嶧山刻石

《嶧山刻石》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分刻於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後半部分刻於秦二世元年（前209年）。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東巡登嶧山（山東嶧縣），丞相李斯等頌秦德而刊刻《嶧山刻石》（前半部分）。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春季，秦二世為威服海內而效法秦始皇巡視郡縣，東巡碣石、會稽等地。李斯同行，奏請秦二世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上刻詔書以彰顯先帝成功盛德，於是在《嶧山刻石》等刻石上補刻詔書並著隨從大臣的姓名（後半部分）。

技法

《嶧山刻石》宋代摹刻碑拓片（長安本）(37張)

筆法上，《嶧山刻石》大致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起筆藏鋒，行筆正鋒，收筆回鋒，法度十分嚴謹。這種對中鋒圓筆的絕對強調，表現了秦人對殷周古文書法的審美經驗的總結和提煉。其次，行筆遲澀，線條具有渾勁圓凝的強烈質感。這種具有強烈質感的線條也是中鋒圓筆的結果，對這種線條，前人有“書如鐵石”“千鈞強弩”的稱譽。再次，在筆勢方面，宛轉圓活的曲筆和挺拔沉著的直筆交互為用，構成筆勢變化律動的美，而在曲筆和直筆彼此轉換的過程中，縱橫牽掣，鉤環盤紆。

結體上，《嶧山刻石》具有明顯的中正、勻稱、嚴整有序、封閉內向而趨於靜態的審美特徵。其中正的特點表現為字的中軸線左右兩側體量的對稱和平衡上，筆畫的分佈是圍繞著中軸線展開的。其勻稱表現為筆畫（實）間空白（虛）處的均勻及虛實的對比與和諧。筆畫排列有條不紊，絕無張揚輕滑和失控處，使結字給人以嚴整有序而內向之感。以上這些特點綜合起來即可表現為結體的靜態美。其結體雖然沉靜，但絕不呆板，這與其縱向展開的字勢有密切的關係。總體來看，其結體布白均勻。從橫向看，這樣的特點是一絲不苟的；但是，從縱向看，在保證橫向筆畫間的空白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將橫向筆畫稍向上提，使一些字的下部留有較大空白，造成上緊下松的對比效果，取得了縱向的字勢。這樣，既抬高了字的重心，示人以高峻肅穆，又以此調整全篇的疏密關係，在統一中寓以變化，也就避免了呆板。此外，其字形大多呈長方形，但是正方形甚至扁形的字也佔有一定的比例，也使其結字靈活而不僵化。

章法上，《嶧山刻石》通篇的分行布白是嚴謹有序而又不失靈動的，縱成行橫成列，上下左右通達，但行間空白和列間空白都不是嚴格整齊的，而是有參差出入的，再加上單字筆畫多不同所造成疏密不一的隨機分佈等因素，使得其章法特點更加耐人尋味。  

邾國故城自春秋建立，至北齊遷徙共延續了1100餘年，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代都城。而它的所在地還是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孟子的故鄉，素有“孔孟桑梓”的美譽，至今鄒城火車站保留著雙聖碑，書有“孔子誕生地”、“孟子誕生地”。

《嶧山刻石》，亦稱《嶧山石刻》 、《嶧山碑》、《嶧山銘》，古嶧山也作繹山、東山，故也有文獻稱為《繹山刻石》、 《繹山石刻》 、《繹山碑》 、《繹山銘》者。原碑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立，傳為秦相李斯所書。

原秦嶧山篆碑，正面、左側面鐫刻頌揚秦始皇功績文字，背面刻秦二世詔書，立於嶧山書門。唐《封演聞見記》云：此碑后被拓跋燾登嶧山時推倒。但因李斯小篆盛名遐邇，碑雖倒，慕名前來摹拓的文人墨客、達官顯貴仍絡繹不絕。

當地官民因常疲於送往迎來，便薪在碑碑下，將其焚毀，從此殘損不堪，不可摹拓。到了唐代，有人嘆惜秦碑被毀，又將流傳於世的拓片摹刻於棗木板上。因此，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有“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句。

全貌

刻石呈豎長方形，水成岩石質，四面刻字。碑高1.9米，寬0.48米，四面皆同。正面、左側面刊刻頌揚秦始皇功績文字，背面刻秦二世詔書。小篆體，每面5行，共222字：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

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

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

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

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

登於繹山①，群臣從者，咸思攸長。

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

功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陀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

群臣誦略，刻此樂石，以箸經紀。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

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

臣昧死請。制曰：‘可。’”

該碑刻文今已泐毀37字，尚存185字。左側面以行書刊刻跋語，記述摹刻經過。

技法

《嶧山刻石》宋代摹刻碑拓片（長安本）(37張)

筆法上，《嶧山刻石》大致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起筆藏鋒，行筆正鋒，收筆回鋒，法度十分嚴謹。這種對中鋒圓筆的絕對強調，表現了秦人對殷周古文書法的審美經驗的總結和提煉。其次，行筆遲澀，線條具有渾勁圓凝的強烈質感。這種具有強烈質感的線條也是中鋒圓筆的結果，對這種線條，前人有“書如鐵石”“千鈞強弩”的稱譽。再次，在筆勢方面，宛轉圓活的曲筆和挺拔沉著的直筆交互為用，構成筆勢變化律動的美，而在曲筆和直筆彼此轉換的過程中，縱橫牽掣，鉤環盤紆。

結體上，《嶧山刻石》具有明顯的中正、勻稱、嚴整有序、封閉內向而趨於靜態的審美特徵。其中正的特點表現為字的中軸線左右兩側體量的對稱和平衡上，筆畫的分佈是圍繞著中軸線展開的。其勻稱表現為筆畫（實）間空白（虛）處的均勻及虛實的對比與和諧。筆畫排列有條不紊，絕無張揚輕滑和失控處，使結字給人以嚴整有序而內向之感。以上這些特點綜合起來即可表現為結體的靜態美。其結體雖然沉靜，但絕不呆板，這與其縱向展開的字勢有密切的關係。總體來看，其結體布白均勻。從橫向看，這樣的特點是一絲不苟的；但是，從縱向看，在保證橫向筆畫間的空白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將橫向筆畫稍向上提，使一些字的下部留有較大空白，造成上緊下松的對比效果，取得了縱向的字勢。這樣，既抬高了字的重心，示人以高峻肅穆，又以此調整全篇的疏密關係，在統一中寓以變化，也就避免了呆板。此外，其字形大多呈長方形，但是正方形甚至扁形的字也佔有一定的比例，也使其結字靈活而不僵化。

章法上，《嶧山刻石》通篇的分行布白是嚴謹有序而又不失靈動的，縱成行橫成列，上下左右通達，但行間空白和列間空白都不是嚴格整齊的，而是有參差出入的，再加上單字筆畫多不同所造成疏密不一的隨機分佈等因素，使得其章法特點更加耐人尋味。

唐代書學理論家張懷瓘：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為璽，令斯書其文。今《泰山》《嶧山》《秦望》等碑並其遺跡，亦謂傳國之偉寶，百代之法式。（《書斷·卷中·神品》） 

北宋書畫鑒定家董逌：陳伯修示余《嶧山銘》，字已殘缺，其可識者廑耳。視其氣質渾重，全有三代遺象，顧《泰山》則似異，疑古人於書，不一其形類也。（《廣川書跋·卷四·嶧山銘》） 

清代書法家侯仁朔：自吾岐陽石鼓遷徙后，關中好古之士不易一見甲乙。宋人鄭文寶摹嶧山碑，於長安，小篆風格得再見關中。碑字雄渾溫雅，無一筆開後人惡道，石鼓后無可比肩。漢印之傳於後者，皆步其軌躅。余嘗謂石鼓天巧，嶧山人巧。石鼓文天然渾成，略不著意，如日月星辰之麗天，仰視若無他奇，稍一增減，便成妖異，是為碑版鼻祖。嶧山則規模結構如良工制器，備極精妙，然未必不別有名手出人意外。（《侯氏書品·古品·嶧山碑》） 

清代文學家劉熙載：秦篆簡直，如《嶧山》《琅邪台》等碑是也。（《藝概·卷五·書概》）

據楊士奇《東里續集》記載，陳思孝評論《嶧山刻石》的翻刻本次第稱：“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江鄭氏第三，應天府學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縣第七。”葉盛《菉竹堂碑目》著錄《嶧山頌》亦七本：一曰長安翻本，二曰紹興翻本，三曰東明精舍翻本，四曰應天府學翻本，五曰青社翻本，六曰蜀中翻本，七曰鄒縣翻本。其次序與楊士奇所錄同，大概當時已有定評。各翻刻本情況如下：

①長安本。宋代淳化四年（993年），鄭文寶以其師徐鉉摹本重刻於長安，碑陰有鄭文寶題記，現存於西安碑林。碑高2.9米，寬1.4米，明代時已斷為兩截，此為宋代摹刻碑，拓本稱“長安本”，亦稱“陝本”。據載，他本多翻刻長安本。對此本，楊守敬稱：“筆畫圓勁，古意畢臻，以《泰山》二十九字及《琅琊台碑》校之，形神俱肖，所謂下真跡一等。故陳思孝論為翻本第一，良不誣也。”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則稱：“予有徐常侍摹本，其門人鄭文寶於淳化四年刻之長安，精神奕燁，常侍自謂得思於天人之際，良非過也。”

②鄒縣本。宋代元祐八年（1093年），張文仲據徐鉉摹本重刻，立山東鄒縣嶧陰堂，石殘損，未見拓本。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三月，劉之美據張文仲刻本又重刻於鄒縣嶧陰堂，此為元代摹刻碑。原立於鄒縣縣衙大堂，民國初年移入孟廟致敬門內，1973年移入啟聖殿內保存，現存於鄒城博物館。碑高1.9米，寬0.48米，四面皆同，拓本稱鄒縣本。

③青社本。偽齊阜昌五年（1134年），李仲坦刻於浙江慶元縣青社。其刻文後有跋云：“嶧山秦刻，磨滅久矣。宋初，惟江南徐鉉有摹本，贊皇李建中傳寫得之，遺余曾祖金紫公，傳子孫四世，逾百年。靖康建炎，兵火相尋，舊藏文籍，散落殆盡，獨此刻僅存，命善工勒於青社郡舍。阜昌甲寅，河南李仲坦志。”可知此刻本雖與長安本同出一源，但所據以鉤勒上石的是李建中之臨寫本。

④應天府學本。亦稱“江寧本”，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年），行台御史東平李處巽翻刻於江蘇江寧應天府學尊經閣下。此刻本以橫條石刻，每行三字，形式或行款均與長安本不同。

⑤紹興本。亦稱“會稽本”，元代至正元年（1341年），申屠駉復刻於浙江紹興府。碑石將始皇詔、二世詔並刻於一面，共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字高8厘米，寬6厘米，二世詔字略小。后刻鄭文寶跋三行，亦復刻原本。又申屠駉跋一行，隸書，跋云：“至正元年辛巳二月初五日，承德郎紹興路總管府推官魯人申屠駉以秦刻校徐摸，重鐫于越庠之稽古閣。”

⑥浦江鄭氏本。亦稱“東明精舍本”，東明精舍當是浦江鄭氏齋館名。

⑦蜀中本。或稱“囸作本”，刻者不詳。

明代萬曆年間（1573年－1620年），應天府學本佚缺大半，教授曹育賢命工重勒一本。清代嘉慶年間（1796年－1820年），諸本先後亡失，僅存長安本、應天府學本和紹興本。清代咸豐三年癸丑（1853年），吳玉搢曾見過曹育賢命工重勒的應天府學本，此後即不見稱述，大概亡於太平天國時。

除了以上翻刻七本，吳玉搢《金石存》稱：“近從恭壽先生處見有李陽冰書《嶧山碑》，其字較鄭本差小，而力緩筋懈，與陽冰他書絕異。考之於古，亦不聞陽冰曾摹是碑。疑好事者轉臨鄭本，加以李監名耳。”可知又有臨摹一本。此外，還有日本本、明秘閣本、《永樂大典》本、朝鮮本、兗州本，有些翻刻本的情況已不可悉辨，且有的真偽相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