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瓷器

清代陶瓷生產，除以景德鎮的官窯為中心外，各地民窯都極為昌盛興隆，並得到很大的成就，尤其西風漸進，陶瓷外銷，西洋原料及技術的傳入，受到外來影響，使陶瓷業更為豐富而多采多姿，也由於量產及仿製成風，畫院追求工細纖巧，雖有驚人之作，但少創意而流於匠氣。

福建省德化白瓷，瑩白而帶透明感，生產佛像相當有名。

清朝前期，景德鎮瓷器代表了國內乃至世界制瓷的最高水平。隨著國內外及宮廷對

景德鎮瓷器的需求量的激增，使康、雍、乾三代的景德鎮瓷業進入了制瓷歷史高峰。康熙的青花、五彩、三彩、郎窯紅、豇豆紅、琺琅彩等裝飾品種，風格別開生面；雍正的粉彩、鬥彩、青花和高低溫顏色釉等，粉潤柔和，樸素清逸。乾隆的制瓷工藝，精妙絕倫、鬼斧匠工，前無古人。青花玲瓏瓷、象生瓷雕、仿古銅、竹木、漆器等特種工藝瓷，惟妙惟肖，巧奪天工。瓷業興、百業興，乾隆時督陶官唐英《陶冶圖說》：“景德鎮袤延僅十餘里，山環水繞，僻處一隅，以陶來四方商販，民窯二、三百區，工匠人夫不下數十萬，籍此食者甚眾。”清代中期，外銷陶瓷發展出來的廣彩，艷麗照人。

嘉慶朝的前階段，基本上仍保留著乾隆朝的遺風，但從整體上說，已遠遜於乾隆盛世了。當時的粉彩和青花器也還有一些精品，特別是珊瑚紅地粉彩、描金器較為突出。顏色釉中霽紅、霽藍、醬色釉、黃釉、瓜皮綠、豆青、雲霞釉和石綠等都有一定的數量。仿哥、官、鈞窯及茶葉末的品種也在繼續生產。其時，士大夫階層風行鼻煙，瓷制鼻煙壺除粉彩外，青花和白釉摟雕的數量也不少。在圖案上，更盛行名勝山水圖，人物中仕女的形像，較以前更帶有清代的裝飾特徵。

道光朝的青花和顏色釉製作，都已趨衰落。粉彩瓷器的數量雖多，但品種、造型亦已大為減少，產品中以蓮花型的盤、碗為突出。有少量“慎德堂”款和“囗竹主人”款的粉彩、霽藍描金和抹紅描金器則較為精緻。此外，有陳國治所制的黃釉仿象牙器，是這一時期的優秀作品。

同治、光緒兩朝，整個社會陷於動亂和衰敗。在這段時期，景德鎮制瓷業中，窯雖然沒有停止生產，但所制大多是一些宮廷婚喜、壽慶的應酬、賞賜之品。民窯所產，雖無特殊精緻之作，但數量卻是巨大的。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民窯中，制有一些比較好的仿古瓷，但這並不是當時制瓷業的主流。

隨著日本瓷器的競爭和歐洲瓷器的發展，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國內製瓷業漸趨衰落。20世紀上半葉，制瓷業更加衰敗。進入5O年代以後，瓷都景德鎮才開始蘇醒，一些名窯中斷了一段時期后，也獲得了新生。

清代瓷器，仍以景德鎮為中心。在明未連年混戰當中，景德鎮也受到嚴重損壞，窯場凋零，匠人四散。直到清順治十一年才恢復生產，景德鎮復為御窯廠。這一時期的產品有明顯的過渡時期特徵。胎體比較厚重，製作略顯粗糙，一般底部斜削草率，還粘有砂粒。器物沿口部分施醬黃釉，深淺不一，呈黃褐色，為順治時期的重要特徵。

康熙時期，逐步將景德鎮的御窯廠恢復完善，其產品質量更加好轉，比前代還略有進步，所以有人認為清代的陶瓷，應從康熙時期開始計算。這一時期在整個清代瓷器發展過程中佔有重要地位。康熙十七年，派內務府官員至景德鎮，駐廠督造，並開創了以督窯官姓氏稱呼官窯的先例，比如具有代表當時制瓷水平的“臧窯”、“郎窯”等。

康熙瓷器品種繁多，千姿百態，造型普遍古拙，胎體比較厚重，同樣大小的器物，要比清朝其它時期的器物要重些。較大型作品採用分段成型整體組合的技法，修胎工藝精細，交接處不留痕迹。康熙五彩的主要顏色有紅、黃、紫、綠、藍、黑等，很少用青花，描繪精緻；另一特徵是在康熙後期的作品中，人物面部只用輪廓勾出而不填彩。

模仿前代名瓷也是這一時期的生產特點。如在造型上模仿古代銅器，在風格特點上模仿各大名窯的釉色紋飾等。這種模仿，很大程度上要依賴多種顏色釉的出現，如“臧窯”出產的蛇皮綠、鱔魚黃、吉翠、澆黃等等。康熙四十四年，朗廷極任江西巡撫，兼管窯務，史稱“郎窯”。在其任職期間，大力推動瓷器革新，豇豆紅、郎窯紅、胭脂紅、祭紅、灑藍、瓜皮綠、孔雀藍、豆青、金銀釉等等花色品種紛紛出現，爭奇鬥豔。

琺琅彩、粉彩是這一時期勞動人民的重大發明。琺琅彩是國外傳入的一種裝飾技法，初期琺琅彩是在胎體未上釉處先作地色，后畫花卉，有花無鳥是一特徵。粉彩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礎上受琺琅彩的影響而產生的新品種，描繪人物服裝或植物花朵時，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在上面用芸香油調合的彩料渲染。其效果較淡雅柔麗，視覺上比五彩軟，所以也稱“軟彩。

康熙後期的瓷畫風格多受當時著名畫家“四王”的影響，裝飾內容多為山水松石、古裝人物、神仙羅漢、仕女美婦等等。

雍正時期被認為是清季盛世之一，其瓷器生產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製作之精冠絕於各代。總體風格輕巧俊秀，精雅圓瑩。這一時期的粉彩最為突出，大肆盛行，從而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為釉上彩的主流。雍正粉彩不僅白地彩繪，還有各種色地彩繪，如珊瑚紅、淡綠、醬地以及墨地等。

雍正瓷器造型不同於前代，在於它一改康熙時渾厚古拙之風，代之輕巧俊秀，典雅精緻，外形線條柔和圓潤。其胎體選料極精，壁薄體輕，勻稱一致，仰光透視，略顯淡青，呈半透明狀，在紋飾上，釉下彩中青花釉里紅的製作達到極盛階段，青花和釉里紅在同一種氣氛中燒成，兩種色澤都十分鮮艷。

雍正六年唐英至景德鎮御窯廠督導瓷器生產，取得了很大成績。青釉燒制技術達到歷史上最高水平，仿官、哥、汝、鈞等名窯製品也非常成功。出之於康熙時期的茶葉末、鐵鏽花等鐵結晶釉，在此時達到極盛。稍後，唐英所作的《陶成紀事》中，結了景德鎮御窯廠的主要工藝，列出五十七條之多。許多顏色釉也在這一時期成熟起來，如祭紅、祭藍、粉青等等。

雍正瓷器的款識，官窯早期流行“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橫排雙圓圈或方框豎寫楷書款，琺琅彩器多署“雍正年制”或“雍正御制”款。民窯署字較為草率，喜用吉語。

乾隆時期是清代社會發展的頂峰時期。御窯廠內聚集了大量管理人材和能工巧匠，使乾隆朝的燒瓷水平又有所進步。這一時期的產品從技術上講雖精工細作，不惜工本，但從藝術格調上講卻顯繁瑣華縟，堆砌羅列，較前朝有衰退之跡象，成為清季制瓷業的一個轉折點。

乾隆瓷器一面保留古代的精華，一面吸收西方藝術。外觀造型大部分比較規整，除常見器型外，出現了一些奇巧怪誕的物件，主要用於賞玩，被稱作“渾厚不及康熙、秀美不如雍正”。此時盛行在琢器上使用轉心、轉頸等技藝手段，製作工藝極其精緻。象生瓷技術高超，仿木紋、仿竹器、仿漆器、仿金屬器等等，幾可亂真。這與當時制瓷藝人的高超技術密不可分，他們高度準確地掌握了釉料的配製和火候的控制，以至惟妙惟肖地模仿別的物質效果。

乾隆時期，粉彩完代取代了五彩，但產品質量不如前代。在粉彩器皿上講究用鏤空、堆塑的裝飾手段，輔以“軋道工藝”和開光、剔刻等等。有署“古月軒”的珍貴瓷器，是以乾隆宮中古月軒命名的，從景德鎮挑選製造精良的素胎進京，命內庭供奉繪畫高手繪畫，於京城設爐烘烤而成。

嘉慶時期，國家太平，各行承襲舊制，不思進取。景德鎮御窯廠已無督陶官，改由地方官員兼管，嘉慶後期開始，工藝日趨衰落，產品多顯粗糙笨拙之象。除傳統器型外，奇巧華麗的觀賞品也逐漸減少，缺乏創新。帽筒是這一時期的重要器型，鼻煙壺及文具在士大夫階層廣為流行。此時琺琅彩已停燒，粉彩裝飾盛行“百化不露地”的手法，也稱“萬花錦”。單色釉比以前也減少了一些品種，風格上與乾隆朝瓷器相同。

清朝統治，至十八世紀末葉明顯開始走下坡路。道光時期的陶瓷業隨著國勢衰微，其生產規模也大大下降，產品質量亦不如從前。

道光瓷器的造型特點比較明顯。一是外型比較笨拙，缺乏靈性；二是線型不夠圓潤，板滯生硬；三是足脊多不平整。裝飾圖案中的人物形象有形無神，構圖零亂，線條纖弱。但唯一例外的是“慎德堂”款的御用粉彩器皿，極為精美，不同於同時代的其他產品。“慎德堂”是道光皇帝的堂名，景德鎮所產的器皿上以三字直款最為稀少，款多為抹紅色，也有描金色，器皿多以折枝花為裝飾。

咸豐時期，國力衰敗之極，連年兵變，百業俱廢。光緒年間，又遭八國聯軍入侵，國家受到巨大損失，陶瓷業也難逃厄運，所以咸豐時期的傳世精品很少。這一時期的產品更加粗糙輕率，胎體厚重且疏鬆，表面施釉厚薄不一，還常出現桔皮狀坑凹。造型笨拙最典型者數玉壺春瓶，腰腹粗大，頸部粗短，咸豐官窯瓷器款識為“大清咸豐年制”六字兩行楷書，字體工整，字外無圈欄。

咸豐末年，景德鎮官窯廠被損毀，陶瓷業被破壞無餘，清代瓷業之敗落，莫過於此。

同治瓷器以承襲前朝為主，粉彩器以彩色為地，一般以淡黃、淡藍、淡綠或淡紫為多見。“體和殿”款瓷器是為朝廷所造的陳設品，器型尚規整但略顯呆板。這一時期的裝飾圖案多採用吉祥紋樣以及龍鳳雲鶴等，格調不高。

所謂“同光中興”以後，社會局面有所穩定，陶瓷業也隨之復興，雖不及康乾舊貌，相對而言，在晚清時期也算是比較繁榮的時期了。

這個時期的產品基本上囊括了晚清以前所有的傳統器型，同時亦有仿古亦有創新。如荷葉式蓋罐，加銅質提梁的茶壺等器型都為新創。青花精品極少見，多數以色調浮淺暗晦為特點，使用一種“洋藍”，雖鮮艷卻不美觀，發藍紫色，用線軟弱散亂。

青花加紫的裝飾手法比較多見。為光緒朝慈禧御用制“大雅齋”款的官窯瓷器，是這一時期比較少見的精品，畫風細柔，圖案精巧，往往有“永慶昇平”、“天地一家春”、“永慶長春”等章，製品以豆青地黑線雙勾花者最多，五彩器物也多見，所裝飾內容多為牡丹、萱花、繡球之類。

宣統瓷器量少，但比光緒要規整精細許多。其胎體選料上乘，胎壁輕薄均勻，坯釉結合好，燒結程度較高，叩擊聲音清脆。從技術角度而言，宣統瓷器的工藝水平較高，具有現代陶瓷工藝的特徵。

清代是中國制瓷史上的集大成時期，其制瓷水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受等級森嚴的封建統治制度和制瓷歷史傳統影響，清代的官窯瓷器和民窯瓷器的款識在題寫上也有一定的慣例，同時又新開創了金彩、墨彩、琺琅彩等題寫工藝，而且各種堂名款、花押款、吉語款也更為多樣。

清代共有帝皇十個，均有帝皇紀年款的瓷器傳世，他們依次是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

順治官窯器以書寫“大清順治年制”兩行六字楷書青花款為主，也有寫“順治年制”四字款。款字用筆有力、起筆見峰、住筆見頓、划多下拉、勾捺上剔，但整體布局不甚規整。

民窯款較為多樣，有篆書堂名款，如“玉堂佳器”、“繼善堂”、“梓桑軒”等，有各式花押款、偽托款。祭器多用干支紀年款。

康熙朝歷時61年，款識較多。其官窯款多為“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兩行或三行青花楷書款，晚期有少量篆書款。前期常見干支紀年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等。本網資料庫內有一對康熙青花杯，落款為“大清丁未年制”，是康熙六年的瓷器。琺琅彩器上書“康熙御制”四字楷書料款。其字體前期寬大，筆劃粗重挺拔，頓捺明顯。後期字體清秀，在具體寫法上也有細微區別，如熙字四點多為直點或順點，少逆點。年字三橫前二橫較短，第三橫較長，且緊緊上靠，一豎較長。款字外飾有單圈、雙圈、雙正方框等。

康熙民窯款識更為多種多樣，有圖記款，如秋葉、角、爵、方勝、雜寶，還有寓意性圖案，如一枝筆、銀錠、如意組合為必（筆）、定（錠）、如意等。私家款如“杏林春宴”、“北慶堂”、“益友堂”、“若深珍藏”等。有光畫雙圈，不寫字的雙圈款。還有“文章山斗”之類的閑章款。仿前朝的寄託款，以仿嘉靖款居多。

雍正官窯款主要是“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兩行楷書青花雙圈款，也有雙方框款，其次是多用於單色釉瓷上的三行六字篆書款。從字體上分析，雍正款識由專人題寫，所以各類瓷器上的字體大致相同。楷書款早期為三行雙圈，晚期為雙行雙圈或雙框。“雍正年制”四字篆書刻款主要用在仿均、爐均和茶葉末等器物上。“雍正年制”或“雍正御制”四字楷書堆料款僅用於琺琅彩瓷。

雍正細路民窯器大多數落各種堂名款，如“正誼書屋”、“百一山房”、“澹寧堂”、“望吟閣”等，一般民窯器款則複雜多樣，如用靈芝、香爐、團花款、方塊款、豆腐乾款、四朵花款等。

乾隆朝瓷產量極大，官窯款用得最多的是“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篆書款款字一般以青花書寫為主，但亦有抹紅寫款，在白瓷、茶葉末、珊瑚紅等特殊器物上往往用“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刻款。

乾隆民窯款形式也極豐富，堂名款和花押款多大體與正朝相同，故鑒定時有一定的難度。乾隆朝首次出現草記款。

乾隆朝款，字體最多，書寫排列形式也最多，且官民窯款字體易混淆。一般來講，官款比民款精、秀、細、潤，而民窯款大都較為粗糙、草率，亦有仿宣德、成化款。

嘉慶官窯器一般都用“大清嘉慶年制”三行六字篆書款，主要為青花、無欄框。亦有少量楷書款。粉彩器上常見抹紅款。個別器物用刻劃款。

民窯器中有六字篆字方款，亦有“嘉慶年制”四字款，大多十分草率，有的僅寫半邊字，還省減筆劃，稱為草記款，故十分難認。堂名款以“行有恆堂”、“嘉蔭堂制”、“植本堂”等為多見。花押款除部分沿用乾隆時期的之外，新出現蝙蝠、桃子等款識。道光官窯器一般以“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書青花款為主，也有抹紅款及描金款。茶葉末、爐均釉等器物上則為六字刻款。個別粉彩器上偶見“道光年制”四字紅地描金篆書款。道光時期落有堂名款的如“退思堂制”、“山解竹主人造”等，大多是精品。慎德堂是道光皇帝讀書的地方，後期也成為道光皇帝處理政務的地方，故題有“慎德堂制”紅款的道光朝瓷器應是道光皇帝的御用瓷。

民窯款器亦多有六字或四字紀年款，一般均不太規整，開始出現百結圖記款。咸豐及其後的同治、光緒、宣統各朝再次興起楷書題款風氣，大多為六字雙行或六字三行“大清××年制”款。款外均無圈框，字體工整，清秀修長，有青花、紅彩、金彩、墨彩及刻款等形式。這一時期篆書款不多。其中光緒時署有“大雅齋”、“天地一家春”及“長春同慶”、“永慶長春”等款的官窯器最為精緻。

民窯款則多無定製，形式較多，同治時多有“同治年制”四字篆書戳記印款及抹紅款。光緒時多偽托款，一般是“康熙年制”或“若深珍藏”。

清朝（1644-1911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1616年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建立后金政權，1636年皇太極即皇帝位，改國號為清。1644年清世祖順治帝（福臨）入關。他是清入主中原后第一位皇帝，6歲即位，在位17年（1644-1661年）。

這段時期，正是清代建國初期社會動蕩及百廢待舉的時期。由於清政權初建，全國各地尚未穩定，時局動蕩，有些地區的戰亂也未平息，由於受明末農民起義的衝擊和影響，戰亂紛爭，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自明代以景德鎮為中心的制瓷業也受到重創，處於蕭條和停滯狀態，清政府對景德鎮官窯的生產更是無暇顧及，採取了明末已有的“有命則供，無命則止”的燒造制度，官窯生產斷斷續續，時產時停。從順治八年，開始燒造官窯器。依相關陶瓷文獻可知：順治八年（1651年），清室開始沿襲明代宮廷舊制，下令燒造黃龍碗等器。從傳世品也得到證實。北京雍和宮藏有順治八年江西監祭奉敕敬造款的官窯青花雲龍紋香爐。由此推斷，順治官窯瓷器製作年代大部分應晚於順治八年，屬順治晚期的作品，且產量很少。《景德鎮陶錄》記載：“國朝建廠造陶，奉造龍缸……經饒守道董顯忠、王天眷、王等督造，未成。十六年，奉造欄板……經饒守道張思明、工部理事官噶巴、工部郎中王日藻等督造，亦未成。嗣後，派江西巡撫郎廷佐督理景德鎮窯事。十七年，巡捕張朝疏請停止”。由此說明，景德鎮御窯廠在順治后10年中燒造官窯瓷器，雖處低潮，仍未停止燒造，到順治十七年，還沒燒成質量好的龍缸和欄板。順治官窯器品種有青花、五彩、茄皮紫釉、黃釉、藍釉、醬釉、白釉等。而民窯器燒造有青花、五彩瓷等，其中品種和數量較多的是青花瓷。

明末瓷器逐漸成為一種商品，成為商人從事貿易活動的主要物品之一，瓷都景德鎮漸漸成為工商業城市，為提高制瓷業的水平和發展，滿足市場需要，官搭民燒制度漸興。明王·宗林在《江西大志·陶書》中載：“官匠因循，管廠之官，乃以散之民窯，歷歲相仍。民窯賠貝皮，習以為常”。“其能成器者，受囑而擇之。不能成器者，責以必辦。不能辦，則官窯具高價以市之，民窯之所以固也。”御窯廠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民窯瓷器生產中的先進因素，這對促進御窯廠提高質量和勞動生產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時也充分調動了廣大制瓷工匠的積極性。清朝順治時期，也實行“官搭民燒”制度，較明代更為深入。御窯廠負責制坯成型以及器物繪製，燒制則由民窯完成。

御窯廠給搭燒窯戶一定的酬金，這樣刺激了窯戶生產積極性。另外，清初官窯瓷器燒造時斷時續，產量減少，朝代更迭的動蕩環境，使許多原先為御器廠燒瓷匠師為了生活所迫，投身到民窯造瓷業中，他們帶來了先進的制瓷技術，促進了順治民窯瓷器的發展，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促進了官窯的生產。並為以後康、雍、乾瓷器的繁榮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起到了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

順治一朝只有17年，時間較短，且處於明末清初政權更迭的轉變時期。順治時期所燒制的瓷器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裡不被人們重視與認識，歷史上文獻記載也不多。故這一時期的無款瓷器常被籠統地稱為“明末清初”瓷，或者把明末崇禎青花瓷歸為順治青花，或者將順治青花瓷中質地細膩、青花發色翠藍的“上品器”歸為康熙時期。從國內外博物館和私人收藏的銘有“大清順治年制”的官窯款瓷，以及帶順治干支紀年款的順治瓷器來看，雖然數量有限，但為我們提供了順治瓷器斷代的重要標準器。另外，通過排比的方法，對不署款的順治青花民窯器與明末崇禎時期以及康熙時期的瓷器作認真的比對、排隊列比、細緻地審度，便不難斷出其師承之間的差別。下面就結合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順治瓷器以及國內外博物館及收藏家所藏順治瓷器，就順治瓷器的斷代，以及燒造品種、器物造型、紋飾、胎釉等方面，闡述其時代特徵。

順治時期，是明末清初政權更迭的過渡時期，瓷器造型也充分體現出這一過渡時期的風貌。順治瓷器在造型方面有些沿襲了明末天啟、崇禎時期瓷器的遺風，但也出現了一些新型品種，如筒花觚、洗口獸耳瓶等。民窯器多造型古樸稚拙，胎體厚重，器足寬厚，多為砂底。釉質青白，多白中閃青，如鴨蛋殼色。順治民窯器多不署年款，但有的署干支紀年款，故對順治瓷器的鑒別起到了標準器的作用。順治時期民窯瓷器器形有筒瓶、橄欖瓶、蒜頭瓶、洗口獸耳瓶、筒花觚、花觚、觀音尊、將軍罐、蓮子罐、香爐、筒式香爐、筆筒、凈水碗、碗、盤、碟、杯等。

筒瓶，也稱為“象腿瓶”，是明末清初的典型器。口微撇，短頸，溜肩，腹為長筒形。此器形萬曆時期出現，天啟、崇禎時期也有燒制，順治時期，將筒瓶寓意為“大清天下一統”，一直沿續到康熙時期，成為當時最為流行的器物之一。順治時期的筒瓶，較明末和康熙時期腹部更為細高。品種有青花、五彩器等。青花多繪花鳥、山石芭蕉和博古圖、人物故事圖案。五彩器則多繪人物紋及花卉紋。橄欖瓶，洗口，細長頸，鼓腹，撇足。胎體厚重。上海博物館藏有一對順治青花雲龍紋橄欖瓶，高54厘米，醬釉口，腹部繪火珠雲龍紋，有“大清順治庚子年”干支紀年款。

蒜頭瓶，口為蒜頭形，長頸，扁圓腹，圈足。多為青花器，繪麒麟、芭蕉、人物紋等。洗口獸耳瓶，為佛前供器，造型別緻新穎，為順治時期所特有的器形。口部呈洗狀、長頸，頸上部有對稱雙獸耳，頸下部漸寬，長腹，下腹至足部外撇，沙底。品種有青花和五彩，青花多繪雲龍紋、山水紋等。

筒花觚，撇口，器身修長，腰部漸收，平底無釉。口部多施醬釉，多見青花品種，繪麒麟紋、枯樹花鳥紋、山石芭蕉紋及龍紋等，無款器較多，少數署干支款。較大的筒花觚，高大約在50厘米左右。

花觚，多為直筒狀，口與足稍向外撇，腹部稍有外凸，砂底。此器型明崇禎時期出現，是由筒花觚演變而來，到康熙時期，腹部逐漸突起，有的成為鼓腹狀。青花品種較多，也有少量五彩器。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順治青花花鳥紋觚，高20厘米，口施醬釉，腹部繪青花枯樹花鳥紋和蓮荷花草及芭蕉太陽紋。青花花觚多繪火珠雲龍紋、麒麟、芭蕉、博古圖、雉雞牡丹、人物故事紋等。國家博物館收藏的順治青花牡丹紋花觚，高52.8厘米。撇口，筒式腹，腹部略凸起一周，撇足，平底內凹，無釉露胎。口沿施醬釉，青花紋飾，分三層，上層繪雙犄牡丹、枯樹、枝葉、鳥紋和太陽紋，中層繪洞石，牽牛花卉紋，下層繪下垂蕉葉紋。青花色澤濃重鮮艷。順治青花蕉葉紋觚，腹上下繪蕉葉紋。銘有“順治十三年”款識。造型古樸，是順治青花的典型標準器。

將軍罐，多帶寶珠紐蓋，器形高大，高為40－100cm左右、直口、短頸、鼓腹、腹下漸斂、平沙底。此器形始於明嘉靖時期，到清康熙時期，十分興盛，品種有青花和五彩，多胎體厚重，器形飽滿。

蓮子罐，收口，豐肩，鼓腹，平底無釉。傳世品中，多數無蓋，多見青花紋飾，常繪花鳥紋、竹石芭蕉紋和人物故事紋等。

香爐，侈口，短頸，鼓腹，高圈足，無釉砂底。口塗醬黃釉。胎體厚重，多見青花器。繪雲龍紋、麒麟紋、人物紋等，用筆粗獷、豪放。順治青花羅漢圖香爐，造型端莊，青花繪羅漢圖，青花色澤艷麗，人物刻畫生動，栩栩如生，旁隸書有“順治丁酉年”款識。盤，口沿微外折、弧壁、平底、圈足。官窯器多為單色釉瓷，見有黃釉、茄皮紫釉、白釉等品種，有光素器，也有暗刻龍紋為飾。順治官窯茄皮紫釉刻雲龍紋盤，器內外壁施茄皮紫釉，呈深藍色，器內壁、內底暗繪雲龍紋，盤外壁暗繪雲龍紋，近足處繪蓮瓣紋。外底施白釉，內雙圈青花書“大清順治年制”六字楷書官窯款，是少見的順治官窯器，製作精緻。

清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在景德鎮鎮陶時所燒制的瓷器世稱"唐窯"。唐窯瓷器非常精美，其製作水平和質量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國的瓷器》一書中就說："中國瓷器，到了唐窯，確實集過去所有製作之大成。這表現在瓷器裝飾方法，造型設計以及制瓷技術方面"。瓷器裝飾僅高、低溫顏色釉就有57種；彩繪方面"山水人物花鳥寫意之筆，青綠渲染之制，四時遠近之景"無所不有，而且"規撫名家，各有原本"；造型設計上，則從"古札器尊鼎鹵爵之款制，到瓜瓠花果象生之作"，應有盡有。

唐英在景德鎮督陶時間長近30年，是景德鎮御窯廠督陶時間最長，成績最顯著的督陶官。他悉心鑽研陶務，身體力行，不僅經驗豐富，而且還對景德鎮瓷業生產技藝進行科學總結，從理論上加以提高，先後編寫出《陶務敘略》、《陶冶圖說》、《陶成紀事》、《瓷務事宜諭稿》等著作。

清代無論在器形或種類方面均顯著增多，並且製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時期創新之作獨樹一幟。琢器中如琵琶尊、馬蹄尊、象腿尊、鳳尾尊、觀音尊、太白尊、蘋果尊、杏葉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載、柳葉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時期在器形的創作方面也是豐富多彩的，如雙陸尊、三羊尊、虯耳尊、鹿頭尊、絡子尊、牛頭尊、蒜口綬帶如意尊、撇口橄欖瓶、太白壇、菊瓣盤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窯及永、成瓷器不僅胎釉、紋飾維妙維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亂真。乾隆時期比較突出的造型有轉頸瓶、轉心瓶、轉帶瓶、花籃、扇子及書式印盒、書式金鐘罩等。這一時期無論創新、仿古都達到了高潮，所仿銅、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慶、道光以後，則大多因襲舊制，很少見有創新之作。造型從精美蛻變為粗笨，已逐漸失去前期的優秀傳統。例如玉壺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區別並不顯著，以後漸漸變得笨拙，到同治、光緒、宣統時期竟變成短頸豐腹的矮粗形式，造型遠不及以前那樣精美秀麗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點之後，進而還需掌握觀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類的器皿乍看外表極為相似，仔細觀察這三個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結論。例如明代中期瓶、壺、罐一類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顯的接痕，而清代以後製品由於旋削細緻，此種接痕多不明顯。如此所謂一線之差，往往在斷代辨偽的工作中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盤盤身弧度較小而淺，明代永、宣大盤盤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後者底大。特別是永樂造型，無論大小盤、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內牆向外稍撇，較外牆約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許多民窯盤、碗底常有明顯的輪狀旋削痕(即所謂“跳刀”)，而在官窯瓷器中則極為少見。至於康熙大盤有些是雙圈底，民窯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紋”，也是當時造型上比較常見的特徵。文物工作者在鑒別新舊真偽時每以這些作為一部分依據。

有些時代接近或後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於紋飾畫法和胎釉原料前後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區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繪三層紋飾，碗外繪四層紋飾，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細加以對比，便會發現他們之間的重要區別在於碗腹下部收斂程度有所不同，即永樂碗腹較豐滿，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時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著碗腹微削的缺點。這些細微的差別，是根據實物仿製時，因成型、燒窯等技術條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綻(仿品的器形往往與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區別，因仿製時雖按真品原器製造，在未燒前與真器原形盡同，但經過高溫燒成后，其形與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別。這可能是由於原料的配製和提煉的精粗不一致，而經高溫后縱橫收縮膨脹的結果，為鑒別器形的關鍵)。至於有些僅憑傳聞或只靠臆測而製成的仿品，如後世所仿的各式各樣的所謂“永樂壓手杯”之類，在造型上更是愈變愈奇(自嘉、萬間開始越仿越大，甚至後來的已不成杯而變為大碗)，只要見過真的實物，自然就不致妄斷臆測。

花有榮枯，月有圓缺。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後，景德鎮瓷業生產就從巔峰走向下坡路，產量、器質、品種、造型等都呈現明顯萎縮狀態。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後，戰亂很多、政局動蕩、外資入侵、市場縮小，景瓷生產也受到嚴重推殘。延續500多年的御器廠也隨著清祚的傾圯而壽終正寢。民國時期，社會仍不安定，軍閥混戰，民不聊生。日寇侵華期間，景德鎮多次遭日寇飛機的轟炸，坯坊窯房大面積破壞，全鎮瓷窯能燒的只有33座，處於奄奄一息境地，整個瓷業陷入低谷。一直到解放前夕仍無起色。不過，在這不景氣的年代里，瓷業生產操作方面卻有所進步，技術上有所革新，出現了腳踏轆轤車、手搖碎釉機、石膏模型鑄坯、霧吹器施釉等。特別是清末宣統二年，江西瓷業公司在景德鎮宣告成立，這標誌著景德鎮陶瓷業進入一個企業化時代，而且有不少創新，還進行一系列技術革新，試行機械生產、貼花紙彩瓷，煤代柴燒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