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文文獻

彝族傳統的文獻分類有著悠久的歷史，彝族人民根據文獻內容和用途的不同，將全部文獻分為兩類。一類是大眾文獻；一類是畢摩(祭司)文獻。而彝族祭司——畢摩則根據自己在宗教巫術等活動中使用經書的需要，把文獻分為：作齋類、祈福類、詛咒類、百解類、卜課類、譜牒類、倫理道德教育類等。清代彝族學者安國泰在道光《大定府志》卷四十九《水西安氏本末》附錄《土目安國泰所譯夷書九則》中說：“書籍有曰命理，言性理者也，有曰苴載，記世系事迹者也；曰補書，巫視書也；日弄恩，雅頌也；曰怯傑，風歌也，又有堪與祿命書。”這實際上也是對、彝族傳統分類法的概括性譯述，仍屬於彝族傳統的文獻分類法之列。上述分類法雖然沒有嚴密的系統性，但從內容和用途方面揭示了彝文文獻，不無科學因素，值得參考和借鑒。

上個世紀末，西方帝國主義勢力逐步伸向廣大彝區，彝文文獻也就成了文化掠奪的對象。如法國天主教神甫保祿"維亞爾在路南等地彝區傳教長達30年，將大量文獻轉運回國。他對所搜集到的彝文文獻亦作過多方面的研究，發表了數種有關彝族和彝文文獻的專著和文章，其中他在1898年上海出版的《鑼鑼其歷史和宗教》一書中，把彝文文獻分為六類：①：(1)創造說，a．世界的開始，b．人類的來由；(2)人類的三體合一反抗神聖的三體合一，(3)世界的大旱時代；(4)世界的洪水時代，(5)世界的黑暗時代；(6)人類的救援。這一分類法似乎反對彝文文獻中的部分神話傳說中的內容與時代加以粗略的分類，並未全面涉及彝文文獻的內容與類別。1906年——1909年，法國少校多龍率領的考察團，足跡遍及川、滇、黔三省彝區，對彝族的社會歷史與語言文字進行了深入的調查，並將大量彝文文獻運回法國。他把所收到的彝文文獻分為②：(1)家族系譜，(2)洪水傳說，(3)人類分佈傳說；(4)計數術，(5)飛禽走獸述錄(自然科學)；(6)山河紀錄(地理)等六種。楊成志先生認為；“上述兩種分類，所根據的資料屬於普遍的傳說，並不是供牲獻神的經典，是限於一部族或一地區的範圍，並不能代表整個羅羅族的文獻。”楊先生的這一論述指出了維亞爾和多龍對彝文文獻分類中的局限性。

本世紀二十年代末，著名的民族學家楊成志先生赴滇調查民族情況，搜集了大量彝文文獻。他在1931年發表的《雲南羅羅族的巫師及其經典》一文中，將“獨立羅羅”(指涼山彝族)、“散民”(指昆明東郊彝族撒梅人)、“夷教”(指昆明西山區境內的彝族)三個支系的130部彝文經典分為：獻祭類、祈禱類、酬願類、做齋類、禳祓類、關於動植物各種自然物經咒、咒術技法類、婚姻和生產類、喪葬和祭祖類、農業類、火神類、雷神類、龍王類、李老君類、歷史與傳說類、占卜類。每一大類下列有經典名稱，如咒術技法類下列有《退咒經》、《詛咒經》、《播弄冤家經咒》、《解冤結經咒》、《驅逐野獸經咒》、《狗上屋頂退送經咒》、《止風神經咒》、《祭山谷回聲經咒》、《治病經咒》、《解罪行經咒》十種。楊先生認為這一分類旨在展現彝族的精神生活——文化、思想、信仰，述明彝族的生活俱受宗教的和巫術的支配。

四十年代馬學良先生深入雲南武定、祿勸、尋甸等地彝區，調查彝族社會歷史，宗教習俗等方面，並重點考查和研究當地彝語文。他在1947年發表的《倮族的巫師“唄耄”和“天書”》一文中根據所搜集的二千餘冊經書(現分藏於北圖和北大、南開等圖書館)將彝文文獻分為九大類：

一祭經：(1)作齋經，(2)作祭經，(3)百解經，(4)除祟經。

二占經：(1)膀經，(2)雞骨》經，(3)簽卜經，(4)占夢經。

三律歷：記節令、星辰、歲日沖魁等。

四譜牒：記各支系之宗譜及其發源地。

五詩文：古人之詩歌及理論作品，如女詩人普籌荷格之抗婚歌。

六倫理：記日常應守之條律及待人接物之態度。

七歷史：記歷代祖先的豐功偉績及各種建樹。

八神話：如洪水神話。

九譯著：如彝文所譯之《太上感應篇》。

以上每類經書包括書籍多種。從馬先生的具體分類情況看，對宗教經典的列類較為得當且十分簡明，除了對宗教經典作較全面的分類外，對非宗教的典籍也列出多種類別並提示歸類範圍。

1981年中央民族學院彝文文獻編譯室邀請雲、貴、川的彝族經師，共同為北京圖書館、民族文化宮和中央民族學院民族博物館所藏的659部彝文典籍進行分類編目，其中近百分之八十的經書是馬先生當年分過類的經書。他們根據書目及其內容分為11類。其中歷史書56部、作齋經91部、作祭經211部、指路經49部、占卜書22部、百解經70部、福祿書47部、其它類7部。這一分類編目的工作完結后，印出的《北京現存彝文書目》為彝文古書的館藏、使用、流通提供了參考的依據，也為彝文古籍的整理研究開闢了按圖索驥的門徑。

上述幾種分類法，都注意到了彝文文獻中宗教經典種類繁多的特點，這是完全符合彝文文獻的實際情況的。楊成志先生所列的十六類以及列出的經典名稱，除歷史與傳說類之外，全都是有關宗教和巫術方面的經書。馬學良先生雖然只為宗教經書列了兩個大類，即：祭經和占卜經，但每一大類都作了復分，分別列出四個小類。《北京現存彝文書目》所列的11個類目中宗教方面的類目就有6個，即：作齋經、作祭經、指路經、占卜經、百解經、福祿經。文獻的分類受分類目的和分類對象——文獻本身的品種與數量等實際情況的影響和限制。從分類目的來看，楊成志先生和馬學良先生對文獻的分類旨在介紹彝文經書，而《i匕京現存彝文書目》中的分類旨在對館藏圖書的管理、流通和使用。從分類對象來看，楊成志先生是根據“獨立羅羅”、“散民”、“夷教”三個支系的130部經書進行分類，馬學良先生則根據祿勸、武定的兩千餘冊經書進行分類，而《北京現存彝文書目》雖然包括了滇川黔桂四省區的文獻，但其中大部分還是馬先生當年從雲南武定、祿勸搜集的經書。從文獻分類對象的品種來看，上述分類只限於紙書，而沒有包括其它文獻材料，如：石刻、木牘、皮書等等。由此可見，以往的分類受到各種條件的制約，因而反映彝文文獻各方面的特徵，揭示其總體面貌，還似不夠。

1979年，國家民委發出關於“搶救彝族歷史文獻”的文件后，雲、貴、川三省彝區的有關單位從民間搜集了一大批彝文文獻，如：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在短短的幾年內搜集了近幹部彝文古書；貴州省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先後搜集了三千多冊彝文古書；四川省涼山州搜集到388種彝文古書。同時各地還查明散存民間的一些具體數據，如雲南楚雄州查明全州範圍內的彝文古書在兩千卷以上。除此之外，各地還發現大量的彝文石刻，如貴州畢節境內已發現246塊碑刻，其中199塊已進行拓片收藏。又如雲南武定、祿勸兩縣已發現多處摩崖石刻和數百塊墓碑。所有這些都為我們對彝文文獻進行比較系統、全面的分類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我們試圖根據現在掌握的文獻在形式和內容方面所具有的特點進行如下多角度、多層次的分類。

一從文獻的載體角度分類

文獻的載體即文獻的附著材料或書寫材料。彝文文獻的載體已發現的有石刻、銅器、木牘、皮書、陶器、紙張，此外還有畜角、獸骨、竹筒、布帛等。

(一)石刻文獻：石刻文獻，即刻在石頭上的文學材料。這類文獻在雲、貴、川三省彝區均有發現。但以貴州畢節和雲南武定、祿勸的石刻最多，且大多數碑銘都有年代可查，其銘文用字嚴格選擇，刻工亦較為精細，拓片可當書畫珍品入藏。而涼山的彝文石刻，一般都刻在自然石上，刻工亦多原始粗糙，大都不刻寫年號、時間。雲貴的石刻文獻中墓碑甚多，而涼山則少見，這與葬俗有關，雲貴彝族明末清初以來多行土葬，築墓立碑也就很自然了，而涼山一直保持火葬習俗，勿需立碑留名紀念。

1墓碑

墓誌銘文內容豐富，但重點記述家世和史事，如雲南昭通閘心場街子後面，有清嘉慶十九年彝族陸末勒及其妻龍氏合葬墓一座，墓碑刻有彝漢兩種文字，其內容主要敘述陸氏祖先由東川遷居貴州威寧，又由威寧遷往小涼山，最後定居昭通的經過。又如雲南武定縣發窩鄉分多新村王氏墓碑，立於同治七年(龍年)三月十二日，此彝文碑銘，記述了王氏族源與遷徙以及同宗族人分佈的情況，附有讚美王氏居住地分多風水的頌詞。

2建築碑記

貴州畢節大方縣明代“水西大渡河建石橋記”(刻於1529年)和明代大方摩崖石刻“新修千歲衢碑記”(刻於1546年)都是著名的建築碑記。前者全文有1900餘字，主要記述彝族德施氏即羅甸水西祖代的由來與史事和安邦母子建橋的緣起以及石橋的效用。後者為貴州宣慰使安萬銓捐資興修道路而立。

3祭祀碑

雲南南澗縣虎街山神廟和楚雄縣羅摩村山神廟所立的“母虎日曆碑”皆屬於祭祀碑之列。

4鄉規民約碑

雲南武定縣法窩鄉大西邑村有一塊鄉規民約碑，現字跡模糊不可辨，據當地彝老講，其內容為：“共同保護鄉土，抵禦外人入侵。”

5地界碑

四川涼山西昌的北山，昔日羅洪家開拓疆域墾殖土地之處，利用自然石，多處陰刻彝文，用以標明地界。雲南路南縣北小村的彝文地界碑，記有該村地域四至。即：東至何處，西抵何地等。

6紀念碑

貴州大方縣境的“濟火功德碑”，因濟火於蜀漢時期，“獻糧通道”助諸葛亮南征，被封為羅甸王，後人追念其功德而立此碑。雲南路縣北小村興修水利彝文紀念碑，刻於清代，記述開渠築壩工程的捐資情況。著名的祿勸鐫字崖彝文石刻，鐫於1533年，系最早的彝文石刻之一。此石刻記述了鳳氏的家世事迹，著重以父子連名的形式記述羅婺部自阿而至益鎮(鳳詔)止的十二代世襲首領的功績。

紀念碑除石刻外，也有用顏料書寫於岩壁之上者，如寫於清代咸豐七年的雲南路南縣趙龍村農民起義紀念碑。此碑記述了滇東南地區彝、回、漢等民族聯合舉行反清起義，先後攻佔路南、宜良縣城以及兩縣境內重要村鎮，后在清軍的殘酷鎮壓下最終失敗的經過。

7指路碑

雲南路南縣尾則村彝文指路碑，該碑寬約1市尺，高約1．5市尺，立於岔路口，指示此地沿各條道路抵達前方村莊的里程。

(二)銅器銘文

1銅鐘

貴州大方縣發現的著名羅甸水西成化銅鐘，鑄於公元1485年(成化二十一年)，主持鑄造者為明代貴州宣慰使安貴榮，鐘面鑄有彝漢兩種文字。此鍾所鑄彝文為今發現的最早的彝文文獻之一。

2印璽

“以諾”印章是目前所發現的一枚彝文印章。據悉此印得之於貴州威寧縣境。銅印鼻紐，正面有彝文自上而下，全背及紐的兩側均作波狀紋，紐在正中，作提形，據西南民族有關學者譯為“印章交以諾用”。我們認為似當譯作“以諾王手印是”。

(三)木牘文獻(即寫在木牌上的文字資料)

靈牌：雲南彌勒彝族多在木牌上寫死者的生卒年月，作靈牌供奉，近祖供於家堂，遠祖入藏於岩洞中。

2咒語牌：涼山彝族多在木牌中間畫鬼像，在鬼像周圍用彝文寫咒語。此種咒語牌使用於咒鬼治病的儀式上。

(四)皮書文獻

皮書文獻就是書寫在畜獸皮上的文字材料，如：1872年法國一個名叫威廉"梅斯利的軍官住在貴陽時，從威寧州境內獲得一份用紅顏色勾畫人像作邊飾，中間寬內書寫彝文的羊皮手稿。除此之外，也有將彝文書寫在皮製鎧甲之上者如涼山州奴隸制博物館就展出一幅寫有彝文的皮製鎧甲。

(五)陶文

先後在貴州的威寧和雲南巍山蒙舍詔遺址中發現印刻彝文的陶器或陶碎片。

(六)紙書(即彝文古籍)

目前發現和收藏的大部分彝文文獻都是書寫在紙上，通常稱之為彝文古籍或彝文典籍。紙書多為土紙、棉紙、宣紙三種。

(七)其它

在彝文文獻的記載和文物材料中發現，彝族曾以獸骨、布帛、竹簡、畜角等為製作文獻的材料。據傳曾有人在會澤縣境發現過彝文竹簡。貴州文獻亦有水西家“木刻竹簡多如柴堆”的記述。彌勒縣境的彝族用刻有彝文的獸骨進行占卜。在彝文文獻《依依書"享禮調》中有關於用羊角作書寫材料的記述，現將其譯錄於後。“支格阿龍呢⑧，巡田至南方、視地越北嶺、巡視抵中央。一夜宿於地，向地乞食物，乞物無所獲。三十雙山羊，為大地禮品；饋贈作食物，食羊不食角，取羊角帶走。一夜宿於河，向河乞食物，乞物無所獲。三十雙花魚，為大河禮品，饋贈作食物，食魚不食膽，取魚膽帶走。一夜宿於林，向林乞食物，乞食無所獲。三十雙青鳥，為森林禮品；饋贈作食物，食鳥不食羽，拔下鳥羽毛，蘸上花魚膽，書於山羊角。先書一道文，君主為尊貴，尊貴當慈善。次書一道文，臣相為賢明，賢明當仁義。末書一道文，師傅為博學，博學當理智。”這段記述形象生動地再現了彝族祖先以羽毛作筆，魚膽作墨，羊角作紙的書寫風習。

二從版本角度分類

紙書作為彝文文獻的主要載體，粗略地可分為兩大類，即手寫本和木刻本。

(一)寫本

彝文紙書中寫本是最主要的版本形式，故寫本在彝文文獻中數量多、流傳地域廣、內容也最為豐富。寫本文獻亦可稱之為手書文獻，它除了各種經書、著作之外還可包括田契、信札、布告、諫貼、對聯等檔案資料和字書。著名的文獻《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論》、《阿詩瑪》、《勒俄特依》、《武查梅查》等都以寫本的形式流傳於世。

(二)木刻本

木刻本與手寫本相比為數較少，迄今發現的木刻本有雲南武定鳳氏土司後裔暮連土舍那氏所藏的譯自漢族《太上感應篇》之《勸善經》。經馬學良先生考證，此書為明代刻本，其木刻雕版原藏那氏土府，尚存的三十餘塊雕版解放前由馬學良先生收藏於北京圖書館。近年又在武定縣環州鄉發現一部彝文木刻本，書名為《宰豪蘇》意為《清凈消災經》。《瑪木特依》(教育經典)是四川涼山境內發現的一部木刻本，此書系原涼山土司嶺鎮榮主持刻印於清光緒年間。近年在紅河州境內也發現一部木刻印刷的彝文典籍《尼節審》，全書共500餘行記述彝族的倫理道德規範，其刻印年代不詳。

彝文文獻主要有上述兩種版本形式，但若按版本規格等方面細分，亦可分出不同規格的版本類別。就以寫本文獻而論，亦可分為袖珍本、普通抄本、精寫本等。所有這些都待以深入地探討其分類標準與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