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修百丈清規

清規是中國禪宗寺院（叢林）組織的規程和寺眾（清眾）日常行事的章則，也可說是中世以來禪林創行的僧制。本來中國佛教從東晉道安首創僧尼規範三例以後，即隨時有在戒律之外別立 禁約之舉，如支遁立眾僧集儀度，慧遠立法社節度，乃至梁武帝造光宅寺於金陵，命法云為寺主，創立僧制，用為後范，皆是其例（見《大宋僧史略》卷中《道俗立制》條）。到了中唐，禪宗盛行，百丈懷海禪師痛感禪僧住在律寺內，雖另處別院，但於說法住持，都不能合法。於是他於元和九年（814），別立禪居之制：尊“長老”為化主，處之“方丈”；不建佛殿，只樹“法堂”，學眾盡居“僧堂”，依受戒年次安排；設“長連床”，供坐禪偃息；閤院大眾“朝參”“夕聚”，長老上堂，徒眾側立，賓主問答，激揚宗要；“齋粥”隨宜，二時均遍；又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事務分置十“寮”，置首領主管等等（見《景德傳燈錄》卷六末附《禪門規式》）。這些就成了叢林新例，與律法不同（見《僧史略》卷上《傳禪規法》條）。世人即稱為《百丈清規》。

從凡夫發心到因地之中的修行，從修學的增上到佛果的圓滿，沒有哪一個階段可以離開戒律。

佛弟子身份的取得和增上，都是由於戒律的受持與熏修而獲得。是不是佛弟子，要看他（她）是否受持佛戒來定；其修學的情況如何，要從其戒律的熏染程度來說。就佛法的修學眾來說，不管是在家眾還是出家眾，戒律都是其必不可少的行為規範。

戒律既是佛弟子個人修學的依學處，又是佛弟子眾的和合規範。就佛法的整體而言，戒律更是佛法住世的根本保障。然而，從戒律在佛教的現實中所呈現出來的境遇來看，又是極盡曲折艱難的。在佛教的原始發祥地古印度，佛陀入滅之後，關於戒律的歧異主張，對佛經結集和教團的分裂、部派的出現，都可以說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在中國，先是由於佛法未昌，戒律不行，待到律宗興起，又因律典浩繁，研習乏人，而難以為繼，時至日下，戒律益發萎靡，幾至無聞。

除佛制的戒律以外，歷代王朝政權針對佛教有著各種各樣的僧尼令或僧道格，歷代的佛教徒亦有各色的僧制、清規。其中，戒律是來自於大小乘佛教的佛制；僧道格即是政令，是國家政府部門對僧尼等制定的政策法令，可以說是歷代的宗教政策；而僧制和清規則是佛教傳布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中國佛教歷代高僧大德們結合本土風俗、民情、文化等具體情形，為匡正僧尼的行為，於戒律之外，另制定其他若干約束僧尼言行的僧團制度。基本上，就是這四種--戒律、僧道格、僧制、清規--制約著中國的僧團。

本名“禪門規式”，系釋懷海主持新吳(今奉新)百丈山百丈寺法席時所制訂，故稱“百丈清規”。“百丈清規”制訂的詳確時間現已不可考，據宋釋道原編《景德傳燈錄)記載，當在唐貞元五年(789)至唐元和九年(814)之間，“百丈清規”內容和卷數今亦不可考。

百丈清規是應禪宗教團的出現和不斷壯大的形勢而出現的，可以說，沒有禪宗僧團的出現，也就沒有百丈清規的出台。而百丈清規的制定，又為禪宗僧團的發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這可說是禪宗僧團存在和發展的根本保障。禪宗的真正崛起，是以清規的創建為主要標誌，而清規的制定，又為禪宗寺院的普遍興起起到了根本的推動作用。正是禪宗的特別教育法，使百丈禪師創建了禪宗特色的清規，而百丈清規又使禪宗的特別教育法得到了順利的實施。

百丈清規的原貌，在現在已經無法得窺，但是在一些相關的資料中還保持了大量的信息，在《宋高僧傳》卷十有《百丈懷海傳》、《景德傳燈錄》卷六亦有懷海傳並其《禪門規式》，在《卍續藏》第16套第5冊的《禪苑清規》卷十有《百丈規繩頌》，在《大正藏》有《敕修百丈清規》卷八的《古清規序》【《大正藏》卷四八，1157～1158頁。】，還有陳詡所撰寫的《冊洪州百丈山故懷海禪師塔銘》【《大正藏》卷四八，1156～1157頁。】，其中陳詡所寫的塔銘是唐憲宗元和十三（818）年十月三日即百丈示寂后四年完成的，是迄今為止關於百丈最早的資料，其對百丈時代的情況描述，可信度應該是比較高的，但是卻沒有提及《百丈清規》的存在。

百丈懷海禪師制定清規，繼承了印度的戒律精神而本著隨方毗尼的原則加以適當的變革。隨方毗尼，是說戒律（毗尼）可隨各地之風土習俗而有開制、緩急之別。隨風俗民情之需，對戒律可斟酌取捨。即戒律中佛陀未禁止之事、未開許之事等，得隨順地方之風土、氣候等而斟酌開許廢止。比如雖為佛陀未曾制定之法，然為他方之習俗，則應遵行之，如我國食必用匙箸，行必著鞋履等。《五分律》卷二二：“復告諸比丘：雖是我所制，而於余方不以為清凈者，皆不應用。雖非我所制，而於余方必應行者，皆不得不行。”【《五分律》卷二二，《大正藏》卷二二，153a。】意思是說，假令佛所制戒於他處不合當地風土習俗，則不可用。又若雖非佛所制戒，但於他處為不得不施行者，則必當施行。此為如來在世親口宣說之教。

“百丈清規”面世之後，很得僧俗兩界重視，宋代翰林學士開國侯楊億述在《序)中稱“詳此一條制，有四益。一不污清眾生恭信故，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三不擾公門省獄訟故，四不泄於外護宗綱故”。正是這樣，“百丈清規”制訂后，很快風行江西，廣及全國。從唐至宋而元，多有增刪，諸本雜出。

到元元統三年(1335)有《敕修百丈清規)(八卷)面世。{敕修百丈清規》略稱《百丈清規》，也稱《清規》。元元統三年(1335)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住持釋德輝奉敕重編，大龍翔集寺住持釋大沂校正，收入{大正藏)第48卷。釋德輝，字東陽，臨濟宗楊歧派釋晦機元熙弟子，元天歷二年(1319)，嗣住江西道龍興路百丈山(今江西奉新縣境)大智壽聖禪寺。至元元年(1335)，奉敕重修《百丈清規》八卷。今有明正統七年(1442)刻本傳世。

百丈禪師生於唐玄宗九年，壽九十五歲，至憲宗元和九年正月歸寂。所著《清規》，首章即祝厘，次章即報恩，又次章即報本。此種極嚴重之佛事，若無佛殿，向何處舉行乎？

自百丈寂后，歷二百餘年，至宋真宗景德元年，楊億為《清規》作序。有“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者，表佛祖親囑受、當代為尊也”，竊疑乃“前立佛殿，后樹法堂”，正合“佛祖親囑受”之意，而近千年來無人改正。今弘儲禪師亦據此為論斷，不禁痛心疾首。禪寺無佛殿，將絕無佛耶？抑傍邊小屋供佛耶？奉旨祝厘於偏傍小屋，不唯輕佛，其輕君也大矣！以此一事，知此“不”字、“唯”字乃“前”字、“后”字之訛。揚州所刻《清規證義》，已令改正。

今避難，寓靈岩，見所錄儲公所作《寶王殿記》，深恐“以訛傳訛，將人天師表之百丈竟以魔外之行為誣之”，因略為辯論，以期后之來哲各各尊佛尊祖，以維持法道於無既也。知我罪我，所不計焉。

現在叢林中實行清規的主要情況，約略如次：

叢林每年以結夏（即結夏安居，亦稱結制）、解夏（亦稱解制）、冬至、年朝為四大節，極其重視。結夏、解夏，系遵印度原制；冬至、年朝，則依中土風俗。結夏七日原為四月（前安居）或五月（后安居）的十五日，解夏則在七月或八月的十五日，但從元代以來，各提前一日講習禮儀，以便期內得專心修道。另外，在每年從十月十五日到次年正月十五日的九旬期間，叢林中也結制安居，稱為結冬。這是仿照結夏制度集合江湖衲僧來專修禪法的，故名為“江湖會”。清代以來，叢林曾有隻結冬而不結夏的反常現象，后經糾正，仍以結冬坐禪、結夏講經學律等為慣例（見《清規證義記》卷八）。近代著名叢林如寧波天童寺等，都實行這樣“冬參夏講”的制度。

叢林的成員通稱清眾。凡曾受具足戒的比丘，衣缽戒牒俱全的遊方到寺，都可掛搭（亦稱掛單），暫住於旦過寮（又稱雲水堂）。如掛搭已久，知其行履可以共住的，即送入禪堂，名為安單，從此成為清眾，隨同結夏。一般叢林都從四月一日起，照規入夏，禁止遊方，鎖旦過寮。至八月一日，始開寮重新接眾。又叢林安單亦分春冬兩期，春期自正月十六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冬期自七月十六日起，至次年正月十五日止。在正月、七月期頭進禪堂者，名為大進堂。

此即一寺的人事安排，為叢林冬期的重要行事，一般於每年八月十六日舉行。事先半月，由客堂開具新進堂禪眾和舊住的名單，送住持查閱。至八月十四日，住持召集客堂、禪堂、庫房諸頭首共議請職。十六日大眾齊集大殿月台，知客點名，依次進殿，宣布職事名單並講清規，新請職事即到法堂謁住持，又到禪堂行十方禮，再依職送位。

此為一寺職事及常住人員名單的公布，例於每年十月十五日舉行。事先客堂與維那將閤寺人員戒臘久近開具清單，送與住持、寫成單票（每條四字，職序在上，法名在下）。十四日，客堂掛“貼單”牌，到十五日，住持入堂說法，為首座貼單，其餘由維那貼，以職事大小，戒臘先後為序，再各按名位順次送單。凡單上有名的，都是一寺常住的成員。

此是結冬中的重要行事。叢林坐禪通例從九月十五日起加香，即延長坐禪時間。又從十月十五日至次年正月七日舉行禪七，每七天為一期，謂之打七。此為禪眾剋期取悟的禪會，或打七七，或打十七，不定。每一禪七的起解，稱為起七和解七，各有規定儀式。

即普遍邀約大眾勞作的制度，亦稱出坡。此制在唐代即已行於各地，如開成四年（839）九月二十八日，日僧圓仁入唐巡禮至山東赤山院，記載目睹的情形說：當院始收蔓菁蘿蔔，院中上座等盡出揀葉；如庫頭無柴時，院中僧等不論多少，盡出擔柴去（見《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不過此種制度原來由於倡導農禪，凡耕作摘茶等作務都以普請為之。後世普請只限於輕微勞動，如四月佛誕摘花、六月曬藏、曬薦、平時園中摘菜、溪邊搬柴以及節前寺舍掃除等，皆偶一為之而已。直到今天，始見恢復原來的精神，已有叢林以勞動為佛事之一的新制。

是叢林歲末的會計報告。在現存的唐代文獻中還有此種記載。如開成三年（838）十二月二十九日，日僧圓仁至揚州開元寺，記云：眾僧參集食堂，禮佛上床坐，有庫司典座僧於眾前，讀申歲內種種用途賬，令眾聞知（見《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歲計原行於歲末，由住持審查各種簿冊，但現在叢林的會計報告，多每月舉行一次，由住持召集禪堂班首、維那、客堂知客、僧值、庫房都監、監寺等，於丈室行之，稱為算賬（見《高旻寺丈室規約》）。

即僧眾違犯清規的處分。古規，清眾中生事違規者由維那檢舉，抽下掛搭衣物，擯令出院，以安清眾。或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眾燒衣缽道具，遣逐從偏門出，以示恥辱（見《景德傳燈錄》卷六末附《禪門規式》）。後世遵此，對於三業不善不可共住的禪僧也以香板相責，並遷單擯出。在《清規》中還明定肅眾辦法，除刑名重罪例屬官廳處置外，若僧中自相干犯，都以清規律之，隨事懲戒，重則集眾捶擯，輕則罰錢、罰香、罰油，而榜示之。又擯出犯規者，還要將擯條實貼山門，鳴大鼓三通，以杖攻出（見《清規證義記》卷五）。

叢林行事通知的方法，通常有知單、貼榜、書狀和牌示等。如住持宴請首座或遠來尊宿等茶湯，皆開列名單，由侍者報知，謂之知單。方丈、庫司招待大眾茶湯的請柬則用榜，首座請柬用狀。方丈請首座，榜貼於僧堂前東邊牌上，庫司請首座，榜貼於西邊牌上。首座請下頭首茶，狀貼於僧堂前下間板上。叢林從來最重茶禮，有謝茶不謝食之說。又叢林行政性的通知，用掛牌方式傳達，名為牌示。用掛牌地點隨各種行事而不同。如結夏、誦戒、請職、貼單、普佛等牌示，皆掛齋堂前；上堂、秉拂、祈請、禱雨，掛大殿前；起七、解七，掛禪堂前；升座、免禮等，掛內韋馱殿前（見《高旻寺規約》）。

此為叢林號令所寄，鳴扣各有常度。凡禪堂坐參、佛殿誦念、食堂齋粥、升堂集眾、普請巡寮、入浴送亡等一切行事，都依鐘鼓等號令進行。如集眾上殿則僧堂鳴鐘，長老升堂則法堂擊鼓，報眾同赴。普請則開梆、催板，新住持入院則鐘鼓齊鳴。凡止靜、開靜、念誦、齋粥等行事，從朝到暮，鐘鼓交參，遂形成叢林一定的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