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條山戰役

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戰爭雙方的戰線保持了相對的穩定，日本侵華政策的重點逐漸向保守佔領地轉變。為了擺脫困境，日本修正了原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立場，提出“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們並不予以拒絕”之新方略，加緊對國民政府展開誘降活動。

正當日本泥足深陷中國戰場，亡華無期，進退維谷之際，其法西斯夥伴德國於1939年9月1日，突襲侵佔波蘭。接著，德意法西斯互為呼應，又取得了對英法作戰的勝利。在法西斯“夥伴”暫時勝利的刺激和鼓舞下，1940年底，日本政府調整了中國作戰指導方針，作出“必須迅速解決中國事變”的決定，要求“在1941年秋季以前，改變預定計劃，不放鬆對華壓迫，準備在夏秋之際，進行最後的積極作戰，力圖解決中國事變”。在此期間，竭盡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國際局勢變化，謀求‘中國事變’得到定局。”日本軍方具體分析了中國戰場的態勢，認為“山西省由於西面有以延安為根據地的共產軍，南面黃河兩岸有中央軍第一戰區的軍隊活動，治安情況極為惡劣。河南、山東兩省的治安也不穩定”。“主要佔領區域的治安現狀，其安定程度的順序為蒙疆、三角地帶、武漢地區，以華北為最差。”而在整個日軍佔領區內，華北之“晉南是有蔣直系國軍的唯一地區”。有鑒於此，1940年12月26日，日本東條陸相和杉山總長在迅速解決對華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提出“不要單純考慮南方，要確立以中國和北方問題為主的方針”。據此，1941年1月30日，侵華日軍提出“1941年度的作戰，根據當前任務，大致確保現在的佔領地區，尤其在夏秋季節鬚髮揮綜合戰力，對中施加重大壓力。特別期待於在華北消滅山西南部中央軍的一戰（亦即中條山戰役）。”

中條山位於山 西南部、黃河北岸，呈東北西南走向，東北高西南低，橫廣170公里，縱深50公里，最高峰為海拔2321米的垣曲歷山舜王坪，山脈平均海拔1249米。

中條山，西起晉南永濟與陝西相望，東迄豫北濟源、孟縣同太行山相連，北靠素有山西糧倉美譽的運城盆地，南瀕一瀉千里的滾滾黃河。境內溝壑縱橫，山巒起伏，關隘重疊，礦藏豐富。中條山，與太行、呂梁、太岳三山互為犄角，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隨著山西各主要關隘的相繼失守，中條山的戰略地位愈加重要。對中方來說，占之，即可以此為根據地，瞰制豫北、晉南，屏蔽洛陽、潼關。進能擾亂敵後，牽制日軍兵力；退可憑險據守，積極防禦，配合整個抗日戰場。就日方而言，得之，即佔據了南進北侵的重要“橋頭堡”，既可渡河南下，問津隴海，侵奪中原；又可北上與其在山西的主要佔領地相連接，解除心腹之患，改善華北佔領區的治安狀況。所以，中條山地區被視為抗日戰爭時期“關係國家安危之要地”。

中條山地區雖位於山西省境，但在抗戰時期卻不是晉綏軍的防區，亦不屬閻錫山的第二戰區管轄。駐守這裡的是國民黨的中央軍，在戰區劃分上則歸之於衛立煌為司令長官的第一戰區。

1938年春，山西境內的中國軍隊為減少正面損失，將十數萬之眾的部隊分散於晉南地區，建立防禦工事，開展游擊作戰。日軍侵佔山西后，“為了固華北、抑洛陽、窺西安，自1938年以來曾十三次圍攻中條山，但均未得逞”。

日軍調集了四個師團的兵力，環繞中條山外圍，對中國軍隊形成包圍態勢。

第1軍：下轄第33、第36、第37、第41師團、獨立混成第4、第9旅團，

軍預備隊；方面軍直轄兵團：第21、第35師團。原配屬35師團之騎兵第4旅團一部及第3飛行旅團。

由關東軍調集飛行第32戰隊、飛行第83戰隊，以第3飛行集團主力在運城、新鄉兩個機場展開，擔任空中配合。漢奸偽軍張嵐峰、劉彥峰部及漢奸偽24師。。

指揮官：號稱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中將。總兵力約63個大隊，

中國軍隊為了保衛山西，控制北方，自1937年的秋冬之際，調集重兵守護中條山。後來由於戰局的變化，一些軍隊陸續調出，僅留曾萬鐘的第5集團軍和劉茂恩的第14集團軍等部繼續擔任留守，歸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管轄。

為了迅速“解決中國事變”，日方決心集中兵力進犯中條山，並陰謀策劃全殲中國守軍。為此，日本中國派遣軍“不顧警備地區治安狀況的下降”，“從華中抽調第17、第33兩個師團”，配屬華北方面軍。再由關東軍調集飛行第32、第83戰隊，第3飛行集團主力，在運城、新鄉兩個機場展開，擔任空中配合。接著，日華北派遣軍將其所轄兵力作了適應性調整，編成了參加中條山會戰的序列——第1軍：第33、第36、第37、第41師團，獨立混成第4、第9、第16旅團，軍預備隊；方面軍直轄兵團：第21、第35師團，原配屬35師團之騎兵第4旅團一部及第3飛行集團。指揮官：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中將。總兵力約10萬餘人。

為了配合對中條山的進攻，1941年上半年，日本組織63個大隊（相當於7個師團）的兵力，對中國東南沿海首先實施封鎖。同時，在正面戰場實施了所謂靈活的速戰速決的作戰，即發動豫南、上高戰役。並於同年3月，發動了中條山的外圍作戰。以第36師團發動對第27軍作戰，打擊了集結在晉東南陵川一帶的國民革命軍第27軍的作戰；以第37、第41師團發動對第15軍作戰，在翼城以南、絳縣以東地區襲擊了與主力脫離的第15軍。以期為向中條山的大舉進攻創造有利的戰役態勢。“傾其魯、豫、冀、晉與蘇北一帶之兵力，計8個師團、5個旅團與騎兵旅團及特種部隊共約20萬人，飛機400餘架”。

經過周密的部署，日華北方面軍“著由第1軍從山西省方面攻擊，直轄第21與第35師團從河南省方面攻擊”，決心“置作戰地區於張馬—垣曲一線，分成東西兩個地區，把重點始終保持在西部地區”。企圖“在正面利用已設陣地及黃河的障礙，以挺進部隊切斷退路，從兩側地區神速楔入突破敵陣，將敵完全包圍，接著以迅速的內部殲滅戰和反覆掃蕩，將敵完全圍殲”。

從4月底到5月初，日軍徵調頻繁，並製造種種謠言，以此為掩護完成了進攻中條山的部署：“第36、37、41師團及第3、9獨立旅團，偽24師，分佈於中條山西面之絳縣、橫嶺關、聞喜、夏縣、安邑、運城、解州、永濟、風陵渡、河津及聞喜、夏縣以北各地區。

第33師團附第4獨立旅團分佈於陽城、芹池、沁水一帶。第35、21師團及偽軍張嵐峰、劉彥峰分佈於溫縣、沁陽、博愛、董封、新鄉、焦作、高平、長子、陵川等地區。”

5月7日分兵對中條山發動了代號為“中原會戰”的第14次大規模進攻。日軍確定此次會戰的目的是：“消滅和掃蕩蟠踞在晉豫的中央軍主力，消滅其在黃河以北的勢力”，“擴大和利用這次會戰的戰果，藉以確保華北安定”。

作戰的指導是：“以徹底擊滅張馬——垣曲之線以西中國軍，並予該線以東中國軍一大打擊之目的，以第一集團軍主力在中條山西北側，由左向右並列第41師、獨立混成第9旅、第36師、第37師、獨立混成第16旅，分由桑池至張店間多處突破，直趨垣曲亘其以西之黃河北岸，先分斷中國軍，然後掃蕩殲滅。另以第33師，由陽城向南攻擊；第35師、第21師，分由沁陽、溫縣向邵源方向攻擊，協同集團軍主力夾擊中國軍”。

與日軍在中條山地區積極部署的同時，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根據“保守要地，力圖持久，奠安內部，爭取外援”的指導要領，確定了“加強中條山及潼洛工事，積極訓練”的戰略原則。有鑒於此，4月中旬，參謀總長何應欽到一戰區巡視。時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因拒絕反共摩擦，受胡宗南等人排擠，不見諒於蔣介石，於1941年春到重慶述職后，被軟禁在峨嵋山未歸。

4月18日、20日，在洛陽的第一戰區長官部，何應欽連續兩次主持召開了由第一、第二、第五戰區軍以上長官參加的軍事會議。

根據各方提供的情報，何應欽判斷：“晉南之敵，似將逐次奪取我中條山各據點，企圖徹底肅清黃河北岸之我軍，然後與豫東之敵相呼應，進取洛陽、潼關，以威脅我五戰區之側背，或西向進窺西安。”指示：“為確保中條山，（一）第一步，應相機各以一部由北向南（93軍），由東向西（27軍），與我中條山陣地右翼各部，合力攻取高平、晉城、陽城、沁水間地區，以恢復廿九年四月前之態勢。（二）第二步，與晉西軍及第二、第八戰區協力，包圍晉南三角地帶之敵，而殲滅之。（三）最低限度，亦須能確保中條山。”

4月28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進一步做出日軍有從濟源、橫皋大道會犯垣曲企圖的判斷，決定：

（一）加強陣地工事破壞阻塞主陣地前道路；

（二）先制出擊打破敵之攻勢；

（三）第二戰區晉西部隊向同蒲、第五戰區汜東部隊向隴海牽制策應。

在上述判斷指導下，中條山地區的國軍主力7個軍進行了相應配置：第9軍裴昌會部在豫北重鎮濟源；第43軍趙世鈴部在山西南端之垣曲；第17軍高桂滋部在絳縣地區；第3軍唐淮源部、第80軍孔令恂部在聞喜、夏縣地區，馮欽哉部第98軍武士敏部在董封鎮一帶，第15軍武庭麟部在高平地區。另以4個軍配置於太行、太岳地區，作為策應。

1941 年5月7日，自感穩操“勝券”的日軍，於傍晚時分突然一齊出動，由東、西、北三面“以鉗形並配以中央突破之方式”進犯中條山地區。

東線，日軍原田雄吉中將指揮的第35師團主力、田中久一中將指揮的第21師團一部，以及騎兵第4獨立旅團一部，約25000餘人，在偽軍張嵐峰、劉彥峰部的配合下，沿道清路西段分三路向濟源、孟縣進犯。

西線，日軍安達二十三中將指揮的第37師團主力、井關仞中將指揮的第36師團一部、若松賓士少將指揮的獨立混成第16旅團，約25000餘人，自聞喜、夏縣東南向張店鎮進犯。

北線，日軍清水規矩中將指揮的第41師團及池之上賢吉少將指揮的獨立混成第9旅團共約30000餘人，以中央突破之閃電戰術，由橫嶺關方面向橫垣大道西側猛攻。

東北線，日軍櫻井省三中將指揮的第33師團一部及獨立混成第4旅團一部，約萬餘人，從陽城方面向董封鎮一線攻擊。

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根據情報，針對日軍分兵合擊，襲擊我通信聯絡及各級指揮部；以重兵攻佔各交通要點，切斷我軍聯絡，各個擊破；封鎖山口、渡口，逐步緊縮包圍圈，完成合擊的企圖，“於會戰前，經以辰東誠電令各部以交通線為目標，加緊游擊襲破，妨害敵之攻擊準備及兵力集中”。但因戰區主帥缺位，上述命令未能得到有效組織施行，致使“會戰開始第二日，因情況劇變，敵之來勢極猛。當嚴令各部應力保現態勢，粉碎敵蝕食中條山企圖，誘敵於有利地帶，轉取攻勢，而夾殄之”。各部倉促應變，分別與各路日軍交戰，中條山戰役正式打響。

東線：日軍“左翼以溫縣為發起點，先頭步兵5000以上，騎兵千餘，炮20餘門，飛機數十架，戰、汽、裝甲等車共百餘輛，沿黃河北岸突進。”“中央以沁、博為發起點，一股先頭千餘，循沁濟大道西犯”，“另一股先頭2000餘人，附炮十餘門，於竄陷西向義莊后，繼向捏掌、紫陵、東逮寨、留村一帶猛撲。”“同時，沁河北岸3000餘人，以飛機十餘架，炮二十餘門，強渡沁河。”守軍第9軍裴昌會所部在強敵進攻下施行節節防禦，節節後撤。

8日午，即放棄濟、孟兩地，向西撤退。在全線潰退的形勢下，第一戰區長官部命令第9軍“以主力於封門口北既設陣地，拒止沁、濟之敵西犯，以一小部對敵側擊”。

第9軍部署新編第24；師主力、第54師張團守封門口一線，第47師和第54師駐王屋的獨立第4旅等在孤山一線游擊。封門口系日軍西進必經之要隘，日軍勢在必奪。久攻不下，再行增兵。

自9日上午激戰至10日晨，終為敵破。這時，中路日軍已於8日晚攻陷垣曲縣城后，分兵進攻邵源。長官部命令第9軍主力“由官陽南渡，以策應河防”。

11日，日飛機百餘架轟炸封鎖官陽東西渡口，第54師在遭受重大傷亡后渡至河南，其餘各師團退至封門口至邵源以北山地。

12日，該路日軍一部佔領黃河沿岸各渡口；主力則沿封門口西進至邵源，與從垣曲東進之敵會合，完成了對國民黨第14集團軍的內線包圍。

西線：是日軍的主攻方向。“守軍為孔令恂的第80軍第165師（師長王治岐）和新編第27師（師長王竣），唐淮源的第3軍第7師（師長李世龍）和12師（師長寸性奇），以及直屬第5集團司令部指揮的公秉藩第34師。”

7日下午，日軍“分多數縱隊，成廣正面法，集中機炮火力，並以飛機誘導步兵，向我西村、辛犁園、王家窯頭、梁家窯頭王竣師右翼80團（唐、孔兩軍接合部）陣地猛攻。另以獨3旅附37師團一部，向劉家溝、古王、計王王治岐師全面佯攻，牽制激戰”。其目的在於奪取孔令恂第80軍陣地。

8日凌晨，日軍突破張店以東第27師防線，孔、唐兩軍聯繫被切斷。第27師潰退至曹家川、太寨一帶。與此同時，奉命到望原集中的第80軍第165師在遭到日軍襲擊后也退至曹家川、太寨一線。乘隙而進的敵挺進縱隊於當晚佔據茅津渡以下的槐扒、尖坪、南溝等渡口；最遠的一支進到平陸、垣曲、夏縣三縣交界處。

9日正午時分，第80軍所部遭敵便衣襲擊和飛機轟炸掃射，進一步潰敗。“在一場混戰中，新編第27師師長王竣、參謀長陳文杞及165師姚汝崇營長等多名軍官犧牲在太寨村西的雷公廟嶺附近。剩餘部隊傍晚退到黃河渡口南溝。”第80軍軍長孔令恂、第165師師長王治岐棄部渡過黃河，失去指揮的部隊爭相競渡，傷亡慘重。新編第27師副師長梁汝賢見事不可為，投河殉國。

夏縣日軍先頭部隊7000人分三股南向進犯唐淮源第3軍陣地。

8日拂曉，日軍攻佔中條山北山交通要道泗交村。然後，一路向西北奔襲第7師師部駐地王家河，一路向東南奔襲第3軍軍部唐回。王家河遭日軍重兵包圍，師長李世龍率部突圍；唐回則在軍長率預備隊馳援王家河的情況下被日軍地面部隊與空降兵協同佔領。第3軍軍長唐淮源率殘餘人員向東撤退至溫峪（南通五福漳黃河渡口）一帶，被日軍擋住南去之路，遂與敵激戰，遭受重大傷亡后，再向東北、西北方向退去。

12日，唐軍長及其所部在尖山陷入日軍的四面包圍之中。在三次突圍失敗的情況下，“唐軍長以保衛中條山職志未遂，當前大敵未殄，於尖山頂廟內自戕殉國”。同日，第3軍第12師在突圍至胡家峪后遭日軍截擊，師長寸性奇胸部中彈，身負重傷，仍率部苦戰。

13日，寸部亦陷日軍重圍，寸師長二次負傷，右腿被敵炮炸斷，自知無力回天，亦拔槍自盡。繼忻口戰役第9軍軍長郝夢齡與第54師師長劉家麒之後，再寫一軍之中軍、師長同時殉國的悲壯史詩。

“還有聞喜敵36師團先頭部隊3000餘人，向公秉藩第34師防守的野峪、十八坪、唐王山等陣地猛攻，並迅速攻陷唐王山。公秉藩組織部隊反攻，收復唐王山周圍陣地，但因其右翼友鄰部隊防線被突破，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又令公率部馳援馬村（按：馬村系第5集團軍司令部所在地），第34師便 放棄唐王山陣地，退至胡家峪。”

北線：這裡是中條山地區中國守軍曾萬鍾第5、劉茂恩第14兩個集團軍的接合部，日軍的戰略意圖在於迅速攻佔橫（橫嶺關）垣（垣曲）大道，直取垣曲縣城，對守軍兩個集團軍實施分割包圍，各個殲滅。戰役一開始日軍即以重兵向橫垣大道兩側猛攻。駐守橫嶺關東北側的趙世鈴第43軍、西南側的高桂滋第17軍同時遭受日軍重兵打擊。

激戰至8日拂曉，第43軍十八坪陣地被突破，堵擊無效。軍長趙世鈴下令放棄陣地，撤向望仙庄一線；第17軍雖依靠工事和有利地形進行了較為有效的抵抗，終因左右兩翼皆被敵突破，不得不退出防線。日軍則在一舉突破守軍防線后，兵分兩路：“一路沿桑池、賈家山、杜村河南下（桑池守軍第15軍一部潰逃）；一路沿亳清河南下，經皋落、長直、王茅，直取垣曲縣城。”

8日黃昏，日軍在傘兵部隊配合下，佔領黃河岸邊的垣曲縣城，截斷了與黃河南岸的聯繫。日軍實現了中間突破計劃，中國軍隊被分割成兩半。

9、10兩日，日軍分兵兩路，一路向東，一路向西，東路於12日晨攻克邵源，與濟源西進日軍會合；西路於11日進至五福澗，與9日攻佔五福澗的日軍會合。至此，日軍的內層包圍圈完全形成，中條山守軍黃河沿線的補給線和退路全被截斷。”

東北線：駐防這一線的中國守軍主要有第14集團軍司令部、武士敏第98軍，以及第15軍、第93軍等部。

7日晚，日軍向武士敏第98軍發起進攻，武軍長率領所部拚死抵抗，在董封東西線上與敵激戰，多次擊退日軍進攻。王村一戰，將敵2000擊潰，斃敵濱田大佐以下700餘人。

10日，第一戰區司令部鑒於“濟源、垣曲間各主要渡口漸次被敵封鎖，該集團整個補給線中斷”的事實，命第14集團軍“陽城以西部隊主力，迅向沁翼公路以北分路轉移，以旋迴鑽隙戰法，打擊敵人側背。卯刻，該集團軍全面與敵發生激戰。申刻，交口之敵陸續增至三四千，竄陷清風圪塔、煤坪。同時第10師與第98軍接合部之二里腰，亦被約二千餘之敵突破。而陷邵源之敵，亦向西北緊迫，此時該集團軍三面有受敵顧慮。”各部在突圍游擊中向北撤退。

經過幾天艱難進攻，日軍以傷亡約3萬人的代價，突破我軍垣曲防線，將中條山根據地一分為二。於是，防守中條山的中國軍隊不能互相接應，只得放棄既設陣地，各自據守山隘，作無法協調的被動抵抗，整個戰局十分危急。

在守軍全線潰退的同時，日軍以優勢的兵力和猛烈的炮火佔據了先機，迅速完成了第一階段的作戰任務——突破了中條山地區的全部防禦陣地，先後佔領了垣曲、濟源、孟縣、平陸等縣城及相關的關隘據點，封鎖了黃河北岸各渡口，完成了對國軍的內外側雙重包圍，隨即轉入第二階段的作戰——對數路中國守軍各陣地，反覆掃蕩。

以西線為例，日軍“各兵團自11日並排向北返轉，然後又自5月15日再次轉向黃河線，如此再三反覆進行篦梳掃蕩，一直進行到6月10日。在這樣反覆掃蕩期間，各兵團所到之處消滅了敵人（按：日方的說法，指國軍）三千至五千名”。

守軍主力在遭受慘重傷亡后先後突圍：第3、第15等軍殘部在第5集團軍司令曾萬鍾率領下西渡黃河，轉到洛陽、新安一帶整頓；第93軍主力在擺脫尾追的日軍後由禹門口渡過黃河進入陝西韓城境內；第98軍一部在武士敏的率領下進入太岳山區；第43軍向浮山、翼城間轉進；第9軍主力在道清路西段和濟源山地游擊數天後，分別由小渡口和官陽渡口南渡；……中條山守軍大部退出中條山地區，中條山戰役落下了帷幕。

據 日方的統計資料，中國軍隊“被滿洲國軍隊俘約20000名，被日本軍隊俘約15000名，遺棄屍體42000具，總傷亡超過10萬。日軍損失計戰死673名，負傷2292名”。

在中國政府公布的材料中，“綜合會戰，計斃傷敵官兵9900名”，中國軍隊“共傷亡、中毒、失蹤官兵達13751員名”。

首先是日軍全力決戰，而中國軍隊對雙方實力缺乏清醒的估計。戰前，衛立煌原來是憑著二十六萬大軍與日軍四個師團對峙，所以才能長期堅持中條山防線，並自稱“東方馬其諾防線”。但這次戰役，日軍非常重視，稱為“中原會戰”，是一舉拿出七個師團超過十萬的主力部隊來決戰了，其志勢在必得。而中國軍隊在戰前按蔣介石要求，甚至還抽調部隊去反共，“中條山的鐵柱子”第四集團軍被調離，使中條山地區兵力反下降到十七八萬人。

要知道，日軍單位戰力遠超中國軍隊（包括中央軍），整個抗戰期間日集中10萬以上兵力的攻勢不多。這次卻以10萬打18萬，可以說是“佔據壓倒優勢”。按毛的話講，日軍是拿出“把紙老虎當真老虎來打”的幹勁了，而中國軍隊販賣糧食、煙土，中條山成了經商之地。日本姦細乘機混入，日軍特種兵空降到中國軍隊的指揮部旁潛伏。一場血戰正在孕育，日軍放出狂言，開戰一個小時就可癱瘓中國軍隊的所有指揮系統，而中國軍隊還渾然不知大難臨頭而坐以待斃！

其次是戰前日軍準備認真充分，中國軍隊則倉促應戰。日軍為確保會戰成功，對主力部隊做了山地戰的強化訓練，並事先清掃周邊為突出做好準備，可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而中國軍隊連上層都思想準備不足，下層部隊更是沒有任何應戰準備，渡口工事沒有加強不說，令人匪疑所思是，竟然糧食都沒有儲備夠。以至出現了遠途來襲的日軍兵精糧足，而守在自己陣地上的中國軍隊被圍后出現“斷糧三日”絕境的咄咄怪事！餓你三天，那連“大刀”都提不起來了，所以部隊一觸即潰。

第三是日軍貫徹作戰決心堅決，指揮得當，配合有力，而中國軍隊進退失據，指揮混亂，部隊互不協調。戰役一爆發，日軍各部按計劃進行了果斷快速的進攻和穿插包圍，沒有任何遲疑，乾淨利索得象是教科書上的案例。而中國軍隊始終沒有象樣的作戰計劃，要麼不顧事實地要求“恢復原有陣地”，要麼要求“就地固守”，而且很快就失去統一指揮，聽任各部各自為戰。有的部隊尚能頑強抵抗，但更多是不顧友鄰拔腿就跑。

中條山戰役中，中國軍隊中出現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可惜多數只是壯烈殉國，只有王村一戰有點實際意義（日軍此役相當部分傷亡是在那裡）。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多數國軍戰力低下，士氣也不盡人意，甚至輕易降敵，以至出現與日軍如此懸殊的傷亡比例。

中條山戰役發生前後，蔣介石採取激將法和下命令等多種方式“請”中共出兵配合作戰；在前期，蔣請中共出兵的真意就是讓八路軍配合國民黨軍隊守住中條山，在後期，蔣更多是為了藉機消耗中共實力或從政治上打擊中共；中共答應了蔣介石的請求；只是主客觀環境使得中共出兵有些遲，力度也不夠，未能給日軍以嚴重打擊；日軍確實多次傳播“中共與日軍從不衝突”的謠言，意圖挑撥離間，分化抗日陣營。

雙方爭論的焦點，一是蔣介石是否使用“激將法”要求中共出兵及其真實意圖，二是中共是否出兵了。關於第一個問題，有人認為蔣是用“激將法”要求中共出兵，而且“這是個一石二鳥之策，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實力，如不出兵，則以放棄抗日立場之名，從政治上打擊中共”；毛澤東則“識破”了蔣的意圖，於是要求“把主要配合作戰區域擺在晉東南和冀南”，而不是晉南，從而使“蔣之激將法失效了”。還有人則不大同意蔣用的是“激將法”，也不認同蔣意在藉機消耗中共實力或“從政治上打擊中共”的說法，因為這兩者都有“過度解釋之嫌”。

蔣一開初用的正是激將法，毛也認為蔣用的是激將法；但蔣在發現激將法未起作用之後，就直接用了下命令的方式。另一方面，蔣的真實意圖是一回事，毛如何判斷蔣的意圖又是另一回事，這兩者之間有著重要區別。在前期，蔣的真意就是讓中共出兵配合作戰，以利中央軍守住中條山；在後期，蔣更多的是為了藉機消耗中共實力或“從政治上打擊中共”。

也就是說，蔣是想讓中共在政治上或軍事上某一方面失分即可，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想讓中共同時在兩方面失分，不是所謂的“一石二鳥”。對中共來說，這確實是一個兩難問題，不出兵就有可能在政治上陷於被動，出兵則可能讓百團大戰之後元氣尚未恢復的八路軍實力再次受到削弱，所以毛澤東告訴彭德懷：“目前方針是必須打日本，但又決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則國民黨不能諒解，中間派亦會說話，但如打得太凶，則有相反危險，日本將轉向我們報復，國民黨坐收漁利，並將進攻邊區。 ”也就是說，中共決定量力而行，適度出擊，既不在政治上失分，也不在軍事上失利。

關於毛澤東為什麼要求“把主要配合作戰區域擺在晉東南和冀南”的問題，大家似乎都沒有注意到一個重要事實：晉南不是蔣介石規定的八路軍活動區域，中共在晉南和晉西南也基本上沒有兵力。

1939年12月發生“十二月事變”后，中共控制的軍隊就撤離了晉西南，控制了晉西北；蔣介石的中央軍和閻錫山的軍隊則控制了晉南和晉西。

1940年7月16日，軍事委員會發布“中央提示案”，命令新四軍、八路軍（十八集團軍）限期開到“冀察兩省及魯北晉北”。這一命令正是皖南事變發生的重要肇因。

1941年1月17日，蔣在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的時候，強調說這是因為新四軍不遵從命令，所以必須整飭軍紀，統一軍令。如果蔣此時命令八路軍參加晉南戰役，豈不是自己扇自己耳光？因此，軍令部部長徐永昌一直反對用“命令”的方式要求八路軍配合作戰；蔣在一開始也不同意用下命令的方式，而採用“激將法”的方式。但在中央軍嚴重失利的情況下，蔣已不得不下命令了，然採用的是“口頭告知”式的命令，而且只是要求八路軍“用游擊戰爭的方法，切斷蒲路、正太路、平漢路等”，並沒有要求中共投入晉南戰場。同樣，毛澤東之所以主張不把晉南作為主要配合作戰區域，也是鑒於皖南事變的教訓，要避免和國民黨軍隊“接觸”或混雜而引起摩擦。這一點可從5月23日周恩來所說“十八集團軍作戰地界，奉命不與友軍混雜，免致引起誤會”得到印證。

其實，按毛澤東的說法，蔣介石不僅僅將了一軍（即激將法），而且將了兩軍（詳后）；對於國民黨方面造的謠言，新華社發表社論予以駁斥則是反將了一軍。可見，雙方還進行了一場激烈的宣傳戰，而宣傳戰的目的正是要提升自己的政治形象，或貶損對方的政治形象，這也就是蔣所謂從政治上打擊中共的著眼點所在。蔣之所以認為可以在政治上打擊中共，而中共又必須極力駁斥，則說明日蘇中立條約簽訂之後，中共是否與日軍妥協及其政治形象確實遭到了懷疑。

關於第二個問題，由於一方主要著意討論晉南戰役所引起的政治爭議，所以他沒有明確說中共究竟出兵沒有。另一方則明確說中共拒絕出兵了，並詳細分析了中共回應的經過及拒絕出兵的原因。大約在2005年春夏，楊奎松先生在修訂《失去的機會？——抗戰前後國共談判實錄》一書時還認為：“（1941年）5月日軍進攻中條山，蔣介石要求八路軍出動配合作戰，不論此役之配合是否成功，中共中央指示八路軍加以配合仍屬事實。”究竟哪個觀點正確呢？按照楊先生早前的觀點：中共肯定出兵了。只是，出兵的遲早，出兵的力度，出兵是否達到了為中央軍解圍的效果，以及中共出兵是否還有其他目的等問題，都必須予以認真斟酌。

爭論中提到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日軍是否宣稱“中共與日軍從不衝突”？一方說“晉南之役期間，日軍電台多次廣播稱中共與日軍從不衝突，其實就是為重慶朝野攻擊中共提供口實”。另一方則認為日軍不可能散布這樣的消息，因為這反而會迫使中共不得不打敵，“這豈不是給正在進攻的日軍自己找麻煩嗎”？其實日軍完全可能製造“中共與日軍從不衝突”的謠言，以挑撥國共關係，削弱抗日力量。雖然國民黨完全有自己的渠道證實中共是否打敵，國共之間也為此進行了溝通，但國民黨確實有意利用了日軍散布的相關消息，想從政治上打擊中共。

另一方面，楊奎松先生的文章中還存在一些史料運用、解讀方面的問題，值得在此點明，因為這些問題直接影響著他的判斷和結論。

1941年5月5日，徐永昌日記記曰：“蔣先生令（劉）為章面詢周恩來，當茲敵將大舉攻我晉豫，十八集團軍能否擊敵，或即放棄抗日立場，請兩日內答覆。周答以即電延安。蔣先生此種作風一如孫老二（此時懼敵無用，求共亦只遭其輕視而已）。”楊先生在利用此則史料時說：徐永昌“在日記中頗不以為然，特別以兩字表示反感，認為：‘錯極’。”進而說：“可知在徐看來，蔣這時不過是病急亂投醫，甚至是屈膝求共而已，全然沒有什麼謀略和計劃。”可見“錯極”一語直接影響著楊先生對史實的判斷。但是，經認真查閱徐永昌日記，卻沒有找到“錯極”兩字。

1941年5月9日，毛澤東、朱德致電八路軍、新四軍各部負責人說：“國民黨要求我軍配合作戰，唯仍想用激將法。謂中共如不與日妥協，便應在華北發動攻勢，制止敵進。”“我們方針，決不被其激將法所動，仍按我軍現在姿態，鞏固各根據地，耐心發展敵、偽、奸三種工作（這是極重要的），按當地情況許可，拔取敵偽某些深入我區的據點，在接近豫、陝地區，應有相當部隊配合友軍作戰，使蔣桂各軍放心對敵。對韓、沈、於、高各部亦暫時停止攻擊。”

楊先生引用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卷收錄的《中央關於目前時局的決定（1941年1月29日）》一文，指出“中共中央已經準備另立中央政府，徹底否認蔣介石的中央政府了”；“中共這時不僅拒不派員出席參政會，而且明令各根據地政府和軍隊不再向國民政府請示和報告任何事項”。筆者以為，這份決定在多大程度上被執行還需要認真考證，或許其中的部分說法僅僅是一時氣急之語。因為從1月29日前後中共的相關政策、主張中，都看不出這時中共中央要準備推倒蔣介石另立中央政府（詳后）。而且，該決定只是說中共“努力的方向”是“孤立與克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首領蔣介石的反動，而不是要推翻他。

另一方面，劉少奇於1月15日就致電毛澤東說：“在此時我黨亦不宜借皖南事件與國民黨分裂”，“以在全國主要的實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軍事上除個別地區外以暫時不實行反攻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軍事上穩健”。蔣介石也多次指出中共沒有進行軍事決裂的實力。事實上，時與勢都不允許中共此時和蔣介石展開全面的軍事鬥爭，否則，中共也會受到國內外各方的強大壓力，這對中共是相當不利的。此外，周恩來在這一時期還多次晤見蔣介石，並於3月14日“呈了八個報告，請求放人、發餉、放車、發照”，因此中共並沒有斷絕和蔣介石政治上的聯繫渠道。

事實上，重慶各方包括蘇聯軍事顧問早就在提醒蔣，日本可能攻擊陝西。

1941年4月11日，崔可夫就告訴經濟部部長翁文灝，中國“應防（日軍）侵攻昆明，及陝西同時並攻”。日蘇中立條約於13日簽訂之後，日軍就開始大量增兵山西，徐永昌日記記載說，從4月14日起，“山西南部及豫北敵增兵之訊，幾於無日無之，其氣勢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亦似敵必取洛陽西安者，洛陽判斷如此，而情報亦確如此”。所以，4月21日徐就告訴蔣，不宜先下手攻陝北，因為此舉可能“引出日寇渡黃侵陝”。但是，軍方高層並沒有認真、快速地作應戰準備，參謀總長何應欽從4月7日到24日大多呆在西安（在洛陽呆了三四天），用中共的話來說，就是在作進攻陝北的軍事部署。4月20日，何應欽在洛陽召集軍事會議，指出：“晉南之敵，似將奪取我中條山，企圖徹底肅清我黃河左岸之部隊，爾後進犯洛陽、潼關，以威脅我第五戰區之側背，或西窺長安。”蔣介石也有相同的觀察。

5月7日晚，十餘萬日軍發動全面攻勢，第二天戰略重鎮垣曲就失陷了。

6月初戰役結束，關於此次戰役的結束日期，國民黨編撰的戰史有說5月27日的，也有說6月17日的；日軍編撰的戰史也說是5月27日。但徐永昌日記卻記載說：6月3日，日軍正式宣布晉南戰役結束。中條山根據地失陷。

6月30日，蔣介石在總結與反思這場戰役時說：“晉南損失與傷亡雖不如南京失陷時之大，然而危險與壯烈則過之” 。日軍編纂的戰史也說：日軍“實施完整的包圍作戰，擊滅了中國軍主力。其戰果乃在中日戰爭中所稀有” 。戰爭的激烈與慘酷程度可想而知。

面對日軍的強大壓力，為了讓處於劣勢且疏於準備的中央軍保住中條山根據地，蔣不得不向中共求援。5月5日，在敵軍開始攻擊之前，蔣就“令（劉）為章面詢周恩來，當茲敵將大舉攻我晉豫，十八集團軍能否擊敵，或即放棄抗日立場。請兩日內答覆，周答以即電延安”。

5月8日，毛澤東複電周恩來：“（一）對於敵軍進攻，須強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號召。（二）對於國民黨要求我們配合作戰，須告以當然如此，不成問題。（三）我們要求事項：（甲）速解決新四軍問題，（乙）速發餉彈，（丙）停止反共，（丁）派機送周回延開會。 ”此電的要緊之處在於，既要告訴國民黨中共當然會配合作戰，同時也要趁機提出要求，解決此前懸而未決的問題；而且，毛指出須強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號召，這一點還排在第一，說明毛非常重視此時國共團結對敵的必要性以及標舉這種口號的重要性。

國民黨在還沒有收到中共肯定答覆的情況下，又想借用社會的力量將中共的軍，激中共出兵。5月8日下午，在黨政軍聯席會報會上，劉為章“提議發動各機關各團體呈請中共部隊協助國軍打擊敵軍在晉南之蠢動。如果中共部隊不策應作戰，顯然系違反抗戰立場背離民眾意旨，是自棄也，且其結果將引起共黨內部之分化。如其出兵抗戰，則足以協力打擊敵軍，亦國之幸也”。而劉為章之所以有此提議，則是因為蔣介石“囑其與周恩來談話” 。根據當時絕大多數的情況看，延安發給重慶的電報基本上是第二天甚至第三天才能轉達給國民黨，而毛澤東的複電是8日才發出的（具體上午還是下午，無從得知）。也就是說劉為章在開會報會時，應該還沒有收到周恩來的答覆。又，梁漱溟說中共“自己有電台，在化龍橋近處的山上，每日午後四時，晚十時，天明五六時，和延安通電三次” 。劉為章有此提議，或許不是蔣明示的，但亦不能排除蔣有所暗示或提示。

需要注意的是，徐永昌對蔣讓劉為章找周恩來面談這種方式是很不贊成的，認為“蔣先生此種作風一如孫老二（此時懼敵無用，求共亦只遭其輕視而已）”。而唐縱則認為“提議發動各機關各團體呈請中共部隊協助國軍打擊敵軍在晉南之蠢動”體現了“委座之賢能誠不可及也” 。也就是說唐縱讚佩的是用激將法這種方式，因為它借用的是社會的、民間的力量；而徐永昌反對的是由軍令部次長面談的方式，因為這是官方行為。當然，所謂劉為章“面詢”云云，至少在毛澤東聽來，肯定是一種反問或質問，所以稱之為激將法；其實，徐永昌或崔可夫也認為是質問。

徐永昌5月9日的日記就記載：在會報會上，蘇聯軍事顧問崔可夫就“藉委員長質周語，會報時提議命令十八集團云云”。徐永昌更反對用直接下命令的方式來要求八路軍配合作戰。

5月9日的會報會上，會議由多數人議決：“一、令衛立煌指揮朱德作戰；二、以蔣委員長命令並敘日人乘我內部磨擦將侵洛、潼，十八集團如尚不放棄抗戰，應即加入作戰。”徐永昌對此很不贊同，他說：“共軍不加入作戰，國軍是否即不能抗日？如此妥協將置委員長前令於何地？如必取第二案者，應仍加入一句，即令其並遵行撤至河北作戰命令。”此處徐永昌提到的“委員長前令”就是1940年7月16日蔣要求八路軍、新四軍開往“冀察兩省及魯北晉北”的命令，所以徐永昌認為即使此時要求八路軍配合作戰，也必須“令其並遵行撤至河北作戰命令”。會議結束之後，徐永昌覺得如果“即對該軍下令，必貽後悔”，特再次電話告知蔣介石：“（二）我們應告周恩來以前日之話是警告性質，彼亦有軍譽與人格及對國家的良心，這次敵人進攻，十八集團打敵不打敵，即證明其與敵妥協不妥協。（三）同時亦不必令衛立煌指揮之，因周恩來自會知照朱、毛。（四）我們真要對之妥協，亦必待敵人此次攻擊過去平息后再與商討，不應在敵人進攻時示弱也。”此處的第二點很值得注意，因為徐永昌明示其後半段是蔣添的，也就是說蔣也同意不直接命令八路軍配合作戰，但要提醒中共：你亦有軍譽與人格及對國家的良心，這次八路軍打不打日軍，就是中共與日軍妥協不妥協的證明。蔣採用的仍然是激將法。而且，蔣“完全同意將二三兩條即電話為章辦理”，因為第二天早晨劉為章又約定周恩來見面。雖然這時蔣介石已經得知中共的答覆，並認為這是“中共藉此要脅，應以淡然處之” ，依然命令劉為章再次約見周恩來，可見他是非常急於“請”中共出兵配合作戰。

此時，不僅蔣介石急，就是前方指揮官衛立煌也很急。5月10日，毛澤東、朱德致電彭德懷說：“關於衛立煌要求配合作戰，請擬一部署計劃電告。 ”同一天，衛立煌也致電彭德懷要求八路軍配合作戰。需要注意的是，此處毛澤東說的是衛立煌要求配合作戰，而不是蔣介石要求配合作戰，這說明衛在5月10日之前已與中共聯繫過，而且此舉很可能沒有告知蔣，不然蔣不會在5月9日還同意“不必令衛立煌指揮”朱德，並讓劉為章在5月10日再次約見周恩來，自己又於11日親自約見周恩來。抗戰期間衛立煌和中共方面有比較密切的合作，但這種合作卻引起了蔣介石的極大疑慮，認為是一種很大的內部威脅。詳細情形筆者將另文專論。蔣告訴周恩來：“只要你們用游擊戰爭的方法，切斷同蒲路、正太路、平漢路等，敵人一恐慌，一定會恢復原狀”，“你們如配合行動，我決不會虧待你們，餉彈有了成績后自然發給”，“各地反共捉人，要使他們安心，我一定命他們放人” 。大概周恩來的回答較為積極，所以蔣判斷“中共對晉南戰事或能望其參加擊敵也” 。可以說，蔣已採用了命令的方式，只是採取的是“口頭告知”式的命令，而不是用文電下命令。這兩者間有重要的區別。1940年12月9日的王世傑日記就記載說：蔣命令新四軍限期移往黃河以北的命令“系以口頭告知第十八集團軍駐渝代表葉劍英，其尚未用電者，或系略留伸縮之餘地也” 。由此可知，蔣即使不得不下命令，也很注意下命令的方式。

最遲在5月14日，“朱德亦已與衛立煌通電，將夾擊敵軍” ，也就是說八路軍已正式答應出兵配合作戰。但直到5月20日左右，蔣還沒有得到八路軍為配合作戰而切實行動的訊息。當天，王世傑的日記也記載說：“晉南戰事，我方損失頗重。共產黨軍隊迄今仍無協同國軍作戰之行動，軍部方面甚憤慨。”

5月21日，蔣約集各軍政大員商議中條山撤兵問題，考慮到“敵以大兵力圍攻，而共產黨軍隊復在後方相牽制”，“乃商定酌留兩個軍交閻（錫山）留守晉西，另酌留一部在晉南及膠東地區游擊，余均撤退渡河南岸”。

《大公報》發表社論《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內稱：“晉南戰役，業已經過半個月之久……而十八集團軍集中晉北，迄今尚未與友軍協同作戰，則系事實。”“在國家民族的大義名分之下，十八集團軍應該立即參加晉南戰役……我們謹代表國民輿論，作熱誠激切之呼籲！”

當天晚上，周恩來即致函《大公報》負責人張季鸞與王芸生，“負責”地敬告他們：十八集團軍必定對敵作戰，而且，“在貴報社論發表一周前，晉南白晉公路一段即為第十八集團軍部隊襲占，停止通車；其他敵區戰事尚在發展，只因遠在敵後，電訊聯絡困難，此間遂不得按時報道”。同時，“十八集團軍作戰地界，奉命不與友軍混雜，免致引起誤會。我們現在仍守漳河之線，未入林縣一步” 。此處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周恩來說的因“電訊聯絡困難”使得前方戰報不能及時予以報道；二是八路軍有意要與友軍劃界作戰，以免混雜而引起誤會，而且是“奉命”如此。

23日，《大公報》將周恩來的來信全文發表，並再次發表社論指出：“我們前天的評論，其實只一句話，就是期待十八集團軍將協同作戰的事實儘速表現出來。我們願聲明，只要有此事實，就滿意了，且並不苛求或奢望一定有大的戰果” 。由此可知，《大公報》在意的是一種事實：中共出兵打擊日本的事實，而並不在意其戰果。這種事實恰可以證明中共與日軍有沒有妥協，這一點正是日蘇中立條約簽訂以後朝野各界最懷疑中共的地方，也是蔣介石說如果中共不打敵，則從政治上打擊中共的著眼點所在。5月23日，黃炎培等人公電毛澤東等，“請速與中央軍協力抗敵，御西犯敵軍，間執讒慝”。也就是說，中間派確實出來說話了，呼籲中共出兵助戰。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強調八路軍必定對敵作戰，因為中共深知如果不打日軍，將給自己的政治形象帶來嚴重的傷害。

23日的《大公報》社論還敦促中共“擁護國民政府”。26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指出：這是國民黨的第二個將軍（第一個問我們是否配合作戰，第二個問我們是否擁護國家中心，都是向我們將軍）。毛同意周恩來的意見：暫時置之不理。

25日，《新華日報》以社論的形式刊發了前述周恩來寫給《大公報》的信，毛澤東認為這是對國民黨的造謠污衊反將一軍。

28日，《解放日報》又發表社論《謠言與煙幕》，針對國民黨說中共不打敵，以及日方製造的“中共與日軍從不衝突”等謠言予以駁斥。可見雙方都很重視運用宣傳來鞏固本黨的政治形象。

在討論中共是否出兵這個問題時，必須明確一點：中共和國民黨一樣，都擔心對方投降日本；而且，在中共看來，蔣介石反共也是意在與日本妥協。

5月14日，毛澤東在致周恩來的電文中就指出，蔣介石“發動兩次自毀藩籬的反共高潮給日本看”，是希望日本不再進攻，但蔣的這個政策根本錯了。

另一方面，日蘇中立條約的簽訂也確實讓蘇聯的形象大為受損，讓中共遭受很多國人的質疑，懷疑中共會追隨蘇聯的步伐，和日本妥協，從而不配合中央軍對敵作戰。

1941年4月17日，黃炎培“招周恩來、董必武來，舜生、伯鈞亦到，請中共表示態度。周極言蘇聯此約乃其一貫之政策，與對華毫無關係，至中共態度，決不因此變更云云。董略同”。

19日，沈鈞儒、王造時、張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親蘇著名。今日致一函於蘇聯大使潘又新，詢問日蘇協定之意義，意存責問”。

23日，唐縱日記說：“聞向日同情中共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 ”從這幾則史料足以看出中共在此時受到的輿論壓力是很大的。但必須指出的是，中條山戰役之後，加上同年6月22日德國進攻蘇聯，中蘇英美間的合作更加緊密，國內政治格局因此發生轉變，人們對中共的疑慮也隨之消失了。

5月8日，毛澤東要周恩來答覆國民黨，配合作戰是“當然如此，不成問題”。同一天，毛澤東起草的《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則指出：中日間的民族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國共間的階級矛盾依然處於從屬地位。 5月9日，毛澤東、朱德致電八路軍、新四軍各部負責人：“日來平漢、同蒲各路運輸甚忙，戰事有在近日發生可能。判斷經此役國民黨反共氣焰當大減殺，時局有好轉希望。”“國民黨要求我軍配合作戰，唯仍想用激將法。”“我們方針決不被其激將法所動，……在接近豫陝地區，應有相當部隊配合友軍作戰，並極力發展統戰工作。但不要乘機向國民黨地區擴展，使蔣桂各軍放心對敵。 ”此電非常重要，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毛澤東這時還不知道晉南戰役已經正式打響了，這也說明中共的通訊聯絡確實不那麼便捷，所得到的信息也要慢幾天；第二，毛澤東要求在戰事可能發生的地區，應有相當部隊配合友軍作戰，而且各地不能乘機向國民黨地區擴展，以便蔣桂各軍放心對敵。

5月14日，毛澤東、朱德又致電彭德懷：“據悉：敵兵沿黃河增多，飛機亦有增加，敵似有在飛機掩護下搶渡可能，我軍於此時機有在敵側背給以打擊以振奮國民黨之必要”。“目前國民黨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斷在日寇此次打擊下，國民黨不能不向我討好。國共地位將發生根本變化，我黨在抗戰中將日益佔據領導地位。因此，我們的基本方針是團結對敵，是配合作戰，但決不為國民黨激將法所衝動，而是周密考慮情況，給以有計劃的配合。”“我意主要配合區域應是晉東南與冀南，其他作為次要配合區域（即按尋常狀態作戰）。 ”毛澤東強調，中共的基本方針是團結對敵，是配合作戰。而且，毛澤東把八路軍一直在進行著的與日軍的作戰（即尋常狀態作戰）也看作是配合對敵作戰。關於這一點，《鄧小平年譜》中的一則材料可以說明。

5月18日，鄧小平和劉伯承在通報冀南軍區動員群眾擊敵、破路的戰績時說：“冀南軍區為粉碎敵之全面佔領冀南及實行‘清剿’的企圖，自本月五日至九日以新七旅及冀南軍區四、五分區，動員群眾兩萬餘人，實行了五天的大破襲。計大小戰鬥十七次，破路、破牆、填護路溝共十四次，攻克敵六個據點，斃傷敵偽一百三十餘人，生俘偽軍五十八名”。在鄧小平等人於5月5日至9日對敵展開破襲戰的時候，他們根本還沒有接到配合中條山戰役的命令。

5月15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左權，要求八路軍“總部應與蔣介石、徐永昌、衛立煌、閻錫山通報，不斷告以敵情、戰況，特別是勝利消息，表示我軍熱心配合作戰，並向他們請示，以影響其抗戰決心，爭取國共好轉”。此處的一個關鍵是：毛澤東要用實際行動及勝利消息來振奮國民黨，加強其抗戰決心，同時爭取國共關係好轉。

5月18日，毛澤東、朱德又致電彭德懷，對其提出的作戰計劃表示同意，並且說：可以“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區則打得小些，使國民黨覺得我們真在打就好了”。這和毛此前提出的主要配合區域和次要配合區域的觀點是一致的。

由上所述可知，這時配合國民黨對敵作戰是中共的基本主張，而且時勢的演化也要求中共配合作戰。

6月9日，中共在總結這次戰役時，列出了自己的戰績：一、在冀南：5月7日之夜，八路軍配合當地群眾七千餘人，開始大規模的破擊戰，截斷了敵之聯絡和交通。二、在白晉線：於5月9日，八路軍在子洪口開始伏擊敵之汽車，在沁源南北，破壞鐵路三里多，從12日起，白晉線路已不通車。三、在正太線：5月16日八路軍攻佔獲鹿以南之□□車站，並徑以東之微水車站，及壽陽、榆次、蘇家莊各車站。四、在同蒲線：5月15日，在（左山）縣原平間，破壞鐵路十餘里，17日破壞大同以南宋家莊之尚布莊間之鐵路一段。五、在平漢線：破壞涿鹿以南之鐵路數段，在保定以北，炸毀敵火車一列，北平熱河間，炸敵貨車一列，我軍曾一度攻佔水治鎮汽車站。六、在平綏線：攻佔懷來以西之沙城堡車站，破路三里多，在蔚縣至張家口間，破壞敵之汽車橋一座。由此可知，中共確實是出兵了。只是，基本上可以說，特意為配合中條山戰役而出兵的力度不那麼大，時間也有些遲，因此並沒有達到明顯牽制敵軍的效果，也沒有得到國民黨方面的認可，加之戰報遲緩，使得重慶高層一度很“憤慨”。

前面還提及，國共雙方早就為中共是否出兵配合作戰展開了一場輿論戰。5月13日，周恩來“列舉事實，向中外記者駁斥國民黨參政員許孝炎散布的‘十八集團軍不配合對敵作戰’的謠言”。此後，周恩來又一再要求國民黨澄清謠言，宣布並發表八路軍配合作戰的事實。5月28日至31日，周恩來連續致電毛澤東，建議採取針鋒相對的辦法：“（一）向記者發表聲明，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提出質問；……（三）分別答覆國民參政員邵從恩、張瀾等，揭破敵人陰謀，說明事實真相，指出目前戰果證明第十八集團軍在政府不發餉彈情況下仍抗戰耗敵，要邵等主持公道，代請餉彈，以便擴大戰果，電文送中央社發表，用以向海外廣作宣傳，同時發社論；（四）華北作戰抓住要害，給敵嚴重打擊，以影響國內外。”電文中的第三點說明張瀾等中間派人士這時仍在質問中共出兵沒有，第四點則說明中共出兵的力度確實不夠，沒有給日軍造成“嚴重打擊”，因此也不能影響國內外。

在中共的據理力爭之下，特別是衛立煌的“協助”之下，當月底，國民黨終於發表了八路軍的戰績，5月30日毛澤東就電告彭德懷：“九個月來中央社第一次廣播我軍戰績，謂據洛陽訊，我軍已截斷正太路車不通等語，是衛處已起作用，望對正太、平漢兩路戰績多報衛、蔣。”

綜觀1941年上半年的國共關係，我們大致可以獲得以下這些認識：

皖南事變發生后，蔣介石一度主張強硬，並於1月17日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由此引發了極大的反彈，不僅中共因此採取堅決的政治攻勢，而且蘇、美、英等國也擔心中國發生大規模內戰，因此給予蔣介石較大的壓力。隨後蔣在政治上採取和緩手段，希望緩和局勢。但在中共堅持政治攻勢的情況下，雙方談判破裂。蔣隨即決定採取軍事措施，準備進攻陝北。只是由於進攻陝北存在諸多困難，蔣最終放棄了這一計劃。但蔣也因此疏於防範日軍進攻中條山。

中條山戰役發生前後，在日軍的強大壓力下，蔣採取多種方式“請”中共出兵配合作戰。蔣一開初用的是激將法，毛也認為蔣用的是激將法；到5月11日蔣則直接用了下命令的方式；到5月21日蔣發現下命令的方式似乎也沒有起作用的時候，再次使用了激將法，用《大公報》發社論和中間勢力致電呼籲的方式請中共出兵。另一方面，在5月21日之前，蔣請中共出兵的真實意圖就是讓中共出兵配合作戰，以利中央軍守住中條山；在此之後，中央軍已經開始轉移、撤退，卻仍然呼籲中共出兵，很可能就是想藉機消耗中共實力或“從政治上打擊中共”。

在皖南事變剛剛發生的時候，毛澤東一度主張在政治上、軍事上採取全面的大舉反攻，但在劉少奇等人的勸說下，並考慮到時勢的不允許，隨即改取“軍事守勢，政治攻勢”的方針，和蔣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政治鬥爭。當毛澤東得知蔣可能進攻陝北之後，也積極展開軍事上的防備工作，可以說4月中下旬雙方的軍事關注重點都放在陝北了。中條山戰役前夕及此後，毛澤東積極地、肯定地回答了蔣要中共配合對敵作戰的要求，只是很不滿意蔣用“激將法”的方式來請，而不願給命令、給餉彈。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也不願意出全力打日本，以防日軍將矛頭轉向八路軍，使元氣尚未恢復的八路軍實力再度受到削弱。由於多種原因，中共出兵的行動較遲，力度也不夠，不能給日軍以嚴重打擊，未能達到幫中央軍守住中條山的效果。

在戰役期間，日軍也確實多次散布八路軍與日軍“不衝突”的謠言，意在挑撥國共關係，減弱抗日力量。事實上，八路軍與日軍之間的戰爭一直都在進行著，八路軍也的確出兵配合了對敵作戰。

無論如何，正是在皖南事變之後，國共一度形成“凡事互信不足，則共事難成”的局面，使得中國的抗日力量受到了極大影響。

6月9日，中共在總結晉南戰役的教訓時也指出：“晉南方面，由於我方存在著種種內在的弱點，故使敵人暫時的佔了上風。這些弱點中，主要的一個，就是反共。反共結果，使得內部不團結，將士無信心，所以吃了大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