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英

1944年4月因耳聾退學，在家治療、自修；1947年12月至1949年底在蒙古史學家余元盦處任私人助理；1950年3月考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翻譯局，在董秋斯指導下從事《翻譯通報》的編輯工作；1952年4月至1986年在人民出版社從事馬列經典著作的編輯加工工作。

吳國英19歲時耳聾，仍以頑強的毅力克服種種困難，自學了俄語、德語和馬列主義理論，參加工作后長期從事馬列經典著作的編輯和翻譯，曾校訂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單行本30餘種，如《論美國內戰》、《論西班牙內戰》、《給美國人的信》、《論殖民主義》、《論印度民族解放起義》、《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印度史編手稿》、《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所有制、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直接生產的結果》、《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德國古代的歷史和語言》、《論原始基督教史》、《愛爾弗特綱領草案批判》、《勞工旗幟論文集》、《<資本論>第一卷提綱》、《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4、5卷等。他還參加了《斯大林全集》的編輯工作，補譯了其中的一些文章，並參加了《列寧選集》的突擊性出版工作。

他於1963年編輯普列漢諾夫的《沒有地址的信》（《論藝術》）中譯本，除仔細校正譯文（曹葆華譯）外，還參考、查閱數十種中外文書籍，對原書作了許多註釋、考評工作，查明原書間接引用或沒有註明出處的引文，並訂正了原書中的一些錯誤，還把俄文原書未收的普列漢諾夫一部分手稿編入中譯本，受到胡喬木同志的讚揚。

吳國英曾翻譯過多部作品，如恩格斯為《資本論》第一卷寫的7篇書評、《卡爾·馬克思》、羅森塔爾《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辯證法問題》、斯大林《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對翻譯中遇到的問題深有感觸，同時，他從事編輯工作30餘年，對馬列經典著作和譯文質量有較高的鑒別能力，因此，他針對從事譯稿編輯工作的編輯人員提出了要求：“編輯自己必須有點硬功夫，外文能讀、能譯、能校，能看一些參考書。在提選題時，必須能看懂其中的內容，了解其中一些重要論點，否則光憑別人推薦，自己心中無數，就不一定合適。對譯稿來說，如編輯有翻譯經驗，外文有水平，就可以多核對原文，提高質量；這對編輯來說，也是提高自己的途徑之一。所以，自己研究一些東西，或譯一些東西，對提高編輯工作水平有好處。事實上一些譯稿上往往留下一些譯者不能解決的疑難問題，需要編輯去解決，編輯沒有一定的外文水平和理論修養者，這些問題就無法解決或不了了之。編輯若是能迎著困難去解決，能克服困難，對編輯本人是一大提高，譯稿的質量也同時提高了。對原文負責，對讀者負責，對黨對人民負責，我認為是一致的。”

翻譯作品——恩格斯為《資本論》第一卷寫的7篇書評（先在《新建設》上發表，後來收入恩格斯《<資本論>第一卷提綱》，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卡爾·馬克思》（從蘇聯大百科中譯出，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歷史唯物主義論地理環境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合譯，1954年由三聯書店出版）；羅森塔爾《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辯證法問題》、《邏輯哲學論》；斯大林《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196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85年重印，被收入“漢譯世界名著叢書”）；布拉戈耶夫《馬克思主義還是伯恩施坦主義？》（合譯）；盧那察斯基《關於藝術的對話》；魯特凱維奇《從弗洛伊德到海格爾》；《拿破崙傳》（合譯）

翻譯研究專文——《翻譯與商品》、《評<哥達綱領>中譯本》、《<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新譯本》、《譯<蘇維埃社會主義文化>兩種譯本》、《瞿秋白論翻譯》、《對翻譯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意見》、《論吸收新的表現法》、《學習列寧的翻譯方法》、《略談翻譯批評》、《高爾基的<海燕>》、《恩格斯論翻譯》等

吳國英，浙江省餘姚人, 1925年9月生。

1944年，19歲的吳國英受到了人生巨大的打擊。本來正常的耳朵．在一星期內失聰了，本來一頭濃密的黑髮，漸漸脫光了。傷寒病魔奪去了他的健康，生活迫得他只能從事儘可能不用聽覺的工作，這是使他走上文字生涯的一個外部原因。他放棄了在學校里學習的紡織科，在家一邊治療，一邊自修。由於國統區學運的高漲和解放戰爭的發展，他深感學習革俞理論的重要。為了學好馬列主義，特別是鑽研原著，他以驚人的毅力通過在學校里學到的一點英語來學習俄文。

上海解放后，他閱讀到不久前復刊的《翻譯》雜誌，看到一篇對於《共產黨宣言》博古譯本的評論。他就平時閱讀《資本論》中譯本、英譯本、俄譯本時的心得，並結合當時從香港傳入的喬木校過的成仿吾譯本寫下篇文章，說明幾種版本的得失，還詳細指出恩格斯審訂過的英譯本與原文的不同處，並作了初步研究。因為他當時還沒有學習德文，其中一些問題還寫信請教一些知名學者。文章寄給《翻譯》后不久就收到鼓勵他繼續寫作的回信。於是他又寫了一篇，這兩文章都發表在《翻譯》上。

1949年底吳國英應徵考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翻譯局。開始是在翻譯處從事俄文翻譯。後來在編審處的《翻譯通報》工作時，他得到了主編董秋斯同志關於翻譯工作和翻譯理論的不少教導。除了審查一些翻譯書稿外，還編審《翻譯通報》的稿子，也寫稿。不到兩年的時間，為《通報》寫了近20篇文章，有評論譯書譯文的，有談翻譯理論的。他介紹了蘇聯的翻譯理論，整理了魯迅和瞿秋白的翻譯理論。

除了日常工作之外，他在業餘時還從事一些譯校寫作。1951年《新建設》上刊登的馬恩重要著作年表，就是應陶鏞之約編寫的。北京圖書館在紀念馬克思逝世70周年舉辦展時，還將此年表翻印成小冊子。

1953年人民出版社為配合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準備出版列寧的一些著作的單行本。雖然這些譯本曾在延安等地出版過，但為了更新譯文或進一步提高譯文質量，要重新對照《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進行校訂。吳國英校了列寧的《告農村貧民書》、《論職工會、目前形勢及托洛基的錯誤》、《左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論糧食稅》、《政論家札記》以及斯大林的《問題與答覆》、《答拉辛》等十幾本書，還補譯了《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在譯校過程中，他自己又閱讀了一大批經典著作，進一步領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以後的幾年，他專門編輯加工馬列主義經典。當時我們還沒有力量馬上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等書，人民出版社領導決定與編譯局合作，在《全集》未出之前，先將一批比較重要的經典著作譯校出來，出版單行本。這樣他就作了一些經典著作譯本的責任編輯，出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論美國內戰》、《給美國人的信》、《論西班牙革命》，馬克思的《印度史編年稿》、《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所有制、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直接生產的結果》、《博士論文》，恩格斯的《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德國古代的歷史和語言》、《論原始基督教史》、《愛爾弗特綱領草案批判》、《勞工旗幟論文集》、《<資本論>第一卷提綱》等等不下20餘種，其中有些書從選題到組稿都是他自己擔任的。這些譯本譯自英文、俄文、德文，而且譯文水平不一，對許多譯稿實際上幾乎是從頭核對原文的。雖然社領導認為翻譯書稿可以用“通讀加工”的辦法，但吳國英認為對於經典著作的譯本這樣搞總不太放心，所以總是儘可能提高譯文質量，不辭辛勞，寧肯自己多花費力氣，也不輕易放過。

工作中遇上“難啃的骨頭”，他不迴避。如剛到人民出版社時，四卷本的《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譯文不太好，也很難提高譯文質量。吳國英自告奮勇領了這個任務，第二編室主任陳原給了他一個助手，協助他搞書後的索引。雖然這本書的譯文不夠好，但卻是解放后第一部有人名等索引的書。

在這幾年裡他還利用業餘時間譯全了恩格斯為《資本論》第一卷寫的書評7篇，先在《新建設》上發表，後來收入1957年人民版的恩格斯《<資本論>第一卷提綱》；從蘇聯大百科中譯了《卡爾·馬克思》（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與別人合譯了《歷史唯物主義論地理環境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1954年由三聯書店出版）。為了研究《資本論》還翻譯了羅森塔爾的《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辯證法問題》等書籍。他原來想運用馬列主義觀點來批判資產階級現代哲學，因此譯了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196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85年重印，被收入“漢譯世界名著叢書”中）。他還參加了《列寧選集》的突擊性出版工作。

普列漢諾夫的《沒有地址的信》是當時中央指定出版的30本書之一。社領導把這本書的加工整理工作交給了他。在開始具體工作之前，社領導把胡喬木同志就曹葆華譯本的若干問題寫的信交給吳同英看。胡喬木對這本書的編輯工作提出了重要的建議，不僅提出了具體的做法，還指出了做好出版工作總的精神就是要對讀者負責，即為人民服務。讀了這封信，吳國英思索著如何做好工作才能滿足讀者的要求。這就要在編輯工作中打破迷信，解放思想，不照抄照搬，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搞出適合我們需要的譯本。這樣，許多工作必須自己做，原版本書後注及書後索引只能解決一些問題。而且這本書引證的資料涉及到哲學、美學、人類學、考古學、民族學。不僅要求編者知識範圍廣泛；還需要做大量的查證工作。擺在眼前的困難不少，他首先想到的是一定要讓我們的譯本超過外國的版本。我們的版本沒有拘泥於原版本。第一，在編校過程中增加譯者注。對於1956年俄文單行本上的編者注，完全重新查證，有的加以改寫。還給原版本沒有註明出處的引文及一些間接的引證加了注。第二，對索引作了重新加工，結果單是人名索引這一項就比原版本多收入34人（原版本收入121人）。第三，統一了譯名，作了地名、人種、部落名、專名的譯名對照表。第四，對於原版的書後注也作了整理。還增加了普列漢諾夫的一些手稿。

給原版本沒有註明出處的引文查明出處是非常麻煩的。為此吳國英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不知星期日。有時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卻一無所得，有的簡直無從查起。他憑藉著廣博的知識，觸類旁通獲得線索后查到有關資料；有的則要不厭其煩地跑許多圖書館，查閱許多百科辭典，一步步查出所需資料。

通過使用幾種不同版本校勘，他發現迷信洋人是危險的，洋人搞自己的東西也不一定百分之百的保險。俄文原版和英文本、法文本中，有關他們本國的材料也並不是都知道或認真去查考過的。

1964年胡喬木同志在見到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沒有地址的信》后給王子野同志寫信，對吳國英的工作深為滿意，表示“為他的這種認真負責、不怕困難和麻煩、不盲從外國或權威的精神深為感動”。“這是自立更生、奮發圖強、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的精神在編輯工作中的體現。……我很希望他的這種精神能夠為所有編輯工作者在整個編輯工作中所學習，而不限於對中央所指定要學習的經典著作。……”

想不到這件好事竟使他在“文革”中被打成“胡喬木的黑筆杆子”。他為此被造反派批鬥、被抄家，被拷打得昏死過去幾次。

最動蕩不定的幾年過去之後，吳國英從幹校回到北京，社領導交給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校訂《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他感到“手生”多了，於是便抓緊一切機會學習。由於“文革”中身體受損傷，在幹校三年中的超強度勞動，再加上回北京后一直緊張工作，1975年他患了肝炎。後來醫生還發現他有椎間盤突出症，醫生奇怪何以這樣晚才發現。此症不能久坐。長年的不適迫使他不能像以前那樣拚命工作了，但他還是加工出了80萬字的曹葆華譯《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5卷，用了10個月的時間校改了一些譯文。由於譯者晚年患有嚴重眼疾，這部稿子留下的問題較多，吳國英為此付出了大量勞動。這個時期他編輯加工的還有不少馬列原著或研究經典的著作，如《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政治活動家通信集》、《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神聖家族>》等。

退休之前，他還利用業餘時間翻譯了盧那察爾斯基的美學論文集。此外，他還處理了《列寧年譜》兩部稿子，每卷有七八十萬字，書中有許多是《全集》中未收入的列寧的一些簡短的批語或批註等等，譯文雖經校訂，也還是留下許多問題，編輯加工任務十分繁重。雖然這部書因為訂數少，暫不出版，但他為傳播馬克思主義所付的辛苦將永遠被後人稱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