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台起義

煙台是革命黨人開展革命工作的重要基地。它地處膠東半島北端，隔海與遼東半島遙遙相對，是山東的門戶，津沽的咽喉，海上南北交通的要衝，戰略地位極為重要。奪取煙台，即可控制本省，又可長驅北上，扼制清廷海上出兵的要道，並威脅京津和遼東。武昌起義之前，同盟會東京本部和山東革命黨人在這裡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為武裝起義創造了有利條件。

武昌起義的消息在煙台引起很大反響。湖北軍政府發來的《檄山東文》，更使革命群眾熱血沸騰，“數日內已在海軍學堂之學生及水手中傳播”。革命黨人抓住時機，積極活動。當時駐防煙台的清軍主要有東山警衛隊二營、海軍練勇一營、海防一營。同盟會員王耀東、欒惺壑等在各營中做了大量工作。他們首先爭取了前東牟公學學生、海防營書記官宮樹藻投身革命，通過他又爭取了其父、海防營軍需官宮錫恩，其伯父、海防營隊官宮錫德，同時也促使他的姑父、海防營管帶董保泰轉變了立場，同情革命。雖然警衛隊統帶鄭汝成堅持頑固立場，不贊成革命，但“警衛隊及海軍練勇將校，亦多許黨人為助”。這樣，煙台的清朝駐軍基本上掌握在革命黨人手中了。

1911年11月12日晚，革命黨人聚集在渤海日報社，由李鳳梧、欒惺壑、王耀東、宮樹藻、宮錫德、宮錫恩、楊新亭、張雨臣、丁訓初、李士元、李旭堂、由芝貴、蕭仕生、王錫之、孫嘏臣、劉德亭、曹維新、倪顯廷（號稱十八豪傑）議決，兵分三路：一路由李鳳梧協同宮錫德馳往東山海防營，劫持管帶董保泰，奪其軍權；一路由孫嘏臣、王耀東帶人攻取道台官署；一路由劉德亭、李士元、李旭堂、曹維新等帶領隊伍去大清銀行，放火助威。議決一定，大家馬上分頭行動。一邊揮旗大呼曰：“革命黨大軍至矣！”一邊在火油桶內點燃爆竹，鳴槍奮臂疾呼，聲吼如雷，勢如萬馬奔騰。宮錫德帶人闖入海防營管帶董保泰室內，以手槍對準董的胸膛說：“我奉民軍命令來接管隊伍，我們雖系親戚，不能因私誤公。只要你立即集合隊伍講話，說明將兵權移交於我，聽候調遣，我保證你於明日可以安全出境。”董保泰遂將部隊點齊，隨革命黨人攻取道台官署和其他官署。道台徐世光聞訊潛逃至海關稅務司英國人梅爾公館里，後由英人護送到青島；接著革命黨人用電話召集東西炮台警衛隊整隊進入市街，城內清軍紛紛棄槍躲避。李旭堂等在大清銀行得手后，放火助威，並將銀行所存官銀8萬元及10餘萬紙幣全部提出，發給各軍、警一個月薪餉，以示安撫。這樣，革命黨人一夜之間光復了煙台。第二天一早，煙台大街小巷鼓角齊鳴，各商戶開門慶賀，易旗表示歡迎。

煙台起義勝利后，革命黨人立刻致電上海、武昌，向那裡的革命軍政府報告光復經過，以便南北呼應，加強聯絡。同時，革命黨人還照會各國駐煙台領事，表示敦睦邦交等。

11月13日，省城濟南宣告山東獨立。消息傳來，煙台革命黨人信心倍增，議決成立煙台臨時軍政府。但在建立革命政權的關鍵時刻，手足無措的革命黨人出現了重大失誤。最初大家公推董保泰為軍政府總司令，但董一再推辭不就任。這時恰好清軍舞鳳號炮艦由天津開來，該艦管帶（艦長）王傳炯假稱讚成革命，表示誓與革命黨人合作，革命黨人缺乏政治鬥爭經驗，又“以未諳軍事者居多”，便輕信了王傳炯，公舉他為軍政府司令。革命黨人欒惺壑、李鳳梧任參謀，倪顯廷、孫嘏臣為交涉科科長等，煙台首義十八豪傑的其他人多被排斥於政權之外，王傳炯這個投機者卻掌握了煙台軍政府的大權。

王傳炯攫取煙台軍政府大權后，首鼠兩端，還經常與把持省城臨時政府的孫寶琦暗通聲氣，相互勾結，排擠、壓製革命黨人，破壞革命成果。革命黨人強烈要求軍政府組織力量西征，以打破清軍對革命勢力的圍剿，支持各地的武裝起義，但王傳炯按兵不動，阻礙革命的進展，給清朝反動勢力以喘息的機會。

當煙台和山東革命形勢面臨危機之際，山東同盟會主盟人徐鏡心等人由南方返回煙台。在此之前，徐鏡心與上海軍政府都督陳其美及湖北軍政府外交部副部長胡瑛等建立了聯繫，並請求上海軍政府派革命軍北上，支援山東。同時，徐鏡心還在上海聯絡各省同志，成立了中華民國共和急進會，以圖推進革命發展，擴大革命影響。1911年12月6日，徐鏡心率左汝霖、邱特亭等十餘名同志回到煙台。第二天即會見煙台革命黨人，商定成立共和急進會煙台分會，以便團結同志，肅清反動勢力，並設立辦公機構，由徐鏡心擔任會長。這時由東北前來煙台的革命黨人劉藝舟、李廷璧等也加入該會，劉藝舟被推舉為副會長。

徐鏡心的出現和共和急進會的活動，使王傳炯“經常感到受威脅和為難”，反動勢力坐立不安，伺機對其進行鎮壓。徐鏡心察覺后，便與李鳳梧等密議，認為“黨人必得兵權，乃能再起”，遂公開提議改煙台軍政府為山東都督府，推舉王傳炯為都督，以明升暗降的計策撤銷他的兵權。12月18日，共和急進會聚集煙台各界代表在毓材學堂開會，並提議由革命黨人左汝霖為司令，執掌兵權，推舉王傳炯改任暫時代理都督。王傳炯所部軍官見軍權歸革命黨人掌握，即刻退出會場，派兵包圍學校，開槍射擊，“欲執鏡心，鏡心大聲叱之曰：‘我會長也，汝等敢爾！’軍警懾其威，未敢逼”。在場的劉藝舟等拘留王傳炯以應付危局，徐鏡心遂向士兵宣講王傳炯叛逆罪狀，斥為“國人仇敵”，“士兵動容”。王傳炯自身難保，只得下令圍校兵隊撤離。革命黨人的奪權計劃也以失敗告終。

王傳炯逃回軍政府後，便利用手中的兵權，在煙台實行戒嚴，悍然逮捕共和急進會成員，並誣稱徐鏡心等人為土匪，陰謀進行迫害。東海關稅務司英國人安文則為王傳炯出謀劃策，提出將革命黨人“遞解出境”，以消彌革命力量，王傳炯接受了這一計謀。

鑒於革命黨人缺乏足夠的武裝力量與王傳炯等敵對勢力抗衡，徐鏡心等40餘位共和急進會會員被迫撤至大連，以謀再舉。

革命黨人在煙台的活動雖一時受挫，但當時全國革命形勢正蓬勃發展。1912年1月1日，與清朝統治對立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這對於全國各地革命黨人是個極大的鼓舞。這時，策動煙台起義的欒惺壑到達上海，與正在那裡的山東同盟會領導成員丁惟汾、謝鴻燾、蔣衍升等取得聯繫，然後分別向上海都督陳其美、南京臨時政府陸軍總長黃興請兵，要求支援山東。丁惟汾等還謁見孫中山，請示解決山東危局方策。孫中山認為山東形勢舉足輕重，關係全國革命大局，指示山東革命黨人在煙台、大連等地積極開展工作，同時任命胡瑛為山東軍政府都督（因胡瑛時任南京政府與北京政府談判的議和代表，故暫由杜潛代理），並調派北伐革命軍開赴煙台。

1912年上旬，被孫中山任命為關東大都督的藍天蔚及革命黨人商震，率一旅北伐軍從上海乘海琛、海容、南琛等軍艦來到煙台。這月中旬，滬軍參謀長劉基炎也以“北伐先鋒隊”的名義，率3000民軍乘艦到達煙台，杜潛、丁惟汾、蔣衍升、欒惺壑等同艦抵煙。此外，由鄭天楚帶領的廣東北伐軍也奉命開到煙台，駐守煙台南邊的萊山鎮。杜潛一到煙台，立刻宣布成立新的軍政府，並與丁惟汾、張傳一等共同主持。在此之前，王傳炯早已逃之夭夭。此後隨著革命形勢進一步發展，胡瑛蒞任山東軍政府都督，並在煙台設立都督府，以連成基為總司令，蔣衍升為秘書長，張學濟為參謀長，徐鏡心、謝鴻燾為參謀等。同時，煙台還設立了臨時議會，並向南京舉派了臨時參議院的議員。各路革命軍3000餘人駐紮城內城外，大街小巷隨處可見佩戴“光復煙台紀念章”與“建造民國紀念章”的各界人士，到處是一派欣欣向榮的革命新氣象，煙台的革命形勢大為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