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田四呂

北宋時期，藍田縣一呂姓人家，有兄弟四人皆聰慧好學，進士及第，故得“一門四進士”的美名。其中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最早都師從張載，呂大防雖未隨其學習，但對張載幫助甚大。可以說，關學的領袖和思想支柱是張載，關學的政治經濟支柱是藍田諸呂。藍田四呂”均在北宋朝廷擔任要職，而且在文化、學術領域頗有貢獻。

呂大忠（1020年—1066年），字進伯，其先祖為汲郡人，因祖父呂通葬於京兆藍田（今西安市藍田縣），遂家定居藍田。呂大忠共兄弟五人，四人登科及第，其中呂大忠、呂大防、呂大鈞和呂大臨都被《宋史》立有傳記。

熙寧元年（1068年），宋神宗即位，為了富國強兵，召王安石進京，委以宰相重任，讓其主持變法。王安石為了變法順利，便派出多人出使鄰國議和。呂大忠和范育接到使命，權衡再三，認為不妥，呂大忠便寫了奏章，著重指出此時和鄰國議和，的確不好把握，處理不當反會損壞國家利益。因此他認為，此時不可主動前去議和。後來和劉忱一起派住遼國商議代州（今山西代縣）以北的領土劃分之事。這時呂大忠之父病逝，呂大忠隨即趕回藍田奔喪。喪期未滿即被召任知代州。遼使來到代州不坐為他們安排的次席卻佔主席位置，呂大忠見此情景憤然大怒，將次席搬移到長城以北。遼使無奈，只得聽從呂大忠的安排。在領土劃分問題上，遼使提出，只要把代州割讓給遼國，遼國就不再侵犯宋朝，從此兩國和平共處。神宗準備同意此條件，呂大忠站出來說：“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宋神宗不大高興，問道：“卿是何言也？”劉忱說：“呂大忠的意見關乎國家大事，此事陛下一定要三思而行。”當時的文武大臣一時也都拿不出好方案，就將此事暫擱下來，隨即把劉忱召回三司，呂大忠也趕回故鄉為父守孝。最後宋遼兩國以分水嶺為界。

呂大忠為人耿直，言行一致。在他知秦州時，州判是科舉狀元馬涓。一開始馬涓常以“狀元”自稱，呂大忠見狀后對馬涓說：“狀元之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為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為自己之學，不可不勉。”勸解馬涓不要留戀於科舉牌子，應從實際出發，採用經世致用的辦法修身養性，不斷提高治國之道。他常常教導馬涓勤政帶民的方法和道理。馬涓十分感激，虛心拜呂大忠為師。

呂大鈞（1029—1080），字和叔，呂大忠二弟，他從小就膽識過人，文才兼備。北宋嘉佑二年（1059）中進士，被授予秦州（今甘肅天水）司里參軍，後任延州（今陝西延安）監折博務、三原知縣、后供（今福建福州）知縣等職。當被薦知涇陽時，父病逝，他趕回奔喪。三年喪期滿后，呂大鈞自以為學識尚淺，於是他便辭官回到藍田，開始傳授張載學說，後來許多大臣都推舉呂大鈞為王宮教宮，呂大鈞不負重望，特寫了《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獻上，文中描繪了建立“外無異人，旁無四鄰，無寇賊可御，無閭里可親”的共和大家庭的構思。被即任以鳳翔尋監船務官和制改宣議郎等職。元豐年間（1078—1080），時值宋朝用兵西夏，呂大鈞是富廷（今陝西富縣至延安一帶）轉運司副使。一次，種諤率兵出塞外，可軍需還沒有接上，轉運使李稷恐受軍法，打算回安定（今陝北王家堡一帶）取糧草，就派呂大鈞向種諤請示，種諤得知后，怒道：“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耳。”呂大鈞替李稷求情，種諤聽了呂大鈞的解釋，表示解釋，但嘴上卻說：“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呂大鈞不僅不怒，反譏笑說：“你以為這些話就能嚇倒我嗎？我奉命前來向你請示，你把我殺了，我毫無怨言，惟恐你會因此而受過。”種諤見呂大鈞剛直不阿，只好同意呂大鈞的意見，這才允許李稷免受處置。時間不長，呂大鈞在任上病逝，時年五十二歲。

呂大鈞死後，范育給他寫了墓誌銘，稱呂大鈞“是誠德君子”，說呂大鈞一生性格醇厚正直，剛強勇敢，言行一致。能以孔子求學必有遠大理想來激勵自己，以孟子積德行善為榜樣，以顏子克求仁義來自勉，力圖由誠學的精神達到明白事理，且為此目標奮鬥不止。他不因別人都停止不前而陷入困惑之中，也不因為少數人的看法而順從。他不隨著時勢的變化而動搖自己的觀點，而為能夠“繼承孔孟之絕學，闡物儒家禮治”這個宗旨而奮鬥不息，力求使自己成為鴻儒。連呂大鈞之妻種氏也效仿他為其父辦理喪事的做法，不用鄉風野俗，而是嚴格依照儒家禮制將其安葬。其子呂義山也深得父傳，後來也成了大學者。

呂大防（1027—1097），字微仲。仁宗皇佑元年（1049）進士。在呂氏兄弟中，呂大防的官當的最大(1049年舉進士第)，宋哲宗元佑年間曾任宰相。他雖不是張載的門人，但《宋元學案》記載其人與張載同調，張載辭官回橫渠講學后，呂大防曾向宋神宗再次舉薦復其官職，后張載被詔為太常禮院，因與禮官不合，辭官行至臨潼，病逝館舍。

呂大防不但是北宋名相，在政治、軍事方面有所作為，而且是一位在經學、地理學、文學等方面都很有造詣的學者。

呂大臨（約1042—1090），字與叔，號芸閣。呂大臨時我國考古研究第一人。他先後擔任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掌管典籍的校勘、刊印和發布。他一生致力於學術研究，精通《六經》，尤其精通《三禮》。南宋時理學集大成者朱熹說，呂大臨的學術成就高於當時與他並稱的諸家，程顥稱讚其學問是“深潛縝密”，可見呂大臨學術造詣之深。

呂大臨自幼就受環境的熏陶，非常熱愛學習。青年時代就勤於治學，經常與兄長們探討古書中的問題。他在讀書和治學上，曾有一些獨到的見解，仍可作為我們今天的借鑒。

他說：“讀文務以精熟背誦為主，誦之不差一字，方知其命意之所在，精粹之可取。”他的意思是，讀書必須背誦得非常熟悉，能背誦地一字不差，才能知道文章的命題立意所在，有哪些精華可以汲取。不過，對於他的見解，我們應當這樣理解，青年人讀書當然不必凡書都要背誦，但對具有代表性的特別好的文章，精熟背誦還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背誦得越熟悉，才越能加深對文章的理解，領會它的精華所在，從而加以汲取。

他認為從事學術研究，不要走一般人已經走過的道路，也就是不要重複前人已有的見解，而要尋找前人沒有攀登過的高遠的境界。歷盡艱難險阻，經過刻苦勤奮的鑽研，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才會有突破性的重大成就。呂大臨正是這樣做的，終於成為一位學術造詣頗深的學者。他深受張載哲學思想的影響，因而繼承和發展了張載的學說。他更是娶了張載弟弟張戩的女兒為妻，使呂家與張載親上加親。

張載在倫理觀上有個重要觀點是“性善論”。他認為人和萬物都是“氣”之所聚，而“氣”本來的“天地之性”是純潔的，因此人應當修身養性，保持先天的善性，將社會建設成為一個和睦的大家庭。張載認為，“天性”的道德的主要內容就是一個“誠”字，他說：“君子誠之為貴”。呂大臨則在《克己銘》中說：“大人存誠，心見帝則”。他的意思是，應將“誠”看作是做人的最高準則。“誠”是古代儒學的一個重要範疇，《孟子》和《中庸》都多次談到，指一種崇高的精神境界。呂大臨所追求的就是這種崇高的精神境界。

呂大臨對待朋友，總要以誠相待。當時，他的朋友富弼，曾在朝廷作過多年宰相，本來政治上十分進步，曾和范仲淹一起建議改革朝政，但後來政治上受了挫折，在家裡信起佛教，追求長生不老，以逃避現實。呂大臨了解到這個情況之後，即誠心誠意規勸富弼改正。他致信富弼說：古代的進步之士擔當大任的，都以聖賢之道醒悟人民，既成就自己又成就別人，怎能以官位之升降、體力的盛衰，而改變自己的意志。現在人們懷疑儒家之道，而輕視禮義。因此現在為提倡儒道，革除壞的風俗，就要依靠您的力量。如果您將精力轉移，氣節改變，奉佛以求自己長生，這是山谷避世的人獨善其身的做法，完全不是世人對你的期望啊！

呂大臨在信上直言不諱，對富弼逃避現實，只求個人長生不老，誠懇地提出了批評。這表現了他以一腔熱血，為進步事業而奮鬥，積極追求用才於世的風貌。而富弼讀了這封信，也深受感動，覺得自己錯了，立即複信表示感謝。

張載創立的學派———“關學”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學貴致用”。呂大臨發揚了這個傳統。他並不是光鑽研學問，而十分注意關心國家大事。當時，很多做大官的任人唯親，對有才能的反而予以嫉妒。針對這種弊病，他主張改革用人制度，要選賢任能。他認為，治理國家，重在得人，只恐怕人才不足，何患於多呢？他指出當時選拔人才的流弊在於：本來人才十分缺乏，但卻用人不當，沒有才能而做官的到處都是，考察政績大都無所作為，有的甚至為害於民。因此，他竭力主張改革考試方法和學制，選拔真正有學識、有能力的人才，委以重任，任用之後還要勤於考察，勝任者留職或者提拔，不勝任者降職甚至罷除。他的這些改革主張，有的放矢，頗有見地。范祖禹以其勤奮好學，人品出眾，曾向宋哲宗推薦，任他為太學講宮，但未及抵任而逝，終年48歲。

呂大臨一生著述其豐，現在我們能見到的有《禮記解》十六卷，《大學解》、《中庸解》各一卷。這些著作在宋明哲學史上有一定的地位。除此之外，呂大臨還是最早對青銅器及其銘文進行了系統研究的學者，他的金石著作《考古圖》（十卷）體例嚴謹，收錄了當時秘閣、太常內藏等宮廷和民間38家收藏的青銅器、石器、玉器共238件，而且大都價值極高、造型精美，是青銅器中的精華。這本書和《考古圖釋文》已成為珍貴的文物資料，為我國現代考古學、古文字學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