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島

歷史上的移民運動，是形成方言島的直接原因。

凡是與軍隊或戰爭有關的移民，都是軍事移民。例如，明朝正統十三年（1448）二月，閩中沙縣鄧茂七舉兵起義，起義軍數月之間攻克了20多座州府和縣城。次年正月明王朝急派寧陽侯陳懋為征南將軍，率領京營及江西、浙江等地軍隊計五萬人，入閩把起義軍鎮壓下去。明王朝為防止起義軍“死灰復燃”，令陳懋所部留駐延平（今南平市），那些京師官兵就此定居下來，成為自北而南的軍事移民。500多年過去了，其後代至今尚有相當部分還在說“土官話”，這就是南平城區的北方方言島。

軍事上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關隘、城池或河流，歷代統治者都要調遣重兵駐紮把守。民國十一年（1922）修的《琴江志》載：“雍正六年，福州將軍蔡，奏請設立福州三江口水師旗營……著在省老四旗之漢軍分派官丁及眷屬來營。”另據記載，這支水師旗營由13名官員，30名領催和470名兵丁組成，加上他們的眷屬，當年到琴江來的北方人共有140多個姓氏，總人口當在1000人以上。如今，其後代仍在使用北方方言，形成長樂琴江村北方方言島。

每逢兵荒馬亂，平民百姓無家可歸，無田可耕，只好背井離鄉，舉足他遷，這也形成軍事移民。抗日戰爭時期，福州淪陷，大批福州人溯閩江而上，內遷南平、順昌等地，很多人就此定居下來。至今順昌縣的洋口鎮還有“小福州”之稱，是一個福州方言島。同是抗戰時期，廣東省政府內遷韶關，大批“廣府人”也湧入韶關城區，使韶關城區白話基本取代“老韶關話”而成為主要的交際用語，但周邊農村仍主要說“老韶關話”或客家話，城區成了白話方言島。

政治迫害，是引發政治移民的一個重要原因。清康熙元年（1662），鄭成功收復台灣，以為抗清之基地，但他當年就病逝。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軍統一了台灣，鄭成功的親屬開始受到清廷的政治迫害，其中的一支潛回大陸，隱居於閩南漳浦縣沿海。旋被發現，復逃遷到閩侯縣西台村。至今，這帶鄭氏居民都還在說他們自稱為“下南話”的方言。又如，四川的官話方言，是元末明初湖廣的大規模移民帶來的，其中部分原因也與明政府的政治迫害有關。〔1〕當年隨湖廣人入川的官話方言，也是以方言島的形式散布在土著方言之中的。只是隨著歷代北方人源源不斷入川，官話方言才成為四川的主導方言。

政治移民還包括官吏貶謫、罪犯流放所造成的人口遷移。海南島最南端三亞市的“邁話”，處在閩方言系統的瓊文話和瓊崖話的包圍之中，是一個約有12000人使用的方言島。明代《正德瓊台志》載，“邁人、客人（按：當地對講海南閩語的人的稱說）俱在崖州，乃唐宋以來仕宦謫寓之裔。”這些被貶謫的官員，“不大可能來自同一個地方，也不大可能來自同一個時代，謫寓到古崖州前的仕途經歷也不大可能相同。”所以，今天的邁話具有明顯的混合性質；〔2〕黑龍江省的肇東、肇源和泰來等縣，有一種與當地的東北官話略有不同的方言──站話。站話的使用者，是清代驛站的站丁及其眷屬的後代。站丁的祖籍多在雲南，他們大多是清代“三藩”之一的吳三桂的部卒、附屬及其家屬。吳三桂清初被冊封為平西王，鎮守雲南，擁有旗兵53佐領，綠營10營。康熙十三年（1674）吳三桂叛亂，至康熙二十年（1681）始被清廷平定，其部卒免死發配到黑龍江。據張伯英《黑龍江志稿》載，“站丁皆雲南產，以吳三桂叛故充謫山海關外。”〔3〕可見，黑龍江的站話方言島，產生於清康熙年間來自雲南一帶的政治移民。

一方的居民在經濟生活得不到保證的情況下舉足他遷，這是一種經濟移民，它也可能在異地他鄉形成方言島。位於閩東寧德灣南岸的碗窯，是一個具有二百多年歷史的閩南方言島。“從泉州一帶的陶瓷業歷史，可以推知碗窯人從閩南遷居寧德的原因……明清之交，閩南的晉江、南安、永春等地瓷業漸趨衰竭。碗窯人的祖先於清初從泉州、南安、永春一帶移居寧德，正是由於晉江、南安等地瓷土資料逐漸枯竭，瓷業開始衰敗而向外轉移的。”〔4〕

四川的官話區中，分佈著幾十個的客家方言島，總人口在100萬以上，他們的祖上多是在清代前期從潮州、惠州、嘉應州、韶州和南雄州輾轉遷移而來的。粵東、粵北山多地少，土壤貧瘠，加之雍正年間旱澇災荒連年不斷，平民百姓為生計所迫，不得不到異地謀生。恰逢明末清初之際，飽經戰爭創傷的四川“民無遺類，地盡拋荒”〔5〕，清政府以優惠政策，鼓勵外省人入川墾荒。於是，粵東、粵北的客家人，也就大規模地向四川遷移了。（參閱《甘庄洛公全集》卷七）

從地理位置和分佈狀況看，方言島可分為孤島型、群島型、列島型和島中之島型等四種基本類型。

操某方言的一個村落（有時是一個城鎮），或者相連成片的幾個村落，處於另外一種方言的包圍之中，即獨立的一個語言區，周圍都被本地語言區所包圍。福建省長樂縣琴江村北方方言如上所述，這裡的居民，上了一定年紀的都還在繼續使用“旗下話”，年輕人則改說周邊的福州話了。福建省武平縣中山鎮的“軍家話”，分佈在全鎮的幾十個自然村中，基本上都相連成片，同處在武平客家話的包圍之中，也是孤島型方言島。據考證，中山鎮“軍家話”是明朝洪武年間來自江西、浙江等地的官兵及其眷屬帶來的，至今還保留贛方言的某些特點。

在一個方言區（片）中，幾個乃至幾十個操其他方言的村落互不相連成片，但在分佈上集中在一個區域上，而被周圍方言彼此隔離開來，形成一種類似於大海中的群島的形式的方言島區域，即是群島型方言島。群島型方言島是網狀的方言島。四川的客家話，散布在20多個縣市的局部地區，“其人數多寡不一，少則幾百（如威遠石坪），幾千，多則幾萬，幾十萬（隆昌縣達20多萬），全省總人數估計在100萬以上。”〔6〕在福建省福清市和閩侯縣的閩東方言片中，有幾十個閩南方言島散布在近十個鄉鎮中，大多是清代前期從閩南地區播遷來的，實為一方言群島。

在一個方言區（片）中，沿著河流或交通要道的走向，分佈著幾個甚至幾十個操其他方言的村落，即由交通通道如河流、公路等連接在一起的多個方言島。列島型方言島實是一個線狀的方言群島。在粵北地區，北起樂昌市，南至清遠市，沿著武江、湞江和北江（武、湞兩江至韶關市匯合成北江）的兩岸，分佈著幾十個大小不等的閩南方言村落，這是沿河流分佈的列島型方言島；黑龍江的站話，是清代驛站的站丁及其眷屬所使用的方言，有別於當地的東北官話。因為驛站是沿驛道設立的，所以站話分佈在驛道兩側而形成列島型方言島。

本地方言包圍著方言島，該方言島又包圍著另外一個方言島。比如，乙方言處在甲方言的包圍之中，而丙方言又處於乙方言包圍之中，這樣，丙方言就受到甲、乙兩方言的雙重包圍，形成島中之島型的方言島。在閩東福鼎縣的沙埕鎮，有一個閩東方言包圍之中的閩南方言島，口音近於泉州、永春一帶。在這個閩南方言島內，又有澳腰和後港兩個村的2000多人說的是莆田方言─澳腰。澳腰話即屬於島中之島型的方言島〔7〕。

南平的北方方言島，島方言“土官話”幾百年來處在閩方言的包圍之中，借用閩方言的語詞，出現了閩方言的一些語言特點，如沒有輕唇音聲母[f]，[is]與[ish]兩組聲母不分，[─n]尾韻與[─η]尾韻合流（閩北、閩中特點），但還保留北方方言的基本特徵。可見，島方言“土官話”所受包圍方言的影響是輕微的；閩侯縣西台村的閩南方言島“下南話”，幾百年來在福州話的嚴重侵襲下，雖然還保留閩南話的一些基本語詞的語音特點，但已融入了大量的福州話特點，如陽聲韻收[─η]，入聲韻收[─？]及聲母類化，還借用了大量的福州話語詞。所以，今天的“下南話”與本土的閩南話已難於通話，它實際上已成為閩南──閩東的一種混合方言。類似“下南話”的還有閩西武平縣中山鎮的“軍家話”，是“贛方言和客家方言混合的一種方言。”

島方言是島民們世世代代口耳相傳的母語，是方言島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語言社團的最重要標幟。每個語言社團，都有維護母語、忠誠母語的語言感情和語言態度，即語言心理。這種語言心理，是在長期的語言生活中自發產生的，是維繫某個語言社團團結合作，相互認同的紐帶，具有穩固性和持久性，客家人的“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正生動地體現了這種語言心理。方言島的居民，在上述語言心理的支配下，對內堅持使用島方言，客觀上起到聯絡鄉誼、增強內部凝聚力的作用。

但是，這種語言心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極端的表現如福建省順昌縣埔上閩南方言島，“據了解，當地閩南人地方、宗族觀念很重，過去一般不與順昌人通婚，後來雖然通婚了，但在語言觀念上仍相當保守，家族中嚴格保持閩南話，一般不許說順昌話……”〔8〕然而，近幾十年來，隨著社會生活的急劇變化，年輕一代的島民，出於現實交際的功用，不是很注重維護島方言的使用，有些人已基本放棄島方言而改說包圍方言了。

逐漸縮小範圍以至最終消亡，是大多數方言島的共同趨勢。

在方言島內，各個角落雙方言交際的狀況是各不相同的。與包圍方言直接相交接的那些地方，雙方言交際以包圍方言為主，以島方言為輔，島方言的主要使用者是老年人。經過一段時期，隨著這批使用島方言的老年人的死亡，這裡將完全被包圍方言“侵佔”，方言島的勢力範圍向內退縮；與包圍方言相距較遠的方言島中心地帶，雙方言交際以島方言為主，以包圍方言為輔。但隨著包圍方言的步步進逼，方言島的中心地帶也必將被蠶食，方言島最終沉沒在包圍方言之中。閩侯縣青口鎮茱萸洋村，歷史上曾經是個自稱為“汀州話”的客家方言島。時至今天，全村就剩下三、兩個七、八十歲的老人還會說“汀州話”。可以想像，再過幾年，這個客家方言島將不復存在。

方言島區域的居民，在與包圍區域的居民長期發生經濟接觸、通婚等因素的影響下，其從遠方家鄉帶來的方言會逐漸消失。

另一影響因素在於方言島的方言往往是該區域的老一輩人使用，如果這些方言沒有傳給下一代人，方言島也就會因為下一代人接觸包圍區的方言而逐漸消失。

方言島內的方言，也會因為和周邊地區的交流而逐漸被同化，如使用一些包圍區的方言片語。

即使島方言與包圍方言是兩種系屬相同而且可以相互通話的方言，有時在方言島中也形成雙方言並存並用的格局。如山東青州市北城滿族村是個北京官話方言島，島方言與包圍方言青州話同屬北方方言系統，可相互通話。但是，“北城滿族的語言使用現在普遍為雙方言制：在北城內部或北城人之間，使用北城話；與當地漢族交往時使用當地青州方言。”〔9〕類似的還有上述黑龍江的站話方言島。

方言島處在其他方言包圍之中，出於對外交流的需要，島民們一般都要兼通包圍方言而成為雙方言者，所以，方言島一般都成為雙方言區。但是，例外的情況也是有的，如果方言島就在城鎮當中，則不一定兼通周邊鄉村的包圍方言。如南平北方方言島的居民，不兼通周邊的以建甌話為代表的閩北方言；順昌縣洋口鎮的福州方言島，島民們不兼通當地順昌話；粵北韶關市區的粵方言島，島民們不兼通周邊農村的客家話及各種土話。

就總體情況而言，大多數的方言島都是島方言與包圍方言並存並用的雙方言區。即使像長樂琴江村這樣的長期閉關自守的北方方言島也不例外。這個方言島的島民“旗下人”乃是清代官兵及其眷屬，長期享受清廷的俸祿，辛亥革命前，他們一般不與城外的福州人通婚，也不學說福州話，倒是進城就讀的福州人得學說“旗下話”。辛亥革命后，琴江“旗下人”的地位一落千丈，不得不走到周邊的福州話區謀生。（據原琴江小學校長，67歲的旗下人許輝先生的介紹。）

在方言島中，由於島方言和包圍方言在島民們的言語能力中共存，島民們根據交際的需要轉換使用兩種方言，這樣，一種方言的成分就會悄悄滲入另一種方言而成為變異成分。如果這些變異成分受到其他島民的模仿，並在方言島中擴散開來，那麼，一種方言也就實現了對另一種方言某個方面的影響。觀察表明，在方言島中，島方言與包圍方言的相互影響是不平衡的，即島方言一般總是受到包圍方言的影響，而包圍方言因為大都是人口多，勢力大的強勢方言，它所受島方言的影響往往是不明顯的。在閩侯縣西台村閩南方言島，島方言“下南話”所受包圍方言──福州話的強烈影響，實際上已成為一種閩南──閩東的混合型方言，而島內所說的福州話與周邊的福州話並沒有明顯的不同。

不同的方言島，島方言所受包圍方言影響的深度和廣度是各不相同的。戈爾龍在《論語言與方言相互影響的類型與形式問題》一文中將借用和融合看作語言或方言相互影響的兩種類型〔10〕，是非常有見地的。島方言所受包圍方言的影響，輕微的僅限於部分詞語及某些語音、語法形式的借用，深刻的則可能引起方言的融合，甚至導致方言基本屬性的改變。

島方言因接受包圍方言的影響，也可能發生基本屬性的轉變。臨安（今杭州）在兩宋之際屢遭戰火，人口下降甚多。建炎元年（1127年），宋王朝從汴梁（今開封）遷都臨安，大量將相臣僚及下層百姓隨駕移居臨安。（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73）他們操的仍舊是從中州帶來的汴梁官話，它成為吳語區中的一個北方方言島。然而，時至今天，杭州話僅保留北方話的某些特點，語言要素上是完全的現代吳語。

在方言島內，島方言老派與新派的口音往往有較明顯的差異，老派保留了該方言早些時候的面貌，而新派則體現了該方言幾十年來在包圍方言影響下的新發展。島方言新、老派的共時差異，正透露了島方言在包圍方言的不斷影響、滲透之下發生的歷時演變的事實。

據李如龍、陳章太先生的研究，寧德碗窯閩南方言島，老派有70個韻母，而新派只有53個韻母。新、老派在韻母方面的差異，一是韻類的合併，二是韻值的變化。體現了碗窯話幾十年來在閩東方言的影響下所發生的變化。

辭彙是島方言新、老派差異的另一個重要方面。總體而言，新派比老派更多地放棄本方言原來的說法而改用包圍方言的說法。所以，老派仍在堅持使用的一些方言詞，新派已經少說或根本就不說。閩侯閩南方言島“下南話”，老派更多地保留閩南話的詞語，如火金姑（螢火蟲）、胡蠅（蒼蠅）、燒水（熱火）、龍眼（桂圓）、巷（衚衕）、爸母（父母）、姊（姐姐）等，而新派則改用福州話的說法，即藍尾星、菩蠅、湯、寶丸、弄、爸奶、依姐等，從而構成新、老派的辭彙差異。這種辭彙差異，也體現了島方言“下南話”不斷接受包圍方言福州話的影響、滲透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