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長齡

杜長齡，字鶴年,(1902年——1941年),在“九一八事變”前，是東北軍衛隊統代部步兵第一大隊上校大隊長。他早年入奉軍,1923年東北講武堂第四期畢業。在張學良、郭松齡的二、六旅任排連營長,1926年由張學良保送至日本步兵學校學習。1929年畢業返回任東北軍講武堂教務主任，又被駐瀋陽北大營的7旅旅長王以哲聘請。在該旅開辦的步兵研究班任教，教育效果顯著，張學良對此多次讚許。不久，杜長齡擔任講武堂高等軍事研究班步兵班主任，培養尉校級軍官。

“九一八事變”前，杜長齡隨軍入關至北平。“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他親眼目睹東北三千萬同胞慘遭日寇的塗炭蹂躪，妻離子散，流浪逃亡，而蔣介石卻採取了“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時，深深感到作為一名軍人的恥辱。杜長齡憤怒無比，強烈要求戰鬥，但遭到阻止。此時抗日的怒吼聲遍及中國大地。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愛國人士紛紛成立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遼、吉、黑抗日民眾後援會”等群眾抗日組織。杜長齡雖然身在東北軍工作，私下卻通過許多朋友、同學，與愛國進步人士來往。他們常常在北平宣內未央衚衕的高級商科中學集會。其中有栗又文、苗勃然、康明遠、劉瀾波、程東白、宋蔭谷、袁效之等人(大都是中共黨員),共謀抗日救國之舉。杜長齡早在日本學習時，就學習了《資本論》、《政治經濟學》、《唯物辯證法》等，回國時還帶回許多日文版的進步書刊。受馬列主義的熏陶，杜長齡不僅確認中國革命一定要走蘇聯的道路，而且堅信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毅然辭職，組建抗日義勇軍

蔣介石為了阻止義勇軍的抗日活動，對中央紅軍實行更加猛烈的大圍剿。1932年，陸、海、空軍大元帥張學良被改編為北平軍分會的主任。此時王以哲為軍分會第一處(參謀處)處長，杜長齡被調任該處第一科上校科長。為了衝出國民黨不抵抗主義的封鎖，繼續公開地進行抗日鬥爭，杜長齡毅然辭去高官厚祿，成為東北軍的“叛逆”,組織一支抗日義勇軍，即“遼、吉、黑抗日民眾後援會教導隊”。杜長齡行伍出身，做事雷厲風行，從沒有房產土地積蓄。他攜全家來到北平時，租住在一座寬大的四合院。當時家中雖有老小七人，但憑杜長齡的俸祿完全夠全家寬裕地生活。可杜長齡義無反顧地辭職后，便一下斷了全家老小的經濟來源，生活無依。當時義勇軍缺衣少糧，又無武器彈藥及衣被供給，所幸張學良還是支持保護義勇軍抗日鬥爭的，通過救國會向他們提供一些武器資金資助。當時，在杜長齡家的後院內常存放著皮背心、手榴彈和大刀等。

熱河失守后，日寇鐵蹄瘋狂地踐踏中國的土地，在長城各口展開猛烈進攻。杜長齡率領義勇軍頑強地打擊日本侵略者，沒有武器就從敵人手中奪取，勇敢的大刀隊員專砍敵人的腦袋。杜長齡運用其淵博的軍事知識，對敵採取聲東擊西、避實攻虛等戰略，經常埋伏在冰山雪地或青紗帳里，出其不意狠狠地打擊敵人，打得敵人聞風喪膽、抱頭鼠竄。那時仗打得很艱苦，出現了肉搏戰、近地格鬥，血戰五晝夜誓與陣地共存亡等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事迹。就在長城抗戰殺聲震天，士氣正鼾之際,1933年3月，蔣介石逼張學良下野出國，由投降派何應欽繼任北平軍分會主任。何應欽變本加厲，對義勇軍斷糧斷武器彈藥，讓其自生自滅，並下令長城抗戰全線撤軍，對義勇軍採取改編整頓和嚴查取締政策。

杜長齡為了抗日復土的大志，又因與王以哲軍長舊情甚篤，他所領導的這支義勇軍隊伍遂改編為67軍技術大隊又稱特務大隊，駐在廊坊。杜長齡任大隊長，下設四個隊和一個技術隊，共700人。從此該大隊繼續參加長城抗戰。據67軍長城抗戰《陣中日記》記載:“1933年4月12日命令：遼、吉、黑民眾抗日後援會教導隊自本月7日已歸本軍直轄。這支部隊參加4月3日搶渡灤河的戰鬥，配合107師619團佔領盧溝堡、楊家崖等地。4月24日配合619團夜襲建昌營，分散日軍兵力，使619團夜襲劉營、馮峪奏效，斃敵80餘人。5月5日在蘭若院與敵騎兵遭遇，斃敵1名余敵逃逸。午後1時突擊於庄之敵，激戰3小時，斃敵8、9名，奪敵軍旗5面。我方陣亡1名傷2名。”

此時何應欽推行妥協投降的方針，最終於5月31日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命長城抗戰全部撤軍，把東三省、熱河省全部出賣了，冀東、北平劃為“緩衝區”,主權也喪失一大半，從此宣告東北四省全部淪亡。

由民族主義者到共產主義戰士

杜長齡對徠何應欽的倒行逆施極為憤慨，他的民族覺悟更加提高，確認“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才有出路，才有徹底解放的希望，必須由共產黨領導這支抗日的隊伍才能抗日救國。”他積極地尋找中共秘密組織，通過多種社會關係，終於找到中共河北省委，要求派員來領導該隊伍。1933年4月，中央河北省軍委為發展擴大武裝力量，決定派張克敏(現名楊英傑，曾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繼增派王金鏡、張學思、張潤波等人之後，打入該技術大隊做“兵運”工作。待時機成熟，實行兵變，組建華北工農紅軍。在杜長齡的掩護下，中共河北省委軍委接連派去一些黨員和進步分子。1933年6月，杜長齡通過組織考察，由張克敏介紹，終於成為中共黨員。張克敏曾這樣評論:“在1933年5月至8月這一段他對黨很忠實，完全聽黨的話。雖是舊軍官出身又是新入黨，但他確實表現很好”。在大隊里建立了黨支部，有8名黨員。還有“社聯”、“左聯”、“抗日救國會”、“反帝大同盟”等進步團體和積極分子。支書是張克敏，他的公開職務是上尉書記官。王金鏡、張學思、張潤波下到大隊當兵，與士兵打成一片，啟發其階級覺悟。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基層工作打開局面，大家堅定了抗日決心。大隊又逐漸召集有抗日共識的學生、工人、失散的義勇軍人員，共有二千人。黨組織決定讓張學思設法在天津購買一批手槍。杜長齡曾多次向黨組織提出要較強的黨員來大隊工作，說:“67軍已增派了大隊副，來監視我黨的情況，形勢危急，應儘早採取對策。”5月，河北省軍委命令孫志超(解放后他曾在石油部工作)到技術大隊“交通站”工作，與軍委的交通直接聯繫。孫志超與杜長齡正式見過面。此時，大隊已形成一支有黨的領導的較強大的抗日隊伍。

廊坊起義

隨著察哈爾形勢逆轉，張學良、馮玉祥被迫下野,《塘沽協定》的締結，何應欽鎮壓人民的氣焰也愈加囂張。國民黨憲兵三團特務分子對抗日義勇軍將領，救國會領導實施暗殺、查抄、逮捕。7月份又通報解散救國會，致使日寇侵華鐵蹄延伸到華北乃至全中國。此時杜長齡因看進步書籍，早已進入到何應欽的視線。當何應欽聞知大隊中的抗日革命力量已具有強大的威懾力，遂即下令讓67軍武力解決技術大隊，立即逮捕大隊長杜長齡和4個隊長。軍命不敢違，王以哲軍長一面命令讓107師621團和工兵團待命，另一方面又念及與杜多年舊誼，遂讓參謀長給杜長齡打招呼準備網開一面。形勢十分嚴峻，杜長齡請示河北省委軍委，經分析研究決定，同意杜長齡率部進行廊坊起義。經房山易縣到紫荊關與吉鴻昌部抗日同盟軍匯合，以壯大抗日力量，阻止並打擊進察日軍。軍委緊急派交通孫志超先到易縣，找到黨的領導人劉瀾波，讓他說通黃顯聲師長，在技術大隊通過駐易縣騎二師防區時給予支援和掩護，還讓孫志超攜帶游擊隊編製表交給杜長齡。

一切準備就序,1933年8月4日凌晨，杜長齡發動廊坊起義。他以打靶為名把大隊拉出來，出發不遠即遭到621團和工兵團的堵擊。恰巧永定河水暴漲，部隊過不了河。杜長齡只好率部且戰且走向房山、易縣方向突圍，終因寡不敵眾，在永定河東岸被打垮，大部分繳械，一部分潰散。所幸追兵都是東北軍舊部，只朝天放槍，沒造成傷亡。張克敏等人被捕，王金鏡與方姓士兵被打散后換了便衣逃回北平並把起義失敗的消息告訴正為大隊籌購武器的張學思。杜長齡也躲避了追兵搜捕，後來化裝回到天津。起義前，為躲避國民黨憲兵三團的搜捕，杜長齡提前把家眷安排到天津英租界。當杜長齡破帽蓑衣叩開家門時，母親被杜長齡那憔悴疲勞的面容驚呆了。廊坊起義雖失敗了，但它是東北軍抗日的一面光榮的紅旗。它是激勵全國人民奮勇抗日的動力與榜樣。

何應欽下令通緝廊坊起義的首犯杜長齡，專門拘捕抗日救亡進步人士的憲兵三團開始按黑名單抓人了。這年初秋以後，杜長齡一邊多方設法躲藏憲兵的搜捕，一邊繼續從事抗日救亡工作。杜長齡的同學、學生大都在軍事部門工作，不知杜長齡此時已是個共產黨員，杜長齡藉此了解了許多情報。在此期間，杜長齡也得到了張學良、中共黨組織及朋友們的掩護和幫助。1934年，經組織安排，杜長齡攜眷前往新疆，接受打通國際線、建設大後方、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任務。杜長齡在行前去武漢謁見張學良。此時，張學良已回國就任“鄂豫皖剿總副司令”。張學良對杜長齡的辦學帶兵十分欣賞，素有好感，雖不能違禁留用杜長齡，但對其赴新疆則勉勵有加，鼓勵他為以後打回東北老家作好準備，臨別時還贈款壯行。1934年11月，杜長齡踏上了漫長的西行之旅。行程數千里，歷時3個月抵達新疆，同行的有宋蔭谷等人。到新疆后，杜長齡任工程處處長和孚遠縣長等職，他恪盡職守，勤奮工作，還經常上山下鄉，深入群眾當中了解生活。他關心教育，修建學校；他愛好文藝，籌辦俱樂部，還編寫許多反帝劇本。到新疆后，雖條件艱苦，杜長齡仍保持每日讀書不少於3小時的習慣，閱讀《辯證唯物主義》、《國家與革命》、《反杜林論》及《中國史綱》等書籍。此間,1936年12月，張學良曾派栗又文(解放后栗任吉林省委書記)到新疆與盛世才商談事宜，提出要杜長齡回東北軍工作，最終未果。

鐵骨錚錚雖死猶生

盛世才原是東北軍一失意軍人，是一度偽裝進步的新疆軍閥。正當杜長齡滿懷殺敵報國之壯志，為黨工作之時，盛世才撕下偽裝，炮製了“陰謀暴動案”,以“莫須有”的罪名誣陷在新疆的共產黨員及進步人士。11月20日，杜長齡被逮捕入獄。對於這場突降的禍災，杜家人悲痛欲絕。杜長齡面對年邁的老母親、年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臨危不懼，泰然自若。他收拾行裝，攜帶《中國史綱》分冊一本。臨走時再三囑咐妻子說:“不要難過，站在政治鬥爭的立場上，這是避免不了的。你們的生活要隨遇而安。老母親的養老送終就託付給你了。”家人萬萬沒想到，此去竟成永別。

杜長齡被捕入獄后，多次被捆綁、吊打，受到非人的污辱和極其殘忍的酷刑，但他寧死不屈。他領導“鬧獄”並在獄牆刻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賣國賊”……軍人那種剛正不阿的性格使他遭致更多的折磨,1941年8月，杜長齡被盛世才秘密殺害。

1970年3月19日，新疆公安機關給蘭州軍區總醫院外調函上寫到:“未焚燒殘餘一小部分案卷中查出被盛氏秘密慘殺名冊上有杜鶴年名單。”他的殉難日期已無法查明，僅是一張未具名的薄紙片上寫到:“杜君在獄數受折苦，蓋其性剛烈，不為人下而瞻顧前途，精神狀態有時失衡，身軀所受者乃不忍言。1940年末，君自持鎮靜，身體健康尚佳，日唯以歌唱消遣，家中歷次由哈密寄來衣物，亦曾收到並知君之家屬在哈密生活。1941年7、8月某夜被提出，諒即於此日遇害……”(未署名)另有一署名“樂山遺民”者，貼杜長齡在獄中照片題詩：漫訝長空抹霧灰，旅途孰未買愁來。三更月冷荒山骨，留有人間母氏哀。孔氏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書留杜侄，題年兄遺影右，其識之！其識之！由此可推測杜長齡在獄中之遭遇。盛世才於1941年改變“親蘇”政策，向重慶國民黨政府投靠。盛要用共產黨人的鮮血向蔣介石獻媚討好。有關資料中記載：盛世才經常採取提審轉號轉監的形式秘密殺害犯人。所謂的新疆“陰謀暴動案”被捕的革命者相當大的一部分死於1941年盛世才的第一次大屠殺中，都是在夜間提審用悶罐車拉到迪化北郊“一炮成功”(北郊某地名)的北面槍殺就地掩埋。

杜長齡自1937年11月被捕,1941年8月遇難，歷時3年零9個月。他歷來清廉自守，家無房產土地余財，被捕后家中生活無著，生計維艱，家存物品典當一空，饑寒交迫，終日以淚洗面。喜迎1949年全國解放，杜家姐弟才在黨的哺育培養下成長。1985年10月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頒發《革命烈士證明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