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通史

書名：中國文學通史(12卷)

定價：1500.00元

出版時間：2011年12月

版次：第一版，第一次

開本：16

裝幀：精裝

張炯（1933～）漢族，福建福安人。中共黨員。1948年10月參加革命，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作品與爭鳴》月刊主編、《評論選刊》雜誌社社長、《文學評論》雜誌社社長兼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兼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和榮譽學部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和名譽副主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名譽會長。著有評論集《文學真實與作家職責》、《新時期文學評論》、《文學的攀登與選擇》、《走向世紀之交》、《文學的回眸與思考》、《文學評論與對話》、《文學多維度》；專著有《創作思想導向》、《新時期文學格局》、《毛澤東與新中國文學》、《社會主義文學藝術論》、《社會發展與中國文學》、《文學多維度》和作品集《遲開的梨花》；主編有《中國當代文學講稿》、《新中國話劇文學概觀》、《新中國文學五十年》和《新中國文學史》（兩卷）、《中華文學發展史》（三卷）、《共和國文學60年》（四卷）、《新文藝大系·理論·史料集（1949～1966）》，與人共同主編《當代文學新潮》、《中國文學通典》（四卷）、《世界華文長篇小說叢書》（十二卷）。獲國內獎項多次。並獲劍橋國際傳記中心授予的二十世紀成就獎。

鄧紹基（1933～）江蘇常熟人。中共黨員。1955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副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文學評論》副主編兼編委，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近代文學學會會長，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中國杜甫研究會副會長，國家古籍整理規劃小組學術委員。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1950年開始發表作品。專著有《〈紅樓夢〉論叢》、《杜詩別解》，主編有《元代文學史》、《中國文學通史系列》。還擔任過《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編委和《中國文學通典》主編。其《元代文學史》曾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研究成果獎。

樊駿（1930～）浙江鎮海人。195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員，《文學評論》編委，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副會長。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1955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論文集兩卷，曾協助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現代文學簡史》。擔任過《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編委。曾長期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其長篇論文《論說老舍》曾獲魯迅文學獎。

第一卷 先秦至隋代文學

第二卷 唐代文學

第三卷 宋遼金文學

第四卷 元代文學

第五卷 明代文學

第六卷 清代文學

第七卷 近代文學

第八卷 現代文學（上）

第九卷 現代文學（下）

第十卷 當代文學（上）

第十一卷 當代文學（中）

第十二卷 當代文學（下）

實際上，文本的性質是由它所承擔的社會功能所決定的。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爭論，隨著《詩經》在先秦時代所承擔的社會功能及其結集、流傳的歷史逐漸被廓清，對於《詩經》文本性質的認識也逐漸達成共識：《詩經》作品不是民歌，它是為了滿足儀式配樂和儀式諷諫的需要而創作和採集的各種樂歌，周代禮樂制度下的各種典禮儀式就是它賴以產生、存在、傳播的溫床。

《詩經》作品的產生依賴於儀式和音樂，因此，自古流傳下來的“國風”、“小雅”、“大雅”、“頌”的四分法，實際上也體現了這些詩歌不同的音樂屬性與社會功能，他們的產生都與音樂相關。具體而言，“風”指聲音、曲調。聲音、曲調有清濁之分、方域之別，所以“風”字之前多有“清”、“土”、“衛”等詞以作限定。與雅、頌之音相區別的“風”，指王畿之外各地的鄉樂、土風；而《詩經》中的“風”，則指那些配合鄉樂、用方言來歌唱的十三國風的歌辭。這些與鄉樂配合而歌的“風”，雖然經過王室樂官雅言化的加工處理，在文詞、音韻上表現出了統一的傾向，但其濃郁的地方色彩仍當通過音樂與歌唱表現出來。季札觀周樂，聞其聲即知其名。他之所以能如此，音聲曲調的地域性差異當為最主要的原因。

《詩經·國風》中的“二南”，是“鄉樂”中倫理地位比較特殊的一個小類。它們本是西周初年周、召二公岐南采地的鄉樂，周公制禮作樂時取之以為王室房中之樂、燕居之樂，被稱為“陰聲”，具有“雜聲合樂”的特點，與雅頌儀式之樂不同。東周以後，“二南”地位上升，成為王室正樂的組成部分，被用於正式的儀式場合，配樂之歌就是現存的“二南”諸詩；隨著這種轉變的發生，“二南”之樂的產地亦由岐南移到了東周畿內。這裡有一點需要說明：周公、召公取以為《風》的《周南》、《召南》，指流行於周、召二公采地的鄉樂，與《詩經》中作為東周王室樂歌的“二南”雖有聯繫，但在時代、地域、性質以及倫理地位等方面都存在著很大的不同。由於以往的詩經學研究者往往將它們混為一談，這才使“二南”問題成為詩經學史上的一大公案，引發了無數爭論。

“雅”的得名，最早當與一種名“雅”的樂器相關。據考證，雅是一種大鼓，而鼓正是天子、諸侯、大夫士上下通用的樂器之一，其使用範圍正與雅樂相合。而周人總是以夏人後裔自詡，“雅”與“夏”在聲音上的相通，使本為樂器之名的“雅”具有了指代中原正聲的文化意義。“雅者，正也。”“雅”由此成為以中原正聲為基礎的朝廷之樂的名稱；《詩經》中的《雅》，就是配合這種正聲音樂，用於天子、諸侯朝會宴享儀式的樂歌。

《詩經》中的“雅”，又分為《大雅》和《小雅》。從產生時代上看，《大雅》在西周初年即已出現，貫穿了整個西周時代，而《小雅》則集中在西周後期的宣、幽時代；從表演方式上看，《大雅》用工歌、樂舞配合的方式表演，而《小雅》則用工歌、笙奏、間歌的方式表演。除此之外，《禮記·樂記》記載了師乙答子贛的一段話，其中說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將《大雅》、《小雅》與《頌》、《風》、《商》、《齊》並立，這似乎說明，大、小《雅》在音樂形式上存在著差異。音樂性質上的差異，也許是《大雅》與《小雅》分編的根本原因。而“頌”的得名，則緣於一種名“庸”（鏞）的大鐘。殷墟甲骨中多次出現“作庸”、“奏庸”的文字，甚至連搬運庸的途徑也要經過卜問。由此可知，庸在殷商時代是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樂器，它作為成功與王權的象徵，在當時人的意識中有著特殊的意義。“頌者，容也。”清代學者阮元訓其為舞容。在商代，奏庸與舞蹈原本就是關係非常密切的祀典內容，它們的共同目的，就是“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以祈取福佑。“頌”字“從頁公聲”，聲與“功”同，本可通用'而祀典儀式中歌舞之容與象徵王權、成功的“奏庸”之事的配合進行更強化了“頌”的“美德”、“告功”意義。由此，以儀容為本義的“頌”逐漸取得了本屬於“庸”的“言成功”的意義，在“庸”字的這部分意義隨著鏞鐘的消失而漸趨隱沒的同時，“頌”亦由“形容”之義漸變而成為“以其成功告於神明”的天子祭祀之樂的專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