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鑒輯覽

乾隆三十三年敕撰，共一百一十六卷，（附唐桂二王本末三卷）。編年記事，上起太昊伏羲氏，下訖明代，清高宗親作御批，又稱《御批歷代通鑒輯覽》。

此書在史書中雖無特殊價值，但剪裁和內容組織上都很精當，篇幅適中，既不像《綱鑒易知錄》那樣僅具梗概而略顯乏味，又不像《資治通鑒》那樣篇幅浩大，頭緒繁多，難於卒讀。

是清代通行的歷史讀本，民國初年也頗為流行。王文濡又補入清代史事，稱為《增修補正正續歷代通鑒輯覽》，共140卷。

纂修《御批通鑒輯覽》的起因，是清高宗閱讀明朝李東陽《歷代通鑒纂要》一書，“以編內採錄尚未精審，特敕重加訂正，並增入明代事迹”。

這種因已有之書而修訂增輯，是乾隆朝官方修史活動的常例，最初未必列為要務，況且當時清廷正著力纂修《大清會典》、《續文獻通考》（后發展為“續三通”、“清三通”）、《皇輿西域圖志》、《平定準噶爾方略》等等史書，《通鑒輯覽》的纂修恐亦視作泛常之事，連清高宗有關敕令的日期亦缺記載。

然而隨著纂修的進展，在認真講求褒貶書法、斟酌義例過程中，其重要性遂被提高，纂修方至五代之際，已有“要之《輯覽》一書非他書之比，既奉硃批，又將頒發士大夫，必家置一編”的說法。

後來，清高宗在親撰序言內，提起纂修此書的起因，乃從其“皇祖”《御批通鑒綱目》談起，認為“皇祖”御批雖可“垂教後世”，但卻未改動舊史之文，“故命儒臣纂《歷代通鑒輯覽》一書，盡去歷朝臣各私其君之習而歸之正。”

這樣一來，似乎纂修此書是秉承清聖祖的未竟之業，一開始就有高標準的政治、學術目的，與李東陽《歷代通鑒纂要》無關。

我們注意到：清官書不僅不載清高宗最初的修書敕令，而且把李東陽《歷代通鑒纂要》也弄得無影無蹤，《四庫全書》中未收，甚至《四庫全書總目》也未作為“存目”加以介紹，其中有否忌諱，實為疑案。

作為一部重要的官修史書，《御批通鑒輯覽》的始修之年卻沒有明確的記載，《四庫全書總目》在此書提要中稱：“《御批通鑒輯覽》一百十六卷……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而實際上，乾隆三十二年乃是清高宗為本書撰寫序言的題籤時間。

楊述曾是本書最重要的執筆纂修人，其父楊椿為雍正、乾隆間有名學者，參修《明史》、《明紀綱目》、《大清一統志》等書。楊述曾承其家學，尤精於治史，乾隆七年中一甲第二名進士（俗稱“榜眼”），任翰林院編修。《清史列傳》卷七十一記述曰：“（乾隆）二十四年，充《通鑒輯覽》館纂修官……三十二年，《通鑒輯覽》書成，將脫稿而卒，年七十。始編《輯覽》時，折衷體例、書法、本末條件，總裁一委之。又詳訂輿地謬訛，匯為《箋釋》。與朱筠、蔣和寧、張霽、王昶諸人，同事發凡起例，齗齗不少假。及卒，大學士傅恆以述曾在事八載，實殫心力入告，奉旨賞給四品職銜”。

《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卷一二四載劉綸《楊述曾墓誌銘》，記述與《清史列傳》略同，且言“君之於《輯覽》，則直以官與身視成書為始終，其可志也。”既然《御批通鑒輯覽》一書從發凡起例開始，楊述曾就是主要纂修人，那麼他充任纂修官的乾隆二十四年必然是本書的始修之年。

纂修《通鑒輯覽》，清廷專設館局，以大學士傅恆、來保、尹繼善、劉統勛四人為總裁，設副總裁七人、提調官十五人、收掌官五人、纂修官十二人、校對官十人、總校官十二人，規格、規模均相當宏大。楊述曾名列纂修官之首，其他如朱筠、趙翼、陸錫熊、程晉芳，總校官如畢沅、紀昀等人，或已是文化名人，或在纂修此書中鍛煉為碩學之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御批通鑒輯覽》卷首所載清高宗御制序，題籤為“乾隆丁亥秋月御筆”，即乾隆三十二年秋，一般目錄之書即據此作為成書之時。然而楊述曾亦卒於本年秋天，是時此書處於“將脫稿”狀況，則清高宗御制序寫於全書告成之前。本書卷首尚載有館臣的《進書表》，所署日期為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初十日，而且在《清高宗實錄》中，《進書表》與御制序都載於這一日，可見乾隆三十三年正月才是本書正式告成之時。

《御批通鑒輯覽》成書後，又於乾隆三十六年將書中清高宗的批語錄出另成一書，共十二卷，名為《評鑒闡要》。后收入《四庫全書》史評類。

乾隆三十八年開始的編纂《四庫全書》活動，是清官方對思想文化和文獻遺產大規模的、全面的清理，《御批通鑒輯覽》也再歷一次補充更定。乾隆四十年，清高宗諭令將南明唐、桂二王附記於卷后。五代、北宋時遼國進攻內地政權，原從後晉時起書為“侵”，此前仍書“入寇”，乾隆四十二年於校勘本書中，諭令一律依列國互伐之例書“侵”。

乾隆四十七年又命《通鑒輯覽》記載吳三桂攻入緬甸擒南明桂王朱由榔事，提出不應泯沒史實，對吳三桂“又何不可功則功之，而罪則罪之乎？”此外，尚有其他補充潤色之處，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寫成定本，收入《四庫全書》，亦錄入《四庫全書薈要》。

最後定本的《御批通鑒輯覽》起自遠古伏羲氏，止於明末，一百十六卷，后附南明唐王、桂王事迹本末四卷，即唐王一卷、桂王三卷。仿《資治通鑒綱目》體式，但“綱”與“目”皆用大字書寫，而用雙行小字補敘史事、附記軼事異說、註明人物、詮釋地名、考辯史實、引述前人註釋和評論等等，並間或撰有館臣的考釋評述。正文、《凡例》與批語對包括《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綱目》在內的各種史書皆有指摘，而自稱本書“盡善盡美，集史學之大成，實足表裡六經，準式萬世”，成為撰史、評史的圭臬。

《御批通鑒輯覽》在編纂和修訂中，於義例、書法、是非褒貶等極其認真，對史實也不乏精湛的考辯，卻仍未能全脫官修之書眾手不齊之弊，《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薈要》兩種版本及《評鑒闡要》所載清高宗的批語數量各不相同、在一些重要內容上互有遺漏，文字也有錯訛，蓋寫定之時各書未能協同校對。

書中內容亦有與《凡例》牴牾處，例如《凡例》明確批評賀善等人的史論“文蕪義淺”，要“並加刊消，以省繁文”，而卷二十二卻引賀善評漢光武帝的贊語，稱相信圖讖為其“盛德之累”，這恰與清高宗在上一卷的批語相違背。

《御批通鑒輯覽》的纂修及其成書，在清朝政治生活中有很大的影響，該書在官方史學發展中也具有極高的地位。

《御批通鑒輯覽序》經精心結撰，對清以前的歷史作一系統的清理，成為官方述史、論史的的圭臬，而居於尊崇的地位。清高宗自詡其書“於凡正統偏安、天命人心、系屬存亡，必公必平，惟嚴惟謹，而無所容心曲徇於其間。觀是書者，凜天命之無常，知統系之應守，則所以教萬世之為君者，即所以教萬世之為臣者也”，將此書看成為萬世君臣的政治教科書。而輯錄清高宗批語的《評鑒闡要》，《四庫提要》稱其“聖鑒精詳，無幽不燭……斥前代矯誣之行，辟史家誕妄之詞，辨覈舛訛，折衷同異，其義皆古人所未發而敷言是訓，適協乎人心天理所同然”，是“讀史之玉衡”、“傳心之寶典”，甚至認為此書一成，起到“日月著明，爝火可息，百家讕言，原可無存”的作用。按照這個說法，清以前的任何歷史名著，均無法與之相比。

同是清朝官修前代之史如《明史》、《明紀綱目》等，在《御批通鑒輯覽》成書之後亦相形見絀，而且有時要按《御批通鑒輯覽》進行修訂。清高宗在批語中多次指摘本朝官修《明史》，如批評其中記載明憲宗萬貴妃嫉妒狠毒，前後事語自相矛盾；批評書中對明英宗的贊稱；批評其中記述史可法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是“出於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乾隆四十年，清高宗指摘《明紀綱目》之誤，承認纂修時“朕鑒閱尚不及近時之詳審”，決定將之修改，“若《通鑒輯覽》一書，其中體例書法皆朕親加折衷，一本大公至正，可為法則，此次改編‘綱目’自當仿照辦理”，同時又令將《明史》亦加修訂。此外，清高宗還多次在批語中指出宋、遼、金、元史內人名、地名譯音鄙俚，從而發起大規模修訂正史的活動，其契機亦出於《御批通鑒輯覽》的纂修。

由於《御批通鑒輯覽》極嚴格地貫徹了要求臣下忠貞不二的綱常準則，將之推拓至明清之際，遂導致乾隆四十年在國史中特立《貳臣傳》的舉措，隨之又在《續通志》中也照此辦理，一時聲勢頗大。溯其思想源流，亦得自《御批通鑒輯覽》的編纂。總之，無論清廷的自我評價還是該書的實際影響，《御批通鑒輯覽》當時都處於官方史學中的尊崇地位。

以《御批通鑒輯覽》的纂修為契機，清高宗在評斷歷史中總結政治經驗，推動了官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措施的發展。全書及其批語中，強調臣下無條件忠於君主，朝廷要建立嚴格的“紀綱”，主張行政“寬而有制”，認為君主應牢牢掌握用人之權，勤於政事而使權不下移，並且針對具體史事提出許多具體的見解，這些都發展了康雍以來的統治思想，維護和強化了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

清高宗反對史書濫載五行災異等怪誕之事，斥其不實，而更加痛恨“左道”妖言，認為這是政治上倡亂之階。他在關於劉邦斬蛇之事的批語中，指出往往有借怪異惑眾煽亂者，在王莽借符命篡漢事的批語中明確提出：“左道之誅，其可貸耶！”他還贊同蘇軾“大亂起於小奸”的說法，認為如果對“左道惑眾者流不能早除”，會導致“自貽噬臍之禍”。清高宗鑒於歷代多有東漢張角等借“左道”起事造反，得出不能“養癰滋蔓”見解，於是對民間宗教採取不分情況、極其嚴厲的鎮壓手段，使社會矛盾激化。乾隆中期以後，民間秘密宗教組織的武裝鬥爭此起彼伏，連綿數十年，成為清朝由盛轉衰的重要原因之一。這種重大的政治動蕩，部分地由於清高宗的決策不當，而批閱《通鑒輯覽》與此相關焉。

清高宗認為“世殊代異”，分封、井田、均田制等皆不可行，而強調保持滿洲禮制、風俗，這種反對復古卻主張“法祖”的觀念，與其父清世宗略同。所不同的是：他從“法祖”觀念引出反對一切變法的政治見解，則是在批閱《通鑒輯覽》中形成的。清高宗抨擊王安石變法，將之與王莽改制等同，認為是“宋室致病之由”。對少數民族政權的變法，尤其加以貶斥，如攻擊北魏“孝文變其祖宗之法……不德孰甚焉”；斥責金章宗“盡變金源舊風，國勢日就孱弱”等等。正如他在一項諭旨中所說：“邇來批閱《通鑒輯覽》，於北魏、金、元諸朝，凡政事之守舊可法、變更宜戒者無不諄切辯論，以資考鑒”，可見“守舊可法、變更宜戒”已成為清高宗政治思維的定式。這種守舊思想，給清朝政治以深遠的消極影響。

在《御批通鑒輯覽》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儲貳問題的論斷。清世宗鑒於康熙後期嗣位之爭，創秘密建儲之法，但沒有從理論上加以論證。幾千年以來關於冊立儲貳、早定“國本”觀念根深蒂固，儲君又有立嫡、立長的原則，這充斥於經史典籍，影響極大。是恢復傳統儒學的立儲方法，抑或將傳統方法視為井田制一樣不可行於今時，還是從根本上否定傳統的立儲制度？三者必取其一。清高宗經過一度猶豫徘徊，選擇了最後一項，而這種選擇是通過批閱《通鑒輯覽》作出的。他在批閱殷商帝乙立嫡子辛（即後來的紂王）為儲君時，就意識到“立嫡之論”的舛誤，“觀此猶不悟者，非愚而何？”隨後以批語批評了漢高祖、唐高祖、唐太宗、明太祖等拘於立嫡立長而導致動亂的舉措，明確提出“神器當擇賢而畀”的主張。在唐朝裴休請早立太子事的批語中，清高宗詳論了冊立太子之弊：“名位已定，其不肖者固不足論，即有英賢之姿，諛之者獻其逢迎，忌之者亟其排陷，古今之跡章章可考也。，則何如令其同列兄弟之間均選賢而教之之為愈乎！是不亟亟於冊立者，實所以保全之也……故悉而論之，以破千載之惑。”乾隆四十八年，清高宗下令編纂《古今儲貳金鑒》，搜集從西周至明朝因冊立儲貳招致禍亂的事例，附加評論，冠以有關諭旨，徹底否定幾千年以來的這個傳統制度，使清代秘密建儲的理論系統化、成熟化。這個理論的貫徹實施，使清朝宮廷政局始終比較穩定，而其基本思想見解，在《御批通鑒輯覽》中即已提出，事例也有所準備，《古今儲貳金鑒》的編纂乃是水到渠成之舉。

時至清代，中國封建社會已是末期，而乾隆朝卻是一個“盛世”，作為這一時代的代表者清高宗，其思想也呈現出兩重特徵。他以宏大氣魄、淵博學識而雄視千古，高屋建瓴地評析歷史，對歷代帝王和名臣幾乎皆有所指摘，從中總結政治經驗，在政治措施與政治理論上有所創新。《御批通鑒輯覽》纂成階段正是乾隆朝由盛轉衰之際，社會矛盾日趨尖銳，他在評析歷史中表現出政治思想的守舊性和極端專制性，也是不可避免的。由編纂《御批通鑒輯覽》而成熟起來的這些官方的政治歷史觀，如新的正統論思想、嚴執綱常倫理原則、臣民的絕對“忠節”標準、反對變法的守舊意識、秘密建儲的政治理論等等，對此後清廷的思想、政策、制度有著深遠的影響，使之成為一個保守、專制而又比較能有效運轉的政府，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國社會形態的發展。

《御批通鑒輯覽》的歷史命運。依照既定計劃，《御批通鑒輯覽》“將來書成時亦必頒賜講習”，是為極重要之書。修成后清高宗自己也常常重新閱覽，乾隆五十六年閱后還曾寫詩，並以自注再次稱此書提供“萬世君臣法戒”。至嘉慶朝，《御批通鑒輯覽》和《評鑒闡要》確實被奉為思想法戒，尊崇至極。清仁宗將之精謹研讀，並寫出《恭讀評鑒闡要》詩七十五首，首首讚頌清高宗的思想與見識，重申清高宗的歷史論斷。道光後期以降，資本主義列強的步步侵入，社會輿論仍倡行著以“忠節”思想，以加強“攘夷”意識，但中國面臨的畢竟是一個亘古未有的新問題，舊的封建思想體系已顯得蒼白少力，《御批通鑒輯覽》的“法戒”作用有所淡化。到同治朝，西太后垂簾聽政，當然不會再宣揚極力反對女后干政的《御批通鑒輯覽》。清穆宗（同治帝）雖青年早逝，卻也撰有不少經史之論，而其史論多有與《評鑒闡要》相抵牾之處，例如清高宗認為商高宗用傅說為相，“恐人望未厭，托之夢賚圖形，所為神道設教而已”，而清穆宗《商高宗夢得傅說論》 則言：“高宗之夢真也，非托也，要之積誠之所感而已”；清高宗認為史載“商山四皓”使漢高祖不廢太子，“其事不足深信”，而清穆宗《四皓安儲論》 則對此津津言之，決不懷疑；清高宗斥陳平、周勃為“高祖之罪人”，而清穆宗則稱“平、勃雖有安劉之功，亦僥倖成事而已”清高宗認為唐玄宗焚珠玉錦繡之事恰見其“情偽”，而清穆宗則盛讚唐玄宗“此舉猶有古人慎乃儉德之遺風焉”。如此等等，可推斷清穆宗不曾閱讀《評鑒闡要》和《御批通鑒輯覽》，在西太后掌實權時期，《御批通鑒輯覽》等書已被束之高閣。

清朝滅亡之後，近代學者多持貶斥清廷情緒，對清朝官方所修史書不予重視，其影響波及至今，史學界研究清史甚至研究清高宗本人，亦未注意到《御批通鑒輯覽》一書。同時，此書至今也未有一較為精審的校點本。

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是書排輯歷朝事迹，起自黃帝，訖於明代。編年紀載，綱目相從。目所不該者，則別為分注於其下。而音切訓詁，典故事實，有關考證者，亦詳列焉。蓋內府舊藏明正德中李東陽等所撰《通鑒纂要》一書，皇上幾暇披尋，以其褒貶失宜，紀載蕪漏，不足以備乙覽，因命重加編訂。發凡起例，咸稟睿裁。每一捲成，即繕稿進御。指示書法，悉准麟經。又親灑丹毫，詳加評斷。微言大義，燦若日星。凡特筆昭垂，皆天理人情之極則。不獨詞臣載筆，不能窺見高深，即涑水、紫陽亦莫能仰鑽於萬一。所謂原始要終，推見至隱者，文成數萬，其指數千，不可一一縷陳。而尤於系統表年，著筆削之大旨。予奪進退，悉准至公。故大業冠號，則義等於存陳。至正書年，則旨同於在鄆。知景炎、祥興之不成為宋，而後遯荒棄國者始不能以濫竊虛名；知泰定、天順之相繼為君，而後乘釁奪宗者不得以冒干大統。凡向來懷鉛握槧，聚訟不決者，一經燭照，無不得所折衷。用以斥彼偏私，著為明訓。仰見聖人之心體，如鑒空衡平；聖人之製作，如天施地設。惟循自然之理，而千古定案遂無復能低昂高下於其間。誠聖訓所謂此非一時之書，而萬世之書也。至明季北都淪覆，大命已傾，福王竊號江東，僅及一載。皇上如天聖度，謂猶有疆域可憑，特命分注其年，從建炎南渡之例。唐、桂二王跡同昰、昺，雖黜其偽號，猶軫念其遺臣，亦詔別考始終，附綴書後，俾不致湮沒無傳。大哉王言，量同天地，尤非臣等所能仰贊一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