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笑儒

閻笑儒（1913-1985），天津人，本名閻鴻斌，綽號“閻麻子”。早年曾拜宋玉清為師，學會 《拴娃娃》、《六口人》等幾段相聲，在天津北開市場“撂明地”，與武魁海、王占鰲一起演出，三人被戲稱為“武閻王”，期間相聲名家李少卿、耿寶林等也來此票演，后演出於天津各相聲場地。25歲時曾到唐山、山海關一帶演出，因原有師父宋玉清不是相聲門裡，所以他在山海關拜小他一歲的馬三立為師，1942年回津后演出於南市連興茶社，與尹壽山合作， “閻麻子、尹傻子”成為當時連興茶社的一塊招牌。1945年曾受劉寶瑞之邀到濟南演出，1948年與朱相臣合作，參加駱玉笙組成的班社赴上海、南京演出。1958年加入和平區曲藝雜技團，與尹壽山合作，成為該團第一主演。“文革”時轉業到工藝針織廠，直至退休。

他們常演的曲目有《八大改行》、《賣布頭》、《武墜子》、《歪批三字經》、《歪批百家姓》、《烏龍院》、《捉放曹》、《汾河灣》等，他說活路寬綽，技藝全面，使活的節奏把握得好，且擅長柳活兒，表演盡情盡興，時有臨場發揮，還與尹壽山兼演雙簧，為“前臉兒”，善於“發託賣像”。兩人配合默契，說學逗唱無一不精，能夠達到“同如一人”的效果。收徒宋文俊、楊世章、陳永清、陳永忠、佟文闊、潘海波、侯長喜等。

我是天津人，祖父、父親都是指賣苦力氣吃飯，他們推小車兒，扛大個兒什麼都干。我在八、九歲時，為了幫助家庭生活，也替別人拉過小套兒。十三歲時父親叫我去學織布，十四歲又在“福長裕竹貨庄”學過買賣。我從小就好京劇，北馬路有個“大觀茶園”（即現在的“天津影院”樓上）是個京劇園子，呂月樵、七歲紅、劉漢臣、張品卿等都在那唱過。我雖然生活很困難，也攢錢到那去聽戲。聽完回來也愛唱，那時和我在一起唱的有武魁海，我們都住得不遠，他比我大九歲，是炸果子的。這時有個打小鼓的叫丁鳳來（即相聲演員丁文元的父親）也教我們唱。他還教給我們一段相聲，就是《竇公訓女》。有時我們也和他一塊去上堂會。記得我們頭一次上堂會是在興仁里一家姓王的過生日，這次演得很過癮，引起我的興趣。我就和武魁海，還有一個姓王的瞽目先生，組織了一個“票房”，經常在一塊兒唱戲，有時也說相聲。我開始和藝術有了接觸，這時就感到自己會的東西太少，總想拜個師父深造。後來我和武魁海一起拜宋玉清（外號叫宋大撇）為師。宋玉清是唱時調的，說相聲屬於“清門”，他唱的時調是向劉萬奎（時調演員二毓寶的爺爺）學的。劉萬奎在曲藝界都稱劉四爺，他是雙簧后臉，經常和張茂林（京劇演員張鳴鐘之父）一起演出。宋玉清算是他的徒弟，以唱時調為業，有時也說相聲。過去在營口、大連一帶演出。我們向宋玉清老師學會了《拴娃娃》、《六口人》、《洪洋洞》、《黃鶴樓》等活。宋玉清原來還有個徒弟叫王占鰲，他原來是賣肥滷雞的，比我大七歲。我們雖然都有共同的愛好，但是生活上都沒有著落，我們認為當時也認了師父，就商量著去“撂明地”，後來在附近北開市場開了一塊“明地”說相聲。那時我還叫閻鴻斌。我們三個人的名字是武魁海、閻鴻斌、王占鰲；如果橫著念則是“武閻王”，這塊招牌挺嚇人，能夠吸引不少好奇的觀眾。這是我們初次撂地，我能分到了錢心裡很高興。

我們這塊“明地”有不少人去“票活”，如李少卿、耿寶林、張德山等人都去過。李少卿是我的師大爺，比我大十二歲。他是玉德龍的徒弟，單口相聲說的很好，會的也很全面。尤其是學山東話可稱一絕。過去他和焦少海倆人在一起喝酒，用山東話划拳，別人聽后還認為真是兩個山東人啦，聽不出漏洞來。有一次他在河東地道外演出，張壽臣先生路過在那聽了一會兒，他說的是《柳官上任》，這也是張先生的得意節目。張先生聽完以後跟他說：“這個節目你說得真好，看起來我演不過你，得向你學習；否則，我原來會的這段《柳官上任》從此不能再演了。”這一方面是說李少卿先生演得好，也說明張壽臣先生對藝術上精益求精的精神。李少卿經常到我們這塊明地來，除了參加演出以外，還教給我們許多作藝的方法，如怎樣“圓黏”和怎樣開“杵門子”等。那時北開市場的明地，是從每天上午十一點開始，到下午三點多鐘收攤。因為晚上書場有燈可以演夜場，露天演出就不行啦，遊動的觀眾也少啦。晚上我就去聽評書，這時我聽過王傑培的《永慶昇平》；張伯俊的《濟公傳》；傅傑俊的《包公案》；陳榮啟的《精忠說岳》等。

那時我們還保持過去撂地的原來形式，開場前的“圓黏”還是以白沙子撒字開始。我們每隔幾天得到南門外砸石頭的地方去買白沙子，這種白沙子就是砸石磨掉下來的細末兒，買回來摻上黃土在地上寫字。我小的時候念過一年私塾，能寫幾個字；就是沒念過書的藝人不會寫字，也能用白沙子撤出幾個字來，我們的行話叫“戳朵”，這是過去說相聲藝人必須學的。

我們經常寫的字有“招財進寶”、“日進斗金”、“酒色財氣”、“春景當思”、“黃金萬兩”等。都是用雙勾，把幾個字連在一起，字頭搭字尾連成一個字。兩旁還有時用白沙子撒上一副對聯。如“畫上荷花和尚畫，書臨漢字翰林書”或是“柳影橫河魚上樹，槐蔭落地馬登枝”等。在寫字的時候就能圍上觀眾，等觀眾圍得多了，我們就能說相聲。有時開場也唱“門柳兒”，有時還唱太平歌詞。經常唱的有《折十字》、《文王卦》等。這種太平歌詞有長有短，例如斂完錢還差三、五個子兒，就唱短的。最短的也有一句的。如“趙錢孫李周吳鄭王，一個大子兒的玩藝兒就這麼長”。那個量活的就問：“完啦？”唱的演員回答：“可不是完了嗎？一個大子兒還唱半年？”有時差三十子兒或五十子兒，那就得唱《韓信算卦》、《五龍捧聖》、《劉伶醉酒》、《漁翁得利》等長段太平歌詞了。

我在這個時期經常演出的節目有《全德報》、《拉洋片》、《大上壽》、《怯堂會》、《怯拉車》、《羊上樹》等。就這樣我在北開市場呆了三年，也算出了師。隨後又到煙台等地演出。

我二十五歲那年，李壽增邀我和劉化民（他是張壽臣的徒弟，藝名叫“小地梨”）一塊兒到唐山演出。到唐山是去找他徒弟趙蘭亭，我們在小山下坡撂明地。開場時還用“白沙子撤字”的方式招引觀眾。好啊！這回業務大火，每天只要用白沙子在地上一撤字，馬上就圍滿了人。我們有時先唱段太平歌詞或唱幾句“門柳兒”，接著就說相聲。我們在這經常演出的節目和天津一樣，因為唐山離天津很近，我們演出的一些節目當地人也都聽得懂。後來許多同行也都到過唐山，唐山的觀眾確實培養了相聲藝術的發展。

這時李壽增的一個哥哥叫李廣林，在秦皇島新開了一個“天鵝茶社”，通過李壽增把我們邀到秦皇島演出。到秦皇島碰到馬三立、李潔塵、李玉鳳（潔塵妻）、楊文華（外號叫“楊刺撓”，他是馬德祿的徒弟），他們也是李壽增給邀去的。

在秦皇島我又拜馬三立為師，當時我二十五歲，馬三立二十四歲。他比我還小一歲，我為什麼拜他為師呢？這還得從過去相聲界習慣勢力說起。過去說相聲的沒有師父是不許乾的，我雖然在十五歲拜宋玉清為師，因為宋玉清本人是唱時調的，不是說相聲的門戶，同行都不承認。李壽增提議讓我拜個說相聲的老師，我從過去就非常佩服馬三立的藝術，他是門裡出身，他父親馬德祿在相聲界有很高的威望，他從小跟他父親學了很多節目都非常磁實，每次演出都一字不錯；後來又拜周德山（藝名“周蛤蟆”）為師。在藝術上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同行人對他都有很高的評價。當我提出來拜他為師，他當時感到收我不合適，說：“那哪行，我收你當師弟還差不多！”可是那個時候隨便拉進一個師弟來，有時原來的師兄弟就不滿意，我又有心向人家學藝，怎麼能不磕頭認師父呢？於是我堅決要求認師。就這樣我給馬三立磕了頭。從那時起我拜了馬三立為師。但是他倒很謙虛，總叫我管他愛人叫嫂子，我們就是這樣的一種師徒關係。過去我們拜師有規矩：必須得有引師、保師、代師三種人。引師就是引薦人，保師是保證人，代師是代教學的意思。這三種人中還必須得有一個唱八角鼓（即單弦）的，一個變戲法（或唱蓮花落）的，一個說相聲的。當時在秦皇島找不到，就由李壽增為引師，楊文華為保師，李潔塵為代師。還舉行了簡單的儀式。

與我同時拜師的還有張玉書、張克勤、金伯雲、李玉鳳。在這些人中金伯雲說過相聲，李玉鳳是李潔塵的愛人也說過相聲，其餘都是拉京劇清唱的弦師。他們多是串巷子演出。馬三立給我們每人把名字中間那個字都改成“笑”字。我就改名叫閻笑儒，成為馬三立的第一個徒弟，金伯雲改名叫金笑天，張玉書改名叫張笑非，張克勤改名叫張笑勤。馬三立以後收的徒弟就沿用這個“笑”字。我為大師哥，後來又收了連笑昆、高笑林、王笑予、方笑文、任笑海等。

說話就到過年了，那時候過年都好賭博，而在那個地方賭博風氣比別處都厲害，大部份人都賭錢去了，相聲場子的生意很不好。金伯雲、張玉書他們還去串巷子，我和劉化民去撂明地。正月天氣很涼，露天明地演出招引不來多少人，我們就不幹了，全班人馬又到山海關。我們在山海關待到夏天，劉化民就去南邊，後來聽說他到了河南。我一個人回到唐山，在小山下坡“同慶社”演出，碰到連秀泉（即相聲演員王本林的師父）和他女人連彩霞，帶著他兒子連笑昆，還有一個女徒弟，我記不清叫什麼了，我們在一起演出。沒有多久，高桂清、馬壽延、劉寶瑞也到了唐山。我才知道原來天津被大水淹了，他們做不了業務跑到唐山來。天津被水圍我早就聽說，當時日本人統治下據說也組織過人打？擋水，最後還是沒有擋住。這比起1963年的洪水，水位比哪年都高，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帶領人民群眾克服重重困難，終於戰勝了洪水，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後來在唐山聽說天津大水退下去了，這夥人一塊兒回到天津。我先到河北鳥市“金華”和“三友”兩家茶社演出。後來又和馬壽延到河東“關記”、謙德庄“西會友”等茶社。

到1942年，我二十九歲進南市“聯興茶社”。“聯興”是天津最早的相聲場子，演員不像一般茶社在台上表演；屋裡的凳子還是按過去明地的擺法圍在四周，觀眾坐在四面凳子上看錶演，中間留出一塊空地是演員的表演區。為什麼這個茶社這樣擺呢？從這裡也能看出相聲場地的變化過程，這實際是撂明地作藝挪到茶社的最初形式，還保持著過去撂明地的痕迹。把演出場地從露天挪到室內，據說最初還用“白沙子撤字”開場，後來為適應這種茶社演出的需要，就不再用“白沙子撤字”來“圓黏”；但是，一般開場時還總是用“門柳兒”把觀眾吸引進來，最後經常唱的是什不閑的“發四喜兒”等。我到“聯興”時，在那演出的有高桂清、馬桂元、馬三立、劉寶瑞、楊文華、高少亭、馮立鐸等人。原來孫少林也在這裡，我到“聯興”以前他己去濟南。我聽說他先在“清蓮閣茶社”演出，後來他妹妹（二黃清唱演員）在那嫁給了濟南鹽務管理局的一個會計，由他妹妹出錢，孫少林在“大觀園”里租房子，開了個“晨光茶社”，專搞相聲大會，後來孫少林把他師父李壽增接了去在那掌穴，這樣天津和濟南的相聲演員來往就頻繁起來。

這時在“聯興”掌穴的是高桂清，他為人公道，大夥都很擁護他，他也確實有一種捨己為人的風格。那時這種相聲場子一到飯口，許多演員都回家去吃飯，場上都是擱倆學徒的對付著，因為這時觀眾也不會很多。可是高桂清每逢飯口，他都自己在那頂著，有時自己說個單口笑話或“八大棍兒”什麼的，他也不回家吃飯，一直等到演員們都回家吃完飯回來，接著演出，晚上他還照樣使活。他對“聯興”的業務、人事、外交等各個方面確實費了不少的心血，可是到晚上下帳的時候，他比別人不多拿，也拿“一個份兒”。這樣就能夠得到同行人的尊敬。要不怎麼解放后他死在濟南，我們大夥兒得信以後很惋惜，湊“份子”隨禮都很踴躍，煩他的徒弟馮立鐸帶著，趕往濟南弔唁呢！這當然是后話。

高桂清在藝術方面也很出色，他的單口相聲說得很好。經常演出的有《滿漢斗》、《山東人鬥法》、《解學士》、《九頭案》等。他說單口相聲“包袱”很脆，很受群眾歡迎。他演的《永慶昇平》是他的拿手節目。在相聲中連續性的大笑話，有《張廣泰回家》、《馬壽出世》等目錄，最初都是評書《永慶昇平》的片斷，相聲演員早年掐取其中有笑料的一段故事，作為大笑話來說。高桂清說的這段《永慶昇平》不但保持我們相聲中“八大棍兒”的特點，而且評書味兒也很濃。因為他說相聲是馬德祿的徒弟，他說評書是福坪安的徒弟。福坪安專說《永慶昇平》，在天津評書界很有聲望，後來死在東北。高桂清說的這段《永慶昇平》就是向福坪安學的。不但有“包袱”，而且有“扣子”，所以很能吸引聽眾。不管是飯口，還是開場“圓黏”，只要一說，立刻滿座。他的對口相聲“貫口活”也很好，如《八扇屏》、《地理圖》、《開粥廠》、《報菜名》等，都是他經常演出的節目。不過他的口齒有些毛病，說話比較費勁，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短處，所以從來不趕曲藝園子，只在茶社演出。

再說就是馬桂元，他是馬德祿的長子，是馬三立的大哥，說相聲當然是家傳啦！他磕頭師父是李德鍚（藝名“萬人迷”）。馬桂元說相聲捧逗都好，在表演時“相貌”好，不論使“神兒”，還是使“相兒”，臉上都有買賣，他逗哏時經常演出的節目有《學四相》、《賣棺材》、《拉洋片》等。不但嗓音亮，而且表演灑脫，特別是《學四相》中，學啞吧一節，神相結合，惟妙惟肖。他給別人捧哏時，話口嚴，尺寸好，善於發託賣相。例如捧《大上壽》、《樹沒葉》、《大娶親》等活動，都需要；捧哏演員表情變化多端，他很能根據作品內容，使用不同的感情，捧每個節目都不是“一道湯”，這是比較難得的。他還經常演出單口相聲（包括單笑話和八大棍兒），一般的單口相聲節目他全會，而且演得很不錯。另外，還有幾塊“臭活”，如《武則天》、《柳下惠》、《狀元入府》等，他使法個別，很吸引人。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和高桂清都趕不了大園子。”這也說明他對自己的藝術是很清醒的。可是，在舊社會裡藝人吃不飽肚子，他又沾染上了抽白面兒、耍錢等壞毛病，最後死時連棺材都沒有，還是兄弟劇團常寶堃、趙佩茹他們出錢給買棺材發送的。

我在“聯興”期間，業務一直不錯。觀眾對我也逐漸熟悉，有些熟觀眾叫我“閻麻子”一直就成了我的藝名；後來我和尹壽山合作多年，閻麻子和尹傻子成為“聯興”的一塊招牌。後來馬三立去北京，劉寶瑞去濟南，這裡演出受些影響，這時班德貴、王世臣、馮寶華、回婉華、於佑福等人參加了“聯興”的演出，業務還算不錯。但那時總碰上防空演習，一拉警報觀眾都怕空襲全走了，業務經常受到威脅。高桂清後來也去濟南，“聯興”的掌穴人改為尹壽山。尹壽山原來是唱時調的“前臉”，說相聲早年算是焦少海的徒弟，和趙佩茹是師兄弟。可是高桂清和他是發小弟兄，他和李壽增、馮子玉（馮立鐸之父）又都很要好，平常他管高桂清叫師哥，後來高桂清把他拉成師弟。這樣尹壽山就變成馬德祿的徒弟。儘管趙佩茹很不同意，可是孫少林這些人有時從外地回來都管他叫“傻伯伯”（因為他外號叫“尹傻子”），這樣他就變成第四代演員。他在“聯興”掌穴直至解放以後。

這時張壽臣、於俊波、常寶堃、趙佩茹、侯寶林、戴少甫、秦佩賢、蘇文茂等人經常到“聯興”後台串門。有時他們也幫助我們使活。經常是張壽臣說誰使一個，這樣誰就演。我和常寶堃使過《家庭論》，有時我給他捧，他也給我捧過。侯寶林、戴少甫使活，多是耿寶林捧；於俊波、蘇文茂使活多是朱相臣捧。他們這些經常上園子的演員到“聯興”使活，使“聯興”的業務能夠不斷提高，他們也從我們這裡學習到很多節目，這種交流演出是有好處的。

我三十二歲那年也去濟南，這次是劉寶瑞邀去的。這次去的陣容非常整齊，實力很強。從天津去的有張壽臣、於世德、張立森和我；從北京去的有王長友、黃鶴來；到濟南后從“晨光”鬧彆扭出來的高桂清、劉桂田、袁佩樓、李潔塵；還有在當地未參加“晨光”演出的來少如等。真有群雄聚會之勢。為什麼這次劉寶瑞邀這麼些人呢？原來是他在濟南本來也在“晨光茶社”演出，後來他和孫少林師徒鬧了彆扭，所以不借重金邀了這麼些位，目的是和“晨光”打對台。我倒真想起過去聽評書《三俠劍》來，勝英和少林寺比武，各自搬請老師，這邊把壁和僧請出來，那邊就把艾蓮池也搬出來，形成雙方對壘。這當然也是舊社會商業競爭帶來的後果，其實張壽臣和李壽增老哥倆是親師兄弟，李壽增還是張壽臣的代拉師弟，老哥倆感情很好，何必如此呢？我當時知道這種情況以後，答應只幫忙兩個月。這樣劉寶瑞和一個掌柜的（由他出錢，此人名字我不記得啦），就在“晨光”對過租房子開了一家“共樂茶社”。“共樂茶社”原來是唱山東地方戲的園子，劉寶瑞接過來開了個“相聲大會”，這兩邊就算對立起來。起初這邊力量很強，業務很好，“晨光”確實有些吃不消；所以那邊也邀人。他們邀來的是白全福、羅榮壽、劉廣文、郭全寶、孫興海、郭寶山等人。據說郭榮啟也去了，他未參加演出。雙方對立起來以後，“共樂”始終壓著“晨光”。兩個月以後，我看同行人這樣不好，“晨光”的李壽增、孫少林師徒和我也不錯；這邊又有張壽臣、劉寶瑞這伙子人，我很為難。最後我就來個不辭而別，偷著跑回了天津。後來張壽臣、王長友等也都陸續回來，其他人又幹了些日子，結果還是“共樂”這邊跨了；李壽增出面了事，高桂清、袁佩樓等人又回到“晨光茶社”。這就是相聲界常說的“濟南對壘”。

到1948年，我已經三十五歲。朱相臣已經和郭榮起搭伴好幾年，他們經常在電台及各曲藝園子演出，已有很大的聲望。那年夏天朱相臣到“聯興”來找我。說駱玉笙要到南方演出，郭榮起病了去不了，常寶霆正結婚；組班缺一場相聲，想邀我去。這事我當時還定不了，朱相臣直接找尹壽山借我半年。說好這次去是拿“包銀”，每月法幣一億元，我和朱相臣“刀切賬”。我們說妥以後，我就隨駱玉笙到南方演出。

這次同去的有：單弦演員桂月樵、梅花大鼓演員史文秀及弦師劉文有、鍾吉瑞、李元通等。我們乘輪船先到上海。按合同應在“高士滿”演出。“高士滿”原來是舞廳，該曲藝場需要先按座位；這樣我們在上海等了十三天，這十三天每天開工錢。等到“高士滿”把座位按好了以後，到該演出的時候朱相臣病了，原來他那時雖說戒了煙，可是每天還偷著喝煙泡，這時他帶的煙泡沒有了，成天渾身無力演不了。我就自己說單口，原來我沒有說過單口笑話，單口節目我沒有怎麼辦呢？我就把對口相聲變成一個人說，結果效果也很不錯。後來還是有人給踅來煙灰，他喝了才恢復正常。我們倆上“倒二”，駱玉笙“攢底”，在上海又邀了田雙亮夫妻抖空竹，湊夠一台節目。我和朱相臣演出的節目有《紅娘下書》、《竇公訓女》、《珍珠衫》、《五百齣戲名》等，業務還算不錯。但那時物價飛漲，我們這些拿“包銀”的演員，確實有些吃不消了。有時就趕一些“堂會”，這樣可以增加一些收入寄回天津。由於物價飛漲，銀行實行加利息匯款，在上海寄八百到天津家屬可以取一千。就是這樣，寄錢的人也是要吃虧的，因為那時物價一天就能漲幾回嘛！在上海演出三個月合同期滿以後，又到南京，在夫子廟附近的“今古茶社”演出。這時解放軍已佔據許多城鎮，戰局發展很快，南京是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市面人心惶惶。這時又趕上法幣換金圓券，這一來使許多商業倒閉，許多資本家虧了本，於是就沒有這麼多的閑人來聽曲藝了，我們的業務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我每月拿到的法幣一億元換成金圓券，也就將能夠個人吃飯的，還差點挨了餓。我又盼著早點回家。好容易南京演出期滿，準備回天津；這時津浦線已經不通車，我們又乘火車轉道上海，從上海搭輪船回到天津。我又進南市“聯興茶社”。

這時已到1948年年底，解放軍已經包圍了天津，天津國民黨也調進許多軍隊，市面很混亂，陳長捷到處還在抓兵，人們就不敢出來，市內娛樂場所全部停業。我們這些茶社的演員也幹不了啦，可是家裡又等著吃飯怎麼辦？就在大炮稍稍有停頓的時候，我們就在東興市場找塊空地，說個兩段、三段，斂夠吃飯的錢馬上收攤。就這樣幹了幾天，那年元旦也是這樣度過的。終於在1949年1月15日迎來了天津解放。

天津解放后稍事停頓，就到了舊曆年（即春節），我們又開始演出。這時在“聯興”演出的有尹壽山、耿寶林、於寶林、馮寶華、史文翰、尹笑聲、於佑福、劉玉鳳、尹秋雯等人。後來在離“聯興”很近的“有和茶社”，班德貴又組織了一個相聲大會。演員有常寶霖、連笑昆、王家齊、劉文亨、劉文貞、高英培、范振鈺、李鳴歧、王鳴祿等。這時市區已經委派幹部管理，最初到茶社來的就是滕進翔和韓耀華，把我們兩家茶社的演員組成兩個相聲小組，算是有了初步的組織。經過1951年的文藝界反霸鬥爭以後，我們兩家茶社的相聲演員合併，於1956年建立了和平區相聲隊，由馮寶華、班德貴兩個人任隊長。到1958年，該隊併入天津市和平區曲藝雜技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