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孝可

陳 劍

鄧孝可，字守源，號慕魯，重慶市奉節縣永里茅田（今奉節縣茅田鄉）人。生於清同治8年農曆11月28日（公曆1869年12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病逝於上海。其父鄧命辰，字徽績，號熙堂，早年就讀於夔州府學，求取功名，為府庠生。后因與家庭不合，父母見棄。被迫離家出走，得親友支持扶助，棄學經商，“足跡遍東南”,“企蓬灜三島”（光緒29年3月鄧孝然為其祖重建墓碑跋）。回國后，“見海洋強盛，內地風氣未開”（同前），“以赤貧聚資，創辦洋火（火柴--引者）公司”於重慶，“致巨富”（《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6頁）。

鄧孝可自幼敏而好學，聰慧過人，為其父所深愛。幼年時，與其弟孝然等，隨父住家重慶。稍長，延師庭教，學業有成。返籍投考，得中府學，為府庠生。1898年義和團起義以後，清王朝採取了假開明的辦法，開辦了新學堂。要每州、縣選一、二人，去日本等國留學。學習師範，培養師資。1903年（光緒29年）春，鄧孝可以其學業優良，家庭富殷得選。與蒲殿俊、羅綸、吳玉章等數十人，東渡日本求學。

鄧孝可在國內時，就對戊戍變法感受很深。對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所主張的新政，很是嚮往。赴日本后，對康、梁的崇拜之情尤深。據吳玉章先生在《辛亥革命》一文中的回憶，鄧孝可在赴日途中，便邀約吳老等“一起去橫濱拜望梁啟超”.彭劭農在《辛亥革命時期我的曲折經歷》一文也說：“四川同鄉鄧孝可（奉節人跟梁派接近），約我們同學中的一部分人去箱根看櫻花，其實是到那裡聽梁啟超講演。梁講的是一套君主立憲的道理。”《時報》辛亥年八月初一第二版要聞欄中也記載說：鄧孝可是“日本某專門大學畢業生，在日本留學期間，與梁啟超往來密切。”

1907年，鄧孝可學成回國。即遊說夔州府知府，得其支持，以官本三萬兩白銀，創辦了“官督商辦”的“夔府寶華煤炭公司”,“以統買統銷夔州府屬各煤窯的煤炭。”（隗湚濤《辛亥四川保路運動》）鄧孝可親任經理。

1909年，鑒於人民革命蓬勃興起的壓力，腐朽沒落的清王朝，“為了抵製革命，採取拉攏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辦法，企圖以預備立憲的騙局，渡過革命風暴” （隗湚濤《辛亥四川保路運動》），下令各省設立“咨議局”.鄧孝可作為夔州府奉節縣的代表，到了成都，被選為四川省咨議局文牘部主事。

清庭對咨議局的控制，很嚴。督府對於咨議局的議案，有核奪施行之權。對財政的審核，只限地方辦事支出費用。國家政府，不在其內。咨議局“不得議減現行稅率，只有議決改良增加之事。對自治糾紛的處理，只限州、縣自治之互相衝突的問題。若自治會於地方官之衝突，則仍屬督撫主持。”還規定，“若有一二議員間或近於桀驁，而荀違法律，小則除名，大則解散停會。”（唐宗堯、向楚《擺開事實看四川立憲派》）。儘管如此，資產階級立憲派人物一方面誠仰鼻息於清庭，另一方面又不能不順應民心，開展一些爭紳權的鬥爭，以爭個人聲望和地位。1910年8月，由咨議員和教、農、紳、商各頭面人物集股5000元，成立了以四川立憲派首腦、咨議局議長蒲殿俊為社長，以朱山為總編輯的《蜀報》社，並將《蜀報》作為咨議局的機關報。《蜀報》從1910年8月15日創刊，到1911年6月中旬停辦，共出12期。到6期以後，改由鄧孝可任主編。《蜀報》的主要內容是宣傳“預備立憲”和“地方自治”,間也討論國學，評述外著。蒲殿俊、肖湘、鄧孝可、楊任欽、葉治均、黃言昌、沈宗元、白堅、程瑩度等四川立憲派重要人物，均有論著或譯述在該報發表。鄧孝可更是以其才思敏捷，學識淵博，能言善辯，文筆犀利，富有戰鬥力而馳名。《蜀報》發行量，達一千多份。許多州、縣，都設有代辦處。重慶、上海、北京等地，還設有分售處。“該報內容豐富，規模較大，印刷和裝訂都比較精美，一時被稱為蜀中報業巨擘？在四川各界特別是在社會中、上層，有較大的影響。”（賴培林《評四川咨議局機關報--<蜀報>》，載《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九輯）。

帝國主義列強以鴉片戰爭，打開了閉關的中國大門。四川雖然地處偏遠，列強滲入較東南各省緩慢，但地域遼闊，物產豐富，有巨大潛在的銷售市場，使列強們垂涎欲滴。先是英、法爭奪四川的鐵路權。繼之，美、德、日等國也參加了這一強盜活動。列強的強盜行徑和清庭的軟弱，激起了國人的強烈抗議，一時間，民怨沸騰。四川民眾的保路運動，更是空前高漲。

囿於封建宗法觀念，鄧孝可未看到清庭出讓路權與帝國主義的正式消息時，對朝庭尚抱有一定的期望。還於《蜀報》上著文，盛讚鐵路國有政策。只要求政府承認和償還人民的股款，提出：“爭款不爭路”的主張。這種主張在四川立憲派內部，也只得到少數人支持，多數人反對。當強行接收粵、湘、鄂、川四省鐵路公司和與美、英、法、德四國簽訂了借款築路合同的正式消息傳入四川后，鄧孝可馬上放棄了“爭款不爭路”的主張，並氣憤地說：“誰能夢想到其奸欺如是哉！”立即揮毫疾書，寫出了全川最早嚴正批駁借款合同的著名爭路檄文《賣國郵傳部！賣國盛宣懷！》，在《蜀報》第十二期上發表。

在1909年10月14日召開的川漢鐵路股東代表大會上，鄧孝可、鄧孝然兩兄弟，均以股東代表的身份，參加了會議。會上，鄧孝然被選為董事會董事，鄧孝可被選為法部主事。不久，在鐵路公司的第二屆股東代表大會上，公司為了喚起民眾參加保路鬥爭，決定拿出二萬四千兩白銀，交鄧孝可、朱山辦《蜀報》雜誌；池汝謙等辦《西顧報》；江三乘等辦《白話報》。這三種刊物，成了四川保路同志會爭權保路鬥爭運動的主要喉舌。

1911年6月17日，根據鬥爭的需要，四川保路同志會在成都正式成立。立憲派人士控制了保路同志會的一切實權，鄧孝可被選任四川保路同志會文牘部部長。由鄧孝可領導和主筆，創刊《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為四川保路同志會會刊。半月內，文牘部“發出印刷物已六十萬有餘件”（《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第七號）。《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文字通俗流暢，尖銳潑辣，內容豐富。至今讀來，仍感人至深。這份刊物，“曾印到三萬份，仍然供不應求”（《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第三號）。“保寧屬閬中縣，距省七百餘里，該地紳商聞盛奴奪權賣路事，憤恨如燒，立欲其詳情。特專捷足，兼程星馳三日有半，抵成都購買保路同志會出版、報告各件”（《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第十三號）。“頃有數友人稱，其家婦孺，每日望本報告，幾如望歲。及得報告展讀，涕淚橫流，且閱且哭。” （《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第十三號）四川咨議局和保路同志會，通過刊物所造成的強大輿論攻勢，影響很大，“日來關於鐵路攻難之文字演說，紛紜四齣，禁不勝禁，防不勝防。”（《保路同志會文電要錄》6頁）給了清朝政府和外國強盜以巨大打擊。正如《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八輯139頁上說的：“四川人民知道報紙勢力，就在這爭路風潮時代。”

四川人民爭權保路風潮的湧起，使清政府驚恐萬狀。1911年7月，清朝政府一面選派經營川邊得力的趙爾豐，到成都接任總督，向四川人民舉起了屠刀；一方面下令端方，派人接收川漢鐵路公司宜昌董事局，加緊強搶四川人民鐵路大權的行動。8月18日，端方強行接收宜昌董事局。此一消息傳入成都，置鐵路公司正在開會，“會場幾百人立哄起來。大呼：政府要硬搶鐵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還做什麼生意！”（唐宗堯等《擺開事實看四川立憲派》）在鐵路公司接著召開的緊急會議上，一致通過了成都全市罷課罷市的決議。8月27日以後，罷市罷課浪潮遍及全川各地。人民大革命已成洶湧澎湃之勢，難於遏阻。

在爭權保路鬥爭的開始階段，蒲殿俊、羅綸、鄧孝可等立憲派人，出自切身利益的保護和強烈的愛國熱情，以其橫溢的才華和一定的勇於鬥爭精神，深得民心，成為群眾運動的初始領袖。但是，他們只是資產階級右翼的中堅，與舊的封建勢力，有著較為緊密而深厚的瓜葛。他們主張的，只是“文明爭路”.絕沒有想過，也更不願通過革命，將封建舊制度打倒。因而，一旦群眾真正起來用暴力行動推翻舊的制度之時，他們就害怕了。立即反過來幫統治者的忙，極力阻攔和反對人民革命的進一步發展。當得知清政府決定讓鎮守西康的趙爾豐接任四川總督的消息以後，為了表示他們只是要“文明爭路”的誠意，鄧孝可與葉秉誠一道，還特別邀約了與趙爾豐有一定交誼的周善培，算準了時日，到新津迎接。因趙爾豐在雅州（今雅安市）多住了兩天，致使他們不得不空手而返。當趙爾豐抵達成都以後，為討好，他們又於7月30日在鐵路公司召開特別歡迎會，歡迎趙爾豐到川主政。

立憲派的親善表示，並未軟化清政府要殘酷鎮壓四川人民革命的心。群眾的罷市、罷課行動，也衝破了立憲派人所規定的“文明爭路”範圍。儘管他們連夜製造“保路同志會公啟”,要求群眾“勿在街市聚眾”、“勿暴動”、“不得打教堂”、“不得侮辱官府”,並刊發光緒的牌位，要人們貼在門首，焚香禮拜，極力想將群眾不可遏阻的反帝反清情緒壓制下去。但是，對於這種蓄久必發的群眾反帝反封建大革命，他們卻早已失去了控制之力。自成都罷市、罷課以後，“南起邛雅、西迄綿州、北進順慶、東抵榮隆，千里內外，府縣鄉境，一律閉戶”（《民立報》辛亥年七月十五日）。在新的革命勢力鼓動下，四川已燃燒了起來。

1911年9月5日，趙爾豐接到同志會《川人自保商榷書》。看后認為，這是同志會造反了。9月7日上午，即於督署誘捕了同志會、咨議局、鐵路公司的負責人羅綸、鄧孝可、張瀾、王銘新、葉秉誠、江三乘、彭蘭村等人。晚到的蒲殿俊、顏凱，也被扣押。第二天，又逮捕了胡榮、蒙裁成等人。妄圖於聯升巷放火，誣羅、鄧等人暴動，“藉此就把他們殺了”（彭芳《辛亥革命政變發源記》）。由於趙爾豐沒有得到將軍王昆的支持，“更主要的是怕事情鬧大，將首先危及滿人，特別是他的性命”,只好改將這些人軟禁（唐宗堯、向楚等《擺開事實看四川立憲派》）。蒲、羅、鄧等人被捕的消息傳出以後，成都全城震動。數萬群眾湧向總督衙門示威，趙爾豐竟命令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當場打死三十二人，傷者無數。城外聞訊趕來聲援的居民和農民，也被屠殺數十人。

“成都血案”發生后，整個四川都沸騰起來。暴發了以同盟會會員為主導的，席捲了全省的全民性武裝大起義，保路運動進入了推翻清朝政府腐朽沒落統治的武裝鬥爭階段。

武裝起義起於新津，成都附近各州、縣，紛紛響應。起義烈火，迅即燃遍全川。在全川人民起義面前嚇慌了手腳的清朝政府，一面命岑春宣入川“查辦”;一面命端方，率鄂軍入川鎮壓。結果，由於鄂軍西調，武漢空虛，1911年10月10日，革命黨人武昌起義成功。這一消息傳入四川，趙爾豐懾於群眾武裝革命的威力，被迫於11月1日，把張瀾、胡榮、彭蘭村、蒙裁成等人先後釋放。以後，又接受手下人建議，於11月5日下令將所有被捕人員釋放，並對蒲、羅等人加以禮遇聘任，將扣捕他們的責任，完全推到端方、盛宣懷等人身上。蒲、羅、鄧等人受此優禮相待，十分感激趙爾豐。竟公然以同志會名義，發布《哀告全川叔伯兄弟》，說什麼：“保路同志會之目的實已貫徹無阻”,要同志軍放下武器，停止戰鬥，息事歸農。進而，還與趙爾豐訂立密約三十條，承認趙爾豐盤據川邊的軍事政治權利。繼11月22日重慶蜀軍政府成立以後，於11月27日在成都，又成立了以蒲殿俊為都督的大漢四川軍政府。還將趙爾豐的心腹朱慶瀾，安為副都督。接著，不甘心失敗的趙爾豐，又策動了12月8日的成都兵變，妄圖復辟。同志軍聞訊，星夜入城，亂事才算平定，陸軍學堂總辦尹昌衡，做了都督。各地民軍紛起討趙，繼續向成都進軍，尹昌衡被迫將趙爾豐“明正典刑”.從此以後，也就結束了帝國主義和清王朝在四川的最後統治。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後，4月27日，成都、重慶的兩個軍政府合併，於成都成立了“四川都督府”.至此，四川保路運動勝利結束。

辛亥革命勝利以後，四川立憲黨人因在四川保路運動後期的不光彩表演，為革命人民所不恥齒。加上他們的思想體系與新的時代，也格格不入，故受到革命人民的冷落。這時，康有為、梁啟超一夥，又彙集北京組成了共和黨、進步黨等派系，積極謀划封建王朝復辟活動。四川的蒲殿俊、羅綸、鄧孝可等人，也先後去北京，加入了康梁一夥。他們返川后，開始組建民主黨。1913年6月22日於成都南門，召開民主黨臨時大會。將四川民主黨，改組成了中國進步黨四川支部。選舉的結果，鄧孝可、羅綸、李文熙（奉節縣新治鄉人，後為曹琨毒殺於河北保定）擔任了常務委員；鄧孝然選任交際科幹事。袁世凱稱帝失敗以後，鄧孝可在北京失意消沉。“賦閑”,住在北京石駙馬大街88號。以後，又到杭州做了“寓公”.不久，他又遷居上海。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他才病逝。至“賦閑”北京以後，鄧孝可一直消聲匿跡，再無什麼作為。只是在9.18事變以後，他異常氣憤，要家人臂纏黑布，上寫白字“誓雪國恥！不自由，勿寧死！”（據鄧孝可孫鄧傳漢口述）其愛國氣節，頗受時人讚頌。在北京的一些學校和社會人士中，也起過一定的影響。

鄧孝可一生，先後六次結婚。生子女多人，大多早已逝去。只有第六夫人於解放前夕攜一子一女去了美國定居。據說，早前尚在。鄧孝可的其他子孫多人，散居國內各地，多有從政從教的。鄧孝然女鄧季惺，抗日戰爭年代，與夫陳銘德一道，在南京、上海、重慶、成都等地辦《新民報》，自任經理。開中國婦女辦報之先，被譽為中國現代“報壇女傑”.曾連任九屆民建北京市委會副主任委員、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北京市政府民政局副局長、首都女新聞工作者協會名譽會長等。前不久，高齡病逝於北京。鄧季惺前夫子吳敬璉，是著名現代經濟學家。在中國經濟學界，頗有地位和影響，由此可見鄧氏家族的餘緒也。

1985年《奉節縣誌資料》（徵求意見稿） 《萬縣地區地方志通訊》87||一期

鄧季惺遺作（1986年4月應筆者涵索寄贈，原件保存奉節縣政協）

鄧季惺，又名鄧友蘭，女。1907年，生於四川省奉節縣（今重慶市奉節縣）。（因自幼隨父鄧孝然居住在重慶--陳劍注）中學時，就讀於重慶女子師範學校。思想上受教師蕭楚女、張聞天的熏陶，追求進步，力持正義。1933年，畢業於北平朝陽大學法律系。后在南京司法行政部，任職兩年。1935年，開始在南京、鎮江執行律師職務。同時，負責南京《新民報》的《法律問答》欄解答。業餘，進行社會活動，參加“南京婦女文化促進會”和“救國會”等團體，編輯《新婦女》周刊，在《新民報》上刊行。主張抗日救國，力爭婦女解放。1937年，正式參加南京《新民報》工作，擔任副經理。對報社發行、廣告、印刷、財務會計等業務，進行一系列改革，促進了這個民間報紙的企業化管理。

抗日戰爭期間，《新民報》於1937年11月遷出南京。1938年元月，在重慶（重新）出版，任經理。1943年去蓉，創辦《新民報》成都版。開始（時），擔任經理。1938年--1947年，任四川省參議會參議員。1943年，任《新民報》總管理處協理。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立即先行複員南京。恢復南京《新民報》。1946年，又創上海、北京兩分社。1946--1948（年）期間，兼任南京、上海兩地《新民報》社經理。1947年，當選立法委員。1948年七月，南京《新民報》被國民黨政府封閉停刊，季惺被通緝。因避迫害，出亡香港。1949年四月，返回北京。

1949年5月，任北京《新民報》社經理。1950年，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952年，《新民報》北京社交《北京日報》接辦，擔任該報顧問。1955年，調任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長。“文化大革命”期間，上海《新民晚報》被“四人幫”壓迫停刊。1982年復刊，任該報顧問。

1949年，參加中國民主建國會，連任九屆民建北京市委會副主任委員。曾任民建會第三屆中央委員，民建會第四屆中委常委。1987年，因年逾八旬，辭去民建會中委常委和北京市副主任等職，被選為民建中央咨議委員會常委、民建北京市委會顧問。

歷任：全國政協第二、第五、第六屆委員。現任（指當時，即未辭世之前--陳劍注）第七屆委員，北京市第六屆政協副主席。

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1978年改正後，任北京市民政局顧問。

其他社會職務：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理事

首都女新聞工作者協會名譽會長

重慶社會大學董事

北京工商職工中專校教委員會委員

歐美同學會顧問

北京市紅十字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