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菟郡

玄菟郡

玄菟郡是漢四郡之一,其疆域屢屢因為戰爭及行政重組而有所改變。於前108年(漢武帝元封三年)設立時疆域最廣闊,亦是四郡里最重要的一個,大約是今蓋馬高原及其周邊平原、朝鮮咸鏡南道、咸鏡北道以及中國遼寧東部、吉林省東部一帶,郡治大體在咸鏡南道境內。公元前82年,真番、臨屯二郡被撤銷,玄菟郡並沒有西遷,郡治仍在夫租城。公元1年,玄菟郡遷至今吉林省東部一帶。東漢時西移至遼東,即為現瀋陽市上伯官古城遺址。後為高句麗兼并。

玄菟(tú)郡,前身為燕國真番障塞,是西漢時期漢武帝滅衛氏朝鮮之後,在其地設立玄菟郡、樂浪郡、臨屯郡和真番郡,合稱“漢四郡”,設立時間500餘年。玄菟郡是漢四郡中面積最大的一個,亦是四郡里最重要的一個。

概況


漢四郡之首

玄菟(tú)郡,是中國西漢時期漢武帝滅衛氏朝鮮之後,在其地設立的一個郡,與樂浪郡、臨屯郡和真番郡合稱“漢四郡”,設立時間500餘年。玄菟郡是漢四郡中面積最大的一個,亦是四郡里最重要的一個。既然是“漢四郡”,當然就是中國古代的四郡,而不是朝鮮古代的四郡。

沃沮故地

玄菟郡設立於漢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其轄地是衛氏朝鮮國沃沮的故地,大約是今蓋馬高原及其周邊平原、北朝鮮咸鏡南道、咸鏡北道以及中國遼寧東、吉林省東部一帶,郡治大體在咸鏡南道境內。
公元前82年(漢昭帝始元五年),西漢中央政府將真番、臨屯二郡撤銷,玄菟郡並沒有西遷,郡治仍在夫租城。
公元1年(漢平帝元始元年),西漢將玄菟郡西遷至吉林東部,並將東部屬縣合併於樂浪郡。江外之地划入樂浪郡,此時的玄菟郡大約南達清川江和大同江上游北岸,與樂浪郡為鄰;北達哈達嶺、輝發河一帶,與夫余為鄰;其西為遼東郡,以長城為界;其東以長白山為界與沃沮相接,居民以高句麗為主。
公元9年,王莽把句町王及西域諸王降為侯,但是由於高句驪侯本來就不是王,只是侯,所以沒降他的侯位。
公元12年,玄菟郡高句驪縣侯騶被誅殺,王莽改高句麗為“下句麗”【其部將嚴尤誘殺高句麗縣的部落頭領閔中王邑朱】。

名存實亡

新朝末年,高句麗部落背叛中原王朝,開始吞併玄菟的轄縣。
公元32年(建武八年。不是漢昭帝元鳳六年),東漢對玄菟郡再度縮減:玄菟郡東部的7個縣被遼東郡所吸收,玄菟郡遷至今新賓永陵地區,這時的玄菟郡已經是名存實亡,只是在遼東郡內的玄菟城(遼寧省老城・興京方面)仍然殘留著“玄菟”這個名字。
公元32年(漢光武帝建武八年),高句驪侯才開始第1次稱王,新成立的東漢接受高句麗的朝貢。

屢遭高句麗入侵

107年(漢安帝永初元年),將長城內候城、高顯、遼陽三縣劃歸玄菟,將玄菟遷到長城以內,轄今日瀋陽、撫順一帶,人口約4萬餘,事實上承認了高句麗對於玄菟故地的吞併。
不久,高句麗又開始蠶食玄菟郡在長城內的轄地,屢次入侵。
189年(東漢中平六年),公孫度割據遼東,玄菟為其屬地。

東漢以後

238年,曹魏太尉司馬懿滅公孫淵,廢候城縣,設高句麗、高顯、遼陽、望平四縣於玄菟郡。
265年,西晉建立,廢遼陽縣。
404年,高句麗乘中原內戰之機,佔領遼東全境,玄菟郡為其佔領,設玄菟城管領。
及至唐高宗新羅聯軍滅高句麗,玄菟郡全境盡歸唐朝,原境被改編成安東都護府。
漢四郡(在漢昭帝時,曾合而為一,成為大樂浪郡。這個大樂浪郡又有所變遷,至東漢末期在樂浪郡之南又設置了帶方郡。不過,真正意義上的“漢四郡”同時存在時間並不長)。

領縣


西漢轄縣三。據《漢書·地理志》載:“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高句驪,莽曰下句驪。屬幽州。戶四萬五千六。口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五。縣三:高句驪,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又有南蘇水,西北經塞外。上殷台,莽曰下殷。西蓋馬。馬訾水西北入鹽難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過郡二,行二千一百里。莽曰玄菟亭。”
西晉時玄菟郡,下轄3縣:高句麗縣、望平縣、高顯縣。
《晉書·地理志》:玄菟郡,漢置。統縣三,戶三千二百。高句麗[Gāo ɡǒu lí]、望平、高顯。

和高句麗關係


《三國志》的記載

三國志說,高句麗都於丸都之下,丸都應該指的是丸都山。高句麗核心地區——國內地區在戰國後期就已經被納入燕國的版圖,這可以從文獻和考古兩方面得到印證。公元前82年(西漢始元五年),後世史書中的南沃沮地區和臨屯、真番郡一同併入玄菟郡、樂浪郡。公元1年,玄菟郡的郡治移往吉林東部高句驪縣,為了加強東北邊境的力量,西漢政府將遼東郡長城以東的部分劃出來,並整合已經省並的臨屯郡各縣,調整了玄菟郡的轄境,這就是第二玄菟郡。
其時,匈奴和漢朝的戰爭已經停止。東北邊疆的扶餘國,由玄菟郡上殷台縣直轄。朱蒙帶領部分扶餘人南下受到扶余攻擊。西漢時,政府對邊郡的當地首領往往按照勢力、功勞大小授予不同的封號,大者、有功者封王,其餘封侯。根據南山野網友的觀點,高句麗在東明王和琉璃王時代還沒有獲得漢朝的冊封,而只是漢朝玄菟郡高句麗縣下的諸多侯之一。在第三代王也就是大武神王時代,高句麗為漢朝對扶余作戰有功,在公元32年自立為高句麗王

王莽逼反高句麗

根據史籍記載,西漢後期,高句麗和邊疆各族都服從於漢朝的統治。王莽建新后,王莽把句町王(注意這個不是高句驪侯)及西域諸王降為侯,但是由於高句驪侯本來就不是王,只是侯,所以沒降他的侯位,因此將高句麗王貶為高句麗侯的說法不正確。公元12年,徵調高句麗兵馬,誘殺高句麗侯騶(也就是閔中王邑朱),終於逼反高句麗。兩漢之際,新朝在內憂外患中崩潰后,中原大亂。高句麗則乘機四處征伐,不但征服了整個第二玄菟郡,而且兵鋒直指樂浪沃沮縣,將第一、第二玄菟郡都納入自己的統治範圍,成了一個有模有樣的邊疆民族割據政權。其後,中原穩定,高句麗則順服,成為邊疆地方民族政權,中原強大,又變為割據政權,叛服不常,直至被唐消滅。

關於高句麗

高句麗興起后,東漢政府玄菟郡僑治到遼東郡北部,也就是今天瀋陽、撫順間,這就是第三玄菟郡。第一、第二個玄菟郡則成為高句麗統治範圍,直到四、五世紀的時候,高句麗才又一次大規模擴張。那麼,這裡兩漢時的人口到底是多少呢?
西漢時,直轄高句麗部落的第一、第二玄菟郡地區是漢朝的郡縣,當地有著有效的戶籍制度。根據漢書郡國志記載,“玄菟郡------屬幽州。戶四萬五千六,口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五。”關於沃沮縣,或者說東沃沮,三國志記載,其人口為五千戶,這裡沒有大的戰亂,想來人口不會有大的變化。因此,高句麗初期的人口規模應該是五萬戶上下,其中本部為四萬五千戶左右。東漢末年,中原大亂,高句麗又逐漸控制了樂浪郡的領東地區,也就是西漢樂浪東部都尉地,東漢東穢地區,根據三國志的記載,這裡的人口是兩萬戶。
後漢書沒有高句麗人口方面的記載,這說明東漢時高句麗不屬於邊郡直接管轄,其戶籍已經不在邊郡統計之中。曹魏時,毋丘儉大破高句麗,深入到沃沮地區,至大海而還,中原獲得了高句麗方面的不少信息,這些信息記載到了三國志中。從三國志來看,除了高句麗本部,東沃沮、東穢都受到高句麗的統治。關於人口,東沃沮、東穢上文已說,只有高句麗本部的人口書需要研究。三國志中說了一個高句麗本部人口的概數,那就是三萬戶。和漢書的記載的一比較,少了不少。按理說,這些地區的人口基本上是當地人口,不會輕易遷徙,高句麗在這期間一直處銳意擴張狀態,這中間必然伴隨著人口的掠奪,總人口如何反而少了這麼多了呢?合理的解釋只能是,由於某種原因使得人口短期內大量死亡或者遷徙。史書中有以下幾個可以解釋的事件。

高句麗消失的解釋

一、公孫氏的征討。東漢末年,公孫氏雄張遼東,三國志記載,“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
二、內亂導致的遷徙和戰亂。東漢末年,高句麗王男武早亡,王妃於氏無子,於是矯詔迎立男武的三弟伊夷模為王,引發本該繼承王位的男武二弟拔奇的叛亂。三國志載:“拔奇不肖,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為王。”拔奇“怨為兄而不得立,與涓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今古雛加駁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經此一亂,高句麗因遷徙而損失的人口在六萬多人,這些人應該遷徙到遼東了。
三、毌丘儉的征討。公元244年(曹魏正始五年),幽州刺史毌丘儉攻破丸都城,再次給高句麗以巨大的災難。
合理推測一下,高句麗在歷次戰亂、內亂中損失的人口肯定超過兩萬戶,也就是如果沒有掠奪的人口或人口的恢復性增長,那麼,三世紀中,高句麗的人口應該在不足兩萬五千戶。而實際上,高句麗的人口仍然達到三萬戶,這是人口的掠奪以及恢復性增長在起作用。因為,古代的人口取決於自然條件和農業生產技術水平,非正常減少的人口很快會恢復,直到重新遇到有自然條件和技術水平決定的界限。有理由相信,高句麗本部的這個界限是超過四萬五千戶的。
最後,再將高句麗人口在東北的範圍內作一下截面性的比較。首先是東漢時代高句麗西邊南邊的漢朝郡縣的人口。後漢書記載,。“玄菟郡---六城,戶一千五百九十四,口四萬三千一百六十三。”“遼東郡---十一城,戶六萬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樂浪郡------戶六萬一千四百九十二,口二十五萬七千五十。”後漢書中,一城應該就是一縣。不難發現,這裡的數據明顯有誤記的,一個編戶人口有大有小,總體而言,每戶應該為四上下,統計上,戶均四人左右的數據才合理。不防按照這個標準修改一下,玄菟的戶數應該是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四戶,六個縣,每縣一千九百多戶,口四萬三千一百六十三,戶均三點七二人;遼東的戶數是六萬四千一百五十八戶,每縣五千八百多戶,總人口為二十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戶均四點三九人;樂浪郡共六萬一千四百九十二戶,每縣三千四百多戶,口二十五萬七千五十,戶均四點一九人。遼東三郡,總戶十三萬七千二百四十四,口五十八萬一千九百二十七,戶均四點二四人。漢代的人口數據都是國家控制的編戶人口,豪強控制部曲依附人口是不統計的,因此,遼東三郡的總人口應該在六十五萬上下。
再考慮遼東塞外其他各族的人口。東沃沮、東穢的人口上文已經說過,這裡提一下東漢時代高句麗控制的人口。可以推測東漢時代高句麗本部加上受其控制的東穢、東沃沮及其它部分,總戶數應該八萬上下,口三十五萬上下。遼東塞外東北還有夫余國,根據三國志的記載,其戶數是八萬,口應該也是三十五萬上下。其次還有散居松花江、牡丹江、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的挹婁人,他們受到臣服於扶余,人口不祥,但是地域分佈廣大。最後還有長白山東北,東沃沮以北的北沃沮,他們的一部分受到高句麗的控制,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比挹婁人高,人口比也不祥。
關於東北地區的總人口,如果不算挹婁人、北沃沮人,那麼東漢全盛時期遼河以東的地區的總戶口應該有三十多萬戶,口一百三四十萬。如果算上挹婁人、北沃沮人,人口至少在一百五十萬以上,兩百萬上下應該是比較可靠的推測。

相關文獻記載


玄菟郡建立在沃沮人的聚居區,這一點 《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說得很清楚:“漢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為四郡,以沃沮城為玄菟郡。”但《三國志》中也提到玄菟郡後來“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說明玄菟郡初設時,轄區內主要包括兩個民族:沃沮、句麗。“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以並樂浪、玄菟”,真番郡併入玄菟郡之後,玄菟郡才包括真番人。
玄菟郡所轄句麗見於史書記載遠早於朱蒙所部南遷,所以,並不是指朱蒙所部,與後來的高句麗族不是同一民族。 《漢書·地理志》玄菟郡注引應劭的說法,認為玄菟郡是“故真番、朝鮮胡國”,但《漢書·地理志》所載為昭帝始元五年以後的政治區劃,此時玄菟郡的轄區已包括原真番郡,說明“朝鮮胡國”才是玄菟郡原來的轄區。參之《漢書·地理志》高句驪縣注引應劭,認為高句麗縣是“故句驪胡”,可知,玄菟郡的所謂“朝鮮胡國”就是“句驪胡”,當是因其隸屬於衛氏朝鮮,才被稱為“朝鮮胡國”。《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在記載玄菟郡徙於高句麗縣時,即稱其“徙郡句驪西北”,《後漢書·東夷傳》:“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為縣”,證明玄菟郡高句麗縣是因為設於此族的居住地而得名。由此看來,在武帝入侵朝鮮以前,此族有“高句驪”、“句驪胡”、“朝鮮胡國”、“句麗蠻夷”等多種稱呼。朱蒙之子琉璃明王時,卒本夫余的勢力進至這一地區。從《後漢書·東夷傳》將此族列入以朱蒙為始祖的高句麗的傳記中來看,當是其與卒本夫余發生了民族融合,此後卒本夫余改稱高句麗。
《史記·朝鮮列傳》《索隱》注真番、臨屯為“東夷小國,后以為郡”,則真番、臨屯二郡轄區分別是原真番國、臨屯國的領地。《史記·朝鮮列傳》稱衛滿“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真番在此處顯然是用作族稱的。究竟是真番族得名於真番國,還是真番國得名於真番族已不可考知,但真番郡是因為設在真番族聚居的真番國故地而得名,則是沒有問題的,真番郡的主體民族即是真番族。真番郡的位置學者們認識不一致,但考慮到樂浪郡以南是箕氏朝鮮後裔建立的韓國、臨屯郡以南是從馬韓分立出來的辰國,則真番郡只能在玄菟郡以北。《史記·朝鮮列傳》載:“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則真番國中早就有中原人進入,說明真番郡居民中也有漢人。
《後漢書·東夷傳》稱:“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以並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單大嶺已東,沃沮、穢貊悉屬樂浪。后以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證明樂浪東部都尉轄區有沃沮、穢貊兩族。武帝滅衛氏朝鮮時是“以沃沮地為玄菟郡”,則穢人原來隸屬於臨屯郡。《後漢書·東夷傳》在“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之前提到:“穢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證明穢人、沃沮人與句麗胡原是箕氏朝鮮的屬地,后一度獨立,衛氏朝鮮對此地區的征服實際上是對箕氏朝鮮故地的恢復。而真番國的情況與此不同。《史記·朝鮮列傳》載:“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在戰國時期燕國最強盛時,真番國已經存在,並且與朝鮮相提並論,顯然不是箕氏朝鮮的屬國,所以,真番當是衛氏朝鮮新征服的領地。漢武帝所設四郡,實質上就是以古朝鮮本土為一郡,將衛氏朝鮮后征服的真番設為一郡,將先後臣屬於箕氏朝鮮與衛氏朝鮮的屬地分為玄菟與臨屯二郡,玄菟郡統轄句麗蠻夷與沃沮,穢人則主要隸屬於臨屯郡。
臨屯郡后併入樂浪郡,當與樂浪郡相鄰。樂浪郡大體上為今大同江流域西至海的地區,北為遼東郡,則臨屯只能在樂浪之東,也就是單單大嶺以東樂浪東部都尉的轄地。《三國志·魏書·東夷傳》稱:“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穢為民”,可見,臨屯郡的主體民族為穢人。《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在穢傳中指出“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沃沮屬樂浪東部都尉,可“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穢為民”,說明沃沮是穢人的一個分支。從這個意義上講,單單大嶺以東都是穢人的分佈區。則昭帝始元五年所進行的郡縣調整,就是把所有穢人的分佈區都划入樂浪郡,在此以北的真番人、句麗蠻夷則屬於玄菟郡。因為玄菟舊治沃沮城,在沃沮人,也就是穢人的分佈區,所以才“徙郡句麗西北”,總之,不論是漢武帝滅衛氏朝鮮以後設四郡,還是漢昭帝對四郡進行的並省,都是立足於當地民族分佈格局基礎之上的地方設置。《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在記載漢武帝設四郡之後接著說:“自是之後,胡漢稍別”,可見,四郡乃至後來的二郡建置,一方面體現著當地的民族分佈格局,另一方面也對這種民族分佈格局起著定型的作用。隨著夫餘人的南下立國、高句麗族的形成,此地區民族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行政建置存在的基礎發生了改變,建置格局自然也就不得不隨之變化,這也是魏以後此地區的建置不同於漢四郡的根本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