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印花布

彩印花布，很像山東民間木版年畫，色彩對比強烈，但效果比印在紙上的年畫更加沉著厚重，更加熱烈艷麗，更具有歡樂喜慶的氣氛，表現出山東人民純樸、強悍和爽朗的性格。“喜見蒙山濃染黛，欣看沂水淡拖藍”；“鵝黃鴨綠雞冠紫，鷺白鴉青鶴頂紅”，平邑一家染坊的兩幅對聯，道出了山東人民對鄉土印染花布的熱愛，它是深深紮根在泥土中有生命力的藝術花朵。現在農村遇到嫁娶、祝壽、走親戚等喜慶事，還是離不了這種具有濃郁鄉土氣息的包袱、門簾、帳檐等彩印花布。所以，至今彩印花布在民間還有生產，仍不能為現代機器生產的花布所代替。

民間彩印花布的圖案多是花、草、魚、蟲，都有一定的寓意。由於材料和技術的限制，刷印的顏色多是品色，不能洗滌，經不起長久使用。因而，彩印花布的品種、使用的時節、流行的地區和範圍，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與過去相比，已趨減少。但這些圖案反映了人們的思想、感情和心理願望，反映了人民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嚮往，具有一定的實用價值和審美價值，是人類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應當很好地保存、繼承和發展。民間的能工巧匠直到現在仍是這些優秀傳統的繼承者、保持者。他們創作的作品，已成為現代工藝美術設計的參考和範本。有些民間工藝品依然是手工業生產的主要產品，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做出了貢獻。

我國在紡織品上印花工藝的歷史悠久，它是歷代勞動人民、匠師、藝人的偉大創造和智慧的結晶。紡織品上印花工藝的前身應是“畫繢”。相傳由孔子選編的古文獻《尚書•皋陶謨》記載：“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女明。”後漢人解釋：“日、月、星為三辰，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會為繢，謂畫也。”春秋末齊國人記錄手工業技術的官書《考工記》也記載：“畫繢之事雜五色。”“畫繢”實際上就是古代人們在紡織品上繪畫花紋的技術。早在商周時期（約公元前1562年—前771年），帝王貴族的禮服、儀仗、帷帳、巾布等，都要依照一定的制度畫上各種圖案花紋，以表示他們的尊嚴和高貴。《周禮•天官》中記載內司服所掌管王后六服之一的？衣，就是畫繪並用的花色言。製品。甚至連他們死後埋葬用的棺槨也要蒙上彩色的綢幕。我國考古工作者在洛陽東郊商代統治者的墓葬中，就發現過墓槨四周蒙有彩色布幔的痕迹，並且還可以看出上面畫著黑、白、紅、黃四色的幾何花紋，也有用紅、黃兩色或紅、綠、白三色的。

在一般藍色之外還加有其它色彩圖案的印花布，俗稱“花袱子”，在傳統手印染業中有“漏版刷花”和“木版砑花”兩種工藝方法製作。

上古紡織品上畫繢的構成和工藝的複雜性，使產品難以大規模生產。隨著社會生產的不斷發展和勞動技術的不斷提高，由畫繢演變為型版印花，從工藝上講，即是凸紋木模版和鏤空模版印花。

凸紋木模版印花，見於出土文物最早的是在戰國時期。據《貴溪崖墓所反映的武夷山地區古越族的族俗及文化特徵》一文中說：“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對於服飾的圖案色彩也有一定的要求……印花的程序大致是織物經過煮煉、染色之後，即行整理熨平，再鋪貼於平滑堅實又略有彈性的墊板上，然後用型版印花。”此文作者劉詩中後來又補充說：“貴溪印花布非鏤空印花。”所以，這裡的“型版印花”應是指凸紋木模版印花而言。

鏤空模版印花最早見於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絲綢印花紗。當時的印花技術已能用鏤空版套印絲織品，特別是第一次發掘出土的那種印花敷彩紗，將塗料印花和手工繪彩結合起來，具有較高的藝術水平。

自古以來齊國即以蠶桑女紅聞名，所以司馬遷曾經說，“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冠帶衣履天下”。臨淄、定陶、亢父（濟寧）是漢代三大紡織手工業中心。西漢時皇室在臨淄設置服官三所，稱為“三服官”。《急就篇》說：“齊國給獻素繒帛，飛龍鳳凰相追逐。”可見當時山東織染工藝的精巧，只是還沒有見到出土印染織品的實物。

隋、唐的印染業相當發達，甘肅敦煌出土的唐代用凸版拓印的團窠對禽紋絹，是自戰國和漢代以後隱沒了的凸版印花技木的再現。這時包括夾纈、蠟纈、絞纈的服飾已達最盛時期，製版工藝和印製技術逐步創新，製品花形複雜，套色繁多。夾纈的製法，是用鏤空板把絲綢夾住，再塗上一種漿粉混合物（一般用豆漿和石灰做成），待干后投入染缸加染……這樣做成的染纈，花色必淺於其他部分。如用花板夾住，直接於漏空處用顏色刷染，花色就深於其他部分。後者雖也叫染纈，但布料並不曾入過染缸。前者說它是藍底白印花布的前身，後者說它是鏤空版彩印花布的祖先，大致都不會錯的。

宋初仍沿用唐制，規定用特定夾纈，“置為行軍之號，又為衛士之衣”。後來禁止民間用纈帛和販賣纈板，阻礙了纈類技術的發展。到了南宋時才解禁，印染技法和材料也有了發展。

前面談的染纈多是在絲綢上印花。在棉麻布上印花的普及，是在宋末明初植棉和棉紡技術由邊疆普遍流傳到中原，棉布逐漸成為人們衣著的主要原料以後。印花版，最初是用木料雕成，但由於木版使用起來相當笨重，後來印染工匠就發明了用油紙漏版印花的方法，但凸紋木模版印花的方法仍留傳至後世。

明、清的漏版製作更為精巧。《木棉譜》記載，清代漏版印花工藝已分為刷印花和刮印花兩種。《長州府志》載：“以灰粉摻礬塗作花樣，然後隨作者意圖加染顏色，曬乾二后颳去灰粉，則白色花樣燦然出現，稱之為刮印花。或用木板刻花卉人物鳥獸等形，蒙於布上，用各種染色搓抹處理后，華彩如繪，稱之為刷印法。”灰印作坊用灰漿防染法生產藍底白印花布產品，彩印作坊用水印法生產多彩色產品。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的染坊仍處於手工業狀態。據王文蔚在《山東印染工業的歷史沿革》一文中說：“山東省在清末與民初間，城市及鄉村只有手工染坊。有的專染深、淺藍布，有的專染大紅和桃紅，而昌邑、濰縣鄉間，還有許多專染紅、綠、青、黃、紫等雜色染坊……那時候的印花只能用油紙刻成漏板。”據1911年編的《山東通志》記載：“花被面出平原、禹城、菏澤、范縣、濱州、濟寧、汶上。”系指的民間印染花布，雖沒有說明有彩印花布，據我們調查，山東有一些藍底白印花布的染坊是兼印彩印花布的。

鴉片戰爭以後，洋布傾銷中國。20世紀初，中國也開始用機器紡織和印染，從而使中國手工棉紡印染業日趨衰落。但是，土布的厚實，手工印染的經濟美觀，仍適合中國農民的消費傳統，在偏僻的農村還存在一定的市場。至今仍在生產的山東民間印染花布，就是中國紡織品傳統手工印染方法的延續。

山東民間印染花布包括藍底白印花布、扎染花布和彩印花布三種，其中彩印花布尤為突出，地方色彩更加濃郁。近幾年，隨著山東棉花豐收，農村婦女利用農閑又開始自織土布，農村染坊又應運而生，當年落滿灰塵的花版又洗刷乾淨，已毀壞的花版又重新翻刻出來，讓群眾選印。農村中結婚、喜慶活動使用彩印花布的風俗又得到了恢復。

山東民間彩印花布分佈較廣，就我們搜集到的，有嘉祥、鄆城、菏澤、定陶、巨野、東明、梁山、曹縣、濟寧、平邑、臨沂、郯城、莒南、蒼山、章丘、安丘、惠民、陵縣、沾化、博興、廣饒、臨邑、桓台、泰安、青州、夏津、龍口、蓬萊等地。現將主要的產地和藝人情況介紹如下：

嘉祥縣：民間彩印花布非常豐富，形式多樣，紋樣較為古樸。當地風俗是，結婚儀式必須用彩印大包袱包裹陪嫁衣被、箱櫃，用小包袱包蓋梳妝台和雞籠，並用專門織的包袱帶捆紮，抬送到婆家。這種彩印包袱就成為結婚的信物和紀念品，長期被新婚夫婦珍藏。此種風俗至今未衰，現在我們已經搜集的共有四五十種紋樣。嘉祥縣民間印製彩印花布主要藝人有張效田，他是嘉祥孟崮集人，現已去世。彩印技藝傳給兩個女婿，大女婿王守田，本世紀60年代還印製花布，現已不印了；二女婿魏庭霸，印製花布至今已有30年的歷史，還兼賣染料。現在印製的主要有兩三個紋樣，都十分精美。

博興縣：民間彩印花布也較為豐富，有中小型彩印包袱，紋樣新穎，色彩豐富。其特點是在染有各種底色的布上，印製圖案。由於博興縣工藝美術公司近年來開發旅遊工藝美術產品，組織藝人印製花布，使得博興縣民間彩印花布品種得到開發和保存，但過去有一種用凸紋木模版印製花布，現已絕跡了。主要的藝人在城關鎮，有耿氏一家。耿玉慶及其子耿洪山、耿洪緒，都從事染坊刷印彩印花布，並刻制花版。現均已去世，技三藝傳給後人耿延福、耿延禎。

臨沂地區：有小型彩印花包袱，色彩艷麗，以桃紅、大紅為主，間以翠綠和草綠，形成鮮明的對比。圖案紋樣有“金魚鬧蓮”、“鳳穿牡丹”等。主要藝人有莒南縣曹金之、蒼山縣王連巨，兩人專印彩印包袱。

從搜集的資料中可以看到，山東民間彩印花布有凸紋木模版印花和鏤空紙版刷印兩種。不過凸紋木模版印花，現在民間已不用了。

據博興已經祖傳幾輩的印染藝人耿延福、耿延禎兄弟說，凸紋木模版彩印包袱直到1957年他們還印過，后因製作工藝複雜，費時費工而停印了。凸紋木模版彩印包袱印製過程是，先將土布放在白礬水中浸泡，然後拿出放在石板上捶，捶后的布晾至七八成乾的時候，放在用鬃刷刷上紫色的圖案花紋的木版上，用琉璃球在布面上反覆摩擦，直到木版上的色彩均勻地印到布上為止。一般包袱凸紋木模版分花邊、花心、散點、角花等紋樣，皆用上述方法拼印而成。紫色底紋印好后，依圖案輪廓再用豬鬃筆蘸上所需各種顏色，填描上去，干后即成五彩繽紛的彩印包袱。

我們從耿延福處徵集到保存下來的凸紋木模版三塊：一塊是雙面刻有圖案的長條花邊，一塊是單面刻有獅子的散點圖案，另一塊是單面刻有蓮花的角花圖案。作為一個完整的包袱圖案，尚缺一塊圓心板。以上這些木版都是研究民間印染非常難得的寶貴資料。

山東民間用凸紋木模版不只是印包袱，還有印其他花布的。葉又新在昌邑縣搜集到一塊小型團花圖案木印戳子，就是印花布用的。

我們保存的凸紋木模版彩印花布共有五件。一件是袖邊“瑞雲團鶴”圖案，用藍色印在綾子上。另一件是在青州搜集的“七獅滾繡球”的彩印包袱。它是用?版的方法印紫色圖案，只在空底上加塗一層槐黃。從衣飾和染料分析，這兩件比較久遠。在泰安搜集的一件包袱與葉又新在蓬萊搜集的一件包袱屬於同一風格，即在陰陽方格的底紋上鑲入花果和蓮、魚圖案。另一件是在鄆城搜集的大花包袱，線條粗獷有力，別具一格。通過對山東民間凸紋木模版印花布技術的研究和實物分析，可以推測古籍中很少記載的古代凸紋木模版印花技術的一些端倪。

山東民間彩印花布至今還沿用的是鏤空紙版（又名“漏版”）刷印的方法。即把鏤刻花紋的油紙版平放在布上，一色一版，一次一次地用不同色彩的染料，直接刷印到布面上。

彩印花布鏤空紙版，一般用毛頭紙四五張裱糊在一起（比藍底白印花布版薄），稱為“打紙幫”。再經過做花（刻花），打蠟，上生桐油，火烘，上熟桐油，干后即成。現在也有的用塑料版代替。

彩印花布的用布，據印染藝人說，什麼白布都可以，手工織的白布最好。布要經過水濕，不白凈的要漂白，晾乾后即可刷印。

山東民間鏤空紙版刷印花布有衣料花布、包袱、門簾、帳檐、枕頂、桌圍、褥面、被面等不同的形式和用途。所採用的題材，大多是鳥獸蟲魚、花卉果蔬和戲劇人物。經常見到的有獅子滾繡球、鳳穿牡丹、龍鳳呈祥、喜鵲登梅、鯉魚跳龍門、金魚鬧蓮、連年有餘、瓜瓞綿綿、耄耋富貴、蝶戀花、蛾子撲菊、榴開百子、富貴三多、四喜滿堂、事事如意、四季平安、麒麟送子、牛郎織女等。這些寓意吉祥的圖案，適合民間喜慶場合使用，反映了人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和熱望。

彩印花布的圖案構成，大體可分為折枝散花、團花、二方連續、四方連續和單獨紋樣。衣料花布多採用四方連續的小花圖案，被面則採用四方連續的大花圖案。帳檐、褥面採用一個紋樣並排刷印，構成二方連續或四方連續圖案，但周圍要加印花邊。枕頂、小包袱、桌圍、門簾則採用單獨適合紋樣。大包袱的圖案有的是幾個紋樣拼印在一起；有的用一個單獨紋樣或並排刷印，或四方旋轉刷印，或上下對印，或正反對印等不同方法將紋樣填滿包袱面，構成不同效果的圖案。花心和花邊的漏版都分開刻制，刷印時比較靈活，可根據布的面積擴大或縮小。

民間彩印花布的色彩非常鮮艷，用極少的幾種純凈的顏色概括表現各種形象，形成裝飾性的色彩。因此，用色非常強烈和誇張。現在民間刷印彩印花布用的顏色染料，都是化學染料。在我國還沒有化學染料之前，用的是礦物性和植物性的染料。刷印衣料花布的染料是煮色，印好的布料要經過蒸制，或者用快色素。這種花布穿著洗滌不易退色。近代由機印花布所代替，此種印花布已很少見到，我們保存的幾種還是過去在嘉祥、定陶等地搜集刷印的紙樣。

刷印其他品種花布，如包袱一般用大紅、桃紅、翠綠、紫、草綠等鹽基品色，也有增加黃、桔紅、藍、水綠、黑等色。刷印時，一般先用紫色（有的用黑色）刷印由小圓孔或短線組成圖案輪廓的主版，然後再依次由淺至深刷印黃、桃紅、大紅、草綠、翠綠等色。有的包袱紋樣，全用各種大小色塊組成沒有輪廓線版。這些色彩根據形象分成大小不等的點線和塊面，有聚有散，較為均勻地分佈在畫面各處，不相重疊，不浸化，保持了色彩的純度。同時又相互呼應，使整個色彩既對比強烈又均衡協調。色塊之間常空出白底或留出白線，使畫面透氣，又使對比色之間起到調和的作用，只有在需要取得暈染的效果時，才兩色接疊。如印花瓣，是先印瓣尖部分的桃紅，不幹時再接印瓣根部分的大紅，使大紅與桃紅在接疊處互相滲化，使花朵滋潤生動，並富有立體感。有的花布在印花之前，先染上一種底色，使紛呈的各種色彩有了統一的基調。以上諸效果都使民間彩印花布色彩達到對比中的諧和，使人感覺艷而不俗。

由於長期實踐，民間藝人很懂得各種染料的性質，摸索了一套使用色彩的辦法和規律。例如，用品色染料頭紅、二紅、深綠、老紫、杏黃、翠藍等要用熱水泡開，二紅（即桃紅精）要用酒化開再用熱水泡。他們在極少幾種染料中能相互配搭，增加各種間色。例如，用桃紅加黃即成大紅，品綠加黃成草綠，黃加少量桃紅成老黃色……在有底色的布上印淡色，如印桃紅或黃時還要加石灰膏（當白色用），以增加淡色的明度，使顏色在底色中跳出來。如果主要花紋是桃紅、翠綠、紫等冷色時，就印上杏黃底色，用暖色襯托冷色。有時增強或減弱一些色彩，以造成不同的調子。這些豐富多變的配色手法，使民間彩印花布色彩新鮮、厚重、熱烈，富有裝飾性，從而形成強烈的地方特色和獨有的藝術風格。例如，在魯西北搜集的兩件彩印花布圖案，一件“連年有餘”花布上，荷花和葉梗襯托活鮮的鯉魚，形成飽滿的構圖，上下能夠連接，排印出來，形成一條精美的二方連續圖案；另一件是印成帳檐的“魚戲蓮”，圖案正中生長著一叢生氣勃勃的蓮花，間以水草和紅蓼，兩隻鳥，一隻飛翔而來，一隻落在蓮蓬上正在啄食蓮子，兩條魚一左一右在水中遊動，生動地描繪出荷塘里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

鄆城的“麒麟送子”和“獅子滾繡球”兩件包袱，以紫色花邊框住四周，裡面以一單獨紋樣並排刷印，填滿其間，人物、麒麟和獅子生動自然，龍鳳和八寶器物穿插上下左右，構成完整的吉祥圖案。人物輪廓不用小圓點連成，而用黑色短線組成。為了刻版方便而將線條斷開的地方，再用紫色版的短線填接上，遠看線條流暢，沒有斷線的痕迹。刷印時，因為每版中都有統一的標誌（一般在每版相距的一定位置上鑿三四個圓眼），所以，對版迅速準確。其他圖案中有不能斷開的地方，如回紋花邊，也是用兩版近似色接印而成，克服了鏤空紙版印花中線線相斷的局限。

嘉祥的彩印包袱“鯉魚跳龍門”、“鳳穿牡丹”等紋樣，都以一角為中心，旋轉刷印4次，組成完整飽滿的畫面。各種色塊充填畫面各個部分，由於色彩的對比，使層次分明，形象突出，充滿了動感，具有當地突出的漢畫像石的風韻。最近搜集的一塊“十二龍戲珠”包袱上，雲氣纏繞的眾龍圍著中心一顆火焰四射的火珠，氣勢磅礴。這裡的龍不是帝王權勢的象徵，在民間，它含有多子的寓意。

近幾年，博興等地的工藝美術廠組織民間藝人生產彩印包袱，並邀請專業美術工作者與藝人合作，繼承民間彩印花布的特點和印製方法，設計生產了許多新品種，為發展室內裝飾和旅遊工藝品，開拓了新的領域。現在彩印包袱改用絲網漿印，保留了民間圖案的風格，克服了不能洗滌和易退色的缺陷，在製作工藝上有了很大改進，受到了農民的歡迎。

民間彩印花布及其裝飾圖案，雖然只是民間藝術的很少一部分，但卻為我們研究民間藝人的設計思想和藝術風格，為研究中國古代紡織印染工藝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