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風

郁風（1916~2007）女，漢族。祖籍浙江富陽，出生於北京。郁風少時受到叔父郁達夫的影響，愛好新文藝。早年入北平大學藝術學院及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學習西洋畫。1935年後歷任上海美專附中教師，上海及廣州《救亡日報》記者，四戰區政治部第三組美術宣傳負責人，香港《耕耘》主編，《星島日報》、《華商報》編輯，桂林廣西藝術館研究員，香港《文匯報》駐京特派員，中國美協副秘書長及展覽部主任、書記處書記，《新觀察》副主編，《詩書畫》半月刊主編。1936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散文集《我的故鄉》，論文集《美的世界》等。

30年代期間在上海參加救亡運動，為報刊作插圖、漫畫，並參加演劇活動。

抗日開始隨郭沫若、夏衍赴廣州創辦《救亡日報》，後轉奧北四戰區從事美術宣傳工作，1939年到香港任《星島日報》及《華商報》編輯。與夏衍、葉靈風、戴望舒、徐遲、葉淺予、黃苗子等創辦《耕耘》雜誌，任主編。並參加香港文藝界協會活動。

40年代以後，在桂林、成都、重慶工作，發表散文，舉辦畫展，為話劇團設計舞台服裝；其後任重慶及南京《新民報》副刊編輯。

50年代以後在北京中國美術家協會和中國美術館主持展覽工作，並撰寫美術評論及散文。

80年代以後出訪法國、德國、美國、義大利、香港、韓國、澳大利亞並舉行畫展。

2007年4月15日，著名畫家郁風溘然長逝，享年91歲。

郁風的父親是抗日戰爭中殉國的法官、詩人郁華（曼陀）烈士，擅長山水畫。叔父是作家郁達夫烈士。郁風少年時期即受家庭熏陶熱愛文學藝術。1936年魯迅逝世時，上海英文《中國之聲》雜誌在封面首次刊登的魯迅畫像，就是她的作品。

新中國成立后，50年代起，歷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副秘書長、書記處書記、美術館展覽部主任等職。先後組織評選、陳列布置全國美術展覽及中外各種專題展覽計三百餘次。如1952年的亞洲太平洋和平會議美術作品展、1958年的齊白石遺作展、1959年的李可染個人畫展、1978年的何香凝遺作展等都是為美術界所稱道的。

對於畫展，郁風她不僅僅是組織舉辦者，她自己的作品也多次展覽過。1942年，她在桂林、重慶與黃新波、特偉等七八人共同創作舉行了“香港的受難”專題畫展。1944年在成都、重慶舉行“青城峨嵋寫生畫展”。1948年在上海舉行油畫、水彩畫展。1982年參加法國沙龍展的作品《春風吹又生》獲金質獎。1986年，她應邀到德國科隆美術館舉行畫展，展示了現代中國水墨畫的新面貌，受到了該國藝術界的重視。1988年起在香港、漢城、台北、悉尼，1994—1995年在杭州、北京、廣州舉辦了郁風、黃苗子伉儷書畫展，也受到了較高評價。

作為畫家的郁風，在文學上也有較高的成就，她著有散文集有：《我的故鄉》、《急轉的陀螺》、《時間的切片》、《陌上花》、《美比歷史更真實》、《畫中游》，編有《郁曼陀陳碧岑詩抄》、《郁達夫海外文集》等。

郁風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常務理事，北京市政協委員。現任北京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出版散文集有《我的故鄉》、《急轉的陀螺》、《時間的切片》、《陌上花》、《美比歷史更真實》等，編有《郁達夫海外文集》、《郁曼陀陳碧岑詩抄》等。

郁風曾熱衷於現代中國畫的探索，她的作品構思精巧，色調秀麗，意境清雅，富有濃郁的抒情意味。蘆葦、野花、西北和江南的風景，通過她的畫筆，表現出現代中國人對於大自然的熱愛，這種心靈感受的作品不知不覺地就引發了人們的共鳴。

而她的散文，也富於畫家的獨特敏感，具有明麗、清新、質樸的風格。

被黃牌警告

2007年4月郁風去世后，據她兒子介紹：“母親患病已經三四年了，三年前發現患了子宮癌，做了切除手術后，不久又檢查出患乳腺癌，又做切除手術。去年七八月份體檢時發現淋巴腫瘤癌擴散。三周前做完腫瘤切除手術后就昏迷不醒，直到昨天去世。”他回憶道，“病中的母親很堅強，也很樂觀，每當病情嚴重時她會說被‘黃牌警告’了。”

一對快活的老伴

知名雜文家邵燕祥是黃苗子郁風夫婦的多年好友。在他眼中，91歲高齡的郁風，熱情如青年，天真如中學女生。邵燕祥追憶，日常生活中的郁風是非常令人喜愛的朋友。“每次聚會她都會成為中心人物。”據邵燕祥所知，郁風近年來已經動過多次大手術，可她一出院便立即“痊癒”。

2004年，黃苗子郁風夫婦一起慶祝了他倆的“鑽石婚”，這標誌著他們共享了60年幸福的婚姻。在邵燕祥的印象中，他們夫婦倆平常出雙入對，是一對“快活的老伴”，“他們既相依為命又各自獨立，就像舒婷詩歌《致橡樹》中所寫的橡樹與木綿。”

拍結婚照趣事

《可凡傾聽》節目主持人曹可凡向記者透露了黃苗子、郁風拍攝結婚照的趣事：“黃苗子矮小、郁風卻很高大，但我們看到他倆的結婚照，卻是黃苗子高、郁風矮。這就是葉淺予想了辦法，拍照之前，在黃苗子腳下墊了兩塊磚頭。為此，夏衍還寫過一幅字，叫做‘此風不可長’。”“但是郁風先生的記性卻不是特別好。”曹可凡說，“那時黃永玉和她夫婦一起去日本玩，看到一棵長得像櫻花的樹。郁風說這是櫻花，黃永玉說不是，於是爭論起來。結果，郁風說我上山去問問當地人，回來的時候，她卻對黃永玉說：‘我說這不是櫻花吧。’”

家人不得已下禁令

郁風極好熱鬧，一見到朋友，就會拉著說個不停。在她住院的最後階段，家人考慮到這點不宜於休息、治療，索性下了“禁令”，親朋好友一律不得看望。

曹可凡還透露：“她生病時，打電話給丁聰，說：屬於女人的東西我全沒了。’丁聰說：‘挺好啊，可以寫篇《屬於女人的東西我全沒了》，我配漫畫。’”

生病也不能耽誤玩

在沈崇的印象中，郁風是一個開朗的老太太，雖然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她經歷了三次大手術，“但是她非常樂觀，根本沒有生病這個概念。”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當郁風進行完第三次手術，就匆匆去旅行了。“黃永玉請她去鳳凰玩，當時她手術剛結束，還沒等拆線，就去了鳳凰。等玩得盡興了，這才回到北京的醫院拆了線。”

霸道的服裝行家

郁風不僅是畫家、作家，還曾經做過服裝設計，對於服裝搭配頗有研究心得。沈崇說起一次令她印象深刻的楓涇之行，“我倆同時看中一條藍印花布的圍巾。我想買，她卻不讓我買，說兩個人一起圍著同樣的圍巾出去是不行的。我當場就說，‘你也太霸道了。’她一聽，就再買了一條送給我，但表示絕對不能在同一場合圍。”沈崇表示，之後她從未戴過這條圍巾，“但這次26日在中國美術館舉辦郁風夫婦畫展，我決定戴這條圍巾，作為對往事的送別和記憶。”

對大閘蟹情有獨鍾

郁風曾在上海生活過一段時間，所以對這座城市有著特別的感情，尤其對大閘蟹情有獨鍾。沈崇回憶：“她第二次開完刀出院，正值我和丁聰來上海，她就非要跟著一起來。最後，因為她在日本有個展覽，我們說你得準備展覽，這才不跟來。但是她卻天天打來電話，問這問那，要我們回報一天情況。一聽到有大閘蟹，興奮得不得了。結果，我們帶了很多大閘蟹回去給她吃。”

情緣黃苗子

黃苗子郁風：一流人物二流堂

近三十年間，黃苗子和郁風夫婦書畫合璧，聲名日隆，但他們卻自稱是“行走在藝術世界里的小票友”——

兩個版本的初次見面

記憶有時是靠不住的。即使親歷之事，數十年後回憶起來，也往往成了另一種傳奇。歷史就是這麼有趣。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上海，黃苗子和郁風第一次見面。然而，這次見面在他們兩個人的回憶里卻有兩個版本。

黃苗子的版本是：我記得是和郁風在葉淺予家見面的。當時，我經常去找葉淺予。晚上，郁達夫來了，我沒有發現他帶著侄女郁風來，就說：“達夫，你管管你的侄女啊！”郁達夫答道：“你瞧，我帶她來了！”

郁風的版本則是：當時我才十七八歲，初出茅廬，從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剛畢業。我年輕，什麼也不懂，跟著叔叔郁達夫到處亂轉。郁達夫帶我去霞飛路的漫畫俱樂部，黃苗子他們幾個漫畫家就經常在那裡聚會。當時是在一個按摩院樓上見的面，那是個不大好的地方，可能不僅僅有按摩。他們一幫人在一起，我跟張光宇、張正宇、丁聰、葉淺予，還有黃苗子見的面，都是頭一次，以前不認識他們。我記得清楚極了，沒有錯的。可能也不矛盾，他說的是一回事，我說的是一回事。

兩個不同背景的人

黃苗子生於廣東香山(今中山市)書香世家，父親黃冷觀與國民黨要員吳鐵城曾同為同盟會員。拜吳鐵城之賜，黃苗子一直是拿鐵飯碗的國民黨高級公務員。嶺南名家鄧爾雅開啟了黃苗子一生為學之門，當時黃冷觀在香港辦中學，鄧爾雅跟黃冷觀是同學，就經常來教黃苗子。古詩文的閱讀和背誦奠定了黃苗子的文學基礎，練習書法則是他每日樂此不疲的功課。

早在進入香港中華中學讀書前，黃苗子就喜歡上漫畫，16歲時創作的漫畫《魔》入選香港學生畫展，並在葉淺予主編的《上海漫畫》發表，這使他對上海無限嚮往。1932年，黃苗子從香港跑到上海投筆從戎，黃冷觀緊急給時任上海市長的吳鐵城拍電報，拜託他關照兒子。吳鐵城把黃苗子安排在上海市政府任職。黃苗子身在官場，心在藝壇，與許多畫家成為至交。

一年後，郁風也隨家人從北京南遷上海。與黃苗子不同，郁風的父親郁華、叔叔郁達夫都曾留學日本。郁華是著名法官，曾營救田漢、陽翰笙、廖承志等左派人士，郁達夫是新文學健將。郁風的大法官父親和大作家三叔在她的生活中佔據重要位置。郁風受郁達夫的影響，熱衷進步活動。郁達夫曾帶郁風去見魯迅，郁風至今記得魯迅和藹的笑容，以及他很特別的用大拇指和四個手指拿香煙而不是夾在食指和中指中間的姿勢。有一次郁達夫很直率地對魯迅說：“我侄女學畫，你有什麼畫冊給她一本吧。”魯迅果然送了郁風一本《引玉集》。郁風先在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學習油畫，隨後到南京中央大學在徐悲鴻、潘玉良門下深造。

和郁達夫的交往，黃苗子記得很清楚。每次郁達夫從杭州來上海，邵洵美都會打電話把黃苗子約出來，一起吃飯聊天。邵洵美是上海“文壇孟嘗君”，他創辦的時代圖書公司，把當時有名的漫畫家張光宇、張正宇、葉淺予、魯少飛全都收羅進去。黃苗子有空就到時代圖書公司，和這些年輕藝術家們玩在一起。郁風就在這時候走進他的世界，才人相聚，意趣相投，家庭背景大不相同的兩個年輕人常常在一起談時事、報紙、文藝，因為藝術交流而成為了朋友。

戰火中的婚禮

抗日戰爭全面展開后，很多上海的文人被迫流亡廣州，當時郭沫若是《救亡日報》的挂名社長，由夏衍主辦，郁風為記者。有一次，夏衍對黃苗子訴說《救亡日報》缺乏白報紙。黃苗子積極支持抗戰，想出了個主意，建議夏衍以郭沫若的名義寫個報告，上交廣東政府，要求進口國外的白報紙，理由是宣傳抗日，這樣可以免關稅。夏衍照計而行，很順利地得到批准。多餘的紙張，在廣州賣出去，得到一些錢，又可以養活《救亡日報》了，一舉兩得。

黃苗子與夏衍交往，自然免不了與郁風接觸。當時，黃苗子24歲，郁風21歲，二人已經在上海相識，又在千里之外的廣州相逢。後來幾經周折，兩人又相繼來到重慶。在重慶，黃苗子、郁風、夏衍、徐遲、馮亦代常聚在一起。當黃苗子向郁風求婚時，以革命者自居的郁風覺得難以抉擇，因為黃苗子這時依然在國民黨政府任職。為黃苗子擔任說客的是共產黨人夏衍，夏衍專程到盤溪徐悲鴻的美術學院找到了郁風，玉成了黃苗子、郁風的“國共合作”。1944年5月，他們在郭沫若的家裡舉行訂婚儀式。當年11月，不同政黨的要員在重慶一同參加他們的婚禮，書法大家沈尹默做證婚人，柳亞子和郭沫若合詩：

躍冶祥金飛郁鳳，舞階干羽格黃苗。蘆笙今日調新調，連理枝頭瓜瓞標。

二流堂風雲

在黃公館的不遠處，有一個文化人的住所，名為“碧廬”，這是電影界著名報刊編輯唐瑜自費建造的房子，用來接納文藝界的窮朋友。常常在這裡的有革命家兼藝術家夏衍、漫畫家丁聰、劇作家吳祖光、畫家葉淺予、大牌明星金山、翻譯家馮亦代、歌唱家盛家倫、黃苗子和郁風夫婦。大家性情相投，自由自在地歡聚一堂。

那時進步文化人多與共產黨來往較頻，結交的是周恩來、潘漢年、廖承志、喬冠華這樣的朋友。從延安來的秧歌劇《兄妹開荒》中有個陝北名詞“二流子”，引起了“碧廬”中人的興趣，這些文化人平時不用嚴格上班辦公，生活自由散漫，便互相用“二流子”調侃。有一次，郭沫若來“碧廬”聊天，興緻勃勃地要題匾“二流堂”，一時沒找到宣紙和毛筆，並未題成，但“二流堂”的名號從此就叫開了。“二流堂”在民族水深火熱之際安頓了一批文化人，而不同學科的文化交流，更成就了日後一批文化大家。

1949年後的北京棲鳳樓，住著黃苗子和郁風、吳祖光和新鳳霞、盛家倫、戴浩，盛家倫稱這裡是北京“二流堂”。當時大家聚到一起，各自有各自的朋友。黃苗子跟郁風是美術界的朋友多，盛家倫音樂界的朋友多，吳祖光是戲劇界的朋友多。黃苗子回憶說：“‘二流堂’除了在朋友上的感情溝通，更多是推動大家專業之間的交流。比如吳祖光搞梅蘭芳的戲劇，就把我、張光宇、張正宇請進去做藝術顧問，對布景等提出意見。這一類的事情很多，我們沒有有意識地去振興中華文化，但是實際上也做了一些這方面的工作。”

這批志趣相投的文化人聚在一起，並不知道厄運將至。1967年12月13日的《人民日報》上，赫然刊登了著名檄文《粉碎中國的裴多菲俱樂部“二流堂”》，字字粗黑。“二流堂”一案株連數人。黃苗子和郁風夫婦名列其中，受害的除了一批熟知的堂友之外，還有陽翰笙、葉淺予、丁聰、馮亦代、潘漢年、趙丹、華君武、聶紺弩等。

“文革”時期，黃苗子和郁風夫婦含冤入獄7年，關押在同一個監獄，卻相互不知下落。在郁風的回憶里，監獄生活成了一種修鍊：“堅持鍛煉，斗室之內，日行萬米，就感到生命的正常存在。因為我相信，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身體被禁錮了，思想卻可以自由飛翔，和古人、世界對話，飛向每一個熟識的人，飛向每一處可懷戀的地方。”

亦師亦友雙子星

黃苗子說：“我這一輩子得到過最大的益處就是朋友。我原來只是中學畢業，沒有什麼學歷，都是靠長輩、朋友的幫助，才有了一些學問。”

很多朋友比他年長。1957年，黃苗子到廣州送母親上船回香港，為了研究唐代畫聖吳道子，特別去中山大學拜訪陳寅恪先生。當時，陳寅恪的眼睛已經看不清楚，要跟著一條白線去課堂。黃苗子記得：“陳老的頭腦十分清醒，博聞強記。他指導我，讓我查《新唐書》第幾卷第幾頁有一些有關唐代壁畫的材料，《舊唐書》第幾卷第幾頁也都是如數家珍。”

其實，除了眾多良師益友之外，黃苗子與郁風就是彼此藝術上的師友。郁風笑道：“我經常是他的第一個批評者，他寫了字，我其實不懂，但是我從藝術的角度、直覺、構圖等方面，最不客氣地評價。他有時候聽，有時候也不聽。我的畫，他也批評。後來，他總說他畫畫是跟我學的，其實不是。我們先後在澳大利亞生活了十年，那裡地大人稀，住的房子很大，我們也有一個很大的工作室。我們一共有三個工作台，中間有一個大桌子，我畫完以後的顏料都不用收起來，他寫完了字就‘偷用’我的顏料畫畫。”

現在，滄桑之後，苗子、郁風在北京安度晚年。兩個人的年齡加起來已是180多歲了，但是，看上去面容紅潤，耳聰目明，黃苗子不時歡笑，郁風中氣十足。

近三十年間，黃苗子和郁風聲名日隆，夫婦書畫合璧，被譽為中國藝術界的“雙子星座”，但他們卻自稱是“行走在藝術世界里的小票友”。黃苗子的打油詩和郁風的散文，在他們看來不過是玩票，卻玩出大家風範。在家中有黃苗子手書的“安晚”二字，那正是他們自狀和自求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