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理論

企業家這個詞，從16世紀誕生的那一刻起，就被賦予了冒險者的身份。而在這之後到現在的若干個世紀里，企業家先後被賦予了經營者、資本家、經理、革新者等身份。這些身份的賦予，反映了在時代更替，生產力發展，制度變遷的歷史中，對企業家的不斷思索。但是，在這段歷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作為社會化生產的先行者和執行者，企業家這一路走得並不順利，企業家理論的發展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從企業家這個名詞的誕生，到企業家在經濟實踐中地位的確立；從經濟學理論中偶爾對企業家的提及，到系統的企業家理論的形成，企業家和企業家理論經歷了幾個世紀的風雨。

亞當·斯密的觀點

自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西方經濟學正式進入古典經濟學發展時期以來，無論是從企業家的職能和基本模式角度研究和解釋企業家概念的古典經濟學，還是從創新、決策、人力資本角度構建企業家研究模式，研究企業家特質的新古典經濟學，都是就企業家發展的實踐加以研究。直到1937年科斯發表的經典論文《企業的性質》，不僅奠定了現代企業理論的基礎，也成為企業家理論探討上重要里程碑。他所開創的契約理論，不僅成為現代企業理論的主流，也奠定了企業家問題在理論上進行研究的基礎，為企業家理論和現實實踐的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約瑟夫·熊彼特的觀點

在經濟思想史上，給予企業家以重要地位的是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熊彼特因此而成為企業家理論的代表人物。他發現許多企業沒有系統的書面戰略，而是靠企業家個人的諸如直覺、判斷、智慧、經驗和洞察力等素質，來預見企業未來的發展，並通過他的價值觀、權力和意志來約束企業的發展。戰略是一個企業家對企業未來圖景的洞察過程，其核心概念是遠見。他認為，解釋企業發展的因素，不是企業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目標而進行的企業行為，而是企業應對即將變化的環境的戰略意圖。這種戰略意圖，就是企業應付不斷變化的經濟和社會形勢而做出的努力，它是企業培養的一種能夠“在正從其腳下溜走的大地上站穩腳跟”的能力。在熊彼特看來，企業家是企業發展的發動機，正是企業家帶領企業實現著“創造性破壞”。企業家的功能不在於去尋找初始資本，也不是去開發新產品，他最核心的功能在於提供一種經營思想。這種經營思想經與企業資源結合后，將使企業創造巨大利潤。企業家可以在不增加任何現有有形生產要素的情況下，通過引入一種“新的生產組合”，使得企業現有生產要素更加合理和更加有效地得到利用，從而創造出超額利潤。熊彼特指出，“新的生產組合”包括“新項目的開發和用新辦法開展原有的項目”，這是企業得以發展的關鍵。另外，熊彼特還認為，雖然企業的創建者在一開始領導著他的企業，推動了企業最初的發展。但是，一旦停止了創新活動，他也就不再發揮企業家的功能了。可以說企業家在企業發展中最核心的功能就是創新，企業發展的最本質特徵也是創新。

彼得·德魯克的觀點

彼得·德魯克承繼併發揚了熊彼特的觀點。他提出企業家精神中最主要的是創新，進而把企業家的領導能力與管理等同起來，認為“企業管理的核心內容，是企業家在經濟上的冒險行為，企業就是企業家工作的組織”。按照德魯克的觀點，企業家在企業發展過程中扮演三種角色。

企業家在企業發展過程中扮演三種角色

①組織的奠基人（無論建立組織是否是一種創新行為；無論這名企業家是一名機會主義者，還是一名戰略家）；

②自有企業的管理者；

③他人所擁有企業的創新型領導者。

學者科爾從企業家角色方面，理解企業家在企業發展中的作用。他將企業家分為四類。

企業家分為四類

①精於計算的發明家；

②靈感豐富的創新者；

③過於樂觀的企業創建人；

④實力雄厚企業的締造者。

阿瑟·寇爾從社會學的角度，提升了企業家的職能。他指出作為一個真正的企業家，他不僅能夠通過創新來為經濟單位創造財富，從而扮演一個成功的經濟角色；更重要的是，他能夠通過與非經濟機構，如慈善機構、教育機構及文化機構之間，建立積極的互動關係來扮演一個成功的道德角色。

美國哈佛大學的著名心理學家麥克萊蘭（David Mc Clelland），對企業家特質進行了大量研究。他和他的同事經過實驗提出，人們在工作情境中有三種基本的動機和激勵需要。他們把這三種需要分為：對權力的需要(needforpower)、對歸屬的需要 (needforaffiliation)和對成就的需要(needforachievement)。這三種需要在現實生活中人們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只是各種需要的強弱程度因人而異。研究發現，企業家們顯示出很高的成就需要和較高的權力需要，他們具有強烈的成功欲和自我實現的心理需要，其成就欲一般高於普通人群。他們尋求挑戰性的工作，敢於承擔責任，渴望自己將從事的工作做得更完美更有成效。他們追求成功的行為，表現在創立企業並自主經營和敢於承擔並接受風險，他們的存在是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基礎。研究同時表明，成就欲與創業行為存在正相關關係，企業家們作為一個客觀存在的特殊社會群體，在創辦經營企業過程中，需要承擔經濟風險（投入資金）、職業風險（放棄穩定工作）和家庭風險（投入時間、精力），越是成功欲強烈的人越是願意承擔較高風險，這種對風險的態度和承受力，同時表現出企業家的另一種高度自信的個性特徵。

麥克爾·波特在《什麼是戰略》一文指出，制定或重建一個清晰的戰略是一項挑戰，它對由人構成的組織挑戰很大，因此要仰賴組織的領導者。“在許多企業，領導者已經退化到指揮運營效益和找生意的地步”，波特由此評論道。“然而，領導者的角色應該更廣也更重要。最高管理層不僅僅是各個職能部門的總管家，其核心人物是戰略。領導者必須制定準則，來決定企業應該如何對何種行業變化以及何種客戶需求做出反應，同時防止組織出現分心，並且保持企業的獨特性”。

市場不是由上帝、大自然或經濟力量所創造，而是由企業家所創造。成功的企業背後一定有一個偉大的企業家和一個極具凝聚力的企業家精神。“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企業家的作用對整個企業生死攸關。不是所有在領導崗位的都是企業家，不能創新的企業領導者只是一個企業工作者。有許多企業領導人，特別是有遠見的企業領導人，能憑藉超凡的個人能力來改變一個企業的現有處境，挽狂瀾於既倒，變劣勢為優勢，化優勢為勝勢。因此，組織需要依靠那些偉人來擺脫困境，向前發展。恰如郭士納之於IBM，韋爾奇之於GE，比爾·蓋茨之於微軟，葛洛夫之於英特爾，拉里·艾利森之於甲骨文，盛田昭夫之於索尼，施振榮之於Acer，柳傳志之於聯想，張瑞敏之於海爾……。對高科技企業來講，固然需要技術天才，然而，那些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當家人和掌門人更不可或缺。他們有著清晰的願景，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不畏艱險，百折不撓，“對自己的能力充滿信心，不放過任何創新的機會，既追求新奇而且又能使創新資本化”（德魯克對傑克·韋爾奇的評價）。

何為企業家（Entrepreneur），歷來有不同的見解。企業理論開創者之一法國經濟學家J·B·薩伊，最先對企業家作了定義：“把經濟資源從生產率較低、產量較小的領域，轉到生產率較高、產量更大的領域的人是企業家”。美國經濟學家黑爾斯的定義是，“所謂企業家，即那些能夠抓住經濟生活中的機遇，或能夠對經濟生活中發生的機會作出反應，通過創新為其本人和社會創造更多的價值，從而使整個經濟體系發生變化的人。”

英國的經濟學家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指出：“企業家們屬於敢於冒險和承擔風險的有高度技能的職業階層”；“企業家們總是以自己的創造力、洞察力和統帥力，發現和消除市場的不均衡，創造出更多的交易機會和效用，給企業的生產過程指明方向，是生產要素組織化。”

奧地利學派的柯茲納，在其著作《競爭與企業家精神》中將企業家定義為：“具有一般人所不具有的、能夠敏銳地發現市場獲利機會，具有洞察力的人”。美籍奧地利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指出：“企業家是實現創新、進行新組合的人，否則只能是管理者”。

英國經濟學家彭羅斯，把企業家的意義進行了提升：“企業家的事業心和對風險的態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因為企業家的事業心包含承擔風險的意志，探索避免風險的熱情，是企業持續發展的動力，以及把對利潤的追求當成自己的偉大使命”。美國學者奈特，在其博士論文《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中認為，所謂企業家就是那些在極不確定的環境下，作出決策並必須自己承擔決策全部後果的人。他明確指出，企業家必然是“工商企業主”，而不是負責日常決策、領取薪水的經理。

當代美國經濟學家卡森，在《企業家：一個經濟理論》中對企業家定義的外延進行了拓寬：“企業家就是專門就稀缺資源的配置作出判斷性決策的人”。美國著名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認為：“企業家就是賦予資源以生產財富的能力的人。”日本學者Uiroshi Mannari認為，企業家是指“佔有或取得企業資產並承擔經營風險、從事市場交易的主體。”

儘管如此眾多的企業家定義給人不確定感，但其共同性還是鮮明的，那就是企業家既敢於創新又勇於承擔風險；企業家既能創辦企業，又能經營好企業。更重要的是，企業家不是一個實體概念，而是一個職能概念。當大多數人提到企業家時，趨向於把企業家與小企業聯繫在一起。其實並非所有的小企業管理者都是企業家，許多小企業管理者並不進行創新，相當多的小企業管理者，不過是許多大型組織中保守的、循規蹈矩的縮影。企業家同樣可能存在於已經建立起來的大型組織中。GE的傑克·韋爾奇，就是大型組織卓越企業家的典範。

世界著名的管理諮詢公司埃森哲，曾在26個國家和地區與幾十萬名企業家交談。其中79%的企業領導認為，企業家精神對於企業的成功非常重要。全球最大科技顧問公司Accenture的研究報告也指出，在全球高級主管心目中，企業家精神是組織健康長壽的基因和要穴。正是企業家精神造就了二戰後日本經濟的奇迹，引發了20餘年美國新經濟的興起。那麼，到底什麼是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呢？

創新是企業家精神的靈魂。熊彼特關於企業家是從事“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創新者觀點，凸顯了企業家精神的實質和特徵。一個企業最大的隱患，就是創新精神的消亡。一個企業，要麼增值，要麼就是在人力資源上報廢，創新必須成為企業家的本能。但創新不是“天才的閃爍”，而是企業家艱苦工作的結果。創新是企業家活動的典型特徵，從產品創新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組織形式創新等等。創新精神的實質是“做不同的事，而不是將已經做過的事做得更好一些”。所以，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更象一名充滿激情的藝術家。

冒險是企業家精神的天性。坎迪隆（Richard Cantillion）和奈特(Frank Rnight)兩位經濟學家，將企業家精神與風險（risk）或不確定性(uncertainty)聯繫在一起。沒有甘冒風險和承擔風險的魄力，就不可能成為企業家。企業創新風險是二進位的，要麼成功，要麼失敗，只能對沖不能交易，企業家沒有別的第三條道路。在美國3M公司有一個很有價值的口號：“為了發現王子，你必須和無數個青蛙接吻”。“接吻青蛙”常常意味著冒險與失敗，但是“如果你不想犯錯誤，那麼什麼也別干”。同樣，對1939年在美國矽谷成立的惠普、1946年在日本東京成立的索尼、 1976年在台灣成立的Acer、1984年分別在中國北京、青島成立的聯想和海爾等眾多企業而言，雖然這些企業創始人的生長環境、成長背景和創業機緣各不相同，但無一例外都是在條件極不成熟和外部環境極不明晰的情況下，他們敢為人先，第一個跳出來吃螃蟹。

合作是企業家精神的精華。正如艾伯特·赫希曼所言：企業家在重大決策中實行集體行為而非個人行為。儘管偉大的企業家表面上常常是一個人的表演（One-ManShow），但真正的企業家其實是擅長合作的，而且這種合作精神需要擴展到企業的每個員工。企業家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成為一個超人（superman）,但企業家應努力成為蜘蛛人（spiderman），要有非常強的“結網”的能力和意識。西門子是一個例證，這家公司秉承員工為“企業內部的企業家”的理念，開發員工的潛質。在這個過程中，經理人充當教練角色，讓員工進行合作，並為其合理的目標定位實施引導，同時給予足夠的施展空間，並及時予以鼓勵。西門子公司因此獲得令人羨慕的產品創新記錄和成長記錄。

敬業是企業家精神的動力。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寫到：“這種需要人們不停地工作的事業，成為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事實上，這是唯一可能的動機。但與此同時，從個人幸福的觀點來看，它表述了這類生活是如此的不合理：在生活中，一個人為了他的事業才生存，而不是為了他的生存才經營事業。”貨幣只是成功的標誌之一，對事業的忠誠和責任，才是企業家的“頂峰體驗”和不竭動力。

學習是企業家精神的關鍵。荀子曰：“學不可以已”。彼得·聖吉在其名著《第五項修鍊》說到：“真正的學習，涉及人之所以為人此一意義的核心”。學習與智商相輔相成，以系統思考的角度來看，從企業家到整個企業必須是持續學習、全員學習、團隊學習和終生學習。日本企業的學習精神尤為可貴，他們向愛德華茲·戴明學習質量和品牌管理；向約琴夫·M·朱蘭學習組織生產；向彼得·德魯克學習市場營銷及管理。同樣，美國企業也在虛心學習，企業流程再造和扁平化組織，正是學習日本的團隊精神結出的碩果。

執著是企業家精神的本色。英特爾總裁葛洛夫有句名言：“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這意味著在遵循摩爾定律的信息時代，只有堅持不懈持續不斷地創新，以夸父追日般的執著，咬定青山不放鬆，才可能穩操勝券。在發生經濟危機時，資本家可以用腳投票，變賣股票退出企業，勞動者亦可以退出企業，然而企業家卻是唯一不能退出企業的人。正所謂“鍥而不捨，金石可鏤；鍥而舍之，朽木不折”。“在20世紀80年代諾基亞人涉足移動通訊，但到90年代初芬蘭出現嚴重經濟危機，諾基亞未能倖免遭到重創，公司股票市值縮水了50%。在此生死存亡關頭，公司非但沒有退卻，反而毅然決定變賣其他產業，集中公司全部的資源專攻移動通訊。堅韌執著的諾基亞成功了，如今諾基亞手機在世界市場佔有率已達到35%。

誠信是企業家精神的基石。誠信是企業家的立身之本，企業家在修鍊領導藝術的所有原則中，誠信是絕對不能妥協的原則。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更是信用經濟、誠信經濟。沒有誠信的商業社會，將充滿極大的道德風險，顯著抬高交易成本，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其實，凡勃倫在其名著《企業論》中早就指出：有遠見的企業家非常重視包括誠信在內的商譽。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更是明確指出：“企業家只有一個責任，就是在符合遊戲規則下，運用生產資源從事利潤的活動。亦即須從事公開和自由的競爭，不能有欺瞞和詐欺。”

企業家理論的飛速發展，是上個世紀的事情，但對企業家的研究最早卻可以追溯到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創立古典經濟學完整體系以前的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在這個歷史時期，企業家的含義雖然不十分明確，但也有著較為穩定的固定含義，即企業家是同風險相聯繫的，企業家與資本家之間的區別，僅在於承擔風險內容上的差異。他們並不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也未能贏得社會的普遍尊重和信任。

但在這個時期的重商主義和重農學派中，仍不乏對企業家的真知灼見。18世紀的法國經濟學家康替龍，是在經濟文獻中最先使用企業家的概念並系統的考察企業家角色的經濟學家，他在1755年出版的《商業性質概論》中，把企業家置於不確定的市場環境中來考察其地位和作用，從而揭示了企業家與商品經濟的聯繫。康替龍意義上的企業家是從事商業投機活動的套匯者。重農學派的領袖人物魁奈眼中的企業家是以農民的形式出現的。他認為，企業家是大規模農場的經營者，在別人的土地上從事自己的事業，是一項事業的實施者。杜爾哥將資本所有者作為經濟中的一個獨立的職能，認為企業家是企業的獨立組織者和管理者。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位重農學派的經濟學家尼古拉斯的觀點，他將企業家看作是風險承擔者的同時，為企業家增加了一個獨特的特徵，即將企業家同時也看作是一個革新者，企業家發明新技術或新思想並將其應用於生產中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潤。

以上各位經濟學家，從自己學派的基本立場出發，提出了對企業家的看法，總體上講，包含了後來企業家理論發展的基本方面。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此階段的企業家理論，仍存在許多局限性，如，對企業家的理解並不全面，對企業家內涵的把握也並不精確；對企業家的形成機制，由於受其學派基本立場的影響，缺乏科學全面的說明等。此時的企業家，並不具備企業家的全部特質，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更準確的說，應該是企業家的雛形。因而，此時的企業家思想，只能算作是企業家理論的前史。

企業家理論的產生，是企業家階層的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歸根到底是經濟實踐發展的結果。在古典經濟學孕育和形成的時期，工業革命的開展，使集約化的機器大工業取代了原有的工場手工業。隨之而來的，除了生產力的飛速發展，社會財富的不斷積累，還有企業家階層的壯大和力量的增強，他們急切希望自己的地位在對企業管理、決策職能的發揮中，得以迅速提高，並在此過程中獲得最優的利潤分配。但企業家階層在古典經濟學時期並未獲得獨立的地位。由於斯密的“工人、資本家、地主”的三大階級劃分及對應的“工資、利潤、地租”三大收入形式構成的影響，企業家似乎並未與資本家區分開來，而企業家獲得的收入，也未與資本家的收入區分開。

古典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以自由主義為中心，強調自由競爭，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場，認為企業的發展不需要企業家的積極作用，管理和決策都是無足輕重的，而由分工和交換組成的市場經濟，則是保證實現資源最優配置的制度。經濟人依據偏好在價格的指導下協調生產和消費，同時達到效用最大化和利潤最大化。在斯密的理論中，產品的提供，不管是生產費用說，還是勞動價值論，似乎都不需要對生產和交換活動的組織，都忽略了決策的重要性。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此時的理論界對市場作用的強調，使得其他的一切都顯得微不足道，不僅是企業家，似乎企業在許多行業都顯得多餘。

然而，理論的發展，還是必須以現實為依據的。雖然市場的發展和斯密“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提出，使人們幾乎忽略了企業在微觀經濟中的重要作用，但它們畢竟在經濟實踐中居於重要地位。可是由於理論界的忽視，企業只能長期處於一種缺乏指導的蓬勃而無序的發展狀態之中，而企業家本身的發展，則更是缺乏可行的理論指導。因而，企業的性質、地位、職能、利益分配等問題，並未得到系統的解釋。於是，我們可以說，在古典經濟學時期，對企業家進行研究，並不是經濟學理論的主流和主要問題。

雖然古典經濟學時期對企業家的研究並不是主流，但正如企業在微觀經濟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視一樣，作為經濟增長源泉的企業家同樣不可能被遺忘。我們清楚地知道，從亞當·斯密開始的整整一代經濟學家畢竟是通過對18－17世紀處於上升時期的工商階級的認同，才對當時的經濟產生決定性影響的。雖然當時的經濟學家沒有對企業家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但這並不表示沒有人對企業家加以強調。

古典時期，薩伊是第一個在經濟過程圖式中給予企業家以一定位置的經濟學家，他把企業家定義為結合一切生產手段並為產品尋求價值的代理人，認為企業家能夠把經濟資源從生產率較低和產量較少的領域，轉移到生產率較高和產量較大的領域。

在他的分配理論中，薩伊用利息和企業主收入來代替利潤，認為它們來自兩個不同的源泉。他特彆強調企業家的力量對財富分配發揮了最顯著的作用。企業家必須具備判斷力、堅毅品質和專業知識，掌握監督和管理技術，還要有敢冒風險的精神。因此，企業家和資本家是不同的，企業家的收入和工人的收入一樣，都是勞動的工資，是對他監督管理企業，掌握科學技術和承擔風險的報酬；而資本家的利息，則是對於資本的效用或者使用所付的租金。

薩伊的企業家理論，從定義、內涵、職能、收入分配等角度對企業家加以分析，雖然企業家問題並不是古典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問題，但從薩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企業家並未被遺忘。他將企業家與資本家職能的分開，為以後企業家理論研究的開展奠定了基礎。

新古典時期，是資本主義各國逐漸由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的時期。在這個時期，通過競爭、股份制等方式，資本日益集中於少數企業，使得這些企業的規模不斷膨脹，實力不斷加強，能夠在更廣闊的範圍內進行資源配置與社會分工，使得這些企業的發展，在優勢互補的基礎上，得以良性循環。

此時，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與競爭的加強，市場的自發調節作用更加明顯，同時對企業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僅要具有管理與決策的職能，還對其創新的精神、自身的素質、規避風險的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而促使企業家職能也發生了改變，所有權和經營管理權逐步發生了分離，經理制風靡世界。

雖然新古典經濟學中，並不強調企業家的作用，它通過邊際效用的分析，將供求相結合，形成局部均衡的廠商理論（這裡的廠商，不僅不是企業家，而是被非人化了而純粹等同於最優解的一個符號），使得人們認為，在新古典理論圖式內，根本沒有企業家的位置，新古典的最優選擇，根本不需要企業家。但這正好為企業家理論的自由發展創造了優越的條件，使新古典時期的企業家理論不拘一格，獲得了更充分的發展。

隨著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形態的變化，企業內部進行著不斷的調整，企業家的職能也在不斷完善，地位也得到了確立。因而，此階段對企業家問題的研究，逐步由表象向本質延伸，人們開始更多的討論企業家本身的問題。此時的經濟學家對企業家的認識，遠遠超越了前一個時期，他們運用當時主流的分析方法，從更深的層次上，對企業家加以研究和解釋。

1．馬歇爾的企業家理論

馬歇爾明確地在土地、資產和勞動三生產素之外，提出“具有利用資本的經營能力”的一個生產要素。在其分配理論中，他把早期的“三位一體”公式擴大為“四位一體”的公式，即勞動—工資，土地—地租，資本—利息，企業家才能—利潤。他理想的企業家必須具備的綜合能力分為兩個方面：第一，把企業家作為“商人和生產組織者”來說明其作用和能力。作為商人，企業家以敏銳的洞察力發現市場的不均衡性，並創造交易機會和效用；作為生產組織者，企業家以自己的創造力和統率力，使生產要素組織化，並承擔生產上的主要風險。第二，以其作為企業管理者而論，企業家必須天生就具備領導他人的才能：一是選人用人的才能，二是決斷能力、應變能力和統馭能力。

馬歇爾賦予了企業家“中間商人”的角色，並認為企業家承擔風險，而且這種風險是資本意義上的。他始終從市場均衡的角度論述和把握企業家的作用，認為企業家是那些憑藉創新、洞察力和統率力，發現和消除市場的非均衡性、創造機會和效用，給生產指出方向，使生產要素組織化的人，從而使企業家更易於融入整個經濟學體系。但是，由於他的論述是在其均衡理論的框架中進行的，且論述方法是綜合性的，因而顯得不夠突出，使他的企業家理論深度不夠。

2．熊彼特的企業家理論

馬歇爾認為企業家是從市場不均衡到均衡的過程中獲得利潤，而熊彼特則認為，企業家是從市場均衡到不均衡的過程中獲取利潤。他認為企業家是以創新為己任的，其創新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

⑴引入一種新產品或一種產品的新質量；

⑵採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

⑶獲得一種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應來源；

⑷開闢新市場；

⑸實行一種新的企業組織形式。

另外，他還認為，當企業家把產品特徵、生產技術、營銷方法、供應來源以及組織形式按照新方式加以組合時，他就打破了舊有的產品供應體系。企業家的職責，就是通過創新，實現企業生產、經營、管理等各方面的新的組合。企業家的這種創造性工作，是企業利潤的主要源泉。熊彼特從三方面歸納企業家的動機：即“建設私人王國”、“對勝利的熱情”、“創造的喜悅”。由上面的動機出發，企業家為追求利潤目標而實現新的組合，從而打破了原有的均衡狀態；之後，眾多的追隨者和模仿者接踵而來，相互競爭的結果是使獲得利潤的機會逐漸喪失，從而又再度達到一個新的均衡態，進入下一輪的“創造破壞”。熊彼特認為這是資本主義本質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的根本原因。

熊彼特的企業家理論論述了企業家創新功能、企業家動機和企業家作用等方面，這些論述對後人進行這一領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但是他的企業家理論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

⑴他認為企業風險由資本家完全承擔，企業家與企業風險無關，這與現實情況不完全符合；

⑵他對企業家利潤的分析是不足的。他認為企業家的創新活動以企業家利潤為回報，但企業家利潤如何計量卻是一個問題；

⑶他對企業家動機的分析是不全面的。他認為，企業家從事創新活動的動機在於“建設私人王國”、“對勝利的熱情”、“創造的喜悅”等精神因素。顯然這種認識具有片面性；

⑷把企業家看成個人主義的英雄，沒有把企業家和企業組織聯繫起來。

事實上，企業家的作用，只有藉助於一定的企業組織才能實現，離開了企業組織，企業家的作用是無從發揮的。

3．科斯納的企業家理論

科斯納把企業家的發現特徵與競爭結合在一起，把競爭的過程明確表述為企業家的創新過程。他從信息不完全出發，認為企業家的作用在於：從確認現實經濟中不能完全掌握所有交易情報這一事實出發，企業家必須迅速發現對買賣雙方都有利的交易機會，並作為中間人參與其間，促進交易的實現。因此他指出：以深刻而敏銳的洞察力去發現時機，才是企業家精神的本質。科斯納認為，市場是資源所有者、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決策相互作用的場所，市場機制的作用存在於達到均衡的過程中。修正和改善市場中相互作用的各種決策的市場過程，是各個經濟主體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通過加入市場，獲得新信息，而使其決策得以修正的過程，信息的不完全會造成參與市場活動的行為主體之間交易條件的不協調，企業家則可使這些不協調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企業家的決策不僅要求他具有單純的計算能力，而且要求他具有能夠發現潛在的更有價值的目的和手段的才能。企業家行為的本質就是及時發現在投入和產出的相對關係中潛在的更有價值的機會，並充分利用這一機會。

科斯納就企業家問題的探索，對於平穩運轉的經濟體所具有的複雜協調計劃之重要性的認識，促使人們重新思考市場的現代理論表達。但是，他尚未闡明企業家作為組織存在的意義；未闡明資本的作用。他認為，企業家只要計算應買進的要素投入量和應銷售的產出量的利益對比，企業的運作就能順利進行。他既沒有考慮到在使用資本過程中會發生什麼困難，也沒有考慮到資本在生產要素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而是將資本和其他要素等同起來。

4．奈特的企業家理論

奈特將企業經營中的不確定性風險分為兩種：一種是可能推測的不確定性風險，叫做風險，是可以通過保險來抵消的；另一種是不可能測定的不確定性，叫做(真正的)不確定性，是不能保險的。他認為，不確定性才是說明利潤這一不均衡狀態中特有收入概念，企業家作用的意義和企業組織出現的根據。奈特認為一個人可以通過三種途徑成為企業家:

(1)他擁有可以保證支付各種生產要素的合同收入能力，這是業主式企業家;

(2)他不具有充分的保證能力，需要克服他人與自己共同擁有保證支付合同收入的能力，這就是合夥式企業家;

(3)發起人在組織中發現了他的才能，把他置於企業家的位置，這就是公司式企業家。

企業家一方面從事日常經營，所以獲得相當於工資的報酬；另一方面又要對所作出決策的後果負責，所以獲得總收益減去合同收入后的剩餘收入。以上奈特的企業家理論可歸結為:

第一，把企業家的作用與處理不可靠的能力相結合;

第二，為發揮這一能力，必須具有對各生產服務合同收入的保證能力;

第三，一方面通過洞察他人能力的能力，另一方面通過讓他人相信自己的有能力的能力；第四，所謂處理不可靠的能力，只能是依賴於對將來形勢的“預測”,企業所獲利潤的大小，有可能受企業家剛毅或懦弱的這種氣質程度左右。

奈特開創了企業的企業家理論，不僅正式的將企業與企業家確定在一起，還從不確定性的角度研究企業家，且從承擔不確定性能力與管理許可權關係的角度分析了企業內部的權益配置，其視角是獨特的，具有啟迪意義。他依據不確定性原理，充分肯定了資本擁有者的積極作用，彌補了熊彼特忽視資本擁有者作用的缺陷；但是，他只關注產品市場的不確定性，忽視了要素市場的不確定性，從而使得他對企業家功能及企業內的權利分配的分析不夠全面。同時，由於未能將企業家與資本家明確的區分開，他對企業內權力的分配沒有作深入的探討。

新制度經濟學產生於19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此時的美國，跨國公司正繁榮的發展著，為了尋找更有效的管理企業的方法，新制度經濟學提出了交易費用、產權、契約等概念，構築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用於對企業和企業家的理論與實踐創新之中。

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科斯的《企業的性質》可以說是現代企業理論的奠基之作。科斯在這篇文章中提出的有關企業性質的學說為人們提供了嶄新的視角。從此，企業理論的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企業的契約理論指導著許多優秀的經濟學家的研究，而這些研究工作反過來也使企業的契約理論得到了完善和發展，以至於成為現代企業理論的主流。

新制度經濟學時期，對企業家問題的研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興盛局面。新制度經濟學跳出新古典經濟學假定價格體系協調資源配置的框架，把企業看作是組織經濟活動的方式，解釋企業內部有關的問題，使得企業理論在近幾十年中得到快速發展。同時，新制度經濟學強調企業與企業家的關係，將二者聯繫起來加以討論。

新制度經濟學時期，是企業家理論輝煌發展的開始，在此時期內，企業家理論完成了由單獨的研究企業家，到將企業家置於企業和市場的大環境中加以分析的發展過程，企業家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巨大作用，從理論的角度得到了展示，之前的多種理論，也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框架下的到了圓滿的解釋。

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家理論，多與企業理論相輔相成，而這也恰好解釋了這個時期企業家理論獲得巨大發展的原因。嚴格的說，企業理論的奠基人是科斯, 他1937年的文章具有革命性的意義，當哈特提出不完全合同這一概念之後，契約理論又在威廉姆森提出資產專用性的重大發展之後，又獲得了一個突破性的進展，解開了交易費用的來源之謎。契約理論作為一個體系就具備了清晰的邏輯，即：之所以有交易費用（不管是市場交易還是企業內部交易），是因為契約是不完全的，因為不完全所以才需要有一個所有者，而所有者是要靠產權來定義的，按照哈特的觀點，產權的核心是剩餘控制權。有了產權才有經營權和所有權的分化，隨著經營權和所有權的分開從而有了激勵不兼容的問題，出現了代理問題，現代企業制度對代理問題的解決辦法是，讓管理者成為所有者或至少是部分所有者以及建立企業家市場機制。

1．諾斯的企業家觀點

諾斯在其早年的著作中並未對制度變遷過程中的企業家作用進行分析。他認為，相對價格的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利益刺激將會引導人們建構新的制度，不存在企業家的創新、學習和試驗，制度將會自發地沿著有效率的方向演進。

20世紀90年代后，從熊彼特的企業家理論中得到啟發，諾斯重新修正了自己的理論。他將廣義企業家引入到制度變遷模型中：廣義企業家存在於個人、團體和政府三個層次上；稀缺條件下的競爭導致企業家和組織加緊學習以求得生存，在學習過程中發現潛在利潤，創新現有制度。然而在這一理論框架中，諾斯著重強調的是制度與組織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對制度變遷的影響，從事市場交易活動的企業組織和作為變遷“代理人”的企業家都先驗地存在著，企業家作為組織實現最大化的工具，不存在自身的創造性和預見性。企業家僅僅只是諾斯制度變遷理論中的催化劑，而不是制度變遷中基本性的作用力量。

2．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的企業家觀點

阿爾欽和德姆塞茨認為，企業實質上是一種團隊生產方式，每個成員的邊際貢獻不可能精確的分離與預測，為了克服由此而產生的“搭便車”問題，就必須讓部分成員專門從事監督其他成員的工作。為了保證其監督的積極性，剩餘索取權必須交於監督者，為了使監督有效率，監督者還必須掌握修改合約條款及指揮其他成員的權利，否則他就不能有效的履行他的職能。另外，監督者還必須是團隊固定投入的所有者，因為由非所有者的監督者監督投入品的使用成本過高。

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的企業家理論，有力的解釋了古典企業中的不對稱的合約安排，但把企業家的功能僅歸結為“監督”，而忽視了企業家其他的更重要的職能。

企業家理論，從企業家誕生的時刻起，就有了研究的必要。通過回顧企業家理論發展，我們可以發現，企業家理論的發展與企業家的發展似乎並不均衡。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企業家理論的總結性遠遠強於其前瞻性，而在其前瞻性較強的歷史時期，我們又發現其理論性大於其實踐性。

從以上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到，企業家理論似乎從來沒有得到主流經濟學的重視，主流經濟學都把企業家競爭從資本主義模型中剔除掉，因此也就削弱了專家和公眾對資本家的活力的理解及尊重。但是在主流經濟學的非主流一面和非主流經濟學中，卻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社會經濟發展速度越快，企業家理論的發展就越充分；企業家理論發展的越充分，社會經濟的發展速度就越快。從最開始對企業家定義的討論到現在用契約理論對企業家加以分析，對企業家的分析，逐漸從孤立的個體分析發展到了將企業家放入一個廣闊的環境中加以分析。幾百年間，企業家理論經歷了由點到面，由表到里的發展過程。但是，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作為一種理論，企業家理論在實踐中的實際操作性並不強。在將來的發展中，要使企業家理論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實踐性必須加強！

在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的同時或之後，還有許多經濟學家企業家進行了研究，他們採取了更多樣的方法，在不同經濟學流派、不同學科的滲透中，使企業家理論得到了更全面的發展，在社會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1．萊賓斯坦的企業家理論

萊賓斯坦在《企業家精神和發展》一文中認為，企業家就是避免別人或他們所屬的組織易於出現的低效率從而取得成功的人。萊賓斯坦抨擊了新古典廠商理論，重新審視了企業內決策制定過程。萊賓斯坦在決策的制定中引入了個人的心理和生理活動。決策的制定可能依靠習慣、常規、道德規範、模仿或慣性，這常常具有非最大化的性質。而信息的不完備(合同中可以明確規定報酬但不能規定努力程度)和惰性就會產生相對於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而言的非配置性低效率，萊賓斯坦將之命名為一個包容性很強的概念———X低效率，以涵蓋所有非配置性低效率。企業家的職能就在於克服組織中的X低效率。

2．卡森的企業家理論

英國經濟學家卡森對各種企業家觀點進行了綜合，並借鑒心理學、社會學等其他社會科學對企業家行為的認識，給出了企業家行為分析的一個以內生性偏好和內生性實施為特徵的動態的制度分析的理論框架。卡森將企業家定義為“專門就稀缺資源的配置作出判斷性決策的人。判斷性決策的本質在於，在決策中不可能採用一條明顯是正確的、而且只使用公開可獲信息的規則”。卡森還強調了文化與個性因素對激發企業家行為的重要性。在企業家行為分析的基礎上，卡森以企業家的決策是理性的為前提，保留了新古典主義的最大化和均衡分析方法，得出了企業家市場供求均衡模型。不確定性越強，越需要在經營中運用判斷性決策，對企業家的需求也就越大；此外，卡森還首創了企業家市場均衡模型，不過，卡森同時指出:“‘企業家市場’中任何類型的‘均衡’,基本上是種分析性的虛構，因為把市場調整到均衡這正是企業家的任務”。

3．張維迎的企業家理論

張維迎在《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中，按照資本僱用勞動的邏輯，剖析了古典企業中經營者—企業家—資本家合三為一的現象，建立了企業家的一般均衡模型，把經營能力、個人財富和風險厭惡作為三個變數函數，說明了均衡狀態下企業家、工人、管理者和資本家的特徵，認為顯示企業家才能又同時擁有足夠資本的人才能夠被認為是合格的企業家。他假設不同個人的經營能力至少部分的是天賦的，無法全靠後天培育，因此，一開始就是水平不一的。正是個人間經營能力的這種差別，為人們相互合作建立企業創造了機會。企業家的重要性來源於企業面臨的不確定性。資本雇傭勞動是一種保證具有真正才能的人被選作企業家的方法。把剩餘索取權授與經營者可能會給企業以至每個企業成員帶來更小的福利損失。

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作為一種具有邊際報酬遞增生產力價值的特定類型的人力資本，企業家在企業發展、社會經濟進步的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人們也越來越深刻的認識到：企業的興衰成敗，在於是否由迎合潮流的，真正的企業家掌握了企業的運營；企業家的成長與更替是保持企業持續成長和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

我們知道，企業家一直被定義為社會經濟發展最稀缺要素的所有者，是經濟增長生產力的主要來源：是企業家把各種要素組織起來進行生產，並通過不斷創新改變其組合方式帶來經濟增長。現在，伴隨著企業家的巨大作用日益為世界所認識，企業家理論必將在21世紀的經濟理論中佔有更重要的地位。

現在的企業家日益職能化，更替化。隨著企業家社會地位的日益提高和為世界所肯定，企業家有望在經濟學領域佔有更重要的地位。

一種理論的價值，不僅在於它的總結性，更在於它的前瞻性，隨著企業家理論的繼續發展，對前瞻性的要求將更加的強烈。

現在的企業家理論，其理論化程度已經非常的高，而按照理論發展的目的，它向實踐的回歸將是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