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旺布里甲拉

塔王晚年，身體時有不適。在阿旗來勢兇猛的“政變”中，塔王遭受了有生以來最沉重的打擊。為維護旗政王權和自己的統治地位，他四處奔走聯絡，在國民政府上層尋求支持，費盡了心機，經過努力雖然恢復了王權統治，結果是殫精竭慮，已經心力焦瘁。加之，1931年春次子夫婦死於非命，老王愛子心切，悲痛萬分，思念成疾，於同年7月病逝於北平，終年61歲。1910年—1931年在任旗王21年。謚稱：烏如希葉勒圖諾顏，意即“仁慈善良保佑旗民”的首領。

1932年，塔王福晉姜靜德率阿拉善扎薩克親王達理扎雅及其全家由北京起塔王及二子夫妻靈柩回旗，全旗組織了龐大的駝轎、馬轎，分別馱運靈柩和達王全家及侍從人員。抵達定遠營后，先住在距城10里的扎海烏蘇，選擇黃道吉日安葬亡靈。出殯那天，塔王棺槨用64人抬的大杠，一直抬到老陵灘王爺祖陵墓地。抬杠者途中不能歇息，喪葬用品應有盡有，孝子儀仗隊伍浩浩蕩蕩地擁護前行，特別奢華氣派，旗府的達官貴人及親王的生前好友、差役人員和定遠營城內的旗民，為達王舉行了十分隆重的葬禮。

清末民初是我國歷史上風雲突變、政局動蕩的年代，清朝在經歷了270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后氣數已盡，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已經深入人心，各地會黨也順應歷史潮流紛紛起事滅清。1911年(宣統三年)寧夏哥老會舉事反清，殺死官軍佔領省城，宣布脫離清廷，成立寧夏軍政府。

阿拉善旗定遠營和賀蘭山秘密潛伏的哥老會員與寧夏哥老會遙相呼應，定遠營哥老會首領張敬銘公開發展會員，編練"黑頭軍"，組織敢死隊，聲勢越來越大，給阿旗統治階級以莫大的威脅。寧夏哥老會遣使送信，向塔王索要馬、羊3萬匹(只)和白銀、武器，不然就要攻打定遠營，在義和團運動中被清廷革職流放的端王載漪同情哥老會的行動，派人送信表示願做內應，獻開城門。

阿拉善旗扎薩克親王塔旺布里甲拉獲悉端王的險惡用心后，礙於親戚關係，將端王驅除出境，剪除了內患。面對進退兩難的境地，塔王採納朱老師爺和阿木爾吉日格勒的善意規勸，毅然放棄前往牧區躲避的下策：一方面決定調集旗兵，嚴加防守，徵集旗兵1000多名嚴陣以待；另一方面，通過在阿旗王府任職的張鳳鳴，勸說其弟張敬銘等人，前往寧夏講和，以求爭得時間。同年十一月，西軍分統馬騏帶兵剿撫，寧夏哥老會起事以失敗告終。以推翻“札薩克”制度和建立民國新制度為目的的定遠營哥老會事變也隨之流產，定遠營和賀蘭山一帶的哥老會徒眾從此銷聲匿跡，不敢公開活動了。

1911年10月，孫中山領導的武昌首義，敲響了滿清帝制的喪鐘，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清帝遜位，阿拉善旗扎薩克親王塔旺布里甲拉持觀望等待態度。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倡導五族共和，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張。中華民國政府作出關於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規定王公世爵概仍其舊，並得依次傳襲的規定，在內外蒙古王公中深得人心。贊成共和制度的蒙古王公在阿拉善地方集會，形成決定事項11條，表示內外蒙古均應懸掛五色國旗，擁護共和制度。塔王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由觀望徘徊到積極響應，最後作出了擁護共和的正確抉擇。

民國時期，繼續保留蒙古王公制度，塔王以阿拉善旗札薩克和碩親王身份長期供職於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先後擔任重要職務。民國之初，塔王首任袁世凱總統府的京都翎衛使，為總統諮詢蒙旗事務；1914年8月任西蒙宣撫使，代表北京政府慰問蒙旗民眾，羈糜蒙古，安慰邊民；1916—1922年，先後當選中華民國首屆和第三屆國會參議院議員。1922年（民國11年）4月21日，中華民國政府任命塔王為蒙藏院代理總裁。1924年，出任北洋政府曹錕政權的蒙藏院總裁，1925年因賄選總統曹錕政權的倒台而辭職。此後曾任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等職，是阿拉善歷代旗王中行政職務最高的王爺。

清末，清朝統治階級中的有識之士放眼世界，出洋考察，向西方學習先進的治國方略。塔旺布里甲拉繼承乃父遺志，借鑒外蒙古科布多舉辦警政、設立巡警的經驗，率先在阿拉善旗籌備警政。1920年（民國九年），塔王為保護蒙境和入山伐木漢民，解決警務人員經費，與寧夏護軍使馬福祥協商，訂立了籌措警務經費簡章六條。廢除從前入山抽收燒柴領牌等規定，實行由出山各溝口抽捐一道，每驢一馱徵收足錢20文，作為阿旗籌辦警政的經費．這是阿旗推行巡警制度的開端，警察在徵收稅款和維護地方治安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到20世紀30年代末，阿旗設警務股，理事官廳設法警隊，警察人數增至70多人。

阿拉善旗的古代教育以言傳身教、王府私塾、寺廟教育為主要形式。阿拉善旗歷代札薩克親王及其家族也十分注重子女的教育和培養。據史料記載：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阿拉善旗第三代王爺羅布藏多爾濟就下達諭令，鼓勵旗民學習和使用蒙文。到宣統年間塔王執政時開始出現近代教育，1910年中華民國理藩院奏請普及教育，1911年甘肅提學使（相當於現在的教育廳）轉發該文和寧夏部院有關選送蒙古族學生入學的通知，近代教育提上議事日程。民國初年有3名蒙、漢塾師在定遠營從業授徒；王府印房實行練習生制，選拔青年到衙門學習蒙文。1931年以前，瑞典傳教士溥博愛和國民政府在定遠營先後創辦了教會貧民學校和教育部主辦的中山小學。1931年以後現代教育在阿旗興起。

民國元年以來，在塔王的支持下，由國民政府出資，在阿旗興辦了若干益民事業。為推動商業的發展，1912年定遠營建立商會；1913年，電報在阿旗開通；1919年，定遠營設立郵電代辦所。文化教育、郵電通訊設施的建成，既開化了民智，也大大方便了旗民的生活。

1924年9月，馮玉祥在直奉戰爭中倒戈一擊，邀請孫中山北上主政。發動“北京革命”，驅逐末代皇帝溥儀出宮。1925年馮軍進入阿旗、寧夏、甘肅，在阿旗磴口設立兵站。1926年接受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主張，國民革命軍在五原誓師北伐。這段歷史阿旗舊稱為“東軍造反”。

蘇聯和共產國際支持中國革命，援助北伐軍軍火物資。為轉運援華軍火，馮玉祥開通“紅色通道”。1926年12月，馮玉祥致信塔王，委任塔旺布里甲拉為國民革命軍寧綏護路司令。塔王回信表示支持北伐，保證交通暢通無阻，回贈馮玉祥狐狸皮四張、髮菜一包。並協助購買蒙古包等物品，僱用翻譯嚮導，前往庫倫接運軍火。1927年3月，大批軍用物資從外蒙古陸續運入阿旗境內，並安全運往前線，有力支援了北伐戰爭。值得一提的是，阿拉善旗為支持北伐戰爭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有據可查的經濟損失在10萬銀元以上，被徵用的駱駝已無法統計。馮玉祥主張廢除阿旗世襲王公制度，在磴口設立縣治，形成一地兩治局面，這與塔王的王室利益大相徑庭，塔王迫於政治形勢需要，只能委曲求全，但是此舉從客觀上支援了國民革命軍北伐。馮軍在阿旗強征役畜、攤派糧餉、索取木料、設局收稅，極大地加重了旗民的負擔，致使旗民生計困苦不堪，處於極端困難的境地。

20世紀20~30年代，是阿旗歷史上風雲突變、社會動蕩的年代，期間相繼發生了“戊辰政變”、“馬仲英之亂”等重大歷史事件，對阿拉善旗的社會進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北伐戰爭結束了北洋政府的統治，南京國民政府繼續保留蒙旗王公統治特權，穩定了少數民族地區的政局。馮玉祥廢除阿旗封建王公制度的主張，由於塔王及其執政者的巧妙應酬和拖延時間，在匆忙的戰爭歲月里很快流產。1927年，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七方面軍總指揮門致中駐防寧夏，貫徹馮玉祥的變革意圖，以“訓令”取代“公函”，降低阿旗特別旗規格，阿旗據理力爭，加深了省旗矛盾。 1926年，在中共和共產國際幫助下成立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即內人黨）中央機關，次年西遷寧夏銀川，內人黨黨魁郭道甫到阿旗宣傳國民革命思想，要求與阿旗簽定廢除封建王公專制特權、並共同執政的聯盟協議遭到拒絕，激化了雙方的矛盾。寧夏省方和阿旗在定遠營興辦學校之爭，使寧夏軍政界深感阿旗難以指揮和駕馭，決心改變現狀，推翻旗政。

1927年6月至1928年初，寧夏省駐阿旗代表趙景文和姚連榜發動阿旗革新派人物德毅忱（小三爺）等人，組建武裝，制定計劃，委任職務，散發肩章，準備政變。1928年（民國17年）4月22日，小三爺、姚連榜指揮滿、蒙、漢士兵佔領旗政府，奪取札薩克印，槍殺管旗章京陳莽哈來，成立“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蒙兵第二路司令部”,發布《善後繳槍及宣慰蒙民辦法》，並將王府多年積存的珍寶等貴重物品盡數洗劫。據王府官員控告說：事變中王府損失200萬銀元，各類槍支900多支，子彈30多萬發。

事變發生后大部分王府官員在牧區集結，向塔王彙報情況策劃反擊。塔王身居北京，任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塔王與滿清末期朝廷重臣、中華民國黎元洪政府的海軍總長兼代國務總理和著名書法家薩鎮冰交情深厚，與奉系軍閥張作霖和寧夏護軍使馬福祥有八拜之交，對全國的政治形勢十分了解，在軍政界極具活動能量。經權衡利弊，塔王作出屈從寧夏國民軍，迅速集結牧區軍隊攻城，抓捕政變人員，恢復旗政的決定。成立8個小組，任命白和尚為管旗臨時代理人指揮攻城。在塔王的武裝反撲下，立足未穩的新政權危在旦夕。

就在阿旗新舊勢力對峙之時，門致中率主力部隊解“河州之圍”。藉此有利時機，在寧夏駐定遠營辦公委員兼處理阿旗事變指揮於長東的幫助下，經過塔王和寧夏行政長官邵遇芝的精心部署，圍城蒙兵於7月攻入定遠營，事變蒙兵退入寧夏。寧夏省方提出《和平解決阿旗問題六條辦法》。塔王在北京得知政權已被奪回，於9月13日傳諭任命了旗府主要官員，對參加政變人員作出了處理決定。各界公推南寺迭斯立特呼圖克圖喇嘛坦桑吉甲木素護理札薩克印主持政務，旗政務處向全旗發布“戊辰事變經過和平息情況布告”安撫民眾。

政權恢復之初，針對王府執政人員爭權奪利、政務混亂的狀況，1929年元月塔王再次傳諭：教誨官員要和衷共濟，加強團結；克服驕功使氣、妒能忌賢的惡習；告誡下屬務必捐除己見，秉公辦事；不要穿戴清制頂戴袍褂，給人以口實；對屢教不改者還要嚴懲不貸。嚴加防範政變者捲土重來。

小三爺退居寧夏以後，以蒙兵第二路軍司令的名義招兵買馬，揚言要回旗報復。支持政變的門致中任寧夏省主席使塔王極度恐慌不安。護印喇嘛坦桑吉甲木素獻計，要求塔王向南京政府交涉，將門致中調離寧夏。塔王採納此策，一方面要旗里與寧夏委宛周旋，派員在山西轄地臨河專門傳遞定—京函電；另一方面，分頭向內蒙古各旗聯合會會長貢桑諾爾布、陝甘寧剿匪總司令劉郁芬控告。以期通過法律解決事變遺留問題。

正在這時，發動“河湟事變”的馬仲英回部2萬餘眾，於1929年4月8日兵臨定遠營城下，向王爺發出和則存、戰則亡的借路書信。阿旗執政者深知這位17歲尕司令的厲害，抵抗無疑是以卵擊石，長期接納等於引狼入室。只有先迎接，然後慫恿其攻打寧夏，方為一石兩鳥的萬全之策。於是阿旗派人迎接馬部入城，王府官員將其熱情款待3日，雙方在與國民軍關係方面很快達成一致，成為盟兄難弟。4月11日，馬仲英以西北邊防聯盟軍總司令的名義，率部由定遠營出發，經樊家營子，翻越賀蘭山，13日攻佔寧夏城，門致中倉皇出逃。5月，西北軍第11師師長吉鴻昌收復寧夏。門致中稱病辭職，吉鴻昌繼任寧夏省主席。10月，吉鴻昌部參加“中原大戰”，塔王的盟兄馬福祥之子馬鴻賓任寧夏省代主席。小三爺看到大勢已去，赴河套投親，“戊辰政變”主要頭目各奔前程。最後小三爺在流放巴丹吉林沙漠后死去，為小三爺事變劃上句號。

塔王福晉姜靜德，出身名門，知書達禮。生有四子一女：長子幼小夭折；以次為長，達理札雅繼承父業。二子達都拉旺希格，在“小三爺事變”中曾協助塔王向東北軍求援，在平息事變恢復旗政中發揮了一定作用；1931年春，在北平因摩托車肇事身亡，其妻吞金殉節。三子達穆林旺楚克，常年定居北平王府。1947年當選為國民黨中央立法委員，1948年在南京就職。1949年受德王之邀，回旗參加西蒙自治運動。因解放前夕政局變幻莫測，他認為滯留阿旗前途暗淡，本人還想高就，最後在家庭矛盾的促動下，與其妹夫國民黨軍政部長徐永昌同機前往廣州、台灣供職，在國民黨中央民意代表任上退休。1986年在台北去世。一女名塔祉華（丈夫姓樊，東北的大學生）后定居北京，80年代去世。

1966年秋季，“文革”開始，紅衛兵“破四舊”，掘墓之風盛行，將塔王祖陵全部破壞，歷代王爺被暴屍於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阿拉善盟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在墓地舊址修建了“王陵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