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蟾秋

鄧蟾秋，字鶴年，重慶市江津縣白沙鎮人。民國時江津農工銀行的董事。抗戰期間，曾以仗義疏財，熱心贊助教育、社會公益事業，不遺餘力地照顧、資助一大批入川避難的學者名流如周光午（前中科院院長周光召之兄）、何之瑜、曹靖華、台靜農、魏建功等而名震川東、重慶，被人譽為“江津之孟嘗君”。

鄧蟾秋的父親叫鄧洪順，字石泉。石泉幼入私塾，后因家貧輟學，當了個賣針頭線腦的街頭小販。后白沙江邊東海沱發現沙金，洪順參與淘金，漸有積蓄。適太平天國興起，淮鹽西運受阻，汀鄂皆淡食，清廷急調川鹽濟困。石泉瞅準時機，於重慶開設“洪順祥”鹽號由自貢運鹽東下，獲利甚巨，遂成大富。蟾秋乃洪順五子，幼讀私塾，及長，遵父命輟學經商，前往重慶經管“洪順祥”鹽號。繼而創辦“大有恆”錢莊、重慶火柴廠和玻璃廠，並在自貢創辦“福川”鹽號。

蟾秋經商多年，精明過人，尤對經營之道深為諳練，與友言：“商賈之道，勿躁動，勿失機，乃無往而不利也。”而蟾秋比其他人棋高一著，也恰在於他能瞅準時機，鋌而涉險。

1923年，川戰爆發，巴蜀大地，讓劉湘劉文輝兩位大軍閥攪得炮火連天，屍骨遍野。川鹽無法東運入楚，鹽商競相拋售，一時間鹽價暴跌，過去買一擔鹽的錢，竟能買到二三十擔！眾鹽商血本虧盡，苦不堪言。惟蟾秋獨具膽識，料定戰亂難以持久，遂急籌巨金相機購入百餘船，囤積於菜園壩江邊，鹽船麇集，黑壓壓綿延數里。蟾秋此舉驚動山城，都以為他神經出了問題，等著看他跳樓。孰料不久戰事果然停息，交通復暢，蟾秋一聲令下，百舸齊發，浩浩蕩蕩直出夔門，將川鹽火速運往湘楚銷售。僅此一項，便使蟾秋成為重慶巨富。然蟾秋深居鬧市，腰纏萬貫，仍是不喝酒，不吸煙，不嫖不賭，為人正派，在商界信譽日著，被選為重慶鹽幫代表、重慶鹽業公會常務理事。

1926年，劉文輝駐軍重慶，軍部秘書長唐隸之乃一貪婪之徒，常派人登門請重慶富商陪他搓麻將，藉機“敲竹杠”。富商們也都知趣，明明唐隸之“放炮”，也不敢胡他的牌，明輸暗送討他的喜歡。一次，蟾秋也接到邀請，他不願被唐隸之“燙瘟豬”，託故未去。此後，唐隸之便尋機報復。一次攤派軍餉，蟾秋本巳在鹽業公會出了一份，唐隸之卻將他列入劣紳，另派他一筆巨款。遭拒絕後，唐隸之竟派軍部手槍連將蟾秋抓去投入大牢，強逼他出款。蟾秋遭此打擊，意冷心灰，遂帶兩名跟隨赴北平閑住，並看破紅塵皈依佛教，拜長安寺長老能海大法師為師，焚香禱祝，禪房打座，以尋求精神解脫。孰料“九·一八”一聲炮響，又將他驚回三界之中。蟾秋帶著一份日本首相田中義一侵略滿蒙的計劃回到四川，自費印刷五千份，廣為散發，以喚醒民眾愛國之心。

蟾秋一生巨富，但錢財多用於社會公益事業。他曾言道：“集財非難，散財實難，集而不散，用而不當，非道也；遺之子孫，資之作惡，尤非道也。”民國十五年，他向重慶基督教青年會捐銀洋兩萬元，修建圖書館，題名為“蟾秋圖書館”。爾後又與鄧燮康創辦江津救濟院，設“石泉義倉”，賑濟窮困災民。白沙鎮黑石山聚奎學校（今江津三中），系其父鄧石泉與幾名縣紳創辦。為該校修建大禮堂、教室，增植花木，安裝抽水機、發電機，成立軍樂隊，擴充圖書館等項，蟾秋捐銀洋十五萬以上。另捐新本女子中學五萬，並且長期資助子侄及鄉中貧寒有為之士留學日本。而他留給子孫的，不過二十石租子的田業。

陳獨秀攜妻潘蘭珍於1938年7月2日避難到達重慶，陳獨秀的同鄉、留學日本時的好友、回國后又一塊在北大共事，一起參加革命活動的安徽名醫鄧仲純（鄧初），此時，正在江津城中的四牌坊街開業行醫。鄧仲純兩番到重慶購藥品，均到上石板街15號川原公司黃經理家中去看望陳獨秀，並恭請陳獨秀夫婦遷到江津與他家同住，並言江津距重慶不出百里，依山旁水，物產豐富，既無日機之擾，生活費用也比重慶便宜許多。

誰知陳獨秀攜妻到江津時，恰逢鄧仲純出診去了，鄧夫人怕他給自家帶來麻煩，索性將陳獨秀夫婦拒之門外，弄得鄧仲純非常尷尬。

陳獨秀初到江津吃了鄧仲純之妻的閉門羹，便在“郭家公館”租屋住下。而這以後，鄧仲純的生意不錯，遂在黃荊街江津中學校門對面租了一幢帶小院的樓房，開辦了“延年醫院”。他這樣做的目的，同時也是為了彌補他對陳獨秀的愧疚之情。剛搬入新居，他就再三前來懇請陳獨秀也搬去同住。

陳獨秀始而堅持不去，後來見仲純確是發乎真情，鄧夫人也前來陪禮道歉，這才舉家遷了過去。院子並不大，一株梧桐樹漫展開去的樹冠幾乎將整塊天空遮罩住。臨街鋪面做診所，內院房子一樓一底，卻很寬敞。鄧仲純與他時在九中任教的三弟敬坤兩家人同住樓下，陳獨秀夫婦、松年一家及嗣母謝氏住樓上。與“郭家公館”相比，這地方便是上乘了，四壁皆白，光線明亮，空氣流通，甚令陳獨秀滿意。

誰知好景不長，陳獨秀一家於1939年1月搬入“延年醫院”，至8月中旬，就被掃地出門了。寄人籬下的日子一久，鄧夫人臉上便時時露出顏色來了，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的話偶爾也背著仲純吐出幾句，讓陳獨秀、潘蘭珍深為羞惱，礙著仲純的面子，卻又不便發作。

忍氣吞聲捱到8月里，終於在一場院公開的衝突之後，陳獨秀與潘蘭珍離開“延年醫院”擇屋另居了。陳獨秀急欲租屋另居，徹底結束這種令他不堪羞辱的寄人籬下的生活。可此時的江津，要租上幾間屋子，又談何容易？因國軍連遭敗績，各地的逃難者，此時正像狂潮一樣湧入四川，涌到重慶。重慶近郊的巴縣、江北、江津、綦江等地也都人滿為患。加之日機對重慶市區頻繁大轟炸，城裡人拚命往城外跑，不少機關、學校也爭先恐後地往郊區、鄉下轉移。郊區、鄉下哪有這麼多現成房屋供他們居住。下來的人，就以較少的錢，在地方政府劃出來的城郊空地上，搭蓋起臨時性的＂國難房子”來居住。這種“國難房子”，是用竹片夾著，黃泥塗抹權當牆壁的屋子，楠竹做樑柱，用篾條紮緊，再用穀草和芭茅鋪蓋屋頂，七歪八倒，在山坡河灘撐立起來，就是避難的居所了。連當時在江津的著名教授盧前、曹靖華以及遲一點到來的朱光潛，也都攜家帶口地住在這樣的屋子裡。

盧前是大詞家，后應曹芻之邀前往白沙執教國立女師，靠著鄧蟾秋幫助，才在天上街住上幾間像樣的房子。盧前喜不自禁，還寫了闋《飲虹樂府》的小曲，有“白沙居，飯香衣暖豆花魚，移家天上能團聚，且自歡娛”句。於他而言，江津白沙，真乃是地下天上之別了。

潘蘭珍整天外出奔波租屋，卻總是無功而返。她終於沉不住氣了，與陳獨秀商量，是否給白沙的鄧蟾秋去封信，請他幫忙解決。

陳獨秀當即拒絕：“這副樣子去找他，我這張老臉往哪裡放？不行，伯夷叔齊寧願餓死於首陽山，尚不食嗟來之食。我堂堂陳獨秀，難道還不如兩位古人！”話說起來容易，可正如川人講的，“火舌子落到腳背上，燙起來還是痛得惱火”。陳獨秀那點可憐的進項，如果說前些日子尚可聊以度日，而在眼下飛漲的物價面前，就無異於杯水車薪了。陳獨秀焦頭爛額也不好意思求助於鄧蟾秋，未料蟾秋與燮康聽說他陷入困境后，卻主動到江津幫他來了。叔侄倆把他們在大西門外四川省果樹研究所地盤上剛建成的別墅“康莊”，借給陳獨秀一家暫住。謂之別墅，也不過就是一排數間白牆黑瓦的房舍而巳。這是繼重慶連遭日機大轟炸后鄧氏叔侄在城郊匆匆修建的一處避難所。但此處的風景卻是極佳，倚岩臨江，坐落在“果研所”的果園之中。從對岸的德感壩看，“康莊”猶如漂浮在泱泱綠海中的一隻小船。且離縣城不遠，一條平坦大道直抵縣城西門，步行也不過半個鐘頭光景。

鄧氏叔侄陪陳獨秀一家搬來那天，陳站在“康莊”門前，眺望腳下滾滾長河東流，盡收四周果林美景，禁不住浮想聯翩，借李白《山中答俗人》稱讚道：“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語心自閑。桃花流水沓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鄧氏叔侄何等聰明，對陳獨秀的弦外之音自是心領神會。後來，陳獨秀逝世后，他們即將陳葬於“康莊”大門之側。

受北大學生會委託長期照顧陳獨秀的何之瑜主持了陳的葬儀，並在其親撰《獨秀先生病逝始末記》中如此寫到：“先生入葬后，芟蕪剔除，豎碑砌道，蒔花草，藝果樹，敷布景物，差強人意，鼎山虎踞，幾江龍蟠，嵐光映耀，帆影出沒，先生之靈，可以安矣。”

陳獨秀在江津近四年的時間裡，應鄧蟾秋熱情相邀，到白沙去過三次，均下榻鄧氏祖宅石珠巢。

蟾秋長衫馬褂，古色古香；燮康則是西服革履，風度翩翩。他倆的住處，也酷似其人。蟾秋所住的石珠巢，老房舊屋，樸拙無華；而燮康所住的新式樓房，則聳立於長江邊的溜馬崗上，一幢精雅別緻四周皆有迴廊的兩層洋樓，掩映在綠樹雜花之中，真乃洞天福地（今江津市商職校）。台靜農、曹靖華到國立女師任教后，便住在這洋樓之中。

石珠巢雖有二十餘間寬房大屋，然主人高雅脫俗的志趣，卻令初來乍到的陳獨秀肅然起敬。大門有聯云：

陋室之中，盡堪寡過；

衡門之下，亦可談心。

橫額：何陋之有

進得庭院，客廳也有一聯：

能為醉客，方為吟客；

兼愛今人，且愛古人。

橫額：君子居之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本是夫子原話，竟然被巧妙地移做了兩聯之額。當陳獨秀去溜馬崗看望台靜農、曹靖華時，對二人感慨道：“蟾秋翁富甲川東，卻甘居陋室，清心而少過，樂開衡門，結志以延賓，此人確有古之孟嘗君之遺風啊！”

第一次赴白沙，陳獨秀夫婦住了一個多月。在此期間，陳獨秀應聚奎學校董事主任鄧縭仙（蟾秋六弟，字鶴丹，留日期間，加入同盟會，與程潛、于右任、肖湘等過往甚密。回國后畢生從事教育。聶榮臻對此翁印像不佳，因聶榮臻在江津中學讀書時組織學生上街燒毀日貨，被校方除名，而當時的校長，正是鄧縭仙。聶榮臻在其回憶錄中談到了這件往事）與校長、湖南學者周光午之邀，在黑石山上的“鶴年堂”（鄧蟾秋獨自捐洋五萬兩修建的大禮堂，故用他的名字命名。為仿羅馬歌劇院式建築，造型獨特，巨柱高廊，規模宏大，可容1300餘人，當時號稱“川東第一大禮堂”）給全校師生做過他一生中的最後一次講演。第二次赴白沙是1940年8月間。蟾秋翁七十華誕，同時也是聚奎學校六十周年校慶。聚奎的喜事，也就是鄧家的喜事，雙喜臨門，小城白沙更是熱鬧非凡。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寫來賀信，省教育廳長郭有守題書“蜀庠楷模”，制匾相贈。學校慶，白沙也慶，石珠巢車水馬龍，賓客如過江之鯽。各界名流、文化教育機關、商會、行幫，紛紛前往祝壽。陳獨秀、歐陽竟吾、高語罕、台靜農、鄧仲純五人具名，由歐陽大師執筆，寫了一篇《鄧蟾秋先生七十壽序》，裱褙後送上。這份獨特的賀禮，讓鄧蟾秋感動不巳，視為珍物。

壽宴在石珠巢鄧家庭院中舉行，賓客濟濟，不下三百餘人。開宴之前，陳獨秀作為公推出的貴賓代表，登上台階即席致祝辭。

他說道：“一個人聚財不難，疏財實難，像蟾秋翁百萬家財，就以十五萬贈聚奎，五萬辦圖書館，設義倉、濟困厄、修橋鋪路，無不慷慨解囊，其餘分贈子侄親友及鄉中貧寒有為之士作留學費用，自己僅留五萬度晚年，古往今來，實屬罕見，真不易矣！”言畢，陳獨秀意猶未盡，又揮毫寫下兩幅大篆贈與蟾秋，一是“大德必壽”，二是“壽考作仁”。（蟾秋將兩幅大篆分別鐫刻於黑石山頂之鷹嘴石與團石包上，後於“文革”中被紅衛后砸毀。）

蟾秋在壽宴上當眾宣布，將所收禮金五萬大洋，全部捐給聚奎。

陳獨秀第三次赴白沙，是在他去重慶寬仁醫院治病以後，時間是1941年夏天。鄧燮康專程去重慶將陳獨秀接往白沙石珠巢調養將息。

在此期間，戴笠與胡宗南奉蔣介石的旨意，曾微服前往白沙，秘密探望過一次陳獨秀。

1949年底，劉鄧大軍挺進西南，黔、彭一仗，生俘宋希濂，打開了通往重慶的大門。重慶及川東各地有權勢者，紛紛往成都方向逃竄。鄧蟾秋的日本兒媳宮川靜子見時局混亂，向公公建議，全家暫往日本避難。鄧蟾秋慨然道：“跑的人作惡多端，害怕共產黨來了收拾他們，所以不跑不行。我們為啥子要跑？鄧家自發達以來，多年修橋鋪路，造福桑梓，扶貧憐弱，行善積德，從未欺壓過鄰里百姓，有的做生意，有的辦教育，沒有一人在國民黨政權和軍隊里當官，共產黨不會難為我們的。”

蟾秋老人的話，應該說不無道理。然而，由於歷史的原因以及當地幹部在執行政策上的某些偏頗，卻造成了鄧氏一家的悲劇。

白沙鎮解放那一年，鄧蟾秋巳經是79高齡了。對於這樣一位樂善好施的菩薩老人，有關方面也確實給予了保護與照顧，重慶市人民政府聘請蟾秋為首屆文史館館員，把他養了起來，還安排他當上了重慶市人民代表。鄧燮康則擔任了長江航運局資方副局長，重慶市政協委員。可畢竟鄧蟾秋是有錢有屋有田有房有實業的人物，與地方上舊政權中的官員們也有著較為密切的交往。在土改運動中，理所當然地被劃成了“工商兼地主”分子。而對老人打擊最大的，莫過於他的兒子鄧石士被錯劃為“惡霸地主”而押赴刑場公開槍斃。石士死後，鄧家滿門被逐出石珠巢，老屋成了鄉公所。鄧家的財產，或被充公，或被當浮財分掉。蟾秋的兄弟與其餘的兒女子侄們也都被貶逐到鄉間，躬耕壠畝，自食其力。

鄧蟾秋作為文史館員，家中遭此巨變，子孫困厄鄉間，嗷嗷待哺，他又無力施以援助，其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而在此期間，最讓他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異國兒媳婦宮川靜子和他的四個孫女。每月他總要從自己並不豐裕的生活費里，省下一部分，送給宮川靜子濟急。孰料兒子被冤殺后不久，由於中日交惡的國際大背景，兒媳婦又要丟下四個女兒，被強行遣返回日本。

當時，宮川靜子到重慶市公安局后，她提出要見公公一面。顯然，那樣一種特殊情形下的見面對蟾秋老人的刺激實在是太強烈了。老人情不能禁，老淚縱橫。靜子3月回到國，7月，蟾秋即病逝於重慶南郊之汪山，享年八十三歲。而生活由此也演繹出了另一段日本女人隔海為夫鳴冤的柔情婉轉的故事。宮川靜子回到日本后，她的心始終惦念著在中國的孩子。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她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看到中國落實政策的消息，非常激動。於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情，於1985年8月寫了一封申訴信寄到了四川省人民政府。此信很快被轉到了江津縣人民法院，交由刑二庭承辦複查此案。經過７個多月艱苦的工作，終於取得了大量有說服力的旁證，使巳經被冤殺了35年的鄧石士，得以平反昭雪。江津縣人民法院作出的這一判決，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轉日本國外務省，於1986年10月28日送達宮川靜子手中。

縱觀蟾秋一生，論商戰，審時度勢，運籌帷幄，販鹽發家，可謂大家手筆；論道德，傾萬貫家財造福社會，資助落難名流，獎掖貧寒後生。而自己則節儉度日，一生都為世人所敬重。

受蟾秋惠助終成大器者不乏其人，他們均在各條戰線上為祖國建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僅鄧氏一門，便有鄧若曾、鄧慶曾、鄧煥曾。若曾是中國排壇驍將和主帥。慶曾畢業於北京協和醫學院，現為美籍華人，著名的醫學博士，鄧小平訪美時，在使館里親切地接見了這位既是同鄉又是同姓的醫學專家。煥曾則是我國當代著名的橋樑專家。前兩年建成的黃石長江大橋，便是由他設計的。蟾秋翁九泉之下，也自可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