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軍

1852年，太平軍出廣西，進湘鄂，所向披靡，清廷深感綠營和八旗兵已不足用，便飭令各省舉辦團練，以助“攻剿”。1853年1月21日，因母喪回湖南湘鄉守制的禮部右侍郎曾國藩奉命幫同湖南巡撫張亮基督辦湖南團練。後來，曾國藩認為團練不足恃，決定組建一種新的軍隊，這就是“湘軍”（也稱“湘勇”）。

湘軍大體上仿照明朝戚繼光的營制，以營為基本單位，直接受“大帥”統轄（后增設統領，各統率若干營）。每營編營官一、哨官四、勇丁五百人，另配長夫一百八十人，合計每營六百八十五人。每哨設八隊，火器隊與刀矛隊各半。火器主要有抬槍、鳥槍。全營有劈山炮隊二，直隸於營官。湘軍水師籌組的時間略晚於陸師。水師每營編快蟹船一、長龍船十、舢板船十，共二十一隻，員額為四百四十七人（1856年後，改制如下：裁快蟹船，長龍船減為八艘，舢板船增為二十二艘，全營共有船三十艘（每船炮位如舊），員額增至五百三十二人）。每隻長龍船安炮七門，舢板船安炮四門，均為六百斤至千斤的洋炮。各船還配有火槍、刀矛，以備近戰。此外，湘軍還設有營務處和糧台，分別管理全軍的軍務與後勤。

曾國藩作為湘軍的創始者，他將湖南各地團練整合成湘軍，形成了書生加山農獨特的體制，成為清政府與太平天國起義軍作戰的主要軍事力量。滿清政府雖然對地方漢族武裝不信任，但不得不倚重於湘軍。曾國藩同時又藉助了安徽本土力量，發展了淮軍，並培養了淮軍首領李鴻章。湘軍不但消滅了太平天國，還參與了清廷與各地其他起義軍的作戰，挽救了清王朝，而且使兵權落入漢族，改變了當時清朝的政治格局。

湘軍將領主要是湘鄉人，大多是封建儒生，士兵則招募湘鄉一帶農民。曾國藩與一些重要將領既是同鄉，又有同學、師生、親友的關係。湘軍的士兵由營官自招，並只服從營官，上下層層隸屬，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曾國藩治軍重在思想紀律而不在技術性的訓練。他為湘軍寫的軍歌唱道：“規矩要肅靜，有禮、有法、有號令。”他制定“辨等明威”的軍禮，以儒家三綱五常的禮教、尊卑上下的等級制度與同鄉共里的鄉土觀念維繫官兵，使湘軍成為一支有力地維護封建統治的軍隊。

軍分陸軍、水師兩種。其營制主要採用明代著名軍事家戚繼光《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中的”束伍”成法。陸軍每營五百人（營官一員、哨官四員在外），十人為隊，隊有什長；八隊為哨，哨有哨長，統以哨官；四哨為營，轄以營官；余為親兵，直轄於營官。各隊以抬槍、刀矛、小槍等長短兵器配合作戰。水師每營五百人（營官一員、哨官三十員在外），有長龍八艘，每艘二十四人；舢板二十二隻，各十四人。每船為一哨，設哨官；哨官之上，轄以營官。船隻各有火炮，但仍配小槍刀矛，以備近戰。湘軍營以上設統領，統領轄數營至數十營不等。其後又在統領下增設分統，以便於指揮。在武器裝備上，湘軍不僅向外國採購洋槍洋炮，還自設船廠，仿造新式武器。

湘軍在與晚清的各地農民起義軍作戰中迅速成長，使晚清一度出現了“中興”的局面。“中興將相十九湖湘”，湘軍將領及其幕僚成為當時中國政治、軍事舞台的主角。整個湘軍系統中位至總督者15人，位至巡撫者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員不勝數。全國各地的優秀人才投入到曾國藩麾下，還包括一批卓越的工程師、科學家（如李善蘭、徐壽、容閎等）。

湘軍發展過程中的主要人物（包括由湘軍發展到淮軍的人物）

除了曾國藩外，還有曾國荃，左宗棠、李續賓、羅澤南、彭玉麟、郭嵩燾、李鴻章、劉坤一等等人物，成為晚清歷史顯赫的一頁。後來的洋務運動也主要由湘軍人物一手發起。

左宗棠因為收復新疆的壯舉，更是被譽為民族英雄。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和彭玉麟被史學界稱為“晚清中興四大名臣”，“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亦有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和李鴻章之說。

曾國藩建立湘軍的時候，正是滿清國運危機存亡的時刻，也是中華民族遭遇大變亂、大災難的時刻。曾國藩雖然是一介書生，但憑著一腔愛國之情，他在戰爭中自學成材，儘管他對建立軍隊，行軍打仗毫無經驗可談，可是他以史為鑒、以戰爭為師，從多次失敗中不斷探索，逐漸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軍之策、戰陣之法，並且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的建軍標準是：“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則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

太平天國興起時的中國，正處在剛剛與西方列強“接觸”的時期，許多西方的武器已經開始流入中國，中國的戰爭處於冷兵器與火器並用的階段。由於清制軍隊的廢弛，清朝必須依靠臨時招募的勇營來抵禦外辱和清剿太平軍。但是勇營的臨時性質和組成（從農民中臨時徵募），使得其素質和戰鬥力都是很低下的。而且兵力也遠少於太平軍（天京之役湘軍人數達到高峰也才12萬人左右，而太平軍動輒可以糾集五六十萬的兵力）。如何使這些毫無組織的農民和書生迅速的組成一支有戰鬥力的軍隊與勇悍的太平軍作戰是曾公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曾公治軍、作戰的原則都是基於這種現實而發展起來的。湘軍作戰的特點與方法也是與這種顯示分不開的，總的說來有如下幾條：

曾公作戰非常講究主客之道（防禦為主、進攻為客）。他認為主強而客弱、主逸而客勞、主有利而客不利，主張以主待客、以逸待勞。他的觀點是切和當時中國的戰爭實踐的，當時中國軍隊的火器（包括湘軍和太平軍）都是以前膛的抬槍、鳥槍和劈山炮為主。它們射程近、精度差，對無防護的目標殺傷力巨大，但是攻堅能力不足。這樣的技術條件，對防守方是比較有利的。湘軍的組成大多是憨直的農民和文弱的書生，他們沒有經過正規的軍事訓練，也沒有戰爭經驗。他們組成的部隊並不擅長野戰肉搏，與當時久經戰陣的太平軍是無法相比的。但是湘軍有國家支持，有國庫、地方財政和士紳財力的支持，所以裝備較好，火力較強。採用防守戰術、讓“賊來撲我”是揚長避短的好方法。

湘軍作戰，每到一地，必先深溝高壘，嚴密布防，然後再思作戰。而且一般都堅守營盤，決少主動出擊。甚至進攻的時候也儘可能反客為主，讓對方來採取攻勢。比如進攻安慶、九江等地湘軍都採用紮營壘、掘長壕圍困的戰術。先斷絕城池與外界的交通，待其因缺糧少食戰力低下時再一舉攻克。甚至野戰時也採用這種方法，安慶戰役時，鮑超等人圍攻太平軍精銳，曾、胡等人多次叮囑他們要在太平軍營壘四周紮營，然後堅守不出，斷其糧汲之道，日久太平軍自潰。果不其然，不出十日，太平軍因為缺水而潰敗，兩萬餘悍勇的精銳部隊幾乎全軍覆沒。

天京之役，曾國荃築壘圍困天京，李秀成率領數十萬兵力猛攻湘軍，終於轟塌一處壘牆，曾國荃命親兵排列缺口後面，輪番釋放排槍，甚至與太平軍展開激烈肉搏，在給予對方極大的殺傷之後終於擊退太平軍的進攻，此役十分慘烈，湘軍自身損失也很慘重，為湘軍戰史上少有的惡仗（關於此戰，《湘軍記》里描寫的非常出色，可惜手中無書，無法摘錄）。李秀成反覆進攻達四十餘天，始終無法突破湘軍的防守，付出巨大代價之後不得不後撤。天京最後在長期圍困之後被光復，太平天國從此覆滅。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防守反擊”的戰術竟然是太平軍最先採用的。在天平天國初期就喜歡憑壘據守，使塞尚阿等清軍將領吃盡了苦頭，後來的“狗逆”（陳玉成）也最擅長“反客為主”，以至曾胡等人多次叮囑屬下與之作戰時要防止墮入起圈套。但是太平軍卻不能總結他們的經驗，使之規範化、制度化、理論化；而這個工作確是曾公來完成的，並且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

湘軍的“防守反擊”的戰術決定了他們對紮營特別重視，有著詳細而嚴謹的規定。湘軍每到一地，哪怕只宿一夜，必然深溝高壘，嚴密布防，營壘未成不得休息、吃飯。要起一丈高、半丈寬的牆子，上有女牆供放槍的士兵掩蔽，牆外密植鹿砦防止攀爬，鹿砦外面再掘深壕，可以說是相當嚴密的配系。

湘軍每次行軍，必以精銳為前衛、後衛，中間是長夫、輜重。並且派遣斥候巡查四周，避免中伏。加上早上要花兩個小時拔營，天黑前要花兩小時以上的時間紮營，所以一天之中最多只能行軍六個來小時，而且各營要互相支援，不得冒進，一日行程也就三十餘里。機動性是非常差的，但是決少中伏或被偷襲。看看《孫子兵法》中“行道百里蹶上將”那段，對徒步行軍來說三十里是正常的行程。不過後來湘軍控制長江以後經常採用舟船機動，改善了一下機動性。

太平軍北伐援軍的覆滅和幼天王被擒都是因為行軍中只宿一夜而沒有布防被清軍偷襲所制。可見湘軍行軍之法雖慢，但是卻是極為牢靠安全的。

因為要時常採取守勢，佔據有利地形就顯得非常重要了。曾公非常反對在地圖上紙上談兵，他主張要實地考察地形，選擇有利地勢來作戰。湘軍紮營，一定要選擇靠近水源的地方，以免被斷絕汲道。在這個條件下如果能夠有高陽之處更好，切忌紮營於低洼潮濕的地方。

曾公還主張看地形時不要帶太多人馬，人多目標大，倘若太平軍見到發兵來攻，戰則容易折大將，走則要墮士氣。所以帶三五隨從，輕裝簡行即可。湘軍這種重視實際的作風比起當時其他清軍要高明很多。

在南中國水網密布的地區作戰，水師是極為重要的，曾公創立湘軍之始就極重視水軍，特意從廣東水師請來將佐教習水軍，製造樓船。結果太平軍用小船圍攻湘軍水師大船，湘軍大敗，曾公也差點投水殉國。當時太平軍困湘軍水師於江西，曾公新敗，又客居他省（江西士紳、官吏當時並不歡迎湘軍），可以說內外交困。但是太平軍沒有想到曾公後來會成為如此可怕的對手，而沒有乘勝追擊，給了他喘息的機會。從此曾公改革水軍，學習太平軍戰法，不用大船，改用長龍、舢板。並且從兩廣購買大量英國前膛炮（一次就有兩百餘尊）增強水師火力。而太平軍因為內耗不斷，實力減弱，終於一敗塗地，長江天險從此為湘軍所有。

有了制江權，湘軍的戰略主動大大加強，一方面可以利用水路機動軍隊（行動更迅速、安全，士兵體力消耗少。李鴻章建立淮軍時，曾公還租用英輪來給其運輸支援兵力。），另一方面後勤給養用水路運輸也更加高效、安全（古羅馬軍團也是利用地中海的艦隊來機動和運輸補給的）。天京之役，李秀成雖然佔有兵力優勢，但是他的糧草通過陸路轉運，十分不便，時斷時續，大大削弱其部隊的戰力。最終因為糧草不濟、損失慘重而不得不退兵。湘軍雖然兵少，但是補給充足、火力兇猛、憑堅據守、以逸待勞，所以可以以少勝多。所以說湘軍之所以能夠越打越勇、越打越強，長江巡防水師的功績是不可缺少的。

綜上所述，曾公師法古人，在實踐中探索的這套戰法對當時湘軍的狀況來說是行之有效的。扎硬壘、打呆仗，湘軍戰法看似笨拙，其實是以拙勝巧的妙著。湘軍兵少，兵員素質不高，將領缺乏戰爭經驗（早期）是其弱點，但是當時清廷為外國所承認，湘軍可以從境外購買大量新式武器，火力強勁是其優勢；太平軍正好相反，其兵多、將猛（早期），但是在外交和內政上都很失敗，火器只能通過繳獲來獲得，彈藥不充足，攻堅能力差。在這種情況下，多用正、少用奇，以火力決勝，避免肉搏就是揚長避短的正確戰法。所以曾公才可以挽狂瀾於既倒，就國家於危難，終於成就不世功業。但是要指出的是，雖然湘軍新式武器裝備較多，火力較強，官兵軍餉較高，但是還是很經濟的一支軍隊，從湘軍建立到太平天國平定，湘軍一共花費軍費不過兩千多萬兩，而毫無用處的綠營一年也要耗費同樣的軍費。

曾公的戰法對後來中國軍隊有著巨大影響，後來的軍隊大多延續了這種戰法。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火器的進步，這種機動性和主動性都差的戰法就越來越不和時宜了。但是清軍沒有能夠及時跟的上時代前進的步伐，到了甲午戰爭期間，清朝的練軍、淮軍和老湘軍仍然採用這種戰法。但是日寇炮火猛烈、作戰機動。清軍的土壘根本無法抵擋新式鋼青銅炮的攻擊，單一、沒有縱深的防禦又常常被迂迴到其側后的日寇所突破。結果從成歡到九連城、鴨綠江，再到金州、旅順，清軍一敗再敗。固然有指揮、訓練、後勤、士氣等因素，但是戰法的落後可以說也是不可忽視的。甚至到了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仍然沒有放棄這種消極防禦的戰法，結果又遭受了巨大的損失。

耐的煩吃的苦霸得蠻捨得死

湘軍擁有勇猛的戰鬥風格和堅強的戰鬥意志，意志和精神力量比幾件西洋火器有用的多。

“吃得苦，霸得蠻，捨得死”的湖湘精神在其所參加的歷次戰事中展現的淋漓盡致。湘軍在平定太平天國、西北回亂以後，屢次參加了抵抗外侮的戰爭，包括左宗棠收復新疆，鎮南關、台灣抗法，甲午牛庄血戰等。“大將籌邊人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

對兵制的影響

湘軍的興起，使清代兵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湘軍建立前，清朝常備軍為綠營。綠營兵為土著世業，將由銓選調補，軍餉由戶部撥給，兵權握於兵部，歸於中央。湘軍既興，兵必自招，將必親選，餉由帥籌，其制正與綠營相反，故兵隨將轉，兵為將有。曾國藩對湘軍擁有極大的指揮調度權力，自成派系。當湘軍在實際上取代綠營時，將帥自招的募兵制度便代替了國家經制的世兵制度，近代北洋軍閥的起源，實始自湘軍的“兵為將有”。

對政局的影響

始於湘軍的“兵為將有”對晚清政局也產生重大影響。湘軍重要將領江忠源、胡林翼、左宗棠、楊載福（岳斌）、彭玉麟、劉長佑、李續宜、曾國荃、劉蓉、劉坤一、蔣益灃、劉岳昭、劉錦棠以及後來成為淮軍首領的李鴻章等，皆官至總督、巡撫等大員。根據清代定製，總督、巡撫委以行省大權，其下設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一省的民政、財政和按劾、司法。但兩司聽命於六部，例可專摺奏事，其事權獨立，惟部臣始有管轄的權力，督、撫對兩司只是居於監督地位。故六部可以控制督、撫，全國權力集中於中央。但清代這種格局到湘軍將帥擔任督、撫后，就發生了改變。手中有兵有將的督撫把兩司降為屬官，不聽部臣指令，朝廷也不得不予遷就，因而在晚清形成督、撫事權過重的局面。

1853年初正值朝廷尋求力量鎮壓太平天國，湖南湘鄉人曾國藩丁憂在籍，經郭嵩燾力勸，抵長沙與湖南巡撫張亮基商辦團練。他將湖南各地團練整合成湘軍，形成了書生加山農獨特的體制，成為鎮壓太平天國的主要軍事力量。滿清政府雖然對地方漢族武裝不信任，但不得不倚重於湘軍。曾國藩同時也藉助了安徽本土力量，發展了淮軍，並培養了淮軍首領李鴻章。湘軍雖然消滅了太平天國，還參與鎮壓了各地的其他起義，挽救了清王朝，由於湘軍，淮軍以至於清王朝末期的北洋軍，私家軍隊只效忠將領而不效忠國家的氣味濃厚造成清廷重權落入漢族重臣北洋軍閥袁世凱，客觀上加快了其滅亡。湘軍在攻破南京以後，大肆焚掠、屠殺，這一點幾乎都給予極度負面的評價，更成為其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

對於湘軍的歷史定位，歷來有很大爭議。有人認為湘軍是幫助了滿清政府，消滅了農民起義軍，維護了封建社會的統治。湘軍所發展的淮軍人物李鴻章作為眾多不平等條約簽訂者，更是被認為是民族罪人。洋務運動也沒有改變中國落後的現狀。湘軍亦成為開創近現代軍閥割據的源頭。

肯定湘軍的人認為消滅太平天國並非過錯，太平天國自身也並非能夠改變封建社會，其宣布的一套根本無法實行；太平天國的將領也貪圖享樂，魚肉百姓，爭奪權力，實際與滿清統治者無異。湘軍的出現也客觀上讓滿清政府的軍事和政治權力落入漢族，中央政府的權威極大地弱化，和民國初的軍閥也有淵源關係。湘軍在晚清對外戰爭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日甲午戰爭之牛庄戰役全軍殉國，中法戰爭之淡水大捷，後來左宗棠收復新疆，也是湘軍人物的一大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