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恂誠
杜恂誠
杜恂誠，復旦大學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1、上海社會科學院兼職博導
2、復旦大學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1、上海市第六、第七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評獎連續兩屆獲得一等獎
2、第六屆中國圖書獎二等獎
其他獎項多次
1、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論文3篇，另有1篇待發表
2、在《歷史研究》上發表論文7篇
3、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發表論文7篇，另有1篇待發表
1、個人專著7本
2、主編1本
3、合作10多本
杜恂誠作品
1、近代上海錢業習慣法研究
2、主持：中國近代國有經濟的政策、制度與演變
3、參加：近代上海房地產價格研究
最後學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博士
崗位職稱：教授 博導
研究領域：中國經濟史，金融理論
教學課程：中國經濟史研究（上，下）、史料學、
中國近代經濟史
杜恂誠：重思近代經濟史
黃錇堅=文 2006年10月18日
21年前，杜恂誠進入中國社科院經濟學所。在阜外月壇北小街的圖書館里，他抹去歷史的厚厚塵埃，在《銀行周報》、《中國銀行周報》的枯燥文字中揮汗如雨，用社會學的想象力構建近代中國的金融圖景。
在正統歷史書上，十九世紀的中國被危機籠罩，政治事件佔據了重要篇幅。近年來，思想史的研究，讓我們從康有為、梁啟超、胡適、魯迅直到儲安平等幾代思想家身上看到了啟蒙的力量。在杜恂誠眼中，這都不夠，我們需要再補上經濟視角。
上海浦東，在距離金融區不遠的一個住宅樓里，杜先生向我講述他眼中的近代中國的經濟脈絡。彷彿回到一百年前，買辦、民族資本家、錢莊、會審公堂，不再是充滿意識形態的符號，而是還原為生動活潑的人性，還原為熱血青年與商業衝動。
問：我們往往把近代中國看作一段屈辱的抗爭史。對西方勢力，人們有很強的抵觸情緒。你怎麼看待西方勢力？
答：日本人看待歷史的態度和我們很不一樣。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不亞於中國人，但卻把佩里當作開國之父。要知道，佩里是1853年美國侵略日本時的艦隊司令。佩里固然給他們帶來了屈辱，但也給日本帶來了新的經濟因素，新的商業文明。
一段歷史，在當事人看來，當然有道德方面的褒貶，存在正義與非正義之別。外國人侵略中國，當然值得痛恨。但在搞歷史的人看來，歷史的評價卻可能有所不同。在對待中國近代史時，我們忽略了外國人帶來的潛移默化的經濟發展。
並非所有外國商人都是借用不平等條約來打壓中國人。他們多數是和政治沒有多少聯繫的。日本的大企業，可能和政府聯繫緊密一點。西方，如歐美商人，還有日本中小商人，都是來做生意而已。這方面我們不要過分譴責，不要盲目排外。
現在這麼多外國公司進入中國，我們覺得對中國經濟有利，當時也是如此。絕大部分外國公司並不是和政治掛鉤，他來投資一個項目，就要和你簽訂不平等條約？沒這個事。
另外，租界制度給中國經濟發展造成了一種相對穩定的預期。那時候軍閥混戰，亂鬨哄的，誰敢投資？為什麼上海集中了全國一半以上的投資？工業、金融、外貿，都是一半以上。為什麼？因為它比較穩定，大家為了追求一個穩定的環境，寧可離老家遠一點，來這裡投資。
在租界里發生的糾紛，中國政府不能隨便插手，要由租界當局來管。涉及經濟糾紛，租界的會審公廨（會審公堂）一般看重商業習慣。後來，中國地方政府的法院，也按著租界的會審公廨行事，在經濟判案中表現出比較超脫的做法。
在政府比較弱的情況下，租界顯示了一種相對獨立性。而且像上海的總商會、同業組織，社會地位非常高，他們提出的主張，份量很足。但是，在政府強勢的時候，這些組織的聲音就不太起作用了。
問：一些近代小說提到買辦時，大多把他們寫成惡魔。買辦到底是什麼樣子？
答：買辦不是惡魔，是活生生的人。我所接觸的買辦資料，絕大部分有愛國情懷。
所謂買辦，是指外國人來中國投資，由於不了解中國市場，需要僱用一些本地人為他服務。這些人的頭頭就叫買辦。買辦首先在貿易領域，如洋行里出現。中國最早投資於工業的就是買辦，他們在貿易領域積累了很多資金后，轉而投資工業。作為工業的投資人，甚至直接經營工業和輪船運輸業。唐庭樞、徐潤、鄭觀應是其中的佼佼者。
買辦對工業、新式商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這些人有愛國情懷。他們本來在外國企業中的地位非常高，但卻放棄這些利益，去國有企業（當時稱官督商辦）任職。工資低，甚至不開工資，還要受各種關係牽扯，陷入多種矛盾。用徐潤的話說，“舍長局而救短局”。
而且，買辦也有一個發展歷程。第一，必須是本國貿易商人中出類拔萃者才能做買辦；第二步成為買辦；第三步，向本國企業投資，成為企業家。有些人，如唐庭樞、鄭觀應等，最後到了官督商辦企業去，服務於這樣的企業。為什麼呢？我覺得是愛國情懷。
官督商辦企業包括輪船、航運、紡織，還有礦業。都是國家實行行業控制的領域。可以說，他們就是第一代民族資本家，領風氣之先。過去，我們只從近代史上看到政治家，還有符合自己需要的思想家，企業家卻找不到。為什麼呢？因為挑選的眼光太受限制，歷史不完整嘛。
答：中國的民營企業做不大，有很多因素。一是家族制度。日本的家族，父親死了，傳給大兒子，其他子女可能有些財產，但企業的經營權肯定沒有。英國也是如此。中國的問題在於，婚生子女有繼承權，非婚生子女也有繼承權。大家把財產一分。一個企業好不容易做大，創業者生下一大堆兒子，一分家就沒了，做不大規模。一個企業壯大，要經歷好幾代人，這樣才能不斷社會化。而中國的這種家族繼承方式，阻止它有效的社會化。
其次，中國的資本市場不發達，這也影響了企業的社會化。
所以，中國不能出現洛克菲勒、福特，還沒發展到這一步，沒到這個規模，還沒達到錢德勒的《看不見的手》里所說的管理水平。沒有層級革命，沒有經理層的出現。
問：談談錢業吧。這個近代中國的制度，和今天的金融制度有什麼區別？您對此做過深入研究。
答：錢業，當時被稱為百業之首。錢業，就是錢莊業。錢業同業公會，只有錢莊業中最有力量的機構才能加入。他們開出的本票相當於現金，信用度極高。要達到這一點，完全依靠整個業界的有效治理。
在英文翻譯里，錢莊是native bank，本地的銀行。差別在於，錢莊是合夥制，承擔無限責任。銀行是股份制的，承擔有限責任。銀行的業務以抵押貸款為主，也做一部分信用貸款。而錢莊主要做信用貸款，因為錢莊往往對某一行業的商人特別了解，比如某一錢莊主要做絲業的貸款，那麼它對絲廠的情況就非常了解。很有信用的客戶，不用抵押，可以放心地貸款。
有人認為錢莊很傳統，是落後的制度。我看不對。錢業，當時是百業之首。開出的票據等於現金，信用度非常高。而且，當時全國的基準利率是上海錢業工會決定的，所謂銀拆。銀元的兌換率，叫洋厘，也是錢業決定的。如果它是落後的、保守的、封閉的，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能量。
問：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上海錢業公會的自我管理制度很強，拿它和義大利熱那亞的馬格裡布商人的做法進行了對比。能否詳細解釋一下？
答：上海錢業公會和馬格裡布商人的的相同之處在於，他們都是自我管理，沒有政府干預。但兩者的管理結構不一樣。
馬格裡布商人的自我管理，是解決代理商問題。比如，海外的某個代理人捲走了你的銀錢，怎麼制裁？辦法是我們所有商人集體抵制他。這種機制比較排斥公共的法律體系，不需要政府和法律干預。西方學者Greif認為，這種機制短期有效，因為它的公共法律體系成長慢。所以，它是不發達社會的做法。
而上海錢業協會則更加進步，因為它管理的不是海外代理商問題，而是管理行業信用。它有一整套規則。你要加入行業協會，需要相當高的資質。如果你違反制度，就懲罰，甚至開除。如果你不講信用，我們也聯合抵制。但這種做法不經常用。它倒經常藉助司法工具，藉助當地的商業組織勸說，做到不僅我守信用，你也守信用。而且你我的規則可以連接起來。
所以我說，在當時政府比較弱的情況下，他們形成了一種規則網路。這種規則網路是穩定預期的基礎。我認為，這個規則網路非同小可。現在的中國社會就缺少這種規則網路。現在只有政府紙面上的規則，沒有化為行業內部能夠經過磨合的、可操作的規則網路。
上海錢業公會比馬格裡布更高級，可以擴展到更大範圍，不會造成司法體系的相對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