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文蔚

鮑家在常州開有陶器店，生活富足。鮑文蔚四歲入鮑氏家族祠塾接受啟蒙，在學童中年紀最小，卻以聰慧最得老師讚賞。他的老師盧啟愚在鮑氏長輩面前稱讚鮑文蔚“讀書有天賦千字文和古詩讀三遍就能背誦。有子建之才日後當大有出息！”九歲時鮑文蔚讀完《中庸》，在學堂年考中得第一，族長為此特意打開平日關閉的祠堂大門請出各房長輩設宴慶賀。鮑文蔚由此被譽為“白宕鮑門第一子”。

1915年，十三歲的鮑文蔚以全優成績考入江蘇省立常州中學。那是一所名校，張太雷、瞿秋白曾在那裡讀過書，劉天華在那裡先讀書後任教。校友中胡煥庸、邵鶴亭、呂叔湘、方鶴年、段力佩等後來都成了各方面的精英。師從魯迅、周作人等名家。

1920年，鮑文蔚考取北京大學西洋文學系學習英國文學。

1923年暑假期間，由於宜興縣教育局長周品高營私舞弊劣跡敗露，當地教育界一些教員及暑期回家的大學生聯合起來，發動“倒周”運動，回鄉度假的鮑文蔚也積極加入。此時鮑文蔚結識了宜興同鄉潘漢年，兩人意氣相投，成為摯友。

鮑文蔚和潘漢年、李谷等一百多人來到縣教育局，與周品高展開面對面鬥爭，雙方在爭辯中互毆。周以“搗亂秩序”為名，把鮑文蔚、潘漢年等告上江蘇高等審判廳。多年後，鮑文蔚曾對家人神采飛揚地回憶當年“造反”的細節：“我一屁股坐在周品高的辦公桌上，大聲斥責著，人們都對我鮑某人刮目相看。”

北京大學文學院當時匯聚了各路人才，鮑文蔚與“語絲社”主要成員周作人等往來密切，是八道灣十一號苦雨齋的常客。

1925年夏，在上海中華書局工作的潘漢年受親戚之託，陪準備考學的表妹來北京。潘漢年找到鮑文蔚，從他那裡讀到許多《語絲》文章，並通過鮑文蔚結識了周作人。潘漢年是最早與魯迅結識並建立聯繫的共產黨人之一，我推測潘漢年1925年到北京時，曾與魯迅第一次見面，介紹人是鮑文蔚。

1928年，鮑文蔚赴法留學，在格勒諾布爾大學學習法國古典文學及歐洲近代文學。經四年潛心研讀，他獲得法蘭西“古典文學學士”學位。

1932年3月，鮑文蔚與詩人艾青同船歸國。剛回宜興，鮑文蔚就接到潘漢年來信，邀他赴上海面談。兩人見面后，鮑文蔚說，他應留法同窗之約，打算去北京的中法大學從事教書和研究工作。潘漢年勸道：“你留在上海，跟我們一起幹革命吧。”鮑文蔚當即同意。

此時的鮑文蔚，可謂意氣風發。他就職於商務印書館從事法國文學作品翻譯。憑藉深厚的國學功底和紮實的法文基礎，不但得到法國駐滬領事館文化參贊的高度讚賞，而且被上海市政府特聘為法語翻譯處首席顧問。每逢市政府有對法國方面的外事活動，就派小轎車前往接送。經潘漢年介紹，鮑文蔚參加了中共黨在上海的地下外圍組織，隸屬中央特科二科，住在淮海路霞飛坊，與孫科等人為鄰，以掩人耳目，便於開展工作。在潘漢年活動下，鮑文蔚被安排兼任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的外文秘書，授少校銜。鮑文蔚利用身在秘書室的有利條件，將司令部的密電碼偷記在心，再寫成紙條轉交黨組織。當時蘇區紅軍正在反“圍剿”，急需江西地圖。鮑文蔚將地圖借出，請徐家匯天主教堂的外國神甫分數次繪製完成。為此，鮑文蔚受到黨組織特別表揚。

1933年3月，廖承志因叛徒出賣被國民黨逮捕。在潘漢年布置下，鮑文蔚請當時上海市公安局長文洪恩的親戚到上海著名的新雅飯店吃飯，從他那裡套取出廖承志被關押的準確地點。何香凝據此公開到關押廖承志的地方大鬧，迫使蔣介石不得不下令放人。鮑文蔚後來曾對女兒講起參加地下工作的緣由：“當時自己三十齣頭正年輕，充滿激情和勇氣，加上和潘漢年是朋友，認為做的是好事，所以不怎麼考慮危險。”

這樣，從1932年5月到1934年9月，他以這個身份為掩護，為黨工作了二年半。

1955年，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因“內奸”問題與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相繼入獄，受“潘揚案件”牽連者達上千人。潘漢年在獄中交代其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所涉鮑文蔚的情況：“鮑文蔚參加過上海地下黨外圍的工作，但是鮑文蔚比較重視家庭生活，他不是特別關心政治，以後就脫離了。”這番話救了鮑文蔚，後來潘漢年一案就沒有牽連到鮑文蔚。

1949年新中國建立后，鮑文蔚像當時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對新生活充滿了熱情和憧憬。他先後在山東大學、解放軍外語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教書。

1956年，鮑文蔚被定為高教法文二級教授。法文在國內是小語種，二級已是最高的了。

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面對國內文化荒漠，人民文學出版社把再版經典文學作品作為緊急任務提上日程。幸運的是，鮑譯《巨人傳》第二卷手稿在“文革”前已交付出版社，歷經動亂保存完好。

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鮑譯《巨人傳》第一、二卷合譯本，編輯夏玟希望鮑文蔚能接著翻譯后三卷以成完璧。此時，鮑文蔚一家住在東交民巷一個面積僅二十三平米的破舊樓房裡，連一張書桌都沒有。鮑文蔚本人又患有白內障，校譯稿子時常需藉助放大鏡在紙面上慢慢移動。雖然鮑文蔚聽了夏玟的提議后非常高興，無奈已是力不從心，第三卷僅翻譯一部分就被迫停了下來。

對於未能完成《巨人傳》的翻譯，鮑文蔚一直耿耿於懷。有一次，他去北京大學朋友家探訪，路上遇到一位北大學生對他說，“鮑先生，你還是要想辦法把《巨人傳》譯完，這是你的身後名啊！”鮑文蔚回家后對女兒說：“我聽了這話，當時眼淚差點流出來。”許淵沖在《追憶逝水年華》一書中沉痛寫道：“鮑文蔚《巨人傳》的續稿，在十年浩劫抄家時被沒收，至今下落不明，鮑先生臨終還引為遺恨，這也是中國翻譯界無法彌補的損失。”

1991年4月7日，鮑文蔚因病在北京去世。

1935年，鮑文蔚來到北平，住在西黃城根22號陳家大院。這是清末郵傳部大臣陳璧的宅子，已故著名民俗學者鄧雲鄉當時與鮑文蔚同住陳家大院。他在《雲鄉書話》一書中頗具感情地回憶道：“這所大房子有許多大小院落，住著十來家人家。有四五家法國留學歸來的學者，鮑先生就住在我家後院。當時他在中法大學做教授，每天坐包月車去學校，出入總經過我家窗下。那時我還是小學生，總愛出來看他上下車，穿著灰法蘭絨西裝，夾著皮包或一疊書走出來，我們喊他一聲：‘鮑先生！’他笑著摸摸我們這些孩子的頭，上車走了……”

抗戰期間，鮑文蔚傾注了極大心力進行中法文化的交流和傳播。1939—1943年間，鮑文蔚和中國詩歌翻譯家沈寶基、曾覺之一起，為中法文化出版委員會編《法文研究》，翻譯介紹法國文學。

1943年，鮑文蔚翻譯完成了《紅樓夢》第五十七回“慧紫鵑情詞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痴顰”，以中法文對照形式刊於漢學研究所辦的《法文研究》第4期北京版上。他的許多譯作是在《法文研究》上發表的，包括他年輕時的代表譯作《浪子回頭》。他還將郭沫若的《先秦的天道觀》、《周易的構成時代》譯為法文，向西方介紹我國學者對先秦哲學思想的研究成果。

1945年春，潘漢年化名蕭某到北平找到鮑文蔚，當晚住在鮑家，兩人談了一個通宵。鮑文蔚提出想去延安，潘漢年說，黨中央認為日寇必降，但國共內戰必起。他勸鮑文蔚留在北平繼續教書，等待新局面到來。抗戰結束后，鮑文蔚先後在瀋陽東北大學和天津北洋大學教書，曾任北洋大學總務長。

天津解放前夕，他倡議並組織了天津各高校教授聯名致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公開信一事，要求陳長捷退出市區，以保障天津市民生命安全。

解放前夕，國民黨逃台，脅迫許多教授學者南下，同鄉陳雪屏也給鮑文蔚安排了在台灣師範學院教書的職位，但鮑文蔚堅拒不去。一天，鮑文蔚在北平東安市場與一位朋友相遇，朋友問他是否南下，他說，“幹嘛要跟著死人走”，還勸那位朋友也不要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