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效應

簡單地說，股票市場的消費效應來自於股票市場的財富效應,這是一種虛擬經濟的產物。因為股票市場的價格上揚往往會給投資者一個財富增加的印象，但是只要投資者的股票沒有變現（全部出售變成現金），或者沒有把其中的現金轉帳出股票市場的資金帳戶，那麼這種股票市場的股價上漲帶給投資者的只是所謂“紙上富貴”。但是，因為有股票市場的上漲心理影響，投資者感覺到自己的財富已經增加（實際上暫且沒有實現），所以在衡量自己的消費能力方面有著超過現實的誇大效應。這時，對於整個社會來說，這部分投資者的消費行為（實際上是提前消費行為的一種）形成了一種傾向或者潮流，會影響整個社會的消費傾向或者現狀。

相反，如果股票市場的價格下挫，投資者的財富心理感受是負面的，現實中也會影響他們的實際消費，使得他們比正常消費，變得更加謹慎和小心。

凡勃倫在談到有閑階級時提到，那些經濟上的暴發戶為了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竭力模仿上層貴族優雅的生活禮儀、消費習慣，進行“炫耀性消費”、“炫耀性休閑”，但他認為，這些突然致富的新貴們的模仿是很不自然的，由於他們長期的生活習慣的影響，想要一下子改變過去的生活習性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的消費、禮儀不可避免地帶有一些做作的成分。在談到慣習對於個人行為的持久影響時，布迪厄也認為，品味的形成需要時間積累的過程。也就是說，品味或者一定階層的消費習慣與生活方式不可能隨著其生活境遇的改善而發。

產生迅猛的改變，這需要一定的時間。我們對於中產階層家庭的消費研究也發現，那些住房在現代化的高尚社區、使用現代的商品和服務的城市中產階層，有相當一部分人的觀念與習慣並沒有像他們的住房、交通工具等消費品那樣迅速地改變。這一點其實並不是中國的特有情況。在對韓國中產階層的研究中，萊特就發現那些住在西化的高層建築中的中產階層家庭，其思想觀念、生活方式甚至與一般韓國人並無二致，他們為了維持符合中產階層生活和地位的消費，可能會依靠各種非勞動性收入，但他們的習慣還是原來的、過去的，而並沒有隨著他們生活境況的改善而改變。也就是說，消費觀念、生活方式的改變很顯然與階層的躍遷是不同步的，明顯滯后的，這可能需要一種代際間的積累。

但我們可以看出，同他們的上一輩相比，中國城市中產階層家庭子女的消費觀念、消費行為則明顯更為前衛、現代。可以想象，這些即將步入社會的青年很可能成為未來的“白領”或者“中產階層”，很顯然，雖然他們的經濟基礎與收入水平還有限，但其成長環境已經使他們的消費習慣、消費觀念具備了同他們父輩的傳統消費行為甚至同年齡的其他生活環境中的同輩相異的“中產階層慣習”（我們在此無意品評這種消費行為的倫理問題）。從四個不同年齡的中產階層家庭子女消費可看出，這種現代或者前衛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他們與過去的傳統方式的決裂更為徹底，不像其父母難以擺脫過去的影響；第二，同傳統的節儉消費觀相比，他們更主張開源節流式的現代消費；第三，他們與時尚、品牌有一種天然的、自然的關係；第四，他們的消費檔次較高，或者說“品位較高”；第五，他們的現代消費方式如AA制、對西方消費文化的趨慕本身是全球化背景的反映，還與所接受的教育相關，這與早期對西方的盲目崇拜又不完全相同。由於成長環境的不同、所受教育的不同，加之中國特殊的子女政策所導致的中產階層家庭子女的消費投入，這一切都成為他們新的消費行為、消費觀念生成的重要因素。由此，可以推測，城市中產階層家庭的子女如果能夠如願以償地進入未來中產階層行列，那麼他們可能會成為一個在消費行為、消費觀念、生活方式等方面更為接近的“品味階層”。相比於他們的上一輩，這些中產階層家庭子女，沒有過去的生活體驗，沒有對多階層家庭的社會記憶，他們的消費行為與消費理念可能更為一致，同時與其他階層的社會區隔也將更為鮮明。

通過對四個家庭不同年齡段子女消費的深入了解，可以發現，由於中產階層家庭子女的代理消費以及家庭教育投資等方面的優越條件，中產階層家庭的子女的消費方式、理念與他們的父輩們——第一代中產階層——形成很大的區別。這種區別體現在：其一，如果如布迪厄所說，消費習慣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慣習在很大程度上受童年的生活環境影響，那麼第一代城市中產階層，儘管其童年生活環境不盡相同，但其消費習慣都或多或少會打上物品短缺時代或者計劃經濟時代的痕迹，受到我國傳統的消費觀念的影響。當經濟條件與生活環境發生改變時，他們也自然與時俱進，在消費觀念、消費行為方面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歸根結底，這種變化不能徹底擺脫已有消費習慣的影響。其二，如此一來，如同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一樣，城市中產階層也正處於社會流動所形成的階層轉型中。傳統的消費習慣尚未遠去，現代的消費觀念已經撲面而來，他們註定是一個在傳統與現代夾縫中生存的階層。他們屬於過去，也屬於現在；同時他們既不屬於過去，也不屬於現在。這種消費行為與消費觀念的兩面性是他們的一個重要特徵。但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的下一代，由於生活在優越的中產階層家庭，因此，他們沒有或者說更少他們的父輩們傳統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從消費觀念與消費行為來看，他們是真正現代的，而他們的父輩——當代城市中產階層充其量只是正在走向現代。他們是相對單一的，沒有或者很少有過去的傳統習性，而當代城市中產階層則是比較複雜的，是雙重取向的，這從他們對子女教育的態度也可以看出。其三，目前城市中產階層的消費行為、消費取向由於傳統與現代的聚合而沒有形成一種一致性的階層消費行為或者消費觀念，他們因此而不能由消費或者生活方式而整合為一個清晰可辨的品味階層，然而在未來的中產階級——即使不完全但將有很大部分是他們的子女——的成長中，我們將很可能看到具有相似的消費觀念、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的中產階層。第四，如前所說，通過調查我們發現了消費中的階層分化，並發現中產階層的消費行為及消費觀念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社會區隔，但很明顯這種社會區隔不像布迪厄所研究的法國社會那樣涇渭分明，判若水火。但在中產階層家庭的子女消費中，這種社會區隔正在不斷深入，並越來越強，其分化的結果將會使得社會分化不僅潛藏於財富、權力、地位等社會資源中，也外顯為由消費行為、消費觀念所致的生活方式上。階層的界線不僅會越來越明顯，而且會越來越外露，這種階層分化的外部界線正是由消費對社會生活的建構——分化與整合所形成的。第五，當代城市中產階層消費分化所導致的區隔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經濟水平、職業狀況、社會地位等的原因所促成的，而在他們的子女身上將更多地顯示出消費觀念、消費文化、生產方式方面的區隔邏輯。

如果說以前財富、權力、聲望成為階層分界的標誌還多少只是隱約可見的話，那麼經由消費的階層分化與整合所形成的社會區隔則很可能成為清晰可見的界標，而且最終由生活方式所形成的社會區隔將會更為徹底，階級階層差別的隔膜可能會越來越深，而這種從童年就已經開始的階級區隔（為子女尋找好學校）會把不同階層的人隔開得更為完全、徹底。正是在此意義上，未來社會可能將會是一種由消費及主要在其基礎上形成的生活方式的分與合所形成的“區隔社會”。

我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一個十多年的高速發展時期，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經濟發展速度呈現減緩的趨勢，整個供需領域出現了相對過剩的現象。

1.重新審視擴張性財政政策

我國政府從1998年起發行特別國債1000億元，加上銀行配套資金1000億元，使得1998年的固定資產投資產生了一個明顯的上升幅度。這對於1998年乃至1999年的經濟止跌企穩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我們也清醒地看到這種作用與我們的預期目標相差甚遠。據測算，1998年經濟增長中的投資貢獻率為25%，與1978-1996年的平均投資貢獻率34.7%相比下降近10個百分點。在我國加速工業化的進程中，投資回報率的大幅下降值得我們深思。

一般來說，推動經濟發展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投資需求的推動，二是消費需求的拉動。投資的推動是通過投資支出的擴張來直接推動產品總量和經濟總量的增加。投資的增長轉化為經濟的增長需要一個過程，因此可以說投資的增長是一個潛在的增長。1998年我國消費需求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為55.7%，1978-1996年消費需求的平均貢獻率61.7%，正是消費水平的下降導致了近幾年的低投資回報現象的發生，從而弱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效果，低迷的消費需求削弱了財政支出的力度，阻滯了經濟的快速增長。

2.重新審視擴張性貨幣政策

為了儘快使經濟走出相對過剩的局面，我國政府已經多次下調銀行的存貸款利率，同時銀行的準備金率和貼現率也做了相應的下調。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初衷是通過準備金率和貼現率的降低來擴大貨幣的供應量，通過利率的下調來鼓勵民間投資的增加，達到提升經濟增長的目的。但是，從我國1998和1999年的經濟增長情況來看，結果並不是很理想，利率政策的目標並沒有完全實現。從中國改革的經驗來看，民間投資的增加同國有投資的增長有著較強的相關效應。只有國有投資的大量增加並啟動整個宏觀經濟形勢時，民間資本才會大量跟進，而國有投資的退出會帶來民間投資大幅度退出經濟領域。見表1，通過1994-1998的數據可以看出，1997和1998年財政支出政策的弱化效果沒有帶來經濟形勢的根本好轉，也就無法刺激民間投資的大量湧現。

表1 單位：%

項目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國有實際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10.91 7.45 6.17 7.34 19.6

非國有實際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33.92 16.91 15.58 6.94 7.98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

正如前面分析，在我國擴張性財政政策對宏觀經濟形勢的作用不甚明顯，對經濟的帶動作用不太突出的條件下，國有投資即使有較大幅度的增加，民間資本也很難大量的湧入投資領域，擴張性貨幣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約束，難以發揮其應有的功效。

另一方面，民間投資除了受限於國有投資規模及其績效之外，民間投資規模的大小還取決於市場的狀況。旺盛的市場需求必然會引致民間資本的出現。但是我國當前的消費市場不景氣，市場消費無熱點，消費低迷和萎縮的現狀使得許多民間資本仍處於潛伏狀態，無法發揮出資本資源應有的效率。

綜上所述，擴張性的經濟政策與緊縮性的消費需求的並存是我國當前經濟領域的一個不合理現狀，理性的經濟策略由於存在於一個非理性的消費基礎之上而難以發揮了其本身應有的功效。

如前所述，低消費已成為制約宏觀經濟政策正常運轉的“瓶頸”，如何制定合理的政策，儘快走出“低消費陷阱”，是我們應著重考慮的問題。這要建立在對我國現階段的消費特點的合理分析的基礎之上。我國經濟中長期存在著二元化的經濟結構，這種獨特的經濟現象使得我國消費市場上存在著農村與城鎮兩大消費集團，這兩個消費集團在消費行為、消費偏好、消費結構上存在著顯著的偏差，表現出消費的非同步性，因此，在對我國消費特點進行分析時，要針對農村和城鎮分別作出了分析。

1.收入抑制性消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有了明顯的提高，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從1978年的316元增加到1997年的5160元，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1997年地2090元。但是另一方面，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呈現出放慢的趨勢，尤其進入九十年代這種趨勢更加明顯（見表2）。農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從1994年的32.49%下降到1997年的8.51%，而城鎮則從1994年的36.07%下降到1997年的17.88%，消費支出與居民的實際可支配收入有著強烈的正相關係，居民收入的減速增長必然會抑制居民的消費有效需求。

表2 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增長速度(%)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農村 32.49 29.23 23.63 8.51

城鎮 36.07 22.45 12.44 17.88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7》計算。

從城鎮來看，近幾年一些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低下，經營狀況惡劣，破產倒閉的現象時有發生，帶來失業人數的大量增加，許多下崗職工僅僅能夠拿到最低生活保障。城鎮企業職工佔全社會就業人數的60%，是市場消費的主要力量。城鎮失業人數的增多和職工收入驟減會對消費市場產生負面衝擊，抑制城鎮居民的即期消費。

從農村來看，農村居民的收入主要分為持久性收入和暫時性收入兩部分。持久性收入主要指農民的種糧和農副作物的收入，暫時性收入是指農民來自鄉鎮企業和進城打工的收入。近幾年，我國的農業形勢一直較好，但是連年的豐收帶來的卻是農民的增產不增收，造成農民的持久性收入減少，出現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第一，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偏低。第二，農民負擔過重，農村中仍存在亂收費和亂攤派的現象。第三，農副產品的收購過程中仍有向農民“打白條”的現象。第四，農業的科技投入過少，另一方面，大批鄉鎮企業的倒閉減少了農民的來自鄉鎮企業的收入，城鎮職工的紛紛下崗減少了農民在城鎮的機會，從而使農民的暫時性收入也開始減少。根據恆常性收入理論，居民的消費水平主要取決於持久性收入，消費支出與持久性收入成正比，如果居民獲得一筆意外的暫時性收入，必然會擴大居民的消費，如果暫時性收入不確定時，這筆收入不再支出，而是形成儲蓄。現階段，我國農民的持久性收入增長緩慢，農民的暫時性收入的絕對減少必然會抑制農民當前的消費支出。

2.積累滯后性消費

居民從低消費階層向高一級消費階層的過度要經歷一個收入的積累過程。而在我們這樣一個以“儲蓄和節儉”作為美德的國家中，在信貸的消費觀念還沒有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情況下，這個積累過程更是必不可少的。

表3 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儲蓄額

年份 1985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農村 70 219 272 338 420 563 721 887

城鎮 421 1720 2223 2681 3486 4869 6671 8580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7》計算。

我國農村經過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建房熱”之後，農民手中的積蓄已經所剩無幾，從表3可以看出1996年底農民人均儲蓄900元左右，以家庭為單位的儲蓄不過幾千元。農戶空蕩蕩的住宅急需添置家電等消費品，而上千元的家用電器對農民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收入的緩慢增長使農民在短期內很難形成城鎮在80年代那樣的耐用品消費熱潮。農民的家用電器消費要經歷一個積累的過程。在城鎮，以家電為代表的耐用消費品已基本趨於飽和，城鎮居民的消費熱點應該轉向高檔消費品，而居民人均的儲蓄只有8000元左右，以家庭為消費單位的群體對十幾萬甚至幾十萬元的高檔消費品也是難以承受的。收入低幅增長，消費升級的條件還未形成，汽車、住宅等新一代高檔消費品的消費被迫進入升級前的收入積累階段。通過表4可以看出，進入90年代以來，居民的儲蓄增長率經常大幅度的高於居民收入的增長率，這充分說明我國的消費正經歷一個消費的積累階段。

表4 我國居民收入增長與儲蓄增長的比較 單位：%

項目 年份 1986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農 收入增長 6.6 14.1 3.3 10.6 17.6 32.5 29.2 23.6

村 儲蓄增長 34.2 28.8 24.2 24.2 24.3 34.0 28.1 23.0

城 收入增長 20.8 11.3 18.2 28.0 36.0 22.5 12.4 17.9

鎮 儲蓄增長 32.5 36.0 29.2 20.6 30.0 39.6 37.0 28.6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7》計算。

消費者對將來的預期是影響消費需求的一個重要因素。最近一段時期，中央一系列改革措施相繼出台，住房體制由福利房向貨幣化分房轉化，教育體制由國家撥款向個人自籌經費轉化，醫療體制也由公費醫療向統籌帳戶轉化，使消費者意識到將來用於住房、教育、醫療的支出將要擴大。與此同時，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也在不斷的改革和完善之中。在人們對社會保障制度化的改革結果尚不清楚，對將來社會保障的預期持猶豫的心態的情況下，為了防範未來不確定的風險，人們在安排消費支出時，對自己將來的預期支出就會增多，也就是居民的儲蓄增加，而用於即期的消費減少。截止1998年6月底為止，我國城鄉居民儲蓄總額已經突破了5萬億，這種為了不確定的預期而減少消費支出的行為帶來了社會消費的滯后，造成了居民“捂緊口袋，有錢不敢花”的現狀。

3.效應遞減性消費

我國目前的收入分配和利益分配的格局呈現出收入差距逐步擴大的趨勢。1989年我國最富有的20%家庭的收入佔全部收入的29.38%，最貧窮的20%的家庭的收入佔全社會收入的11.65%。到1994年，最富有和最貧窮家庭的收入分別佔到全部收入的44.64%和6.04%（國家統計局），而到1998年上半年為止，城鄉居民收入中的40%以上集中在10%的少數人的手中（何清漣，1998），基尼係數由1979年的0.31增長到1997年的0.479。隨著社會財富向少數人手中聚集，富人的消費傾向就會降低，從而降低了全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和平均消費傾向，在收入不變或緩慢增加的條件下，全社會的消費支出必然減少，形成消費支出遞減態勢。

同時，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消弱了消費支出的對經濟的拉動效應。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周學，1998），消費品按照其生命周期可分為三種，發展型商品、主導型商品、衰退型商品，而主導型商品對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強的擴散效應和帶動作用。在中國目前相對過剩的家電耐用消費品中，只有自行車和電風扇基本飽和，彩電、冰箱、洗衣機等產品的全國普及率僅在25%，尤其在廣大的農村，耐用消費品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見表5），可以說我國現階段的耐用消費品還應是主導型商品，耐用消費品對中國經濟的帶動至少還有十餘年的時間（易鋼，1998）。而住宅、交通工具、通訊設備則仍屬於發展型商品，住房和汽車拉動經濟的條件還不成熟。隨著收入差距的拉大，高收入者對耐用消費品的需求會越來越少，他們的消費對象主要集中在還不是主導型商品的高檔消費品，而中低收入者儘管對耐用消費品（主要是農村居民）有著很強的消費需求，對經濟的帶動效應應該是巨大的，但是受到不合理收入的制約而被迫壓抑了這種消費衝動，從而使消費支出效應隨著收入不合理流動呈現出遞減的趨勢。

表5 我國城鄉耐用消費品每百戶擁有量

項目 自行車 電風扇 彩電 洗衣機 收錄機 照相機

農村 139.82 100.46 22.91 20.54 31.15 1.94

城鎮 193.23 168.07 93.50 90.06 46.15 32.13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7》。

4.結構斷裂性消費

我國由短缺經濟步入過剩經濟，原來短缺經濟下的供需矛盾並沒有完全解決。過剩經濟並不是沒有短缺，從賣方市場保存下來的供給結構與當前買方市場下的需求結構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矛盾。隨著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演進，產業結構和產品供給結構明顯滯後於消費結構。這種結構性滯後主要體現在：(1)基本消費品早已經供大於求，適合農村市場的耐用消費品供不應求。不符合消費的高檔住宅大量積壓，而符合中低收入階層的經濟型住房供不應求。(2)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比重過低形成了農村比較惡劣的消費環境。農村的鄉村電網、通訊線路、衛星接收設備遠遠落後於城鎮，農村的電價和通訊費用則過高，這種結構性偏差造成了農村居民在對耐用消費品有了一定的收入積累之後，潛在的消費轉化為現實的消費會受到障礙。(3)城鎮的供水、供電及道路交通基礎設施等的投入還無法滿足以汽車、住房為消費對象的消費升級的要求。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偏差造成了消費與供給的脫節，形成了過剩經濟下的新的供需矛盾，出現了供給不適應消費需求的斷裂現象。

另外一方面，消費需求與產業結構間的巨大斷裂帶直接導致了當前市場上“消費無熱點”的這一普遍現象。我們知道，一個消費熱點的出現可以帶動整個產業鏈條，增加不同的產業部門的產出率，促使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低迷的消費需求無法帶來產業升級所應有的動力。因此，滯后的產業結構帶來的斷裂性消費與斷裂性消費對產業結構抑制兩者所形成的惡性循環已成為當前消費不振的一個關鍵性原因。

經濟學的原理認為，一切需要的最終調節者是消費者的需求（薩繆爾森）。消費者的需求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源動力，同時經濟的增長帶來國民收入的增加，從而再次帶動投資、消費需求，這是經濟運動的一個良性循環（見下圖）。針對我國當前的經濟情況，如何找到這一循環的切入點，使我們政策制定順利導入這一循環當中，推動該系統的良性運動是我們現階段應該著重關注的問題。

附圖{圖}許多學者認為，目前居民收入水平較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收入差距過大是制約當前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因此他們主張從上述循環中的收入這一節點入手，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通過稅收桿調節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實施對中低收入家庭的轉移支付來解決當前消費領域內存在的問題，推動城鄉居民消費升級，實現經濟增長的目的。不可否認，這是解決當前經濟問題的一條合理思路。上文在對我國居民消費特點的分析中已經提到，消費領域內確實存在著收入抑制性消費和效用遞減性消費的現象，這是由於一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過低且收入分配不公平造成的。針對這種現象，以收入這一節點為突破口，制定相應的收入分配政策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收入的分配政策會受到該循環的前一個節點經濟水平的制約，在當前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其政策空間也是有限的。

根據對我國現階段消費性狀的分析，我們應該重新認識經濟循環運動中的“消費”這一節點。經濟形勢的緊縮造成居民的消費預期過高，結構的失衡造成生產結構與消費結構的偏差都成為困擾消費乃至整個經濟領域的問題，也就形成了當前的積累滯后性消費和結構斷裂性消費的特點。而對消費節點的內部修正（消費結構、消費預期等）能夠很大程度上避開由於整個宏觀不景氣帶來的各個節點相互抵減的弊端，在不受其他節點不振的影響的條件下，在現有的居民收入基礎之上，挖掘消費領域的內部潛力，變潛在需求為現實的需求，以消費的啟動帶來整個宏觀經濟的良性運行。為此，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1)根據居民的消費結構儘快調整產業結構，形成合理的產業布局，扭轉結構性失調，實現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合理對接。(2)居民的收入不僅僅有即期現實的收入還有遠期無形的收入（如養老、醫療、住房體制的補貼），如果能在短時間內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會增加居民遠期收入，刺激即期消費的增加。(3)穩定居民消費心態，改變積累消費，樹立起信貸消費的觀念。隨著我國入世進程的加快，居民等待觀望的消費心態會更加濃重，在這種情況下要妥善處理改革，開放，穩定的關係，使眾多的理性消費者對將來形成一個樂觀的預期，形成一部分先期的消費群體，進而形成社會的消費。

在體制轉軌過程中，我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出現了較大變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一直都很高，從統計資料來看1952—1978年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始終保持在0.95以上；而在體制轉軌過程中，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出現了大幅下降，2005年平均消費傾向降低至0.76。城鎮居民消費傾向的降低顯然不利於我國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城鎮居民消費傾向下降的原因在於改革的發展使消費者增加了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預期。

總體而言，我國城鎮居民所面臨的未來不確定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1）教育支出的不確定性。我國實施九年義務教育，而在此之後的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等費用則要由居民個人負擔。由於教育費用的不斷上調，居民家庭收入與教育支出之間的差距正在逐漸擴大。（2）醫療支出的不確定性。改革之後，居民要按一定比例承受醫療費用，居民一旦患上重病所承擔的醫療費用將是高昂的。（3）收入的不確定性。隨著我國就業制度的變革，城鎮居民所面臨的失業風險增加，這導致居民未來收入出現不確定性。（4）養老支出的不確定性。我國實行個人帳戶與社會統籌相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在該制度下，如果居民僅僅依靠養老金，那麼他將面臨養老金不足以維持一個寬鬆的生活環境從而導致生活水平下降的風險。

我國城鎮居民所面臨的不確定性降低了其消費傾向，而保險則可以通過降低居民未來支出的不確定性、改善居民的支出預期來提高居民的消費傾向。這是因為保險的重要功能是轉移風險，投保人通過購買保險將不確定的客觀因素轉嫁給保險公司，這就使得投保人沒有必要為了預防不確定的客觀因素的發生而進行足額的預防性儲蓄，而可以將更多的貨幣收入用於提高當前消費水平之上。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對我國保險與城鎮居民消費需求的關係進行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並希望在此基礎上提出有益的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