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舞蹈
白族舞蹈
白族舞蹈,是我國白族的民族舞蹈。白族民間舞最早見諸文獻的是唐人樊綽的《蠻書》。其中“蠻夷風俗第八”載:“少年子弟暮夜遊行閭巷,吹葫蘆笙,或吹樹葉,聲韻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這種習俗,在宋代歐陽修《新唐書·南詔傳》,元代李京《雲南志略》,明代楊慎《滇載記》,清代周之烈《鴻雪詩鈔》中,都有記載。白族民間舞蹈今收集到七十四種。最具代表性和流傳最廣的是“霸王鞭舞”,它不僅在“繞三靈”、“鬧春王正月”、“田家樂”三種民俗活動中存在,而且在建房娶嫁或喜慶佳節中都有表演。
《白族民族舞蹈》 陳玉先
白族,語言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語支未定。無書面文字,在民歌、大本曲、戲曲和民間歌舞的唱詞中,多借用漢字記白語。
白族主要聚居在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湖南桑植縣,四川西昌地區和貴州華節地區也有少量分佈。
大理是雲南最早的文化發祥地之一,是唐代南詔,宋代大理國的都城。相傳早在漢武帝時,葉榆(今大理)人張叔、盛覽曾向司馬相如習經學賦。唐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南詔擊滅五詔,攻佔大厘城,在唐王朝的扶持下,大理地區建立起南詔政權。此後,南詔向唐王朝頻繁派遣友好使者及送子弟到成都學習漢文化,大量傳入了中原的文化典籍。唐朝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吟詠過南詔的歷史。
白族舞蹈
唐玄宗天寶八年(公元749年),南詔王鳳伽異從長安把唐玄宗所贈的胡樂和龜茲樂兩部帶回南詔。唐德宗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南詔王異牟尋派楊嘉明帶二百餘人的歌舞團去長安獻《奉聖樂》,擅長音律的成都節度使韋皋進行加工“用黃鐘之均,舞六成,工人,贊引二人,序曲二十八疊,執羽而舞‘南詔奉聖樂’字。”整個《奉聖樂》分四部:一、龜茲部,二、大鼓部,三、胡部,四、軍樂部。《奉聖樂》有較高的技巧和優美的舞姿。“唐德宗閱於鱗德殿,以授太常工人,自是殿宴則立奏,宮中則坐奏。”(見《新唐書》)《南詔奉聖樂》繼承了西南古代民族的傳統音樂與舞蹈,同時也吸收了中原、西北以至緬甸、印度(天竺)的樂舞而形成完整的歌舞藝術。唐王朝把它列為十四部樂之一(見《唐會要》)。說明唐時大理地區的歌舞藝術已達到了相當的水平。
在繞三靈中,跟霸王鞭聯袂而舞的還有八角鼓與“雙飛燕”兩種舞蹈。繞三靈只在大理古城附近進行,因而這兩種舞蹈也只流傳在洱海周圍。
“哩格高”與“打呀撒塞”,白族又叫“打歌”。它產生的時代,無可靠的資料可稽,從歌舞的內容和藝術特點看,可能與白族先民的游牧、狩獵生活有關。如洱源西山的哩格高,是唱、走、舞融為一體,以唱為主,動作緩慢抒情。劍川東山的打呀撒塞,動作簡單古樸。更多地保留了白族原始歌舞的特徵。
龍獅舞也是古老的白族民間舞蹈。白族地區古代湖澤遍布,不僅龍的神話傳說特別多,且樓堂亭閣多有龍的雕刻。今大理市,尚有“龍首關”、“龍尾關”和“黑龍橋”等地名。白族的龍舞從造型到表演,都有獨到的特點。如劍川白族求雨時的“龍舞”是用柳枝紮成。大理白族的龍舞,龍頭、龍身和龍尾互不銜接,舞起來大幅度的轉動比較自如,遠看卻有有渾然一體之感。清《大理縣誌》載:“元夕,家家燃燈,亦有魚龍走馬及鰲山諸戲……遊人歌舞達旦。”可見龍舞在大理清代就很盛行。白族地區的獅舞由來已久。
白族民間舞蹈(包括民俗活動),通常都在三種特定情況下進行:
第一種是在傳統節日中表演
白族民間節日很多,除與漢族相同的傳統節日外,還有本民族獨有的本主節、三月街、火把節、拜二月、石寶山歌會等二十多個。幾乎月月有會“白鶴舞”、“鹿鶴同春”、“鳳趕麒麟”、“耍牛”、“耍馬”、“耍刀”等民間舞蹈和民俗活動都在這些民族節日進行。
鬧春王正月,白語叫“搭哲娃芝高”。流傳於洱源鳳羽鄉。
鬧春王正月的起源,據包大邑村老藝人李紹谷等人的介紹,是明萬曆年間,由任湖廣宜彰縣知縣的包大邑人張大觀,將那裡所見的“迎神會”帶回來,糅進了本地的民間習俗而形成的。還有一說是懲罰正月生嬰兒的父母:因正月生的嬰兒推算應是頭年栽秧季節時懷的胎,而農村要求芒種時節,青壯勞力要全力以赴栽秧,不違農時,所以要懲罰那些不守這一鄉規民約之人。
鬧春王正月一般在農曆正月十四至十八日舉行。地點往往選擇在鄉村廣場。活動之前,由村中群眾自報扮演角色,角色有堂官、副官,背弓箭者,有傳牌、衙役、甲長,漁、樵、耕、讀、工、商者,啞子、啞女、打蓮花落者,教師、算命先生,神漢、齋公、齋婆和正月路子——“沖犯春王者”,計約三百餘人。其中女角,多由男扮女裝,各個角色都有一些簡單的舞蹈動作。表演開始前,先由打扮成古怪滑稽的傳牌人,手敲銅鑼,步行或騎馬到附近鄉村,傳呼“鬧春王正月!”以招徠觀眾。演出順序,除“迎接堂官”、“審訊犯人”、“宣讀聖旨”等幾場,集中在一個場地進行演出外,其餘按不同的內容和形式,各佔一個場地進行。整個村子分成幾個場地進行表演或在同一場地交替表演。各場演出中有霸王鞭,“跳神”等舞蹈穿插其間。道白和唱詞大都正意反說,或採用白語的諧音詞以逗趣。待傳牌者將“犯人”從受罰人家中提到大堂前進行審訊,“犯人”認罪認罰后,表演便進入了高潮。
鬧春王正月現已不多見,有逐漸被田家樂取代的趨勢。
蘭坪縣白族那馬人農曆二月初八至十五日舉行的“杯日往”,又稱“跳二月”,漢語稱二月會”。是一種大型集體歌舞祭祀活動。跳杯日往,表演者要有六個祭師,代表六個家族,有武士(稱“產資告”),男扮女裝的金宮娘娘,有“跳天宮、破天獄”的天干,有戴紅面具的吳三桂、黑面具的馬三寶及仙子,仙女等。程式內容十分龐雜,表現了當地白族群眾對本主、英雄、祖先的崇拜。
第二種是在農事勞動、栽種或收穫季節中進行
如田家樂又稱“秧賽會”,白語叫“撒直”。流傳於大理、洱源、劍川、雲龍、賓川等縣種植稻穀的農村。
田家樂演出一般在每年農曆五月,栽完秧以後,在各村廣場舉行。有時也應邀到鄰近村寨表演。它的組織者,一般由生產能手擔任,稱“秧官”和“副秧官”。秧官負責統籌安排秧賽會各種活計,副秧官負責秧會的生活、記工和收支賬目。
田家樂的演出,習慣在籌辦秧賽會的班子內分配角色。各縣的田家樂各有特色,但表演程式大致相同。整個活動,場面大,角色眾多,可達八、九十人。除秧官、副秧官外,有扮成漁翁、樵夫、犁田老夫婦、啞子、啞妹的,有扮成水牛、黃牛、懶漢、挖田農夫、教師、從事小手工業者,以及挑擔貨郎等;還有打霸王鞭的姑娘。表演開始前,秧官頭戴一頂用秧苗做成的“頂帶花翎”帽,身穿馬褂長衫,騎高頭大馬,左腳穿一隻草鞋,右腳穿布鞋,由馬夫牽馬前行。大隊人馬走鄉串寨,邊走邊唱,一直行進到中心廣場集中表演。
田家樂的表演採用白族的語言、音樂、服飾和道具。表演時鼓樂高奏〔大擺隊伍]、[栽秧調]、[龍擺尾]、[龍上天]、[蜜蜂過江]等瑣吶曲牌。霸王鞭、白鶴舞、跑馬、旱船、蚌舞等民間舞蹈穿插其間,在廣場內繞行表演。扮演各種農事活動和各行各業的表演者,演唱用白族“吹吹腔”,唱詞幽默生動,表演惟妙惟肖,氣氛顯得熱烈歡快。“耕田”是其中的主要內容,犁田老漢的妻子(男扮女裝),看了令人捧腹。整個田家樂的活動囊括了水稻栽插勞動的全過程,表現出內涵豐富的白族農耕文化,也充分反映了白族人民爽朗樂觀的性格和對五穀豐登、六畜興旺的希冀。
另有一種田家樂,它直接貫穿在生產勞動之中,如大理農村的“開秧門”活動。開秧門又叫“栽秧賽”,賽前秧旗插在田邊地頭,嗩吶鼓樂齊奏。比賽開始后,落後者很容易被插秧能手用秧苗插在前後左右,將其困在秧田之中。此時有奏瑣吶的人,下到田裡,用嗩吶對著他的背後吹,以示敦促。
大理田家樂將勞動生產與文娛活動融為一體,作為一種民俗活動,越來越受到白族人民的喜愛。
第三種是在祭把儀式和宗教法事中表演
白族信奉巫師、本主、道教和佛教,所以祭祀儀式和宗教法事的活動也很多。規模最大的是本主祭祀活動。本主崇拜是白族傳統的意識形態,白族村村寨寨仍有本主祭祀活動。在舉行迎送或祭祀本主時,有的本主廟會跟祈求風調雨順的“踩馬”和農作物豐收的“耍牛”結合起來,邊舞邊唱,以嗩吶硭鑼伴奏,頗為熱鬧。
大理的巫舞跟本主祭祀以及“接金姑”的習俗活動聯繫在一起,一般由兩個以上的巫師一唱一和,多時可十餘人同舞。在舞蹈過程中,圍觀的群眾可加入同唱同舞,且有一定的程序,過去巫師之間都有師承關係,舞蹈時也是由巫師帶徒弟,執單面扁圓鼓(當地稱羊皮鼓),男巫動作古樸、粗獷、單一;女巫則擺胯、顧盼、或俯或仰。劍川的巫舞一般在本主廟中進行,由巫婆神漢表演。舞蹈有不少程式化的動作,如“胸前叉香”、“雙甩香”、“內外繞花”、“雙甩花”等。洱源的巫舞,大致分兩種情況進行:一是以村鄉為單位的祭祀場合;二是家祭。家祭有接魂、摸底、問魂、對答、送魂等步驟。巫師僅在偏僻村莊還有個別活動。
大理的佛教有大乘和小乘之分,大乘又有密宗和禪宗的不同。密教在唐代南詔國時期便在大理流行,而禪教則在宋末元初傳入大理。在佛教法事活動中進行的佛教樂舞,現僅在洱源鳳羽、煉鐵,劍川的甸南、沙溪、金華等鄉鎮少量流傳。有“繞壇”、“瓶花舞”、“花寶花舞”、“蓮花燈舞”、“劍舞”等數種,多數是在寺廟的大殿或信教人家做法事時表演。
山區還有一種圖騰崇拜和原始自然崇拜的祭祀活動。如雲龍長新區大達鄉的“搭高鍋”,漢譯是“喪葬舞”或“圍棺舞”。舞者均為男性青年,手牽手圍成一圈,圈內停放棺材,正面和頂部燃蠟燭。在若明若暗的燭光下,舞者逆時針方向轉動,節奏中速,氣氛憂傷悲壯。這種舞蹈含有“靈魂不滅”宗教色彩。
白族民間舞蹈一脈承傳,根基彌壯,無愧為白族傳統文化的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