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楊

從1995年開始在法制日報任攝影記者，現任攝影部主任。中國女攝影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新聞攝影學會副秘書長、中國攝影家協會理事。

多年從事法制新聞的採訪拍攝工作。從1997年至2004年追蹤拍攝被吸毒母親遺棄的孩子“丟丟”的故事，從2002年至2006年多次深入世界著名罌粟產區“金三角”採訪，拍攝有《丟丟的故事》、《金三角禁種罌粟紀實》等專題攝影作品。多年來深入看守所、監獄，拍攝了《重刑犯》、《收教賣淫女紀實》等專題攝影作品。

從事新聞攝影12年，參加過1998年抗洪救災、2003年非典、汶川特大地震、北京奧運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和六十周年慶典等重大活動的採訪報道。她拍攝的《丟丟的故事》、《千千紙鶴　萬般悔恨》、《走向歸途———收教賣淫女紀實》、《重刑犯》等一個個專題攝影報道，深深印在了讀者的腦海里。此外，她先後撰寫了《法制新聞攝影的人文關懷》、《對法制新聞攝影深度報道的實踐和思考》、《法制新聞攝影發展的五大變化》等論文，對法制新聞攝影的發展與創新，進行著積極的探索。

居楊是新聞界的著名記者，在每年全國性綜合攝影大賽中，她總能脫穎而出，屢獲大獎。她曾多次應邀回校講座，在攝影、傳媒專業的學生中有很大的影響力，她的職業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2016年12月，當選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十屆全委會委員。

2018年10月12日，當選為中國文藝志願者協會第二屆副主席。

1、“有些東西可以選擇”———譬如夢想

居楊對攝影一直懷有非同尋常的夢想，但夢想與現實存在著距離。 1991年，這個新聞攝影科班出身的女生滿懷信心來到《法制日報》攝影部實習，想成為一名真正的攝影記者。實習結束，報社對她很滿意，但認為一個女孩，不一定適合法制新聞攝影記者這份原來由男人一統天下的艱苦而又危險的職業，就把她派到了廣告部。

在廣告部的居楊幹得不錯，收入多，還是業務骨幹，但拿相機始終是她難以忘懷的情結。五年後，居楊聽說攝影部缺人，她馬上衝到部主任王毅面前，急切地表達了自己仍然想當攝影記者的願望。王毅被這種執著打動了，同意她試用一年。

居楊說，離夢想近了。憋了好些年的居楊拿起相機就不撒手了。那個年代沒有數碼相機，拍得多，廢片也多，她就悄悄自己掏錢買膠捲練手，晚上等同事們下班后，到暗房沖洗照片。當時夏天沒空調，悶在將近40度的屋子裡，放大機的燈泡有時一晚上都可能爆兩三個，在充斥著酸鹼味道的“蒸籠”里，她經常干到晚上十一二點。

第一年居楊拍了不少諸如《除暴安良》等片子，獲得法制好新聞獎；在新聞攝影這條路上，她開始被肯定，成為《法制日報》第一位女攝影記者。

有些東西無法決定，譬如性別；有些東西可以選擇，譬如夢想。

2、“丟丟教會我關注什麼”———找到拍攝的方向

有些東西是有緣起的。很難想象，居楊攝影道路的方向，很大程度上是受一個無助孩子的影響。

剛當攝影記者不久，居楊接到線索，拍攝一個被虐待的孩子，名叫丟丟。居楊在醫院看到剛被警方解救渾身是傷、昏迷不醒的丟丟時，被這悲慘的狀況驚住了。後來了解到，這竟是孩子的親生母親一手造成。丟丟是單親孩子，母親吸毒，為買毒品欠下其他吸毒者的錢，就把丟丟抵押給他們。這些人吸毒后失去控制力，對孩子百般虐待，丟丟渾身都是被打和被煙頭燙的傷。出於同情和義憤，居楊用了一個夏天的業餘時間把看到的一切拍成了一組專題，起名《丟丟的故事》，又叫《救救孩子》。

通過《丟丟的故事》，居楊全方位展示出孩子的悲慘境遇，告訴大家吸毒的惡果。她注重照片中的情感訴求，用鏡頭來講述人與人之間那種複雜感情—丟丟和他母親之間的愛恨交織，社會對丟丟的關愛，等等。居楊覺得，在某種特殊的狀態下，人的悲傷、喜悅、傷害與真愛等情感，會真實地體現出來，更觸動人的心弦。

這組攝影專題發表后，反響出乎居楊意料，短短三天時間就收到五萬多元的捐款。不久，國家組織了大規模的’98禁毒展，《丟丟的故事》也刊登在這次禁毒展上，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人們通過《丟丟的故事》，真切地發現毒品不是遠在天邊的事情，它就發生在北京，發生在隔壁，甚至身邊的好幾代人都可能受到影響。這就是影像的力量。

後來，令居楊在拍攝之初也沒有想到的是，這個題材自己竟跟蹤了整整八年。當其母表示悔過，丟丟回到母親身邊后，她一度打算結束報道，不願再打擾丟丟的生活；但當居楊發現再次吸毒的母親又將丟丟遺棄后，她重新又拿起了相機。

八年間，越來越多的人，通過系列的丟丟故事，體會到毒品的可恨和可嘆；越來越多的人被照片感動，投入到禁毒事業當中。這些讓居楊—一名年輕的記者意識到，媒體的力量可以如此之大，新聞工作者對社會責任的履行其實就在拍攝的瞬間，就在發現新聞的鏡頭之中。

此後，居楊把禁毒當作了長期關注的題材。八年過去了，丟丟不斷長大；八年時間裡，居楊不斷成長。她更加明白在今後的新聞攝影生涯中自己應該怎麼去做。

3、“拍照片好比練功夫”———慢慢練，慢慢悟

攝影的門敞開了，方向也明晰了，但還不意味著就能有所作為。現在報紙照片越來越多，從事攝影記者職業的人數不斷增長，可優秀照片有多少呢？對於各個報紙而言，好片子還是供不應求；許多從業人員可能還沒有作好準備，無論是在方向上，還是自身能力的積累儲備上。

居楊回首自己所走的路發現，攝影記者對所從事領域的了解程度，自身的人生經驗、知識儲備和思想準備的合力，才是最終決定片子質量的力量。這體現在如何發現新聞，怎麼選擇新聞上，它考驗記者的觀察力：視角是否獨特，觀點是否精到。如果一個記者平時只是忙於完成任務，沒有注意這方面的思考，到新聞現場后發現的東西就少，片子也會顯得軟。

譬如見功底的專題拍攝，要做好它，就遠不是幾個小時能完成的事情。居楊因為拍攝丟丟開始關注中國禁毒，從而萌生了想去主要毒品源頭金三角採訪，了解當地情況及其禁種毒品對中國甚至全世界禁毒鬥爭格局的影響。她作為《法制日報》的記者，一直與國家禁毒委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不斷爭取前往金三角的採訪機會。2002年居楊第一次進入金三角採訪，對那裡毒品與武裝相互依存的模式和種罌粟煙農極度貧困的生活有了直觀印象，但覺得還不夠，回來后就埋頭第二次更深入的採訪準備。期間她把市面上能找到的所有關於金三角的書都買回來研究，甚至歷史傳記、風貌風俗介紹等；再有，就是盡量採訪禁毒委的官員或者金三角問題研究專家，了解毒品的歷史形成，密切關注禁毒鬥爭的發展態勢。

做攝影專題之前，記者碰到的最大困難是—你的採訪立足點在哪？居楊對一組專題的問題意識很看重；她以金三角採訪為例，認為在那麼大的原始森林，如果沒有帶著想法去拍，走哪算哪的浮光掠影，只能拿回一些獵奇照片，很難出打動人心；必須帶著問題，沉下去，沉到現場裡面，這樣才能挖掘到問題核心，用鏡頭去告知人們：毒品是很複雜的社會問題，需要用複雜的方式來解決。

2006年的一月和六月，她又兩次前往金三角。對此居楊很感慨：每一次拍攝都是一次積累，這好比練功夫，需要用心修鍊。這是慢慢拍、慢慢悟的過程，拍的時候不知道自己能夠悟到，但拍完回頭看時，會發現一些真東西。

4、“記者要成為變形金剛”———靠責任和勇氣撐下去

在居楊的採訪履歷中，有很多具有傳奇色彩的歷險故事。作為一個女人，怎麼就能完成這些常人看來很難完成的任務？是什麼東西支撐著她？

居楊很自信，覺得自己天生是記者—難度越大的任務，越有採訪的慾望。但她坦言，碰到危險和困難，她一樣害怕，一樣犯嘀咕；但在這關頭勇氣是最重要的，一旦頂住了，可能就柳暗花明，退縮了，那鐵定失敗。許多專題都需努力爭取，鼓足勇氣堅持，到了最後關頭，更得一點點地拼。

採訪一旦開始，記者就要進入一種職業狀態，不能再以自身的弱點躲避艱難。採訪時，記者必須進行角色置換，成為“變形金剛式”的人物。因為，在現場，每一名記者都有可能是唯一目擊者、唯一記錄者，如果退縮了，歷史就有可能欠缺一筆。

5、更危險的是在金三角採訪。

在金三角，沒有人因為居楊是記者而特別照顧她；她只是個外國人，一個外國女人。在毒梟盤踞、魚龍混雜的金三角，居楊只能小心翼翼地規避風險，硬著頭皮往虎穴中闖。居楊住在曾是金三角最大毒品交易市場的果敢老街的一個小旅館，裡面什麼樣的人都有：毒販、嫖客、賭徒，房間里玻璃殘缺不全，床上亂七八糟，門根本鎖不上，外面各種聲音不絕於耳。居楊用凳子頂住門后，馬上往電腦里存影像資料，做採訪筆記，直到夜裡兩三點，才蜷成一團地睡著。

早晨一出門，她就被陌生人用槍頂住腦袋，直到拿出與當地軍事首領的合影才僥倖過關。這種情況下，不可能不覺得恐懼、孤獨，也沒有人要求居楊拿命去換一些東西回來。相反，所有的親人、同事和領導都擔心她，希望她早日平安回家。但居楊認為，這樣的採訪機會是多麼難得到，她不願放棄之前的努力，更不願糊弄自己。

躲過冰冷的槍口后，她又隻身來到佤邦的軍事首領鮑有良的基地。坐在荷槍實彈的護衛士兵前面，鮑有良冷眼看著居楊，怎麼也不開口說話，場面十分尷尬，居楊說了一個多小時，沒有收穫。晚飯時，居楊豁出去了，拿起鮑有良那個52度泡著老虎骨頭的烈酒就喝。看到她這麼痛快地喝酒，鮑有良情緒上來了，拉開話匣子。這時的居楊，已經半暈半醒，聽到的聲音都好像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她不斷地提醒自己：要知道是在什麼地方，要有警覺。強撐著把採訪資料都存好后，居楊抱著電腦趴在人家的桌子上睡著了。

第二天，她就被允許到鮑有良的轄區去採訪。很多時候，人們都會碰到嚴峻的挑戰。這時，放棄是很容易，但放棄得多了，人生自然一無所獲。有時強撐一股勁兒做下去，事情也就成了。一點點忍耐，一點點收穫。

6、“影像由心而來”———這是攝影的態度

不同的專題給居楊帶來不一樣的衝擊，不同的專題教會居楊不同的東西。她在拍攝一組重刑犯的專題照片時受到了煎熬，同時也明白了對待攝影應該持有怎樣的態度。

拍重刑犯很艱難，他們帶有很強的敵意，沒有人願意接受採訪，更沒有人願意拍照。通常在一段時間后，他們就可能受到法律的嚴懲，所以不會想著迎合記者。

7、但非如此，得不到好的片子。

居楊說：“當你在某一時刻，你真正走近他們，你跟他們是如此接近時，你才會知道怎麼去拍。”碰撞的過程註定痛苦，但選擇做記者，就選擇了這種痛苦；記者，就是對人生各種況味的記錄和品評。

8、“超越自我” ———找到自由王國，享受當下

每個攝影記者拍到一定階段，都會有被掏空的感覺，如何超越自己？大家都會有這樣的迷惑。

以前，居楊也會擔心，專題是否好看？讀者會怎麼想？影像是不是好？攝影語言別人懂嗎？但拍完《重刑犯》后，居楊不擔心這個問題了。她認為，影像千變萬化，可以有多種表達，在平日里應儘可能多地吸收學習，但在拍攝時，需要做的是忘記別人的東西。在現場，每個記者進入到那個情景裡面，就應該拍自己的理解。

經過這麼些年的歷練，居楊拍東西時比原來“靜”。她說，哪怕是成千上萬人的大場面，在按快門的剎那，心也是很靜的。無論什麼境遇，攝影記者首先應該進入自身的狀態，感受多少就拍多少。而且，居楊很知足地認為：從全世界範圍看，中國的攝影記者是幸福的，因為題材非常多。

歐洲的攝影師有很好的技巧，很好的運作機制，但苦於找不到新的攝影題材，因為他們的社會形態變化十分緩慢。但身在中國，有太多的題材可以選擇，各種各樣的社會變化可以捕捉；而且，對於攝影的感悟也沒有盡頭。選擇好題材，慢慢拍攝就好了。

於居楊而言，她的題材主線就是國家民主法制建設的發展，以及人們現時的生存狀況。具體到社會狀態、犯罪變化、禁毒發展等諸多方面。社會發展很快，很多東西都在變化，人的境遇、人的想法、人的靈魂，隨著社會形態的變化而變化。

居楊所要做的，就是探尋這些變化，記錄這些變化，品味這些變化。隨著時間流逝，居楊發現許多記憶越來越清晰，現在看以前的照片，心越發變得安靜了，許多被採訪者的經歷都清晰地浮現在眼前。因為新聞攝影，居楊能夠接觸到別人的人生，能體味很多人的生活，能感悟很多人的一輩子；這讓她更成熟、堅強，更能理解一些東西。

就這樣，居楊一個又一個專題地拍，一年又一年地拍，一個又一個感悟積累，她進入到攝影的自由王國，非常快樂。她很享受當下這種狀態。

1、沒有交流的採訪、拍攝，拍不出好的片子。

為了拉近距離，居楊首先要克服自身的恐懼，把心態放平和，盡量與這些犯人接觸、聊天，努力不把他們當作多少條人命在身的重刑犯。若答應了人家先不拍照，哪怕一個好鏡頭就在面前蹦出來，覺得手馬上就要觸動快門了，居楊還是忍住不拍，有時必須學會放棄。

2、尊重別人，就會獲得別人尊重。

熟悉之後，犯人們漸漸同意居楊拍攝他們的生活，但很多人不願被拍到臉部正面，除了少數一些被公開審理的案犯不以為然。面部表情對於新聞攝影中人物狀態刻畫非常重要，此時只能放棄。而且，看守所里光線不好，居楊又不願用閃光燈來驚擾犯人，也放棄了，只利用黯淡的自然光拍攝。在艱苦的條件下，居楊努力尋求自己體會的東西。

儘管，照片刊登出來後人們發現，這些巧妙隱去人物面部、並利用監室特有光線拍攝的影像比尋常照片的視覺衝擊力更強，表達方式更為獨特，但人們卻很難體會到居楊拍攝時的痛苦與煎熬。不僅僅是因為客觀條件限制，更是因為她的心靈與那些特殊人群的心靈在交鋒或者交融時的某種煎熬。

拍完后，居楊說，現在能體會到為什麼說“影像由心而來”。也許，一開始是用鏡頭拍攝，慢慢的，就不是用鏡頭而是用自己的心去觸摸別人的心，是一種靈魂與靈魂的碰撞。怎麼拉近與被採訪對象的距離，怎麼消除被採訪對象的心理抗拒感的方法都不重要。關鍵是真正能用你的靈魂去與那些靈魂對話。而用一顆正常的心去碰撞那些扭曲的心靈，同時還要保持一個記者的公正態度，不是常人所能承受。

3、鏡頭揭示人性之美，過程關注生存狀態

許多記者在第一時間趕赴現場，帶來最快最新的信息。路上，我心裡一直在重複著一個問題：面對這由數十萬人參與救援的十萬多平方公里的災區，作為一名攝影記者應該去拍攝些什麼，記錄些什麼呢？然而，當我沿著崎嶇山路，經過三個多小時徒步走進被山體滑坡阻路、失去通訊信號的震中映秀鎮后，便找到了答案。

2008年5月15日我到達映秀鎮時，正趕上軍用直升機迫降下來緊急轉移重傷員。每架飛機只停留十多分鐘，為節省時間，飛機馬達不停螺旋槳飛轉，戰士們爭分奪秒運送傷員。這時，我發現一名受傷的十多歲男孩被戰士抱著跑向機艙，孩子腰部受傷一直在哭，他的母親跑在後面。在血腥的視覺痛苦中，我心想，或許是這個孩子傷太重，他的媽媽會被特許一起登機走？但是，當男孩被安置在機艙內以後，這位母親卻遲疑了一下就退下來，讓別人上飛機，自己默默地透過機窗望著兒子，她的舉動引起我的注意，我始終跟著她並有選擇地做著拍攝，就在飛機將要起飛的一刻，這位母親突然上前一步趴在窗口與不斷哭喊的兒子告別，我迅速地按動了快門。後來那位母親告訴我，她的兒子是映秀中學四年級一班四十多個同學中僅獲救的4人之一。她沒有上飛機是因為她是當地一名醫生，她覺得自己留下來還可以救護更多的人，而她的丈夫（一名政府工作人員）因為一直忙著搶險，始終未來得及看兒子一眼。

那一刻，剛剛做了母親的我從心底里對面前這位母親產生了由衷的敬意。天災面前，她和她丈夫的忍耐和厚道蘊藏著一種巨大的堅韌和人性之美。由此我感悟到應該集中有限的器材優勢和身體條件，用鏡頭去對準災難當中的人，記錄人的生存狀態，記錄人與人之間在共渡難關、相互救援中自然流露的真情，而通過這些鏡頭過程性記錄以見證出我國人民面對大災時的大感情、大愛及大美。

4、努力縮短心靈距離，發現捕捉感人細節

在前線，每一名攝影記者都會努力拍攝諸如搜尋生者、挖人救人、轉移傷員等場景，其畫面特點是參與人數眾多，場面宏大，氣勢磅礴。但身處這樣的場景中，我們還應該進一步在挖掘那些感人的細節中拉近攝影記者與被拍攝者的心靈距離，這既是人文關懷精神的具體體現，更是面對災難進行選擇性拍攝的關鍵所在。著名戰地記者卡帕說：“如果你拍的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離得不夠近。”我理解，他說的這個距離更重要指的還是心靈的距離。而要達到心靈的“近距離”，只有對搶救生命的涵義有更深刻的理解時才能真正做到。

在都江堰新建小學，我還拍攝了這樣一位父親。當時，那裡的教學樓全部倒塌，幾百名孩子被壓在下面未能生還，救援官兵爭分奪秒地工作。現場有一個著便衣的中年男人一直在埋頭幹活，開始我想可能是學校工作人員，直到下午挖到一個穿紅T恤的小男孩，已經沒有了呼吸。這名男子喃喃地念著“是他”，並掏出手機照像，我拍下這個過程，以為是學校要留資料，直到救援人員要將孩子從廢墟中清理出來時，他才低聲說：“拜託大家小心一點，我在這兒幹了兩天兩夜，拜託大家了，這是我的兒子。

我的神經驟然緊張起來，原來他沒日沒夜地幹活，就是抱著能救齣兒子的一線希望，但得到的還是最壞的結果。救援人員安靜地做著最後的工作，消毒，然後用棉被將小小的身體包裹起來。我的心被絞著般痛，預感到有事情要發生。最後他堅持要自己抱兒子上車，就在他抱起兒子走向汽車的那一刻，這個中年漢子突然仰起頭，用儘力氣大吼了一聲：“兒啊，爸爸最後再抱你這一回！”再也忍不住淚如雨下。雖然，我還在本能地按著快門，但取景框里已經一片模糊，這位父親的臉在那一刻永遠地刻進我的心裡，是我在十多年採訪經歷中第一次產生要放下相機不忍拍攝的一刻，也是我窮盡所有攝影語言和技法都無法完全表述出的悲苦細節。

此後，我的鏡頭總會不由自主地對準一個個被救出的生命奇迹和不幸遇難的人們，並努力告訴自己除了流淚還有許多事情必須去做，我始終被一種力量推動著，不斷拍攝，捨不得吃飯睡覺，總是覺得時間不夠用，10天里拍了一萬多張照片。從汶川地震新聞圖片的傳播效果看，那些由一個個普通人組成的凸現人性的細節畫面更能喚起人們心底的情懷，從而引起廣泛反響，而我覺得，那一張張讓人過目難忘和充滿人性細節的發現，則都是攝影記者在具備了心靈接近的前提下才按動快門的。

5、選擇拍攝考驗判斷，開闊視野全景搜索

在特大災難報道的選擇性拍攝採訪中，有兩個關鍵詞尤為重要，即：判斷力 + 視野。此種採訪與攝影記者平時習慣的指派性任務報道之間最大的不同就是沒有預先固定的拍攝事件、拍攝對象、拍攝時間，攝影記者要依據事態發展、採訪條件（如交通能力、物質保障、安全係數、發稿條件）、採訪經驗等隨時制定和調整行動方案，即去哪裡、採訪什麼、佔用多長時間、會得到何種結果。到達了某個新聞現場后，還要對搜尋什麼新聞，挖掘什麼細節、佔據什麼角度、拍攝什麼瞬間做出冷靜分析。在這些選擇拍攝過程中，每一個環節都需要攝影記者用判斷力來做出決定。而準確判斷的前提是在全方位的觀察分析中形成的。汶川地震中，政府公開透明的信息、網際網路快速及時的內容更新、廣播電視的滾動播出都給攝影記者做出判斷提供了寶貴的事實依據。

我也看到一些攝影記者把大量時間花在路途奔波上，到達一個地方后匆匆轉轉很快就覺得沒什麼可拍，於是又跑去尋找另一個地方。其實只要身在採訪一線，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可能有新聞出現。攝影記者需要保持高度警覺，像雷達般搜索有價值的內容。在多條線索麵前也考驗著攝影記者的判斷力。5月19日全國哀悼日第一天，我得到三條拍攝線索。其一，成都的天府廣場預計會有很多群眾聚集。其二，在北川縣城未倒塌的安全地帶將舉行政府哀悼儀式。其三，同是北川縣城，武警某部隊將在他們夜以繼日展開搶救的廢墟山上向死難者默哀。我選擇了第三條線索，雖然經過連日晝夜奔波，身體已處在體能消耗的極限狀態，站在搖搖欲墜的樓板上，腿不由自主地打抖，胳膊疼得抬不起來，有時只能跪著拍攝才能穩定住相機，但還是忍著濃烈的腐臭味道，堅持爬上有七八層樓高的廢墟山，拍攝了《廢墟山上的哀悼》，畫面里滿是倒塌廢墟的大場景中，一根簡易旗杆位於中心，降至一半的國旗迎風飄揚，在陽光下反射出血一般奪目的顏色，五百多名戰士暫時放下手中救援工具，面朝國旗脫帽向遇難者行禮。之所以選擇第三條線索，其中採訪時機，對畫面的預見等都是考慮因素。我當時的判斷是—這種畫面的安靜是此處無聲勝有聲。

攝影記者需要具備寬廣的視野，永不放棄發現。雖然千里戰線上每個人都看似孤軍奮戰，但是，事實上我們的同行都在不同地點，不同時段以不同側重點，不同角度書寫著完整的視覺文獻。

一、持續八年追蹤報道“丟丟”，彰顯人文關懷精神

多年來，居楊的攝影報道突破了法制新聞就是抓捕、破案的局限，她的鏡頭總是努力透過事件現象挖掘深層次的內容，體現出對人及其生存狀態的關注。她的這種對人的關愛從幹上攝影記者之初追蹤報道深受毒品殘害的男孩"丟丟"開始。

1997年夏，居楊在北京市兒童醫院看到被吸毒母親抵押給毒販而飽受摧殘、奄奄一息的3歲幼童“丟丟”時，她的心靈震顫了，新聞記者的社會責任和天性中的善良促使她產生了一定要救救孩子的念頭。那個夏天她的業餘時間都泡在醫院裡採訪拍攝。《法制日報》、《南方周末》刊出《丟丟的悲劇》攝影報道后，引起強烈反響，3天時間社會各界捐款達5萬元。該報道又在轟動社會、影響深遠的'98全國禁毒展覽，以及隨後幾百萬套全國禁毒掛圖上展出，先後數億人次通過"丟丟"的故事了解到毒品就在身邊，隨時威脅著自己的家庭和下一代。"丟丟"由此成為全國禁毒宣傳的典型人物，成為無數人認識毒品危害的深刻記憶。

1999年，從勞教所釋放的“丟丟”母親表示悔過並接走丟丟，居楊追蹤採訪。2004年3月，“丟丟”舅舅從河南信陽打來電話說：孩子母親又復吸毒品，並將“丟丟”扔在農村，家裡太窮，實在養不起。居楊5個月內四赴信陽，跟當地政府聯繫，跟國家禁毒委溝通，跟關心"丟丟"的人們交流，使"丟丟"最終脫離了吸毒母親，走入一個新家庭開始新生活。她的《哪裡是我溫暖的家》等9篇報道再次引起人們對"丟丟"命運的關注，並由此引發了關於保護未成年人相關法律的大討論。她追蹤採訪8年多的"丟丟"的故事獲得了中國新聞獎系列報道二等獎、全國法制好新聞一等獎、全國綜治好新聞等獎項。

二、出生入死深入“金三角”，獨家披露禁毒內幕

從拍攝“丟丟”的故事開始，十多年來，居楊長期關注並投入地採訪報道中國禁毒工作。從2002年開始，她查閱了上百萬字背景資料，先後三次冒著生命危險深入世界著名毒源地“金三角”，對當地軍事首領、毒梟、士兵、種罌粟的農戶、吸毒者等進行面對面採訪。

長期以來軍事割據的“金三角”戰亂不斷，制毒點隱藏在密林中，在那裡採訪稍有閃失就會招來殺身之禍。居楊到曾以最大毒品集散地著稱的老街採訪時，深入虎穴住進毒犯、賭徒、嫖客、妓女雲集的小旅館內。有一天，天不亮就出發採訪，車剛開出去便聽到一聲低喝，一支冰冷的步槍對準了她，她只好慢慢下車，雖然解釋卻語言不通，情急之下只有拿出自己拍攝的當地軍事首領照片緩和氣氛，再加上嚮導求救於熟人才解了圍。

她採訪在“金三角”佔有絕大多數罌粟產量的佤邦主要首領鮑有良時，這個正被美國以販毒和恐怖活動在全世界懸賞通緝的軍事首領，面對她的自我介紹始終一言不發，直到居楊在飯桌上大口喝下當地烈酒後，鮑有良才在數名荷槍實彈護衛的保衛下拉開了話匣。此後兩天，她被允許走訪鮑有良轄區的村寨、學校和兵營，獲得了寶貴的採訪機會。

經過出生入死的採訪，居楊發表了關於“金三角”的報道，圖文並茂地揭示出該地區從罌粟種植、毒品加工生產、販買運輸以及禁種罌粟對老百姓生活的影響等真實情況，並呼籲國際國內各方力量幫助當地老百姓發展替代種植，國內各大主流媒體競相轉載，引起廣泛關注，受到國家禁毒委領導高度讚揚。《金三角禁種罌粟紀實》獲得了2006年新聞攝影評選年度傑出專題獎，《金三角禁毒的承諾》獲第十屆佳能杯“亞洲風采”華人攝影比賽一等獎。

三、深入一線逼近新聞現場，奉獻犧牲無怨無悔

長期以來居楊把吃苦受累、沖在前面視作攝影記者的職業操守，在危險面前她從未退縮過。 '98抗洪，她在抗洪一線採訪兩個月，每天背著20多斤的攝影器材，在氣溫高達40多度的大堤上採訪，汗水濕透衣服，雙肩磨得紅腫出血，她咬牙堅持。每遇險情，群眾向後轉移，她卻向前衝去。湖北省孟溪大堤潰口，她不顧當地是血吸蟲病高發區，趟著齊腰深的水趕赴現場，民警看她是女同志，認為太危險不讓她上救援船，就在小船離岸之際，她縱身跳了上去。為更好地航拍水災全貌，她在拆掉一側機門的直升機上，只系一根安全帶在空中將身體探出機艙拍攝。由於工作出色，她獲得司法部授予的全國司法行政系統抗洪救災先進個人稱號，並參加英模報告團赴全國講演。

1999年，她隻身暗訪安徽鳳陽、定遠黑社會保護的地下拼裝車市場。她謊稱是大老闆女秘書，來訂車要拍些資料，在四五個大漢監視下巧妙周旋，終於拍到第一手資料。《法制日報》整版刊發了她的攝影報道，羅干同志做出重要批示，臭名昭著的拼裝車市場被剷除，她作為一名記者盡到了自己的職責。

在一個個成功報道背後伴隨居楊的是默默奉獻和犧牲。2003年春天她懷孕了，已經34歲的她本應注意身體，但當時部門急需人手，她咬咬牙還是上了全國“兩會”，這也是她第8次參加“兩會”報道，15天的會期內，她照樣扛著長短鏡頭、三角架負重三四十斤採訪，照樣擠在記者堆里搶鏡頭，照樣起早貪黑地發稿，共刊發120張圖片，出色完成了任務。會議剛結束她卻流產了。流產沒有10天，趕上“非典”，她又不顧自己還發著低燒，向報社請戰，積極投入到抗擊"非典"的宣傳報道中。

四、拒絕形形色色利益誘惑，恪守新聞職業道德

做法制報道不但時時面臨危險，還要抵住糖衣炮彈。1997年，她採訪亂占濫用耕地問題，先是遭到違法買地的村長糾集的數十人圍攻，揪衣服搶相機；又被堵截在所住旅館里，她是將頭埋在汽車座位里才從那伙人眼皮底下“逃回來”的。對方看硬的不成，就找上門來“解釋”，並偷偷將一個厚厚的紅包塞在其攝影包下，她發現后立刻交給了報社。在採訪經歷中她曾多次拒絕送禮金、以版面做交易等誘惑，堅守著新聞工作者的職責道德。

五、好學深思提升學養素質，探索創新開拓新路

多年來，居楊總是在實踐中努力超越自己，對法制新聞攝影中無人涉及的領域和新的表現形式不斷大膽探索嘗試。

2004年，她扎在看守所兩個多月拍攝犯下重罪的未決犯，採訪了數十名重刑犯，其中有十幾條人命在身的殺人犯、有作案上百起的搶劫犯、有摧殘幼女的強姦犯，每天以極大的勇氣直面生與死的糾纏和掙扎，用鏡頭記錄他們的最後時光和內心世界。《重刑犯》專題因題材獨特、心理挖掘深刻以及影像表現的探索創新，獲得了2004年新聞攝影作品金獎，並在平遙國際攝影節上受到國內外一致好評。

居楊以全國第一名的成績被選入2000至2003年荷賽（世界新聞攝影協會）新聞攝影學習班，她的作品得到世界攝影大師的高度評價。

她撰寫的《法制新聞攝影的人文關懷》、《對法制新聞攝影深度報道的實踐和思考》、《法制新聞攝影發展的五大變化》等論文，從理論高度思考新趨勢、探索新道路，受到業界廣泛認同。

在成績和榮譽面前居楊並不滿足，面對當今網路等新媒體層出不窮、數碼技術日新月異、新聞競爭日益激烈，她認識到時代對攝影記者的要求更高了，她更加註重知識的積累和更新，在實踐中探索創新，使自己始終站在行業的前列。

中國第八屆長江韜奮新聞獎長江系列獎（中國中青年新聞工作者的最高獎項）

第四屆“全國百佳新聞工作者”

第四屆中國新聞攝影記者金眼獎

2004年中國新聞獎二等獎

第十屆佳能杯“亞洲風采”攝影比賽新聞類一等獎

2004年度人民攝影報優秀新聞攝影作品評選一等獎

2001年度全國最佳攝影師稱號，德藝雙馨攝影師稱號

“人民攝影報第15屆（2006年度）新聞攝影作品評選”傑出圖片專題獎

居楊，從1995年至今12年來始終全身心投入到新聞採訪一線，她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堅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足跡遍及全國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工作中她歷經艱辛，出生入死，取得了突出成績，曾獲得第四屆百佳新聞工作者稱號、攝影記者最高獎“金眼獎”等榮譽，她的作品先後在52個全國比賽和評選中獲獎，包括中國新聞獎二等獎、全國年度新聞攝影作品評選傑出圖片專題獎、佳能杯“亞洲風采”華人攝影比賽一等獎、兩次獲得全國年度新聞攝影作品評選金獎、四次獲得全國法制好新聞一等獎、六次獲得全國綜合治理好新聞獎、七次獲得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好新聞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