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波羅遊記

《馬可·波羅行紀》共分四卷，第一卷記載了馬可·波羅諸人東遊沿途見聞，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記載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宮殿，都城，朝廷，政府，節慶，遊獵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東地沿岸及諸海諸洲等事；第三卷記載日本、越南、東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諸島嶼，非洲東部，第四卷記君臨亞洲之成吉思汗後裔諸韃靼宗王的戰爭和亞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敘述一地的情況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書中記述的國家，城市的地名達100多個，而這些地方的情況，綜合起來，有山川地形，物產，氣候，商賈貿易，居民，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及至國家的瑣聞佚事，朝章國故，也時時夾見其中。

馬可波羅的這本書是一部關於亞洲的遊記，它記錄了中亞，西亞，東南亞等地區的許多國家的情況，而其重點部分則是關於中國的敘述，馬可波羅在中國停留的時間最長，他的足跡所至，遍及西北，華北，西南和華東等地區。他在《遊記》中以大量的篇章，熱情洋溢的語言，記述了中國無窮無盡的財富，巨大的商業城市，極好的交通設施，以及華麗的宮殿建築。以敘述中國為主的《遊記》第二卷共82章，在全書中分量很大。在這卷中有很多篇幅是關於忽必烈和北京的描述。

書的開頭，對當時人們十分驚奇的事物作了介紹： “皇帝、國王、公爵、侯爵、伯爵、騎士和市民們，以及其他所有的人們，不論是誰，如果你們希望了解人類各種族的不同，了解世界各地區的差異，請讀一讀或聽人念這本書吧！你們將發現，在這本書中，正如梅塞·馬可·波羅所敘述的那樣，我們條理分明地記下了東方各大地區——大亞美尼亞、波斯、韃靼地方、印度以及其他許多國家——的所有偉大而又奇特的事物。馬可·波羅是威尼斯市民，聰明而又高貴，被稱為‘百萬先生’。他親眼目睹了這些事情。……所有讀或聽人念這本書的人，都應置信不疑，因為這裡所記敘的一切都是真實的。的確，自上帝用他的手創造了我們的祖先亞當以來，直到今在，從未有過任何人，基督教徒或異教徒，韃靼人或印度人，以及其他種族的人，像這位海塞·馬可那樣，知道並考察過世界各地如此眾多、如此偉大的奇聞軼事。…… ”

馬可敘述的故事，確實和這一介紹所說的那樣激動人心。他講到了帶有花園和人造湖的大汗宮廷，裝載銀挽具和寶石的大象。他還講到了各條大道，高於周圍地面，易於排水；大運河上，商人船隻每年川流不息；各個港口，停泊著比歐洲人所知道的還要大的船隻，並談到了生產香料、絲綢、生薑、糖、樟腦、棉花、鹽、藏紅花、檀香木和瓷器的一些地方。馬可還描寫了他護送中國公主到波斯去時，訪問和聽說過的所有寓言般的國度——新加坡、爪哇、蘇門答臘、錫蘭、印度、索科特拉島、馬達加斯加、阿拉伯半島、桑給巴爾和阿比西尼亞。

書中的一切彷彿離奇古怪，言過其實，因此，人們給他起了個別號叫“百萬先生”，因為“他開口閉口總是說百萬這個、百萬那個”。其實，他向16世紀中葉的歐洲人提供了有關中國最為全面可靠的資料。這本書題名為《世界見聞錄》並非偶然。實際上，這部著作使西方人對世界的了解範圍突然擴大了一倍。馬可·波羅正如兩個世紀后的哥倫布一樣，為同時代人開闢了嶄新的天地。的確，正是他所描寫的有關中國和香料群島的迷人景象，召喚著偉大的探險者們，在穆斯林封鎖陸上道路之後，直接尋找一條海上航線，繼續前進。

馬可·波羅小時候，他的父親和叔叔到東方經商，來到元大都（北京）並朝見過蒙古帝國的忽必烈大汗，還帶回了大汗給羅馬教皇的信。

1271年，馬可·波羅17歲時，父親和叔叔拿著教皇的複信和禮品，帶領馬可·波羅與十幾位旅伴一起向東方進發了。他們從威尼斯進入地中海，然後橫渡黑海，經過兩河流域來到中東古城巴格達，改走陸路。這是一條充滿艱難險阻的路，是讓最有雄心的旅行家也望而卻步的路。他們從霍爾木茲向東，越過荒涼恐怖的伊朗沙漠，跨過險峻寒冷的帕米爾高原，一路上跋山涉水，克服了疾病、饑渴的困擾，躲開了強盜、猛獸的侵襲，終於來到了中國新疆。

一到這裡，馬可·波羅的眼睛便被吸引住了。美麗繁華的喀什、盛產美玉的和田，還有處處花香撲鼻的果園，馬可他們繼續向東，穿過塔克拉瑪干沙漠，來到古城敦煌，瞻仰了舉世聞名的佛像雕刻和壁畫。接著，他們經玉門關見到了萬里長城。最後穿過河西走廊，終於到達了上都——元朝的北部都城。這時已是1275年的夏天，距他們離開祖國已經過了四個寒暑了！

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叔向忽必烈大汗呈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禮物，並向大汗介紹了馬可·波羅。大汗留他們在元朝當官任職。聰明的馬可·波羅很快就學會了蒙古語和漢語。他借奉大汗之命巡視各地的機會，走遍了中國的山山水水，中國的遼闊與富有讓他驚呆了。他先後到過新疆、甘肅、內蒙古、山西、陝西、四川、雲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還出使過越南、緬甸、蘇門答臘。他每到一處，總要詳細地考察當地的風俗、地理、人情。在回到大都后，又詳細地向忽必烈大汗進行了彙報。在《馬可·波羅遊記》中，他盛讚了中國的繁盛昌明；發達的工商業、繁華熱鬧的市集、華美廉價的絲綢錦緞、寵偉壯觀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驛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紙幣等等。書中的內容，使每一個讀過這本書的人都無限神往。 17年很快就過去了，馬可·波羅越來越想家。

1292年春天，馬可·波羅和父親、叔叔受忽必烈大汗委託，護送一位蒙古公主到波斯成婚。他們趁機向大汗提出回國的請求。大汗答應他們，在完成使命后，可以轉路回國。 1295年末，他們三人終於回到了闊別二十四載的親人身邊。他們從中國回來的消息迅速傳遍了整個威尼斯，他們的見聞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他們從東方帶回的無數奇珍異寶，一夜之間使他們成了威尼斯的巨富。

1298年，馬可·波羅參加了威尼斯與熱那亞的戰爭，9月7日不幸被俘。在獄中他遇到了作家魯思梯謙，於是便有了馬可·波羅口述、魯思梯謙記錄的《馬可·波羅遊記》。

《馬可·波羅遊記》有很多不同的抄本流傳至今，但都不是原稿，儘管可以肯定，筆錄的原稿是用法文寫成的，可現存抄本卻差不多囊括了西歐的所有語種，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法文、義大利方言和拉丁文抄本。現存的抄本都不完全，因此，學術界一直致力於推斷哪些材料是原稿中就有的，哪些是後來的抄錄者擅自增添的。在辨別哪些是馬可·波羅的原話，哪些是抄錄者添加的細節方面，學術界也同樣花費了很大的氣力。中文史料在一定程度上對解決這些問題是有所幫助的。其次，還有一個棘手的問題，即如何把馬可·波羅所引用的人名和地名與當今的名稱對應起來，表音法不規則，加之用不同體系的字母直譯．以及其它一些變化（例如，君士坦丁堡改名為伊斯坦布爾），這些都是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由於原文中存在這些問題，所以，對馬可·波羅所敘述的故事的分析和評價，只能說是一種嘗試。

然而，有一點與其它方面相比，爭議要少得多，即 《馬可·波羅遊記》 在文學上的地位。毫無疑問，馬可·波羅的敘述理所當然地是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歷史遊記文學的主要作品之一。蒙默思的傑佛里所作的 《不列顛國王史》，擂安維爾的 《聖路易史》，傅華薩的《聞見錄》 ，曼德維爾的 《旅行記》 和哈克盧特的 《航海記》，同馬可·波羅的《遊記》一起形成了這一文學傳統大廈的上部結構。所有這些作品以及其它一些相似的作品具有某些共同的特點，即它們中的多數都反映了時代的觀念（與現代觀念是不同的）；將事實同想象混在一起；某種文化上的坦率態度；以及對超自然現相當普遍的輕信。因而，現代的讀者對馬可·波羅所講述的事情在某種程度上持懷疑態度是合情合理和無可非議的。

這部遊記是專為對東方了解甚少的西方讀者而作的，這一點是它的優越之處。所以，波羅的最大興趣是把西方應該了解的東方作為某種有趣的事物來描述。他的動機基本上是商業性的。然而，由於波羅只同君主們來往，他所獲得的信息便帶有局限性。而且，他的判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商業和宗教因家的左右，很顯然，他對社會政治問題毫不關心，因為他的興趣在於貿易和商品，而非思想觀念。由於他對發現一條通往東方的安全航路非常熱心，以至使他所敘述的親眼所見事物的可信程度受到了影響。儘管如此，《馬可·波羅遊記》敘述的大部分內容，仍舊錶明他不但對西方中世紀的觀念，‘而且也對東方同代的情況有罕見的洞察力。

從《馬可·波羅行紀》一書問世以來，700年來關於他的爭議就沒有停止過，一直不斷有人懷疑：他是否到過中國？《遊記》是否偽作？並形成了馬可·波羅學的兩種觀點：懷疑論者和肯定論者。

早在馬可·波羅活著的時候，由於書中充滿了人所未知的奇聞異事，《行紀》遭到人們的懷疑和諷刺。關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臨終前勸他把書中背離事實的敘述刪掉。之後，隨著地理大發現，歐洲人對東方的知識越來越豐富，《遊記》中講的許多事物逐漸被證實，不再被目為荒誕不經的神話了。但還有人對《行紀》的真實性發生懷疑。

直到19世紀初，學術界開始有人站在學者的角度批判此書，並質疑馬可·波羅。德國學者徐而曼是最早提出馬可-波羅根本沒有到過中國的論證，認為所謂他在元朝17年的歷史完全是荒誕的捏造，為遊記而編排拙劣的教會傳奇故事，是為了傳教士和商人的利益，藉以激發感化蒙古人的熱情以便到中國通商而創作的。並且說，波羅一家最遠不過到達大布哈里亞 (Bucharia) 境內，關於蒙古帝國的情況是從曾到過該地的商人們口中聽來的；關於印度、波斯、阿拉伯及衣索比亞的敘述則抄自阿拉伯著作。1965年，德國漢史學家福赫伯則列舉了許多疑點，如揚州做官、襄陽獻炮等疑點加以印證。1979年，美國學者J.W.Haeger（海格爾）翻檢《馬可·波羅行紀》全文，撰成《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從內證中看到問題》一文提出質疑。1982年，英國《泰晤士報》發表了英國學者C.Clunas（克雷格·克魯納斯）《探險家的足跡》的一文，提出四條疑問對波羅到過中國一說提出質疑。與此同時，中國國內學者也有不少人質疑馬可·波羅。不過都是寫些短文或在其他論文中附帶提及。1995年，英國學者Frances Wood（吳芳思）博士經過多年研究，把所有的疑問寫成了一本書《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從而成為“懷疑論者”的代表。

國內“肯定論者”以楊志玖先生為代表。他從40年代起就不斷地同國內外的“懷疑論者”進行論戰。國外許多學者也認為或承認馬可·波羅曾到過中國以及《馬可·波羅行紀》的真實性。其代表性人物是德國的傅海波、英國的亨利·玉爾和法國的伯希和。在19世紀90年代，英國的馬可·波羅研究專家亨利·玉爾在他的《馬可·波羅遊記—導言》中一一列舉了《馬可·波羅遊記》中存在的缺陷和失誤。他認為《馬可·波羅遊記》中對中國的記載有多處缺陷，如根本沒有記載任何關於長城、茶葉、用鷺鷥捕魚、人工孵卵、印刷書籍、中國漢字及其它奇技巧術和怪異風俗等等，還有許多不確定的地方，如中國的地名多用韃靼語或波斯語、記載成吉思汗死事及其子孫世系關係失誤、攻陷襄陽城等等。但是他沒有懷疑過馬可·波羅到過中國這一事實。德國的馬可·波羅研究專家傅海波曾經說過，“不管怎樣，在沒有舉出確鑿證據證明馬可·波羅的書只是一部世界地理志，其中有關中國的幾章是取自其它的、也許是波斯的資料（他用了一些波斯辭彙）以前，我們只好作善意解釋，假定（姑且認為）他還是到過中國。”法國的東方學家伯希和雖然花費了很多時間為《馬可·波羅遊記》作了大量的註釋，但對馬可·波羅書中的疏失也是表示諒解的，基本承認馬可·波羅到過中國。

面對質疑，值得奇怪的是中國史學家們的態度耐人尋味。國學大師錢穆的回答妙趣橫生，或許代表了他們普遍的想法和觀點。他說他“寧願”相信他真的到過中國，因為他對馬可-波羅懷有一種“溫情的敬意”。因此真正對上述質疑“奮起”進行說明和批駁的，也僅有楊志玖教授等寥寥數人。雙方利用報紙、電視、著作、學術研討會等各種手法進行了上百年激烈爭辯。雙方質疑與辯駁集中為四點。其他質疑和辯駁都是在以下幾點基礎上的擴展：

自稱深受大汗信任，還擔任過官職。但所有東方史籍並沒有一條關於馬可·波羅的記載。

疑馬者：在中國古代浩如煙海的史籍中，無數學者查閱數十年，沒有找到一件可供考證的關於記載馬可·波羅的史料。

挺馬者：為反駁史書中沒有關於馬可·波羅記載的疑問，楊教授皓首窮經，終於在永樂大典殘片《站赤》中找到一條記載“兀魯得、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馬二八往阿魯渾大王位下”與《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一致，從而可以證明他是到過中國的。

（但是這是所有史料中僅有的一條孤證。並且《馬可·波羅遊記》說蒙古忽必烈汗因他識海路，讓他帶領這個使團，把蒙古的公主護送去波斯完婚，而且這條孤證中並沒有提到馬可·波羅的名字。）

疑馬者：“然而用明朝的史書證實元朝的人物明顯讓人難以信服，更重要的是：這條記載中和其他史書一樣沒有提到馬可·波羅的名字，只能說明此事與他的敘述一致，不過是他講述盡人皆知的故事(如遠征日本和王著行刺)罷了，而不能證明馬可-波羅與此事有任何聯繫，更不能作為他到過中國的直接證據。”（註：北京青年報2004-08-13）

挺馬者：楊志玖先生幾乎在他的所有批駁性論文中都提到這條“確鑿證據”，用它來作為批駁“懷疑論者”的致命武器。這段公文雖然一個字都沒有提到馬可·波羅，但至少能夠說明《馬可·波羅遊記》所記載的關於他們隨從波斯使臣離華回國的內容有著一致的地方。學者們根據這條材料後來還推斷出馬可·波羅他們由中國泉州從海道回國的具體時間在1291年初。對於這一條材料，學術界一致認為這是迄今為止在漢文文獻中發現的唯一的有關馬可·波羅的間接記錄。這也是國內外“肯定論”學者唯一感到欣慰的地方，至少可以用這條材料來抵擋一下“懷疑論”學者的窮追猛打了。

疑馬者：馬可·波羅自稱在中國17年深受忽必烈器重，但沒有任何一本元朝史書能找到哪怕一條可供考證的記錄。包括他自稱揚州做官三年，揚州地方志里同樣無從考稽。關於馬可·波羅自稱在揚州做總管三年的謊言，史書和揚州地方志都沒有記載。

挺馬者：馬可·波羅其時也許只是一個管理鹽務的小官，因為他在遊記中寫到了產鹽區長盧、海門和真州，關於鹽務的小官是不會記入史籍的。

疑馬者：馬可·波羅是色目人，色目人作為元朝的貴族階級“二等人”，他也自稱在揚州地方上擔任總管。即使不擔任要職，可揚州地方志中明確記載了元代大小官員，包括外國人的詳盡名單，仍然沒有找到他的記錄。

挺馬者：後人將馬可·波羅的原話“奉大汗命‘居住’揚州三年”誤抄成了“奉大汗命‘治理’揚州三年”造成了誤會。

疑馬者：僅僅“居住”揚州為何要“奉大汗命”？他“居住”揚州三年做什麼？既然不是做官，那他住在那隻可能是兩個原因：其一，他喜愛揚州；其二，是肩負了元廷的特殊使命。既然如此，為什麼他三年對繁華揚州的印象僅僅是除了出產馬飾外“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

挺馬者：作為一個商人，他對馬飾有特別興趣，至於其他，是屬於記載疏忽。

疑馬者：把自己待在揚州的目的也忘了？

典型中國特色的事物在書中隻字未提

疑馬者：而同一時期的波斯商人的遊記，以及1792年英國馬噶爾尼訪華回國后遊記，都有記載各種中國奇特事物。

1、關於長城

挺馬者：沒有提到長城，是因為元長城已經年久失修破敗不堪，況且元長城土木結構並非明長城磚石結構那樣引人注目，沒有引起他的足夠重視。

疑馬者：金人修建的金長城(也叫金界壕)受戰亂損壞並不嚴重。如果馬可·波羅真的游遍中國，必然要數次經過長城，不可能視而不見。而同時代的元名臣張德輝曾記載“北上漠北途中，有長城頹址，望之綿延不絕”；王惲寫道：“恆州西南十裡外有北界壕，尚宛然也”。

2、關於茶葉

挺馬者：沒有提到茶葉是因為蒙古人不喜飲茶，因此馬可·波羅對此也無印象。

疑馬者：游牧民族以奶肉為主食，從來沒有不嗜茶的蒙古人。所以中原歷代王朝都把茶葉視為牽制少數民族的重要戰略物資，嚴禁擅自出口給少數民族，以至明太祖還為此殺了一個駙馬。而忽必烈自己也於1268年開始榷買蜀茶，1275年逐漸榷江南各地之茶，1276年設立常湖等處茶園都提司“採摘茶芽，以供內府”；而8~9世紀西域商人蘇來曼所寫的《中國印度見聞錄》則明確提到了茶。中原人好茶也是天性，馬可·波羅如果真的在中國生活過十幾年還做過官，不可能沒有接待過漢人，難道這些漢人都是喝咖啡的？

3、關於漢字與印刷術

挺馬者：關於漢字書法和印刷術，馬可·波羅不認識漢字，故對中國漢字書法和印刷術不會做記載。

疑馬者：十幾年在中國，不認識漢字，還沒見過漢字嗎？所有漢字出版物整齊劃一、一模一樣的字體看不出來？而且當馬可·波羅寫書的時候，歐洲處於手抄書的年代，他當時費勁巴力的找人抄書出版，為什麼不用印刷術這種方便、準確而廉價的方式出書？而比他早30年到蒙古的法國傳教士魯不魯乞乞《東遊記》卻記載了中國的書法和印刷術。

4、其他中華民俗事物

挺馬者：對於中醫、筷子、纏足、鸕鶿等等，17年來，馬可·波羅只用刀叉，沒見過筷子；他是城裡人，而不是漁民等等。

疑馬者：其他外國人如14世紀英國旅行家曼德維爾在《爵士遊記》中、1862年退役的英國裕爾上校在《中國和通向中國之路》里，對這些事物都有提及。況且，就算真的沒見過這些事情，老馬一個番邦人，十幾年在中原都不會水土不服、不生病的？難道沒有一個中醫給他看過病？

挺馬者：《馬可·波羅行紀》也許有過記載，但它成書後經過無數人傳抄，也許是傳抄中的失誤，或者原稿散失。

疑馬者：為什麼不印刷？

捏造了一系列史實。

1、襄陽獻炮

疑馬者：馬可·波羅自稱蒙軍久攻襄陽不下，於是他獻出了威力巨大的拋石機，迫使襄陽守將出降。事實是1273年蒙軍攻襄陽時，他還在來中國的路上，而獻拋石機的自然也不是他，而是波斯的亦思瑪因和阿老瓦丁，《元史·方伎傳》：“亦思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炮。……天歷三年以疾卒。”白紙黑字，寫得十分清楚。

挺馬者：亦思馬因會不會就是馬可·波羅?

疑馬者：“亦思馬因”，這是一個典型的穆斯林名字，作為天主教徒的馬克·波羅不會用這個名字。而且《元史》上說得很清楚，亦思馬因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亦即公元1274年就去世了(“以疾卒”)。亦思馬因的兒子布伯這個名字聽起來倒是與“馬可”相近，但此人也不能與馬可·波羅畫等號，因為他卒於天歷三年。“天歷”是元文宗圖貼睦耳的年號，天歷三年是公元1330年，馬可·波羅則卒於公元1324年。更能說明他們之間沒有任何關係的一點證據是：馬可·波羅死在了歐洲，而布伯卻卒於中國。

挺馬者：這是後人傳抄《遊記》時隨意添加的。因為馬可·波羅的手稿已經流失了。

疑馬者：為什麼不印刷？

2、宗教問題

疑馬者：《遊記》中記載了鎮江的基督教堂和一些“可疑的”、“戰戰兢兢、躲躲閃閃”的基督徒。而元朝迫害基督徒找不到任何一本史料證明。

挺馬者：他們其實是摩尼教徒，因為該教被認為是邪教，不敢公開活動，這一記載翔實生動，沒到過中國是不可能掌握這樣的第一手資料的，這正說明了馬可·波羅到過中國。

疑馬者：元朝把摩尼教看作邪教還是元末的事，蒙元初期政府對各種宗教採取優容的態度，對各教一視同仁。對各教的分歧提倡以辯論的方式分優劣，更不採取滅教這樣極端的迫害措施。忽必烈曾說：“世上常奉預言人，我都致敬禮。”因此即使是馬可·波羅時代的摩尼教徒在一個寬鬆的宗教氛圍中，根本用不著“戰戰兢兢、躲躲閃閃”。

3、其他

疑馬者：蒙古大汗鐵木真與忽必烈的名號，早已隨著蒙古鐵騎遠征世界的腳步，在歐洲家喻戶曉了，誰誰都能把蒙古大帝國的各種軼事說個三三兩兩。而《遊記》中道聽途說、盡人皆知的特大新聞和錯誤比比皆是，李松壽之亂的時間整整推后十年；把成吉思汗的病死說成是膝上中箭而死；將傳說中的非洲的祭司王約翰嫁接成為忽必烈外孫闊里吉思的祖父，而記載的脫脫被那海打敗的事居然發生在他回國之後，

挺馬者：書中所有的猜測、臆斷和錯誤都是在傳抄中後人的過失。

疑馬者：老問題，為什麼要手抄？為什麼不印刷？

《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的中國地名用的都是波斯辭彙。

疑馬者：馬可·波羅自稱懂蒙古語和漢語，雖然是魯斯蒂謙用法文寫成此書，但書中關於中原地區的地名卻仍然只用了波斯辭彙，我們注意到，當時來往的商人們以波斯人居多，可以證明遊記內容是聽來的。

挺馬者：馬可·波羅是色目人。他在元朝打交道也是色目貴族。他本人也是屬於色目貴族。所以他不知道中國的很多名稱的漢文叫法，只知道波斯語叫法。

疑馬者：可笑到不值一駁。大汗的聖旨、元廷的公文，江南的漢民，難道都用波斯文？

馬可·波羅只是和哥倫布一樣產生了誤會。

挺馬者：哥倫布到死也認為自己找到了印度，馬可·波羅估計也一樣，雖然他可能只到過蒙古帝國遙遠的歐洲邊境地區，但是因為蒙古帝國的版圖廣大，帝國下屬的六個汗國都是蒙古大汗的屬地，所以東歐西亞地區的帝國臣民也都可以自稱為“中國人”。

疑馬者：這種解釋無視了中國人（漢人）在蒙古帝國中處於最下層的事實。因為在中世紀的中西亞乃至歐洲，“中國人”（Chinese）的概念與“蒙古人”（Mongolian）或“韃靼人”（Tatar）的概念沒有任何關係。它有且只有一種含義，那就是製造瓷器與絲綢的“漢人”。因此，作為色目階層的中西亞地區的民眾，可以自稱蒙古臣民、色目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或各種人，卻絕不可能將自己貶為當時正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中國人”（漢人）。你會對外國友人自稱“奴才”么？

據說馬可·波羅臨終時釋放了一個自己的蒙古奴隸。

挺馬者：這說明他的確到過中國，至少是蒙古帝國。

疑馬者：敢把帝國一等公民當奴隸販賣的地方，可能是在帝國領地嗎？如果說是蒙古帝國戰爭前沿的某些東歐國家還差不多吧。

馬可·波羅對元帝國內部的重大事件的認知一塌糊塗

1、1268年-1306年，蒙古帝國西亞領地爆發海都之亂，而一路穿越了戰鬥最激烈的交戰區來到元廷的馬可波羅，在《遊記》中對於這場持續了38年、驚動了忽必烈汗御駕親征、直到大汗去世都還沒有結束的叛亂，竟然隻字未提。

2、忽必烈在太子真金薨逝之後，並沒有立即指定新的繼承人，直到1293年，大汗才冊立真金的三兒子鐵穆耳為皇太孫（即元成宗）。馬可波羅於1292年離開中國，但在《遊記》卻一口咬定鐵穆耳是真金僅有的兒子、蒙古帝國唯一的皇位候選人。他是怎麼在元成宗被冊立的前一年就知道這件事的？

3、《元史》記載忽必烈汗的四位妻子共生育了16個兒女，但《遊記》卻說大汗僅兒子就有22人。

4、馬可·波羅自稱旅居中國多年，遊歷中國大部，十分了解中國，但他卻對元朝的行省制度毫無了解。只是單純地把北方稱為“契丹省”，把江南稱為“蠻子省”（甚至“契丹”、“蠻子”這兩個稱呼也是使用的波斯語）。在具體描述中，馬可·波羅完全無法理解中國層級分明的地方行政區劃，將“某城市”、“某地區”稱為“某王國”的錯誤比比皆是。

其他

1、書中幾乎很少提到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父，也從未提到過他們的生意，沒有提到過在中國符合他們身份的任何經商活動，恰恰說明他們沒有到過中國，所以經商也無從談起。

2、馬可·波羅回國時沒有攜帶任何中國特有的東西，威尼斯珍寶館收藏的馬可·波羅罐，其實是十四世紀的德化白瓷，與他毫無關係，而他帶回的一些寶石倒是波斯的特產。

3、書中的敘述描寫充滿了誇張失實的情節、信口妄說的逸事，其中許多地方即使今天看來也是非常誇張而令人吃驚的。《遊記》中對中原的描述極盡誇張之能事，無論是描述人口、城市還是財富，馬可·波羅動輒使用“百萬”這個詞，以至於人們送他“百萬先生”的外號。以至於現在，在馬可·波羅的家鄉，“馬可·波羅”已經成為一句諺語，意為“大忽悠”。

4、1999年美國組成一個科學考察隊，他們使用現代交通工具重走了一遍馬可波羅來中國的路線，然而旅程同樣十分艱辛。考察結束后，10位考察隊員和22位提供後援的專家們一致認為，馬可·波羅通過這條路來中國“簡直是難以想象的”。全程網上直播，一萬名對馬可·波羅深信不疑的網民看過直播后舉行投票，65%的觀眾投票認為他根本沒有到過中國。

馬可·波羅與他的故事《馬可·波羅行紀》，早就已經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了。國內外“肯定論者”之所以肯定或承認馬可·波羅到過中國，主要基於兩個方面的理由：一是人們對馬可·波羅與《馬可·波羅遊記》的善意解釋。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馬可·波羅遊記》所記載的某些內容若非親身經歷是不可能知道得那樣詳細具體的。許多學者認為《馬可·波羅遊記》的內容都是在重述一些盡人皆知的故事，比如元朝的遠征日本、王著叛亂、襄陽回回炮、波斯使臣護送闊闊真公主等。但是，《馬可·波羅行紀》所記載的某些內容卻使學者們很驚奇。比如《馬可·波羅遊記》關於杭州的記載說，杭州當時稱行在，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商業興隆，有12種行業，每種行業有12000戶。城中有一個大湖（即西湖），周圍達30 英里，風景優美。這些記載在《乾道臨安志》和《夢梁錄》等古籍中得到了印證。其它的如蘇州的橋很多，杭州的人多，還有盧溝橋等等。《馬可·波羅遊記》的記載都相當地詳細、具體，這些材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是不可能從道聽途說中得到的，

然後，國際馬可·波羅學卻形成了兩種相互對立的學派，即肯定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的“肯定論者”和懷疑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的“懷疑論者”。兩方激烈爭辯。其實這種爭辯意義不大。提起哥倫布，可能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發現了美洲。不過，這只是我們後人的想法。就哥倫布本人來說，他至死都認為他發現的不是美洲，而是印度，所以，他堅持稱他航海中於美洲附近所見到的第一片陸地為“西印度群島”。哥倫布不是個騙子，馬可·波羅也不是有意要撒謊，他可能像克魯納斯所認為的那樣，只到過中亞的某些國家，而他則把這些國家當成了中國。

解決馬可·波羅問題的出路在哪裡呢？關鍵的一點就是不能只躺在《馬可·波羅行紀》上去研究所謂的“馬可·波羅學”。國內外學者們都承認《馬可·波羅行紀》在開拓東西方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那麼我們又何必去計較馬可·波羅是誰呢？其實，“馬可·波羅”這個名字不一定是指某個特定的人，而是指當時的一批東西方交通的開拓者。“馬可·波羅”就是他們的代名詞，《馬可·波羅行紀》就是他們當時歷險經歷的總結。

馬可·波羅的中國之行及其遊記，在中世紀時期的歐洲被認為是神話，被當作“天方夜譚”。但《馬可·波羅遊記》卻大大豐富了歐洲人的地理知識，打破了宗教的謬論和傳統的“天圓地方”說；同時《馬可·波羅遊記》對15世紀歐洲的航海事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義大利的哥倫布、葡萄牙的達·伽馬、鄂本篤，英國的卡勃特、安東尼·詹金森和約翰遜、馬丁·羅比歇等眾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險家讀了《馬可·波羅遊記》以後，紛紛東來，尋訪中國，打破了中世紀西方神權統治的禁錮，大大促進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因此，可以說，馬可·波羅和他的《馬可·波羅遊記》給歐洲開闢了一個新時代。

同時，在《馬可·波羅行紀》以前，更準確地說是在13世紀以前，中西方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是通過中亞這座橋樑間接地聯繫著。在這種中西交往中，中國一直是以積極的態度，努力去了解和認識中國以外的地方，特別是西方文明世界。最早可以追述到周穆王西巡。儘管周穆王西巡的故事充滿了荒誕和神話色彩，但至少反映了中國人已開始去了解和認識西方，西漢武帝時期張騫通西域之後，一條從中國經中亞抵達歐洲的“絲綢之路”出現了，中國對西方世界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和了解。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經濟、文化等都達到了空前的繁榮，一大批西方的商人來到中國，中國對西方世界的認識更深入了。但直到13世紀以前，中西交往只停留在以貿易為主的經濟聯繫上，缺乏直接的接觸和了解。而歐洲對中國的認識，在13世紀以前，一直停留在道聽途說的間接接觸上，他們對中國的認識和了解非常膚淺。因而歐洲人對東方世界充滿了神秘和好奇的心理。《馬可·波羅遊記》對東方世界進行了誇大甚至神話般的描述，更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世界的好奇心。這又有意或者無意地促進了中西方之間的直接交往。從此，中西方之間直接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的新時代開始了。馬可·波羅是一個時代的象徵。

《馬可·波羅行紀》直接或間接地開闢了中西方直接聯繫和接觸的新時代，也給中世紀的歐洲帶來了新世紀的曙光。事實已經證實，《馬可·波羅行紀》給這個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其積極的作用是不可抹殺的。

《馬可·波羅遊記》是世界學術名著之一，是歷史和地理的重要典籍。它在世界史、中西交通史等許多方面都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本書溝通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向西歐介紹了東方遼闊的土地、眾多的國家和富庶的中國，引起了歐洲人民對東方的嚮往，給十三、十四世紀歐洲的知識界、工商界、航海界帶來了新的知識。《馬可·波羅遊記》的流傳，對15世紀末歐洲航海事業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馬可波羅的遊記在13世紀末年問世后，一般人為其新奇可喜所動爭相傳閱和翻印，成為當時很受歡迎的讀物，被稱為“世界一大奇書”，其影響是巨大的。它打開了中古時代歐洲人的地理視野，在他們面前展示了一片寬闊而富饒的土地，國家和文明，引起了他們對於東方的嚮往，也有助於歐洲人沖了中世紀的黑暗，走向近代文明。學術界的一些有識之士，更以它所提供的最新知識，來豐富自己的頭腦和充實自己的著作。如1375年的西班牙喀塔蘭大地圖，便是衝破傳統觀念，擯棄宗教謬說，以馬可·波羅的遊記為主要參考書製成的。圖中的印度、中亞和遠東部分都是取材於《馬可·波羅行紀》這部著作，成為中世紀有很高科學價值的地圖，以後地圖多以此為依據。

它讓西方人了解了“東方”，對東方充滿嚮往；也為資本主義擴張提供了理想上的對象。

哥倫布：馬可·波羅的書引起了我對東方神秘的嚮往……在我的航行中，很多次是按《馬可·波羅遊記》里說的去做的。

不過對於哥倫布的說法，也有人認為《遊記》恰恰就是哥倫布為什麼找不到印度和中國的原因。

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年—1324年），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商人。他生於義大利威尼斯一個商人家庭，也是旅行世家。

馬可波羅的祖父名叫安得利亞波羅，他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叫老 馬可波羅，是馬可波羅的伯父，二兒子叫尼哥羅波羅，是馬可波羅的父親，三兒子名叫馬竇波羅，是馬可波羅的叔叔，他的父親和叔叔都是威尼斯商人。

馬可·波羅17歲時跟隨父親和叔叔，途徑中東，歷時四年多來到中國，在中國遊歷了17年。回國后口授一本《馬可·波羅行紀》，記述了他在東方最富有的國家——中國的見聞，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熱烈嚮往，對以後新航路的開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西方地理學家還根據書中的描述，繪製了早期的“世界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