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家莊
蒲家莊
山東省淄博市淄川城東約8華里,有一個至今還保留著明清建築風格的古老村落,就是這個偏僻不易被人發現的村落,卻因一部《聊齋志異》飲譽海內外而名聲大震,傳遞到五洲四海大江南北,這就是清代著名文學家、世界短篇小說之王蒲松齡的誕生地—蒲家莊。
蒲家莊,原名三槐庄。始建於宋代,以村內三棵古槐而得名。明初,村東溝壑內有一水井,古時常滿而溢為溪,故村名稱滿井庄。據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蒲松齡撰寫的《重修龍王廟碑》記載:“淄東七里許,有柳泉。邑乘載之,忘勝也。水清以渝洌,味甘以芳,釀酒旨。瀹增茗香。泉深丈許,水滿而異,穿甃石 出焉,故以又名滿井。”這是尚能找到最早“柳泉”和“滿井”稱謂的惟一文獻記載。
村裡建有滿井寺,飛檐螭首,畫棟雕梁,軒敞疏朗,典雅大方。明代邑令陳時萬《重遊滿井寺即事三首》曰:“細草垂柳一澗青,病身聊復憩幽亭。老禪行腳歸無日,閑餌僧雛學誦經。寺門南對樹峰斜,攜酒重尋上界花。病骨瘦來終跌宕,猶能擊鼓弄摻撾。敞襟露頂趁天風,疊膝臨泉萬慮空。坐對寒岩渾面壁,亂山折斷夕陽紅。”
明代中期,因該村蒲姓居多,以姓氏命名為蒲家莊,名稱沿用至今,現蒲家莊蒲姓仍佔多數。這裡交通便利,街道曲折,農舍錯落有致。主要街道東西南北均有通道,現主街為東、西街。村原有“圍牆”,建有四門。東門曰“仙鄉”,西門曰“平康”,北門曰“景徵”,南門曰“葵陽”。進入蒲松齡故居,西門處是最大的一條通道,也是中外遊客必經之地。隨著蒲文化的開發,西門以西南北方向已新建起了氣勢恢宏的“聊齋文化城”,向東去聊齋園,修有平坦寬闊的柏油馬路。東門“仙鄉”處建有龐大的停車場和依次興建的店鋪。旅遊紀念品、工藝美術品、文房四寶琳琅滿目,為更多的遊客提供了一個良好環境。原村四面“圍牆”皆存,四門齊全,隨著年輪的更替,歲月風剝雨蝕的摧殘,村舍的擴展,除西門、北門、東門保存較好並進行過大的修葺外,南門因修建廣場和道路,於2002年被拆毀,實為可惜。
蒲松齡,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也稱聊齋先生。漢族,生於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農曆四月十六日。卒於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正月二十二日,享年76歲。著有《聊齋志異》八卷,491篇。《聊齋文集》四集。雜著5種。《日用俗字》、《懷刑錄》、《歷字文》、《省身語錄》、《農香經》。《聊齋詩集》八卷,戲三出,《考詞九轉貨郎兒》、《鍾妹慶壽》、《鬧館》。俚曲十四種。《牆頭記》、《姑婦曲》、《慈悲曲》、《翻魘曲》、《寒森曲》、《琴瑟樂》、《蓬萊宴》、《俊夜叉》、《窮漢詞》、《丑俊巴》、《禳妒咒》、《富貴神仙》、后變《磨難曲》、《快曲》、《增補幸雲曲》、散文、駢文、雜文等500餘篇,詩1300多首,詞100多闕。還有《葯崇書》、《草木傳》等。這些作品,在世界文壇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目前世界上已有六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用20多種語言文字出版了《聊齋志異》,各種版本的《聊齋志異》已達近百種。堪稱稀世珍品。
蒲氏家族源源流長。據傳,蒲松齡先生為般陽土著。先祖為元代般陽路總管蒲魯渾,蒲居仁。蒲松齡屬漢族,但說法不一。至於蒲松齡及蒲氏家族的民族成份,有四種說法:即回族說、蒙古族說、漢族說、女真族說。其中回族、蒙古族二說均已被學術界排除。漢族這一說法為多數研究者所信從,其主要根據是蒲松齡在《族譜序》中自雲“吾族為般陽土著”。顯然,他本人是自認般陽土著的,其後裔也認可這一點。蒲松齡紀念館《蒲松齡不是少數民族》一文頗具代表性,該文認為蒲氏祖先包括蒲魯渾和蒲居仁都是般陽(淄川)土著,判定蒲松齡的民族成分當以《蒲氏世譜》為據,而依據目前可資考證的材料看,還無法得出蒲松齡就是少數民族的結論。根據蒲松齡《述劉氏行實》上的記載來看(劉氏乃蒲松齡之妻),蒲松齡全家信佛重僧且圈養家豬,不符合山東地區回族人及其後裔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另外蒲松齡的先祖在元代擔任過般陽路總管,當時朝廷對路總管人選的任用有明確的規定──《元史·世祖紀三》載:“世祖二年春,二月甲子。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永為定製。”由漢人擔當各路總管是元朝定製。蒲松齡在自撰《族譜序》也提到“吾族為般陽土著,祖墓在邑西招村之北,內有諭葬二:一諱魯渾,一諱居仁,並為元總管,蓋元代受職不引桑梓嫌也”,所謂“元代受職不引桑梓嫌”是忽必烈“罷世侯、置牧守”以前的大蒙古國時期。因為在此時期,蒙廷對漢地進行間接統治,委付漢人世侯直接統治,漢人總管的任用才可能“不避桑梓嫌”,才可父子相繼或祖孫相傳。由此補證了蒲松齡先祖為元代漢人的說法。
蒲松齡 出生的年代,正是明王朝腐朽沒落、全國農民起義風起雲湧的年代。當明代最後一位皇帝朱由檢繼承皇位,明王朝在風雨中飄搖,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即將崩潰的前夜,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農曆三月十六日,在今蒲家莊一個農家小院里,隨著一聲聲撕人心肺的哇哇啼哭,一個弱小的嬰兒呱呱墜地,就是這個姓董的女人生下了號稱我國十七世紀著名文學巨匠,世界短篇小說之王,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詩人蒲松齡。他留給後人的傳世之作《聊齋志異》被稱為世界文學史上的珍品。
蒲松齡在幼小的心靈中就埋下了苦難的種子。戰亂、飢荒、天災人禍,腥風血雨齊向他襲來,飽嘗了人間酸甜苦辣。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蒲松齡5歲時,正是李自成進京,大明朝歷經276年壽終正寢,走向滅亡。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歷經十年艱苦卓絕的鬥爭,推翻了明王朝。然而由於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內部分裂,沒有採取相應鞏固政權的措施。李自成進京后,享安逸、圖享樂,沉溺於一片歌舞昇平的國度里,花天酒地,不理朝野,失民心,喪民意,致使清兵東山再起,等到吳三桂清兵入關,重燃戰火,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最終失敗。年僅六歲的清世祖福臨改號為順治,在那些左右大臣的輔佐下,登上了金鑾殿的第一把龍椅,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王朝大清國。
蒲氏家族堪稱為邑內名門望族,書香門第之家,父親蒲槃為人耿直,樂善好施,行德積善。在四鄉八里頗有名望。據《淄川縣誌》載:“蒲槃,字敏吾。器識超遠,淹貫經史,行善於鄉,不求仕進。明季大亂,蒲氏村當邑東孔道,與第祝擘畫守村條理井井。且曰,人孰不畏死,非重賞孰敢與賊戰者,不能戰焉能守。乃出錢百貫,會眾村南棗樹下,懸貫滿樹。曰殺一賊者予若干。由是壯者爭出戰。淄邑城守倚以為援。順治丁亥,屢與謝賊抗,城陷而蒲氏村卒完,時磐已五十餘。亂平,出資助修城垣數丈。施村東地,為關帝廟膳田,周貧恤困。教三子皆入泮,其季松齡,尤以文名海內。”
蒲槃忠厚大方,學識淵博。雖棄學經商,做點小生意,家境並不寬裕。他親自教蒲松齡讀書,從《百家姓》、《三字經》開始,到《四書》、《五經》,蒲松齡天生聰慧,經史過目不忘,深受父親鍾愛。清順治18年,蒲松齡遵從父意,同本縣“文戰有聲”的劉國鼎之次女劉儒人完婚。第二年,蒲松齡初應童子試,以縣府道三個第一補博士弟子員,考中了秀才。得到當時的考官山東學政施愚山先生的讚賞,稱讚他的文章“觀書如月,運筆如風”,展示了蒲松齡的才華。
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年近20歲的蒲松齡躊躇滿志,邀一二鄉黨,同邑內好友李希梅、張篤慶等共結“郢中詩社”研究學問。蒲松齡親自撰寫“郢中詩社”序,經常聚會,相互鼓勵,吟詩對歌,共伴朝夕,攻讀學業,求取功名。后應李希梅之邀,假館於李家。蒲松齡與李希梅、張篤慶二人一生友誼甚篤,人稱“郢社三友”。25歲時在淄川東關(今開河村)李希梅家長時間寄讀,潛心治學。閑遐之餘,約好友李希梅、張篤慶來到孝婦河邊,般陽河兩岸,舉網捕魚,燭照紫蟹。在小溪旁,柳蔭下吟詩作賦,共敘友情。蒲松齡與李希梅、張篤慶漫步般水河畔,寫下了《河洲夜飲》七律詩一首,表露了他們之間的友好情感。“秉燭請宵汗漫遊,般河衝擊小山頭。人漁芳草黃昏夜,客醉寒潭綠水秋。伯仲文章皆大雅,主賓詞賦盡風流。何人海上垂芳餌,一線紅霓月作鉤”。蒲松齡還親自作《醒軒日課序》說道:“余曰訂一籍,日誦一文焉書之,閱一經焉書之,作一藝。做一帖焉書之。每晨起而為之標日焉。庶使一日無,則愧,則驚,則汗涔涔下也”。可見蒲松齡嚴己要求,勤奮學習的精神和嚴謹的治學態度。但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事與願違,不盡人意,屢試不弟,給他精神以沉重打擊。
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蒲松齡便因家務糾紛而分居。蒲松齡分得“居惟農場老屋三間,曠無四壁。小樹叢叢,蓬蒿滿之。”家境的貧困成為蒲松齡精神上的一個負擔。後來父親蒲槃積勞成疾,久病不起與世長辭。功名不第,家境不幸,既要照顧年邁的老母、妻兒老小,還要操扯一家人的生活,更加重了蒲松齡的負擔。為了生計,蒲松齡就四鄉設館為人代筆歌哭,嘗盡了人世間的炎涼無情,人生之路的艱難。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應同鄉好友孫惠之邀,去給江蘇寶應縣知縣孫惠做幕賓,開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南遊生涯。孫惠(1632——1686年),字樹百,號笠山,現崑崙笠山人,順治十四年鄉舉,十八年進士。官至江蘇揚州府寶應縣知縣,后以卓異擢補戶科給事中。其作有《笠山詩選》等。期間,蒲松齡親眼目睹了官場宦海的黑暗,飽嘗了一個流落外地遊子之苦。寫下了《南遊詩草》、《挽船行》等優秀詩篇。蒲松齡在《寄家》一詩中寫到:“年來憔悴在風塵,貂敝誰憐季子貧?瑟瑟晚風吹落木,蕭蕭衰柳怨行人。秋殘病骨先知冷,夢裡歸魂不記身。雁足帛書何所寄?布帆無恙旅愁新。”該詩傾訴了蒲松齡的憐民之情。在寶應縣蒲松齡體察民情,受理訴訟,為民請命,做了不少好事。幫助孫惠治理運河、水患。禁止收取各種苛捐雜稅,撫慰民眾,得到了寶應縣人民的擁護,眾口皆碑。但蒲松齡厭倦官場生活,又牽掛著臨近的鄉試,加以思家心切,蒲松齡急匆匆打點行李,結束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南遊生涯,回到故里。
蒲松齡南遊歸來后,不久參加了鄉試,不料自己的才華又被付諸東流,無緣功名,使他更加傷感。當時,天災人禍,官稅沉重,民不聊生。為了養家糊口不得不到處奔波,給人做私塾,靠親朋資助度日。與生命頑強抗爭,采民間之風,汲人間煙火。在《日中飯》一詩中,對自己的家庭生活作了詳盡的描述:“黃沙迷眼驕風吹,六月奇熱如籠炊。午飯無米煮麥粥,沸湯灼人汗簌簌。兒童不解燠與寒,蟻聚喧嘩滿堂屋。大男揮勺鳴鼎鐺,狼藉流飲聲棖棖。中男尚無力,摧盤覓箸相叫爭。小男始學步,翻盆倒盞如餓膺。弱女踟躇望色,老夫感到心煢煢。於令盛夏旱如此,晚禾未種早先死。到處十室五室空,官家追呼猶未止!瓮中儋石已無多,留納官糧省催科。官糧亦完室亦罄,如此蚩蚩將柰何?”
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四十歲的蒲松齡已人到中年,自己的貧困家境始終沒有改變,加之小孩都已長大,為了生活所迫,應同邑畢際有之聘,到離家七十里的王村西鋪村設館教學,開始了他長達三十年的塾師生涯。
畢氏家祖乃名門望族,書香門第,官宦之家。畢自嚴系明代萬曆壬辰進士,官至戶部尚書。晉階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卒賜祭葬贈少保。畢際友,字載績,號存吾。曾任山西稷山縣知縣、江南通洲知洲。康熙二年,因漕糧掛欠被罷官返鄉。畢家財力充足,家居豪華,地位顯赫。建有“石隱園”、“綽然堂”、“振衣閣”、“萬卷樓”等。優越的地理條件為蒲松齡教書、著書提供了舒適的環境,這一時期是蒲松齡著書最豐富、生活最充實的一段光陰。蒲老先生的為人也得到了畢家的厚愛,畢際有的兒子畢韋仲對蒲松齡都很尊重。有時與畢家父子詠詩作賦,談天說地,人之常情,有時也為畢家起草文稿,裡外應酬,賓主相處和睦,結下了濃厚友誼。特別是萬卷藏書樓,給蒲松齡帶來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糧。充實了他的生活。蒲松齡在畢家一面教書一面著書,增長了知識,開闊了視野,也結識了當時一些文人雅士,達官顯貴。如當時被譽為“詩壇盟主”號稱“一代詩宗”、官至刑部尚書的王漁洋就是畢際有妻子的從侄。經引見,蒲松齡在畢家與王漁洋相識,並經常交流,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得到了王漁洋的賞識。這一時期,《聊齋志異》已具規模,也是蒲松齡創作成果最頗豐的收穫季節。《聊齋志異》的成書,王漁洋給了很大幫助,並為《聊齋志異》題詩一首:“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蒲松齡回詩一首依韻酬答:“誌異成書共免之,布袍蕭索鬢如絲。十年頗得黃洲意,冷語寒燈夜話時。”
《聊齋志異》在畢家引起了一場大的轟動。得到了一大批文人雅士、達官顯貴的讚賞。如同邑好友高珩,曾任清順治秘書院檢討、典試江西主考官。篡修《實錄》副總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刑部左侍郎,晉階通奉大夫,高珩第一個為《聊齋志異》撰寫序言,給於高度評價。並為《聊齋志異》的廣泛傳播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儘管在畢家有著優厚的條件,日子久了,思鄉之情常纏繞有心頭。蒲松齡常年在外,無法照料貧寒的家庭,終年教授他人子弟,自己的親生兒女卻無人教讀,深感內心痛苦。“我為糊口耕人田,任爾嬌情實堪憐。幾時能儲十石粟,與兒共讀蓬窗前。”表達了先生內心的痛苦和願望。在畢家蒲松齡念念不忘考取功名,參加過十次應試,都“年年交戰,垂翅而歸。”使他感到命運的不幸,生活的艱辛。因而“悠悠孤憤,積於胸中。”只有借鬼狐之口,來抒發自己悲憤的心情。揭露社會的黑暗,世道的炎涼,人間的無情。這些在他的《聊齋志異》中表現的淋漓盡致。
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蒲松齡已是71歲高齡,年逾古稀,加上一生命運坎坷,難於奔波,即告別畢府撤帳歸里,結束了他長達三十年的教書生涯。第二年援列為歲貢生。是年,縣裡舉辦鄉飲酒禮,蒲松齡和他當年“郢中書社”的文友,李希梅,張篤慶被大家推為鄉飲介賓。
蒲松齡撤帳歸里后,與妻兒老小,日勞月積,盡享晚年,隨著歲月的流失,汲取了一生追求功名的教訓,舒展了自己的心胸,“世世年來方閱盡,眼中總覺海天寬。”夫唱妻隨,家庭和睦閑遐之餘,常顧柳泉,因雅愛柳泉,自號“柳泉居士”,曾謂:“予蓬萊不易也。”在茅屋下,柳泉旁設茶待客聊天,與柳泉為伴,搜集創作素材,與人談狐說鬼,嘗盡人間煙火,渡過了他一段難忘的歲月。
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蒲松齡的妻子劉儒人由於一生受盡磨難,積勞成疾。“大病呻吟四十餘日後”去世,七十四歲的蒲松齡心靈受到嚴重創傷,悲感交加,自己的生活無人照料,悲楚的心情寫出了“爾來倍覺無生趣,死者方為快活人”的詩句。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正月二十二日,當一個新的春天剛來臨的美好時光,一代文豪蒲松齡,告別了他一生的蒲家小院,在他的聊齋,“倚窗危坐而卒。”享年76歲。蒲松齡去世后,與他夫人劉儒人合葬在村東墓園。
蒲松齡一生清貧,為寫聊齋搜集素材,在柳泉樹蔭下,茅屋邊的石桌旁,招待過路行人聽人講故事,也不過是清茶一杯。死後誰料想二百五十餘年後,墳墓還會被自己的子孫將墓掘毀,暴屍荒野。在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波瀾壯闊,他們高舉“造反有理”的大旗,大破“四舊”大立“四新”,高喊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在獵獵的紅旗引導下來到蒲翁墓地,推倒砸爛墓碑、碑亭,掘開了蒲松齡的墳墓。但從墓中僅挖出了幾方印章和一卷手稿,還有幾件銅鏡、錫壺、銅燈台。蒲公很謹慎,他擔心自己的文章生前不能傳世,還會給後人帶來災難,於是,他把一卷密不示人的手稿放在身邊和自己寂寞相伴,他一生都寂寞,伴著孤燈苦雨,死後卻難得安寧,狂徒們掘開了墳墓,那捲手稿一見風,立刻就風化了,使後人再也難解那捲手稿中的秘密。據目擊者說,此墓掘開后,展開手稿,字跡可辯。可惜之過也。歷史就是這麼殘酷無情。
時過境遷,春風又綠。解放后,黨和政府十分重視孝婦河畔三大名人之一的蒲松齡,50年代后,墓園得到了妥善保護。柳泉涼亭也於1979年重建,新刻了著名書法家偉大詩人沈雁冰手書的“柳泉”二字石碑。自1959年始,柳泉得到了綠化,改變了舊時“鼠竄狐棲”的荒涼景象。自80年代后,蒲家莊人充分發掘《聊齋志異》在世界上的影響和內涵,以柳泉為重點,大力開展蒲文化研究和蒲文化旅遊開發,陸續新建了“石隱園”、“聊齋宮”、“滿井寺”、“狐仙園”、“聊齋俚曲茶座”等著名旅遊景點,成為邑內重要的旅遊勝地。2002年—2003年,成功地舉辦了“中國淄博國際聊齋文化旅遊節”。蒲家莊人正是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告慰蒲翁在天之靈。
蒲松齡故居座落在村東西大街北巷內,步入平康門,沿青石鋪滿的鄉村小路東行,來到現故居正門,三棵古槐盤根錯節聳立路邊,好像在訴說著蒲松齡的蒼桑,也記載著蒲家莊的變遷。蒲氏故居大門是1956年後仿明清時期典型北方建築重建的,古樸典雅,扁額“蒲松齡故居”五個大字,有文壇巨匠郭沫若於1962年題寫。進入大門往北一眺,一尊蒲松齡的雕像掩映在鮮花翠竹中,往北穿過八角門,北折是一正兩廂庭院,其中正房三間,東西廂房各兩間,正房兩側植滿了石榴、翠竹、迎春花、百日紅等花卉。院內太湖石是故居修復后增添的,明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農曆三月十六日,蒲松齡就誕生在這所小院的正房裡。
蒲松齡在他四十二歲寫的題為《降辰哭母》詩中提到:“因言庚辰年,歲事似飢荒。爾年於此日,誕汝在北房。”詩中的北房,即指現在的正房。蒲松齡兄弟四人,在他二十多歲時,兄弟折居,“兄弟皆得夏屋,松齡獨異,居惟農場老屋三間,曠無四壁,小樹叢叢,蓬蒿滿之。”在那裡夫人“劉氏剃荊榛,覓佣作堵。後來子女漸自成立,為婚嫁所迫,努力起屋宇,一子授一室,而一畝之院,遂無隙地。”
故居正房為磚石結構,這裡是蒲松齡出生和去世的地方。聊齋中間迎門正面牆上懸掛蒲松齡畫像,這幅畫像是蒲松齡暮年家居時,請江南著名畫家朱湘鱗畫的,是蒲松齡流傳在世的唯一一幅畫像,畫像兩邊是郭沫若手書楹聯:“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畫像上方是著名蒲學專家路大荒先生手書的“聊齋”匾額,下方按當地農家風俗擺放著明清式樣的長條幾、八仙桌和羅圈椅。這裡是蒲松齡會客的地方。聊齋東間是蒲松齡的卧室,南窗下一盤土炕,上鋪普通農家粗布被褥,炕頭放著老式箱櫃,窗台上擺放著從蒲松齡墓出土的錫燈,煙袋等用具。聊齋西間是蒲松齡的書房,南窗下是一張古色古香的書桌,上面擺放著蒲松齡曾使用過的硯台、手爐、筆筒等物。靠西牆下一個博古架,北牆下是清代式樣的衣架、帽架和坐榻。
聊齋小院西廂房與南院之間西屋相通,裡面陳列著蒲松齡先生的生平事迹。著述情況。概括向遊人介紹淄博版圖,大型陶瓷壁畫《聊齋著述圖》、《聊齋志異》手稿影印件、蒲松齡大事年表,著述簡表等。蒲松齡生平展,以圖文並茂的版面配合展櫥實物,詳細介紹了蒲松齡生平的幾個重要階段如出生、童年、完婚、初應童子試、結“郢中書社”、青雲寺苦讀、南遊七年困窘、設帳“綽然堂”、蒲松齡與王漁洋、科場失意、暮年家居、鄉飲酒禮、為民請命、柳泉採風、魂歸聊齋等。同時展出了從蒲松齡墓出土的燈台、捻珠、酒壺、酒杯、耳挖、銅簪、銅鏡等。蒲松齡先生生前用過的四枚白壽山石印章,都屬國家重要文物。蒲松齡一生中有三十多年在西鋪畢家設帳授徒,在教書的同時,堅持讀書,著書,《聊齋志異》大部創作於此。
蒲松齡著述展廳大致介紹了蒲松齡著述的版本和傳播情況,展出的主要版本有《聊齋志異》手稿影印件等共三十餘種近百冊。蒲松齡著述外文版本展出了《聊齋志異》約二十種有代表性的,世界各國曆年版發行的《聊齋志異》版本,並介紹了《聊齋志異》在國外流傳的情況。展廳的附屬陳列,包括蒲學研究成果展,展出了近四十種國內外研究蒲學的專著學刊。還展出了港台及國外的蒲學研究成果。聊齋故事彩塑展,精選了《聊齋志異》中十個典型故事,用我國傳統的民間泥塑形式,將主要情節立體地、形象地展示出來,以便人們直接地形象地了解《聊齋志異》的思想精髓和藝術魅力。
聊齋後院,院中央有一方池,碧池中立一太湖石,名曰“鴛鴦石”。在寬闊明亮的展廳內彙集了當代知名人士的詩畫,皆是稀世珍品。郭沫若、沈雁冰、胡厥文、田漢、王崑崙、臧克家、周而復、柳青、費新娥等親筆題寫的詩文;豐子覬、李若嬋、俞建華、宋吟可、唐玄、黃幻吾、徐德隆、許麟廬等著名畫家的畫。顧頡剛、吳作人、劉海粟、葉聖陶、老舍、趙朴初、梁漱溟等名家的詞。吳伯簫、廖競天、陸定一、劉白羽、候寶林、王希堅、啟功、范曾、陽翰笙、張友漁、李予昂等都在這裡留下了墨寶。
西院豆棚瓜架下,擺放著石桌石凳,供遊人歇息。院內小橋,曲徑通幽,池內荷花映紅,魚游歡躍。院南房懸一橫匾“藏珍閣”。無論你是來自國內還是海外遊客,都能在這裡買到聊齋紀念品以及當地土特產,工藝品、陶瓷、琉璃品、更能買到國內外出版的各類聊齋圖書。假如有雅興,在北房內備有文房四寶,可在此即興揮毫。
蒲松齡故居,歷經蒼桑,風雲變幻。原為普通農村院落。1938年日本侵略者放火將正房燒毀。蒲松齡九世孫蒲文魁棄家出走東北。房屋年久失修,僅存四面牆壁。解放后,人民政府從1954年起,多次撥款將其修葺。1956年以來,陸續徵用了故居之外的南北西三面數十戶民宅,擴其建制。1958年,國家為故居配備了專職工作人員,繼而設立管理機構。1963年,蒲松齡故居被山東省人民委員會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故居被紅衛兵查封,被蒲家莊革命委員會佔作辦公室。1973年,故居被重新收回。是年,對原有房屋進行了修繕和整理。1977年,省革委重新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保護範圍包括:故居舊址、附屬展室、柳泉、墓園。為加強對故居的管理,1980年,市政府批准建立了蒲松齡紀念館,以後對故居、柳泉、墓園進行了修葺綠化。
現蒲松齡故居擁有六個小院,七個展室。佔地面積5000多平方米,展覽面積2000多平方米。設有資料研究室、群眾工作部、陳列技術部、保衛科、辦公室等機構。並成立了蒲松齡研究所,蒲松齡研究會,主辦有全國唯一一家蒲學專業學術刊物《蒲松齡研究季刊》,發行國內外,成為蒲文化研究中心。陳列體系完備,展覽內容豐富,成為淄博最負盛名的旅遊勝地之一,每年接待中外旅客三十多萬人次。
蒲松齡紀念館館藏十分豐富,達一萬三千多件。主要有蒲松齡畫像及其手稿、印章、《聊齋志異》的各種舊抄本、刻本、外文譯本、港台版本及精平裝本,改編的白話聊齋,連環畫冊、戲曲、影視劇本以及蒲學研究的論文、專著等。
幾十年來,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外著名學者專家前來觀瞻。胡耀邦、喬石、萬里、田紀雲、楊靜仁、錢偉長、郝建秀、袁寶華、朱學范等前來此瞻仰蒲公,留下了歷史的遺跡。
自1960年以來,中外著名學者,友好人士也慕名前來探究一代世界短篇小說之王的奧秘,已徵集到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外著名學者、詩人、畫家、書法家等題字題畫600餘件。蒲松齡故居已成為蒲學研究的重要基地和馳名中外的旅遊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