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

公知原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狹義的公共知識分子概念，通 常具有五個基本特點：具備學術背景和專業知識；擁有普遍價值的基本底線；保持個人獨立和正義立場；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能夠對重要公共事務發表真實意見。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公知”。廣義的“公知”概念，僅指對公共事務發表意見的專業知識分子。自從有公共媒體以來，就有公知的存在。

早期公知是知識分子群體中最親民的一類人，肩負著開啟民智、引導輿論的作用。

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著書立說，將人們從蒙昧中引領出來——比如在《哲學辭典》一書中冒天下之大不韙，揭穿民族英雄聖女貞德的神話，“我們的史學家們大都對美化歷史比對真實更愛好。他們都說貞德英勇就義。但是根據當時的記事和史學家維拉雷所述，她接到判決書時聲淚俱下。”，對社會上眾多的冤屈事件發出抗議，為之申訴直至受冤屈者終獲昭雪。

哲學家羅素和科學家愛因斯坦共同發表呼籲廢止戰爭的宣言，並將其副本分送給美、蘇、中、英、法、加6國首腦，“據非常可靠的權威人士說，現在能製造出的核彈，威力要比炸毀廣島的大2500倍。……我們要向人類呼籲：記住你們的人性而忘掉其餘。……要是你們不能這樣做，那麼擺在你們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險。”88歲時，羅素參加了核裁軍群眾大會並發表演說，與“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通過電視進行越洋對話；去世前兩天，他還在公開譴責以色列對埃及的轟炸。

最近的和最好的例子是被稱為“美國良心”的蘇珊·桑塔格。“9·11”之後，她批評美國政府及各大媒體的片面報道和煽動反伊斯蘭情緒；2001年5月9日，她在為她頒發“耶路撒冷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上，發表了題為《文字的良心》的演說，毫不客氣地指斥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的野蠻行徑，“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並儘快拆掉這些移居點和撤走集結在那裡保護移居點的軍隊，否則這裡不會有和平。”2004年5月23日，她在《紐約時報》發表長文《關於對他人的酷刑》，針對美軍在伊拉克的虐囚醜聞進行了言辭激烈的批評，將美國士兵與薩達姆的行刑隊，甚至納粹軍隊相提並論。

民國年間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就是早期的公知。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在文革中被普遍打壓的知識分子階層重新凝聚起來，公共知識分子也在重新形成。雖然當時不使用公知一詞，然而如北島等人，也被後來的人們認為是公知。

美國法學家波斯納提出了在當代美國和西方社會出現的“公知”現象，並批評了他們的種種毛病，“公知”的精神，則是中國國內的媒體首先提出並倡導的。

公共知識分子這一名詞“大範圍使用始於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別策劃“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個概念，此後自2005年起，“政右經左工作室”每年推舉當年度富有影響的“‘政右經左’版公共知識分子”。其共同標準為：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同年底，《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目為《警惕“公共知識分子”思潮》的理論文章，認為公共知識分子以“意見領袖”和社會“牛虻”自居，其實沒有真正的獨立性，也沒有價值中立的批判精神，“其實質是要通過宣揚所謂的知識自主性來與我們黨和國家爭奪'話語權'，不利於國家的改革發展和穩定”。

1997年，何清漣的《現代化的陷阱--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出版，該書立足於“將人文科學的道義評價與社會科學的理性判斷結合起來”，獲得了民眾的廣泛關注。

21世紀初，人們呼籲知識分子重新進入公共領域，關注公共事務，不希望這些受過精英化教育的群體，在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面前集體失聲。

2001年，吳思的《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出版。

2004年6月19日，《羊城晚報》發表文章指出，19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公共”的獨立性的社會群體，已經開始出現雛形。進入1990年代，這些知識分子群落紛紛風流雲散，與此同時，作為知識生產空間的學院開始急劇膨脹，成為最大的知識工廠。學院膨脹以及學院體制健全化的結果是，知識生產不再只是一個純粹的精神活動，而是與生產者的利益密切相關，通過職稱評定、職務考評、研究項目立項、學術經費的分配等一系列的行政手段，知識分子大多被嚴格限定在學院體制範圍之內活動。另一方面，現代學院學術因學科專業高度細分，知識的整體性不復存在，公共知識分子問題所涉及的一系列相關概念，諸如市民社會、公共領域、公共性、知識生產和知識傳播、公共利益、社會共識，等等，本身就是知識分工高度精細化的產物。許紀霖指出的“這種學院化的專業趨勢，形成了知識分子內部與外部的雙重斷裂。在其內部，原先統一的知識場域被分割成一個個細微的蜂窩狀專業領地，不同學科之間的知識者不再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領域和共同的知識旨趣。在其外部，由於專業知識分子改變了寫作姿態，面向學院，背對公眾，他們與公共讀者的有機聯繫因此也斷裂了，重新成為一個封閉的、孤芳自賞的階層。”

2005年，英國《前景》雜誌聯合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在網路上舉行了一次“百大公知”讀者投票，評選百位健在且積極參與公共生活的知識分子。

2006年，俞可平的一篇名叫《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文章，引發了民眾對民主問題的再次熱切關注。

2008年，洪振快的《亞財政——非正式財政和中國歷史博弈》出版。

2009年，北大五名教授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修改《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直接促使《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公布實施。同年，劉瑜的《民主的細節》出版，以講故事的形式，把“美國的民主”這樣一個概念性的東西拆解成點點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讓民眾切實了解了美國民主的真正含義。

2010年，熊培雲的《重新發現社會》出版，讓民眾再次認識到公共知識分子獨立思考，堅守理想的人文情懷。

2011年，於建嶸設立的“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微博引發了民眾的“微博打拐”熱潮。同年，資中筠先生出版了《資中筠自選集》，讓民眾了解了公共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憂患意識，志於道的精神，以及對普世價值的追求，還有拒絕遺忘，追尋和揭示歷史真相的努力。

2012年，韋森的一篇題目叫《預演演算法修訂怎能“靜悄悄”？》的文章引發了民眾對《預演演算法修正案（草案）》修訂過程的關注和批評。

2011年以來，公共知識分子在網際網路和大眾媒體中開始被簡稱為“公知”。在中國網路社會，一些人有目的性引導輿論或自以為是地發表不成熟的批判言論，並自詡為“公共知識分子”，使“公共知識分子”的形象受到了顛覆。使得許多人把冒充“公共知識分子”的人諷刺為“公知”。很多語境中，“公知”成為到處亂噴、水平不高、道德至上、居高臨下的代名詞。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邢兆良撰文指出，當代中國需要的公共知識分子應該具備獨立思想、批評精神與人文關懷。

首先，知識分子不應從“學而優則仕”的立場出發，以從政入仕作為自己的理想目標。“無欲則剛”，只有和現實的權力距離較遠，才有可能對社會公權保持質疑的立場和批判的力量，才能保持對社會公平和社會公正的關懷，以及對社會公權濫用的警惕，才有可能從思想啟蒙、思想批判的立場致力於社會的法制建設。對公共知識分子群體來說，進行憲政的思想啟蒙和社會拷問應是超越個體利益的一種社會責任。這是識別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真偽的試金石。

公共知識分子和專業型知識分子相比，其內涵具有明顯的不同點。其一，公共知識分子具有相對獨立的思想和批判精神；其二，他們以自己的理想和觀念來看待現實社會，是現實社會的批判者；其三，他們將關注世界、國家、人類、民族、社會的公益之事，視為自身義不容辭的社會義務和道德責任；其四，他們把是否將對人類社會的人文關懷付諸於實踐提高到個人道德高低的判別標準，即所謂“鐵肩擔道義”；其五，他們對現存的各種知識體系、觀念體系存在一種本能的懷疑和批判；其六，他們往往會藉助於職業平台來傳播自己的思想和觀念，以此來影響社會各階層的思想選擇和價值取向。他們本身也成為社會公眾心目中的一種社會良知、社會理性的楷模；其七，他們更多地是從社會契約理性的高度，以一種窮根究底的精神來探索終極答案和完滿境界。具有這些特徵的公共知識分子在現代法制社會裡有可能成為一種相對獨立、具有很大社會影響和能量、代表社會的良知和人類理想的社會階層。

公共知識分子應是一個職業道德操守優良的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的道德評價標準不僅體現在對信仰和理想的堅定性和實踐性，體現在他們的思想和批判的獨立性，而且也表現在他們個人的道德表現和職業道德的水平。因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使他們成為社會公眾人物，社會公眾對他們個人道德和職業道德標準的要求遠比對一般職業知識分子的要求為高，往往是從社會公德的角度，提高到個人道德必須為社會負責的高度進行審視和評價。社會公眾不能容忍一個職業道德敗壞的知識分子在各種媒體上大談對社會的人文關懷，大談社會誠信和社會公德的重要性，大談社會的公平、公正。對職業知識分子職業道德缺陷的批評、剖析是公共知識分子一個重要的社會責任。要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就必須面對社會公眾的審視和批判，必須有因自己的道德缺失向社會公眾公開懺悔的勇氣。因為公共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影響是公開的，所以他們接受社會公眾的審視和監督也是必然的。公共知識分子不能一方面享受社會公眾人物的“紅利”，另一方面卻拒絕承擔社會公眾人物的道德責任。作為社會公眾人物的知識分子的道德作偽最為社會公眾所不齒，認為這是對現代文明的公開褻瀆。

公共知識分子作為社會良知和理性的代表，不僅要展現思想魅力，更應該通過行動踐履。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具備的知識，使他們對人類社會的歷史與現狀的認識比其他社會成員高。他們的人文關懷就是以人類基本的價值取向（自由、平等）為前提，從而對人類、國家、民族的生存狀態和發展前景表現出深切的關注。這種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是公共知識分子人文關懷的核心內容，具體表現為對人類生存實態的憂慮，對現行社會秩序的批判，對弱勢群體的關愛，對特權群體的監督。公眾知識分子在各種場合表達人文關懷時，更多的是從思想、理論和制度的高度，批判現實的社會秩序，指出改進的途徑和應該實現的前景。

美國哲學家雅各比在《最後的知識分子》一書中，最早提出“公共知識分子”概念，認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應當有專業素養，有世界視野，有社會責任感，有改造社會的行動，有擔當社會引路人的勇氣。這“5個有”，從正面意義上勾畫了公共知識分子畫像的基本輪廓，賦予了公共知識分子以神聖的期待。

起初，用這個概念衡量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發現他們都是教學、科研機構的工作人員，如經濟學界厲以寧、張維迎，社會學界的李強、李銀河，法學界的朱蘇力、賀衛方、馮象、季衛東，文史哲學界的汪暉、秦暉、錢理群、徐友漁、雷頤、甘陽，政治學界的劉軍寧、俞可平等人，這些人都具備了深厚的學術背景和專業訓練，能夠站在公平正義的立場上向公眾傳達出個人獨立而真實的意見，且帶有強烈的批判現實的精神，獲得公眾和媒體的大力推崇，佔據了“意見市場”的多數份額。

但公共知識分子的缺點確實有些讓人不可饒恕的意味。例如，十多年來被方舟子打假的知名人士就有清華大學常智傑副教授捏造假履歷表事件，原清華大學教授劉輝學術造假事件，唐駿學歷造假事件，“國學天才”孫見坤剽竊作品事件，樂嘉的學位造假和色彩理論剽竊事件，韓寒作品被懷疑造假事件。在方舟子打假的同時，方舟子的妻子劉菊花的碩士論文也被指出抄襲，引發百人聯名上書中國社科院，要求調查劉菊花論文抄襲一事。此外，北京大學王銘銘教授學術論文抄襲被證實，輿論嘩然。還有人質疑著名學者汪輝的論文抄襲，引發全國上百位高校學者聯名發表公開信要求中國社科院和清華大學對汪輝是否造假給予公開、明確的定性。還有人質疑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的博士論文涉嫌造假。

公共知識分子有缺點，就更影響其形象了。例如，方舟子與韓寒之間的論爭，羅永浩與方舟子之間的論爭，微博約架事件，韓德強打老人事件，司馬南被扔鞋事件，殊不知，在爭鬥中，公共知識分子的罵名就在民眾中產生了，尤其在一些年輕人心中，一聽到“公知”就來氣。

放大公共知識分子缺點的還有媒體因素。在媒體的聚焦下，公共知識分子的缺點、低級錯誤很容易被放大，讓民眾在心理上難以接受，有時甚至讓民眾感覺到不可饒恕。再加上一些人打著公共知識分子的旗號，在媒體上招搖撞騙，貌似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上，以各種科學、專業的名義進行利益代言，有時還由於學藝不精、隨意跨界發表粗淺言論被人揭穿，讓他們很容易遭受民眾的鄙夷和唾罵，以至於連那些真正有獨立學術立場的人也被捎帶著污名化了。

客觀地看待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多年來嘔心瀝血所取得的理性成果，以及他們身上存在的各種缺點的原因，才算公平。片面地送他們一頂“公知”的帽子，不加任何客觀分析，對其污名化，肯定對中國社會的良性運轉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