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志玖

楊志玖，1915年10月1日出生於山東省長山縣周村鎮（今淄博市周村區）。幼年喪父，家境貧寒，他依靠母親和兄長勞作、借貸和師友們的接濟，同時亦靠自己刻苦努力和一貫優異的成績所獲得的助學金讀完了小學、初中並完成了高中與大學的學業。 1931年，他考入山東省著名的濟南高級中學，獲得縣教育局貸金。1934年夏高中畢業，在全省高中畢業會考中取得第三名，獲得省教育廳等部門的獎金，以此作為旅費，前往北平考大學，同時考取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是年9月，入北京大學史學系，受鄭天挺、錢穆、傅斯年等教授的指導。盧溝橋事變后，隨校遷往長沙、昆明，在由北大、清華和南開三大學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繼續學習。1938年8月大學畢業，被推薦到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作為所外研究生（當時史語所尚未正式招研究生，故名所外）。1939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師從姚從吾、向達兩位教授，並接受陳寅格、羅常培、湯用彤諸先生指導。 1941年從研究所畢業，歷任西南聯大、南開大學教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借調），南開大學副教授、教授。

楊志玖教授學術研究和教學的主要領域和方向是：元史（指導博士研究生）、隋唐史（指導博士研究生）、中國回族史、中國土地制度史等。80年代初恢復博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時，楊志玖先生是當時國內為數不多的能夠在兩個研究方向上同時帶博士研究生的歷史學教授。他的研究在許多領域取得了為學術界所矚目的成就。

馬可·波羅來華遊記研究

在蒙元史研究上，楊志玖教授做出了突出的學術貢獻，其最主要的成果集中在馬可·波羅的研究、探馬赤軍研究、元代回族史研究等幾個方面。

馬可·波羅來華及其所撰遊記，是元代中西交通史中重大事件。本世紀40年代以前，學術界一直未能在中國史書上發現有關馬可。波羅來華的可靠記載。1941 年，楊志玖教授在讀研究生期間，依據《永樂大典》卷19418所錄元代《經世大典。戰赤》的一段史料，發表了《關於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文史雜誌》1卷12期，今收入楊志玖文集《元史三論》）的論文，考證出馬可·波羅在其《遊記》中所述他伴隨蒙古公主從泉州返波斯等事是真實。馬可·波羅確實到過中國。還訂正馬可·波羅離華時間是在1291年初，而不是以前西方人所考訂的1292年初。這一揭示是迄今所知漢文記載中唯一能見到的馬可·波羅活動的考證和研究，得到了向達、顧頡剛、湯用彤、傅斯年等專家和學術界的很高評價，並因此而獲中央研究院名譽學術獎。該文還譯為英文，於1944年刊登在英國亞洲皇家學會學報孟加拉版第四卷上，又在美國《哈佛亞洲學報》1945年9月9卷1期上發表了論文摘要。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隔絕狀態，許多西方學者沒能看到楊志玖教授的這篇論文。但是，幾乎與此同時，法國著名東方學家伯希和（P.Pel－liot）利用波斯文史籍對馬可·波羅離開中國的時間得出了和楊志玖教授相同的判斷。1970年，英國學者波義耳在其論文《拉施特與法蘭克人》中，又摘出波斯文史書《史集》中一條原始記載，和《經世大典。戰赤》及《馬可·波羅遊記》互相印證，進一步支持了楊志玖教授的結論。1976年，美國學者，哈佛大學教授柯立夫（F.W.Cleaves）發表《關於馬可·波羅離華的漢文資料及其到達波斯的波斯文資料》，綜合評價了上述三位學者各自獨立的研究，再次肯定了楊志玖教授的貢獻。日本馬可·波羅研究專家渡邊宏1983 年發表《中國人的馬可·波羅觀》，也對楊志玖教授的論文作了重點介紹。關於《馬可·波羅遊記》的真實性，世界上大部分學者持肯定態度，但也有一部分人至今仍有懷疑看法。1966年德國學者傅海波（HerbertFranke）、1979年美國學者海格爾（J.W.Haeger）、 1982年英國人克雷格·克魯納斯（CraigClunas）先後發表文章，認為馬可·波羅未到過中國或只到過中國北方，1995年英國不列顛圖書館中國部主任弗蘭西斯·伍德（Frances Wood）更是出版了專著《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集懷疑和否定論者之大成。懷疑和否定論者人數雖然不多，其觀點也大都出於推測，但引起了較大的關注和議論。為此，1979年以來，楊志玖教授又連續發表了《關於馬可·波羅的研究》、《關於馬可·波羅在中國的幾個問題》、《馬可·波羅足跡走遍中國》、《馬可·波羅與中國》（均收於《元史三論》）、《再論馬可·波羅書的真偽問題》（《歷史研究》1994年2期）、《百年來我國對<馬可·波羅遊記 >的介紹與研究》（《天津社會科學》1996年1、2期）、《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與《南方周末》駐京記者的談話》（《南方周末》1996年 9月20日）、《馬可·波羅到過中國》（《歷史研究》1997年第3期）、《馬可·波羅問題爭論的焦點何在？》（《光明日報》1997年10月4日）、《馬可·波羅書中的長老約翰——附論伍德博士的看法》（《南開大學歷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紀念文集》，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1月）等一系列論文，就引起爭論的馬可·波羅懂不懂漢語、是否做過揚州總管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對懷疑和否定論者提出的諸如馬可·波羅書中未提到茶葉、漢字、印刷等具有中國特色的事物；有些記載誇大失實或錯誤；有些地名用波斯名，可能是從某種波斯文的“導遊手冊”抄來的等疑問和論據一一給以具體的回答。楊志玖教授還積極支持和參與了近年在我國舉行的馬可·波羅國際學術研討會及有關馬可·波羅書的出版整理。他堅持馬可·波羅書真實性的觀點也再次得到了國內外治元史和中西交通史的學者的普遍支持，國內多位元史專家發表了相關論文，當今國際著名的蒙元史學者之一，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遠東系教授羅意果（lgor deRachwiltz）亦發文對伍德書提出了嚴厲批評。可以說，楊志玖教授的以上論文對辨明事實、促進馬可·波羅研究的深入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他是國際公認的馬可·波羅研究的權威之一。

探馬赤軍研究

探馬赤軍是蒙元時期的重要軍隊，它長期征戍於西域和漢地，對元代政治軍事影響很大。但因史料記載含混，關於這支軍隊的真實面貌又是長期存在較多疑竇和爭議的難題。60年代以前，國內史學界大多沿用日本學者的看法，未作細緻的研究。1965年，楊志玖教授發表《元代的探馬赤軍》（《中華文史論叢》第六輯），批評了日本蒙古學者那珂通世、箭內亘等認為探馬赤軍系契丹人和女真人等非蒙古人組成的軍隊的觀點，並對探馬赤軍的語源、語義、組成和性質進行了探討。這是國內第一篇系統研究探馬赤軍問題的論文，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80年代以來，楊志玖教授又連續發表《探馬赤軍問題再探》（《民族研究》1981年1期）、《探馬赤軍問題三探》（《南開學報》1982年2期）、《遼金的撻馬與元代的探馬赤》（《遼金史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等論文，在吸收國內學者討論意見的基礎上，得出了“探馬赤軍是蒙古國時期從各千戶、百戶和部落中挑選士兵混編成的精銳軍隊，其職司是戰時充當先鋒，戰事結束后鎮戍於被征服地區”的結論。對此問題還與日本學者荻原淳平等進行了有益的商榷和討論，有力地推動了這項研究的不斷深入。

回族形成研究

元代是西域人大量東來和回族形成的重要時期。作為元色目人重要部分的回回人問題，既引人注目，又錯綜複雜。楊志玖教授長期致力於元代回族史，進行了一系列高質量的學術研究。40年代初，楊志玖教授就撰寫了《回回一詞的起源和演變》（《中國伊斯蘭史綱要參考資料》 1948年11月，收入《元史三論》）一文，考辨回紇（回鶻）到回回的轉變。他認為：回回是宋元之際社會上流行的易寫易念的大眾語，是用以代替回鶻或回紇的。回回一詞初現於宋沈括《夢溪筆談》，到蒙古國初期，它除為回鶻、回紇的一音之轉外，只是對西域民族的籠統泛稱，和伊斯蘭教尚無密切關係。元代官方文書開始確定地用回回和畏兀兒二詞分別表示西域人中信奉伊斯蘭教諸族人和信奉佛教的原回鶻人，然而在文人筆下仍多沿用回鶻或回紇等古老字眼來描述元代的回回人。這篇文章對回鶻、回紇、回迴音轉過程中的區別和雜出聯繫等，論證精細而有說服力，可以稱得上國內有關回回稱謂闡釋的重要代表作之一。1992年，楊先生又發表《<夢溪筆談>中“回回”一詞的再認識》（《中國民族史研究》（四），改革出版社1992年11月），與對此問題有不同看法的學者進行了進一步的討論。關於回回人的構成，楊志玖教授也頗多創見。元代的回回人，一般認為是由信奉伊斯蘭教的中亞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組成的，而阿兒渾人、哈喇魯人及畏兀兒人在一些材料中被排除在回回人之外。楊志玖教授所撰《元代的阿兒渾人》（《南開史學》1983年1期）在詳細考辨阿兒渾泛指中亞七河流域至楚河流域的突厥部族之後，又從咯喇汗王朝已信奉伊斯蘭教，阿兒渾人的名字、婚姻，元末稱回回等方面，訂正和確認阿兒渾人當在元代回回之列。《關於元代回族史的幾個問題》（《元史論叢》第四輯）一文，還考證出元代哈剌魯人以及居住在喀什葛爾等處的畏兀兒人也信伊斯蘭教，應屬回回人。與此相關，楊先生又撰寫《阿兒思家族事迹雜考》（《元史論叢》第五輯），從元代哈喇魯部首領家族入手，進一步說明哈喇魯人此時已成為回回一部分。另一方面，《古速魯氏非回回辨》（《寧夏社會科學》1988年5期）一文則經反覆論證，否定了清華大學學者錢大昕、屠寄的說法，考訂古速魯氏不屬於元代的回回人，而是信奉伊斯蘭教的畏兀兒人。

羅里回回（吉普賽人）的研究

對元代回回人的特殊集團——羅里回回（吉普賽人）的研究，也是楊志玖教授的一個突出學術貢獻。羅里回回是元代來華回回人的一種，日本學者田坂興道曾據波斯語Luri解釋為一種流浪部族名。

1991年，楊志玖教授發表《元代的吉普賽人——羅里回回》（《歷史研究》1991 年3期）一文，利用英文、俄文、日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諸多文獻，博採眾說，對羅里回回的釋義，羅里的起源，與茨岡、吉普賽等稱謂的聯繫，元代和元代以後羅里回回的活動等，進行了詳盡系統的考述，首次為人們提供了有關中國吉普賽人早期活動的可靠知識和信息，考訂了元代羅里回回即中國領土上最早的吉普賽人。關於回回人物，楊志玖教授主要側重於對疑難或有爭議問題的考證。例如，回回人札八兒火者、阿三（哈散）與西夏人阿里鮮及阿剌淺，本為四人，屠寄《蒙兀兒史記》、柯劭忞《新元史》將此四人誤作一人。1948年楊志玖教授發表《新元史。阿剌淺傳證誤》（《文史雜誌》6卷2期），條分縷析，將史事陳述與名字對音註釋結合起來，糾正了屠、柯二氏的訛誤，進而究明了元代最早出現的幾名回回人的生平事迹。又如30年代，金吉堂《中國回教史研究》稱明代著名人物海瑞“或是回回人”，但此說一直未舉出有關證據。1959年，楊志玖教授在《光明日報》發表《海瑞是否回族？》一文，依據明代梁雲龍《海公行狀》及元明時期色目人改姓方式，考證出海瑞先世海答兒系明初軍官，自廣東到海南島從軍，以第一字“海”字為姓，定居瓊山，繁衍為瓊山海氏。楊先生海補充辨析了海姓多回族，亦有漢族等相關問題。此篇考證精闢嚴密，使海瑞回回祖屬成為定論。關於元代回回人中是否存在伊斯蘭諸教派，過去一直未有專門的研究，1988年，楊志玖教授撰寫《元代中國伊斯蘭教派初探》，搜集、梳理和考辨大量零散史料，證實了什葉派、蘇菲派成員及其活動在元代的確實存在，首次向人們展示了中國伊斯蘭教派在元代的情況，頗有學術價值。關於回回人與元代政治，1941年，楊志玖教授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畢業論文《元世祖時代“漢法”與“回回法”之衝突》中提出了“回回法與漢法的衝突曾是元世祖時期朝廷鬥爭的主要文化背景的觀點”。1984年，又發表《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歷史研究》1984年3 期），從元朝建立前的回回人、元朝建立后中書省的回回人、行中書省的回回人等方面，系統地研究了回回人在元代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這種把政治鬥爭與文化背景結合起來分析回回人在元代政治中地位的深入研究在學界尚屬首例。自90年代開始，楊志玖教授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撰寫系統、全面的《元代回族史》專著上。作為專著的前期準備，楊先生又相繼發表了《元代的回回人》（《中國回族研究》第一輯，1991年）、《元代回族史稿緒言》、《回回人的東來和分佈》（上、下）、《元代回回人的社會地位》、《回回人與元代政治》（一、二、三、四、五上、五下）（以上10篇以連載的形式在《回族研究》1992年第4期至 1995年2期各期上發表）等十數篇論文。即將出版的《元代回族史》將是60年來元代回族研究的總結性論著。

隋唐史方面

在隋唐史方面，楊志玖教授也做出了很大貢獻，他在隋唐五代史的學科基礎建設和一些重要史實及理論上的建樹受到學界的廣泛讚譽。1955 年，楊志玖教授在授課講義的基礎上，編著了《隋唐五代史綱要》一書，先後由新知識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綱要》內容系統概括，條理清晰，語言簡潔明快，觀點鮮明，立論平實，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頗受歡迎的一部斷代史著作和優秀教材。楊先生還著有一部《隋唐史通俗講話》，由通俗讀物出版社1957年出版，對當時普及隋唐歷史知識起了一定作用。70年代末，由全國各地區各部門歷史學家集體協作編纂的中國第一部大型的中國歷史辭典《中國歷史大辭典》工程開始進行，楊志玖教授被聘為編輯委員會主編和隋唐五代史分卷主編。楊先生除本人承擔了大量辭條的撰寫外，還不時寫出有關辭條的考證訂誤文章，供其他編纂者作示範和參考。各學者編寫完的辭條彙集后，楊志玖教授又長時間地親自逐條審閱修改隋唐史分卷的全部辭條，為保證這部代表當代中國學術界水平的大型工具書的質量耗費了難以計算的精力和時間。

唐安史之亂以後出現的藩鎮割據，是唐後期歷史中的重大問題。過去許多學者認為，藩鎮割據是莊園經濟的產物，藩鎮代表莊園主的利益，或者說，藩鎮政權是代表地方豪強大地主的政權。1980年，楊志玖教授發表《試論唐代藩鎮割據的社會基礎》（《歷史教學》1980年 6期）的論文，批評以上說法，指出：藩鎮依靠地方軍士的支持而割據，而這些軍士是破產農民和無業遊民，他們以當兵為職業，依靠豐厚的待遇和賞賜來養活家口，節度使只代表他們的利益，執行他們的意志。藩鎮割據的社會基礎使均田制度破壞后失業的農民，而不是莊園主。此文突破了思維上的條條框框，與傳統說法差異頗大，在唐史學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此後，楊先生又與張國剛合作，發表《藩鎮割據與唐代的大土地所有制》（《學術月刊》1982年6期）推動了這個問題討論的進一步深入。

在半個多世紀的研究生涯中，楊志玖教授的治學方法和學風是值得稱道的。其特點歸納起來就是：精於考證，追求真實，富有創見，從善如流。30年代，楊先生在北大和中央研究員史語所學習期間，深受當時在這裡佔主導地位的考據學派的影響，他既注意繼承清代乾嘉考據學，又盡量吸收西方近代史學方法。他主張，考證是澄清歷史事實的必要手段，應予足夠重視。近六十年來，他撰寫的的學術論文將近一半是考證類的。在長期的學術實踐中，楊志玖教授掌握了相當嫻熟的考證方法，他思維敏捷，文筆秀雋，考證精審而有邏輯，即使是微觀的考證文章，也能寫的生動活潑，形成了將嚴謹論證與鬱郁文才融為一體的風格。楊志玖教授歷來主張研究歷史要求真，要按歷史的本來面目理解歷史真相，不容主觀臆測，這也就是實事求是。50年代，楊先生學習了唯物辯證法，眼界更為開闊，他認為在“求真”方面，各家實有相通之處。要做到求真，就要對歷史資料認真鑽研，對其進行鑒別審查，去偽存真。他的所有著述，都是本著這一原則和目標來撰著的。1960年和1978年，楊志玖教授發表了《方臘起義提出過平等的口號嗎？》（《光明日報》1960年9月29日）、《再論方臘起義沒有提出平等口號》（《南開大學學報》1978年4－5期）二文，反駁史學界不少人所持方臘起義曾提出“平等”的口號的看法。楊先生指出：從南宋庄季裕《雞肋篇》中摩尼教徒有意誤念《金剛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的記載，不能得出方臘起義主張“平等”的結論。古代“平等”一次是佛教用語，是指精神世界而言。它大量出現在與佛教有關的名物和文獻中，在經濟和政治上則不見應用。王小波、鐘相、鄧茂七、李自成等起義都不應用這個詞，連太平天國的正式文獻也不見這個詞，雖然這些起義有類似平等的思想和行動。總之，“平等”一詞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有其獨有的涵義和應用範圍，不能作任意的解釋，也不能用今天的理解強加於古代。這兩篇論文充分地體現了楊志玖教授不顧傳統觀念和時勢壓力，堅持追求真實和科學的良好學風。從追求真實的目標出發，楊志玖教授敢於懷疑和擺脫前人的成說。他發表的學術論文無論篇幅長短，都富有創見，都不與舊說雷同。楊先生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從不擺教授專家的架子，但對學術問題上的是非又好與人辯，無所顧忌。例如，關於蒙古國時期貴由汗（元定宗）與拔都有隙，率兵討伐拔都事，漢文正史中隱而不載，以往學者意見也不統一。1935年，岑仲勉先生撰《定宗征把禿》文，否認有貴由征拔都事。楊志玖平素頗受岑先生教益，對岑先生深為尊重，但他考辨中外諸史料，斷定定宗貴由征拔都確有此事，於是便本著“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態度，另撰《定宗征拔都》（文撰於1943年，今收入《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二輯及《元史三論》）糾正岑先生的誤釋。楊先生的見解一度被岑先生駁斥，但最終受到學界的充分肯定和承認。楊志玖教授也非常願意聽取和接受別人的正確意見，從善如流。在聽到批評時，他總是擇善而從，隨時接受，並公開糾正自己的失誤或不足。撰文發表時，對提供幫助的學者，都要一一附志，不埋沒他人的協助之功。這些做法，頗贏得學界的尊重和敬佩。

自1941年在西南聯大任教和抗戰後南開大學歷史系恢復以來，楊志玖教授在歷史教壇上執教已達五十餘年，為南開歷史系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先後開設了中國通史、元史、宋遼金元史、蒙古史專題、隋唐史、史學名著選讀、中國歷史文選、中國土地制度史、中國回族史、中國交通史等多門課程，用自己的辛勤勞動，孜孜不倦地培養了一批批優秀的史學人才。1978年以後，他又相繼指導和培養了數名隋唐史和元史的碩士生和博士生，現已畢業碩士九人、博士六人（至1998年還有兩名在職博士在讀）。楊先生獎掖後進，不遺餘力，他分佈在各高校和研究部門的研究生大部分都已晉陞為教授、研究員、副教授等，成為中國史等領域有所建樹的學術骨幹。他的大批學生遍布全國各地，許多人事業有成，稱得上桃李滿天下。

1996年6月，楊志玖教授光榮退休，但他仍在勤奮地工作，他不顧耄耋之年和嚴重的眼疾，除繼續指導博士生外，一天也未停止過研究，每天都在伏案撰寫，甚至春節期間也是如此。使當時去看望他的天津市教衛工委領導非常感動。從1996年以來，楊志玖教授又有多篇論文面世，他還將繼續以他深邃的學識和洞察力給人們以教益，以他新的成果給史學發展以推動。2002年5月24日下午16時46分楊志玖教授在天津市總醫院歸真，享年8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