調節同傳統的市場經濟制度進行對比，資產階級迫切需要把比較經濟作為一門獨立的經濟學研究領域，並使之在理論上系統化。

另一方面，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表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僅是切實可行的，並且它們的優越性也已經被實踐所證明。這就給 20世紀20年代內資產階級經濟學界長期進行的所謂“社會主義論戰”作了結論，從而使一些原來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空想”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感到有必要對兩種制度重新進行比較研究。此外，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過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主要是建設中的浪費和效率不高等。一些西方經濟學家提出，假定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上，不採取過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而採取適度的“市場經濟”，是否可能解決資源配置不當和浪費，提高經濟效率。這樣，對幾種不同的經濟模式的研究也引起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興趣。

30年代後期和40年代初期，在西方出版了幾部重要的與比較經濟研究有關的著作。其中有英國經濟學家A.C.庇古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1937），英國經濟學家A.P.勒納（1903～1982）的《統制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原理》（1944），美國經濟學家J.A.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1942）等。

比較經濟學的較大發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一些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解體和民族獨立國家的產生，為比較經濟制度和比較經濟發展道路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領域。50年代和60年代內，除了繼續對不同經濟模式和不同經濟調節方式進行比較研究而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還對各國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進行廣泛的比較，試圖找出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以便影響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這一時期的比較研究的重點是，如何把一國的有利條件同外部的有利條件結合起來，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尋找一條適合於一國的有利經濟發展的道路。1965年，R.A.伊斯特林（1926～ ）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的《是否需要對不發達狀況進行歷史的研究》一文，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現狀就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歷史上的不發達狀況的再現，這樣就擴展了比較經濟學的研究範圍，使比較經濟學不限於同時代各國的“橫向”的比較研究，而且也包括了不同類型經濟的跨時代的研究、“縱向”比較與“橫向”比較相結合的研究。

如果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比較經濟學的發展稱為第一階段，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最初20年的發展稱為第二階段，那麼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起，比較經濟學的發展進入了第三階段。第三階段的特徵是把不同經濟模式、不同經濟發展道路的研究同不同經濟政策目標、不同福利水平的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並且就這些領域本身而言，研究也比過去深入得多了。60年代後期以來，西方主要國家普遍發生了停滯膨脹，少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以較快的速度增長，並在某些工業品的國際市場上成為西方主要國家的有力競爭對手，若干最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則十分緩慢，從而各國之間的收入懸殊程度擴大了。另一方面，在這段時間內，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實行了經濟體制的部分改革或較大幅度的改革，市場調節的作用受到了重視，這種情況也成為這一階段比較經濟學研究的新課題。

60年代後期以來，西方國家出版了大量比較經濟學著作如S.庫茲涅茨圖（1901～ ）的《各國的經濟增長：總產值和生產結構》（1971）、W.W.羅斯托（1916～ ）的《這一切如何開始：現代經濟的起源》（1975）、E.F.丹尼森（1915～）的《為什麼增長率不同：九個西方國家的戰後經歷》（1967）等，雖然都不是以比較經濟學命名的著作，但它們為比較經濟研究提供了理論和方法，在西方經濟學界有較大影響。至於一些直接以比較經濟學命名的著作，則普遍把不同經濟制度、不同經濟模式、不同經濟政策的目標作為考察對象，對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進行多方面比較，分別說明它們的特徵以及存在的問題。

比較經濟學以資產階級經濟學作為進行比較分析的指導。因此，資產階級經濟學各個流派在一般理論上的分歧必然反映到各派經濟學家對同一問題的看法上，從而他們通過比較研究所得出的論點的政策含義也有所區別。例如，關於國家調節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的關係和二者的比較，新自由主義者、凱恩斯主義者和新制度學派經濟學家各有不同的看法。新自由主義者竭力稱讚自由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揭露國家調節經濟的弊端；新制度學派則認為自由市場經濟的缺陷很多，國家調節經濟雖然也有某些缺陷，但相形之下，仍比自由市場經濟要小一些。凱恩斯主義者則介於新自由主義者與新制度學派經濟學家之間，得出了兼取國家調節經濟與自由市場經濟之長的“混合經濟”模式的結論。

從70年代以來，在西方關於比較經濟制度的研究中，儘管已經出現了如 L.G. 雷諾茲（1910～ ）的《經濟學的三個世界》（1971）這樣一本比較有影響的著作，但總的說來，比較經濟學這門學科至今還沒有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這主要是由於比較經濟學研究中遇到了下述困難：

①比較經濟學的研究要受經濟學一般理論的指導，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個學派都有自己的一般理論，這樣，一般理論上有分歧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關於比較經濟學的觀點和方法很難綜合到一起，難以形成一種比較完整而又具有綜合性的比較經濟學理論體系。

②比較經濟學是一個十分廣泛的研究領域，各種不同的經濟運行方式和經濟發展道路、各種不同的國民經濟管理和調節手段的比較，屬於宏觀的比較經濟學研究範圍；各種不同的資源配置和收入再分配方式、各種不同條件下的廠商活動和消費行為的比較，屬於微觀的比較經濟學研究範圍；各種不同的社會文化傳統及其對經濟的影響、各種不同的權力分配形式和價值判斷準則的比較，則又屬於制度－結構的比較經濟學研究範圍。要從理論上把宏觀的、微觀的、制度－結構的比較經濟學研究綜合到一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③比較經濟學是一個跨學科的邊緣性的研究領域，它不僅涉及經濟學各個方面的研究，而且涉及經濟學以外的其他許多學科的研究。只有對有關科學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並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之上進行比較經濟學的研究，才能取得較有系統的成果。例如，關於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的比較研究，就與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研究有關。又如，關於不同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決策形式的比較，除涉及政治、法律、社會學方面的問題而外，還與各國文化史、宗教史、思想史的研究有密切關係。

④比較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目前仍存在較多的困難。其一是在國民經濟核算方面，不同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如何進行比較的問題至今並未解決。即使不同的國家以同一種核算體系（如聯合國頒布的國民核算體系或經互會國家實行的物質產品平衡體系）作為依據，但由於各國經濟的產品結構不同，對外經濟開放程度不同，商品經濟與自給經濟所佔比重不同等原因，以同一種核算體系為依據而計算出來的各國國民收入的比較，仍是有爭議的。在對各國經濟中所遵循的價值判斷準則、各國生活方式和福利水平進行比較時，所遇到的困難就更大了。

上述這些困難，使比較經濟學至今仍然處在需要繼續充實內容和建立理論體系的過程之中。

在資產階級的比較經濟學中，庸俗的成份和比較合理的成份往往同時並存，既有為資本主義剝削制度辯護，粉飾資本主義現狀，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以及詆毀馬克思主義的內容，但同時也有比較符合客觀實際的研究成果。例如，從西方經濟學家關於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的比較研究中可以了解到，一個國家要加速本國的工業化，引進外國的資金和技術是完全必要的，但有的國家在資本引進和技術引進方面取得的效果較為顯著，並以此提高了本國的經濟增長率和平均收入水平，有的國家在這些方面不僅沒有多大的成效，甚至反受其害。這就需要對資本和技術引進的條件、方式和國內吸收過程進行比較研究，而西方經濟學家在這些比較研究中所提供的看法是可以借鑒的。再如，西方經濟學家關於不同國家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積累與消費之間的比例關係的研究，也具有啟發性。

根據他們的比較研究的結果，積累率的高低只不過是影響一國經濟增長率的因素之一。對經濟增長率起著重要作用的，還有投資經濟效果的大小和投資的構成情況。世界各國工業化、現代化的歷史表明，既有高積累率而低增長率的例證，也有稍低的積累率但經濟持續而穩定增長的例證。由於不同國家在實踐中提供了這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因而比較經濟學對此所進行的某些綜合比較分析是有意義的。

國外機構，不詳。

國內機構：中國比較經濟學研究會，隸屬於社科院經濟所，是經民政部註冊的國家一級學會。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北京大學經濟學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等30多家科研單位、高等院校為集體會員組成的全國性的學術團體。各省市也有比較經濟學研究機構，多為社團形式。

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1942），格魯斯曼的《經濟制度》（1967），奧塔·錫克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計劃和市場》等。70年代從宏觀擴大到微觀經濟研究，如雷諾茲的《經濟學中的三個世界》（1971）、布魯斯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和政治制度》等。

內容簡介 《比較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一書，是作者從事於比較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多年探索的成果。本書除大量搜索中外相關資料及其鑒別爬梳之煩難必須克服外，課題本身就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課題在研究比較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發展及對中國經濟理論產生的影響的同時，詳細討論了比較經濟學地中國經濟改革的影響，特別是對中國最初的經濟改革以後開始的經濟轉軌與制度變遷的影響，展示比較經濟學在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從而本課題研究的意義不僅是為了推動比較經濟學在中國研究的進展，還在於探求中國經濟改革的路徑，促進中國經濟改革的發展。因此，他的研究成果之刊行，無疑會受到中外比較經濟界之重視。其著作從本書論證問題之廣度的深度來看，均系國內所少見。縱觀全書內容，至少體現出與前人的研究有較大不同的兩個突出特點。

第一，提出了關於比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發展與影響的研究框架。

第二，較系統地揭示了比較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的關係。

比較制度分析 作者：青木昌彥 譯者：周黎安

作者介紹 青木昌彥　1962年東京大學經濟系畢業，1967年獲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后陸續擔任哈佛大學副教授、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斯坦福大學經濟系教授，1997年至2001年任日本通商產業研究所所長，2001年4月至2005年任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所長。現為美國斯坦福大學名譽教授及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客座教授、清華大學客座教授。青木昌彥曾獲得1998年度國際熊彼特學會熊彼特獎，並為瑞典皇家工程科學院外籍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