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縣誌

《紹興縣誌》的出版，可能已是浙江省第一屆社會主義時期新方誌中市、縣誌的關門之志。本屆修志始自1981年，迄今已歷十餘載，在此期間，市、地、縣誌書先後大量出版，緣何紹興縣誌書出版處在最後？這是一個耐人思考的問題，其實是一項深思熟慮的高明之舉。紹興縣修志，黨政領導格外重視，部門全力支持，調集精兵強將，組成合理的修志班子，同時，而且異乎尋常地努力，修志的客觀條件，經費、用房、設備等也都得到充分保證。他們的高明之處就在於洞悉責任之重，修志之難，不滿足修成一部一般之志，強化質量意識，決心下大力氣，編出一部非同一般的，無愧於文化名城，無愧于越中父老，無愧於偉大時代的志中佳作，文化精品。

志書的生命在於志書的質量。縱觀修志歷史，前事可鑒。精心編纂的宋《嘉泰會稽志》、《寶慶續會稽志》，被稱為“志中雙傑”，歷代評價甚高：“詳略得中，紀敘典核，而鑒裁精當，亦地誌中之極有體要者”；“不漏不支，敘次有法”、“條理縝密”等，僅管迄今已歷八百年左右，仍然為人稱道。相反，有的志書，雖然成書較快，卻因“繁簡無法”、“筆力萎弱”，差謬甚多而被人擱置，似有若無。可見修志之道，事倍才能功倍，並無捷徑可通。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本屆修志首先出版者的開創之功，不能低估這些志書對本屆修志的巨大推動作用和借鑒功能。但是修志畢竟不是競賽場上的角逐，不能以時間來確定質量，安排名次。固然，后出的志書其質量也未必註定優於前面出版的志書。問題的關鍵在於是否善於學習，總結經驗，不斷創新，有所發展，取他人之長，補己之不足，還要人十之，己百之，加倍努力，才能攀登新的高峰。老天不負苦心人，有志者事竟成，讀了《紹興縣誌》我深深感受到這一點。

后出版的《紹興縣誌》從三個方面下了大力氣：其一，收集、整理、印行紹興著名的舊志，以及其他大量相關的書籍、資料；其二，認真吸取歷代修志和本屆修志的經驗和教訓，使認識來一個升華和飛躍；其三，從紹興縣的實際出發，認真調查、研究，不斷聽取各方專家、行家的意見和建議，多謀善斷，精心編纂。為此，《紹興縣誌》起點高，基礎實，不斷完善，精益求精，終於大器晚成。其中有許多值得重視的地方，現略舉其要：

第一，不同凡響的“凡例”。本屆修志一般來說比較忽視對“凡例”的制定。其實“凡例”不可低估，體現了一部志書的指導思想、編纂原則、具體規定以及對一些矛盾問題的解決辦法。本屆修志之初，理論準備欠缺，實踐經驗不足，難以制定出比較完備的“凡例”。因此，不少志書的凡例，只是大同小異的簡單幾條，有的甚至相互套用。紹興縣修志同行深感制定“凡例”的重要。一部志書的發凡起例，既是修志的經驗升華，又是編纂全書的指導，其間大有學問在。為此，制定“凡例”四十條，值得同行和讀者的重視。

第二，深入挖掘資料，全志尚詳。資料是志書的基礎，志書的價值在於是否有全面、系統、翔實的資料，尤其可貴的是能夠核實、訂正人們忽視的一些差錯和佔有珍貴的獨家資料。當今，對本屆新志書的評議，比較共同的是，“志書有用，但又不夠用”。鑒於此，《紹興縣誌》在資料工作上狠下功夫，花了許多時間大量收錄、精心選擇古今各類資料，為全書打下了厚實的基礎。諸如“建置”，從秦王政二十五年開始，歷記漢、三國、晉、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的變化，給人以完整、系統的認識。對“區域”的記述，細到歷記各個不同階段的具體變化。在“土地”編中，詳記紹興的土地開發，包括“撩荒墾殖”、“圍湖造田”、“圍塗造田”等；“土地制度”中，關於“私有制”，詳記自秦之後，直至民國，歷代私有制的具體狀況及其變化。既有翔實的資料，又有豐富的知識，這是他志所少見的。

第三，從實際出發，著力顯示紹興固有的特色。地方志要重視地方特色和時代特點，已成為方誌界的共識，許多志書都做到了這一點。《紹興縣誌》對紹興地方特色的記述，不滿足於立篇、設章、列目，不滿於一般記述，點到為止，而是引用大量資料，認真研究，加以分析深化。紹興為百越之首，越中山水，社會經濟，風土人物，方言民俗等都極具特色，《紹興縣誌》對不少有特色的內容，緊緊抓住，充分展開，詳細記述。不少章節類似專記，十分翔實、耐讀。如紹興是著名江南水鄉，“紹興之發展史，實為治江治水之歷史”，為此，水利設專編詳記。其中對鑒湖的記述尤詳，包括鑒湖開發的歷史、功能、歷代關於鑒湖的爭議以及歷代對鑒湖圍墾的情況等等。在“文物”中突出文化遺址、越窯遺址、陵寢墓冢、古代建築等，反映了紹興作為文化之邦的特色。在“黨派團體”中，記述著名的“光復會”，豐富了民國史的內容。在“人口”中，記述了流動人口和老齡人口等種種新情況、新問題，反映了改革開放帶來的新變化。對一些極具特色的項目，如紹興師爺、墮民等均立專章，詳記其由來、變化、狀況以及種種爭議，並選輯了大量原始資料，供讀者查閱。

第四，志史結合，彰明因果。史和志既有密切的關聯，又有一定的區別。在一部志書中如何擺脫常規，處理好史體和志體的關係，這是一代新志值得研究的課題。《紹興縣誌》從實際出發，在志書中適當採用史體，作了可貴的也是成功的嘗試。如在卷首中設“史略”附“大事年表”，簡明扼要地記述紹興的悠久歷史，從新石器時代，舜、禹遺跡，越國基地等直至當今，脈絡清晰。同時詳列歷史大事年表，具體記錄重大歷史事件，給人以完整、系統、翔實的歷史過程的認識。這樣的設計比一般志書的“大事記”更加系統、厚實。各編的編前章前均設有無題小序，文風統一，內容簡明扼要，真正起到畫龍點睛，提綱挈領之效。在整個編目設計上，不僅注意歸屬得當，排列有序，而且力圖揭示因果，以顯示志書的深度。

第五，言必有據，引文注意註明出處。一部志書是由大量資料編纂而成。常見的不少志書，由於種種原因，較少註明資料來源和出處，因此使有的學者不敢輕易引用，也使人難以深入核查志書以及有關資料，以便進行進一步的研究。為此，《紹興縣誌》對大量引文認真校核，並註明出處。如“大事年表”和志書中應用的許多資料均一一註明資料來源，這是一件十分細緻的工作。當然，要事事註明出處，勢必增加大量篇幅，這是難以做到的。

第六，認真編好索引。工具書以及學術著作做出索引，以便於讀者查閱、使用，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當今國際所通行的。浙江出版的不少志書已編有索引，受到讀者歡迎。但一般來說索引編纂較為簡單，這是美中不足。《紹興縣誌》編纂者有感於斯，花了極大的功夫編出了比較詳細的索引，並與《叢錄》合列為一卷，這是很值得稱道的。

第七，注意記述事物發展的具體過程，細節生動，文風優美。當代已經出版的有些志書，敘事比較簡單，缺乏過程，因此，可讀性不強。《紹興縣誌》比較注意記述典型事例，通過記實，體現事物發展本身的曲折性、生動性。行文注意概括、簡潔，優美、生動，可讀、耐讀。其中有些章節使我愛不釋手，一讀再讀，這是其他志書所比較少見的。此外還可以列舉一些，鑒於篇幅，這裡不一一細說。

《紹興縣誌》的成功證明“黨委領導，政府主持，專家修志”的基本格局是十分正確的。而且三者相聯，缺一不可。紹興縣幾屆黨政領導都十分重視修志，早已將此項工作列入政府的議事日程之中，經常關心，提出要求，並創造優越的修志條件。修志部門的人員結構合理，相互補充，尤為可貴的是有一批具有相當水平，又鐵心修志的修志人員。在這裡“求實、創新、協作、奉獻”的修志行業精神得到了充分展現。為此，歷經八年之久，一部高質量、高水平志書的問世，可以說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理所當然的。

序一

序二

序三

序四

凡例

史略

大事年表

第一冊 地域 社會

第二冊 經濟 政治

第三冊 文化 人物

第四冊 叢錄 索引

紹興縣大事年表

記事上起新石器時代，下迄1998年3月。採用編年體，酌用本末體。所錄史事，力求反映社會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諸方面，並撮敘要點，註明出處。因史籍浩繁，一事有多處記載，則只選用經史子集和歷史文獻之有權威者，一般襲用舊籍文句。對某些純屬地方史事，遂引用舊志。中華民國之後，則多用檔案、報刊資料。如此之類，均為便於檢索、瀏覽，粗知縣事發展之要略。

新石器時代

約公元前5000～前4000年

“河姆渡文化”，餘姚河姆渡文化遺址中第三、四層距今約7000～6000年之新石器時代文化，稱“河姆渡文化”。

1973年在浙江餘姚縣河姆渡村發現。這個文化遺址中最大一個碳14數據為6955±120年。歷史考古學家認為這裡可能是于越先人之活動地區，距于越中心(紹興)東約69公里。(《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

約公元前3300～前2300年

“良渚文化”，1936年在浙江餘杭良渚發現“良渚文化”遺址，由“馬家浜文化”發展而來，密集地分佈於太湖流域，除良渚外，還有吳興錢三漾、杭州水田畈上層等。

“良渚文化”在農業、紡織、治水、制陶等方面有很高成就。這個文化類型中碳14測得有代表性數據為5260±135年(錢三漾)和4330±145年(嘉興雀暮橋)。可以認為是于越先人文化，距紹興西北約100餘公里。(《文物》1988年第1期《浙江餘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

約公元前3000年

馬鞍仙人山文化遺址，1985年在紹興馬鞍山寺橋村仙人山發掘之“仙人山文化遺址”，面積約8000平方米，試掘110平方米，文化內涵與鳳凰墩遺址相同，早期屬“良渚文化”，晚期為“馬橋文化”，上限約5000年。距城區北18公里。(《中國考古學年鑒》(1986年))

約公元前2500年

紹興馬鞍鳳凰墩文化遺址，1983年發現、1984年發掘之紹興馬鞍山寺橋村鳳凰墩文化遺址，分佈面積約6000平方米，發掘面積400平方米，經編號出土文物有120多件，主要為石器、玉器和陶器等。

文化層大致與“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相類又獨具紹興文化特徵。距今約4500年，證明于越先人已在這些孤丘上生活。(《中國考古學年鑒》(1985年))

傳說時代

約公元前22世紀前後

“虞舜者，名曰重華”。

“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

姚丘，“在上虞縣西四十里，一名桃丘，俗傳舜所生處”。

據查，姚丘在湯浦之上浦，時屬上虞，時屬會稽或山陰，今屬上虞市。現之紹興、上虞一帶尚有舜山、舜井、舜江、舜里與後人所建之舜王廟。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

帝堯“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

舜“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

“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史記·五帝本紀》、《史記·五帝本紀》引《會稽舊記》、《嘉泰會稽志·拾遺》、《史記·夏本紀》)

約公元前22世紀至前21世紀前後

“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會稽之名始此)。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葦槨桐棺，穿壙七尺；上無漏泄，下無即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今紹興存有禹冢。

“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啟。”

“舜崩，禪位命禹”。“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位。”“國號曰夏后”。(《越絕書·記地傳》、《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

約公元前21世紀至前20世紀前後

禹崩，“以天下授益(舜子)，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啟使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史記·夏本紀》、《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

夏朝 于越

約公元前20世紀至前19世紀

“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于越，號曰無餘。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租貢才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餘質樸，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于越之稱始此。(《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

商周 于越

約公元前17～前16世紀間

陶里壺瓶山文化遺址，1984年發現，1991年初步發掘之紹興陶里壺瓶山文化遺址，分佈範圍約20000平方米，發掘335平方米，出土石器、玉器和夾砂紅陶器等。屬商周時期，距城區北15公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報告)

周成王二十四年(約公元前11世紀)

“于越來賓”。是為于越有歷史記載之始。(今本《竹書紀年》)

周穆王三十七年(約公元前10世紀)

周“伐楚，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叱黿鼉以為梁，遂伐越至於紆(越地，今無考)。”(今本《竹書紀年》、《文選·江賦》注引古本《竹書紀年》同)

春秋 于越

約公元前12～前10世紀

袍谷古文化遺址，1981、1986年在紹興袍谷里谷社村兩次發掘之袍谷古文化遺址，分佈範圍約10000平方米，發掘面積150平方米，出土文物150多件，主要為陶器、石器、玉器和網墜、板瓦等。上限為春秋戰國時期及以前，下限接近西漢。(《考古》1989年第9期《浙江紹興袍谷遺址發掘簡報》)

周定王六年(前601)

“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左傳·宣公八年》)

周景王元年(前544)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余祭觀舟，閽以刀弒之”。

“春秋襄二十九年，經曰：閽弒吳子余祭。”(《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史記·吳太伯世家》索隱引《春秋左氏傳》)

周景王七年(前538)

春，“靈王會兵於申，僇(辱)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遂入殺靈王太子祿。”(《史記·楚世家》)

周景王八年(前537)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