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映梧

1949年進入華北大學學習；

1956—1957年在中共中央黨校高級師資班學習；

1962—1968年到中國人民大學《資本論》研究班進修；

1978年評定為黑龍江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1982年晉陞為教授；

1986年榮獲“國家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

2001年11月，當選世界生產力科學院（WAPS）院士。

歷任黑龍江大學經濟系主任、經濟研究所所長，黑龍江大學副校長兼經濟學院院長，黑龍江省經濟學會第四屆會長兼省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黑龍江省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黑龍江省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生產力學會副會長等。

專於研究生產力經濟學。

主要著作有：《<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生產力經濟學概論》、《理論經濟學若干問題》、《生產力經濟學原理》等。

熊映梧教授是生產力經濟學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主編的《生產力經濟學原理》獲1988年孫冶方經濟學獎，其《生產力三部曲》獲1996年中國生產力經濟學會十四年優秀成果特等獎。

2001年11月，獲得了“世界生產力科學院（WAPS）院士”的殊榮。這是生產力科學界在全世界的最高榮譽，也是黑龍江省獲此稱號的第一人。

熊映梧：站在中國改革潮頭的瞭望者

熊映梧先生不僅僅是黑龍江省，更是全國思想解放的一個先驅者；因為，熊映梧先生始終站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潮頭，進行不斷的具有前瞻性的理論創新；因為，熊映梧先生作為生產力經濟學的創建人之一，構建了一個完整的學科大廈……自中國的改革開放以來，作為學者的熊映梧，雖然身處祖國邊疆，不佔有學術研究的天時、地利，卻提出和創建了中國理論界的一個又一個第一，而且不斷地被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踐所證明。僅此，他就應該成為改革開放的黑龍江的驕傲，應該成為黑龍江幾代學人的驕傲，應該成為黑龍江人民的驕傲。

任何人都無法對一個新的思想、新的理論，做一種量化的價值判斷，因為一個思想的小燭，引燃的是千萬個熊熊燃燒的火炬。“理論創新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這是熊映梧先生學者人生的全部。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改革需要更多的創新，思想需要更大的解放，熊映梧先生為我們立下了標桿。

一、一石擊水——第一個提出“生產力首位論”

1980年5月5日，鄧小平會見幾內亞總統杜爾時的談話中說：“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這是改革以來的文獻資料中，最早把“首先”和“生產力”連在一起的表述。至少在此之前，鼓吹經濟學研究生產力還是犯忌的，再加上“首先”，那就等於“異端邪說”。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熊映梧先生在內部刊物刊發文章，提出了一個經過30年觀察與思考得出的結論：當前在理論經濟學的研究中應當把研究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規律性放在首位(《經濟學動態》1978年第11期)。接著又相繼在《學習與探索》和《光明日報》發表文章，強調研究生產力的問題。

然而真正引起大震動的卻是《經濟科學要把生產力的研究放在首位》(1980年，北京大學《經濟科學》第二期)。文章說，“忽視生產力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的致命弱點”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丟掉了生產力這個根本的東西，光在生產關係上面做文章，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走進了‘死胡同’。”

在當時那個“生產關係的不斷革命”還沒有徹底退熱的年代，鼓吹經濟學研究生產力還是犯忌的，再加上“首先”，那就等於“異端邪說”。熊映梧的觀點，無異是向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公開宣戰。巨石擊水，立即在中國經濟學界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支持者認為“首位論”是一大突破，反映了時代的大趨勢；反對者斥之為“違背了馬克思列寧的教訓”。

在人們的爭論和筆墨討伐聲中，他卻悄悄退回書房，潛心於“生產力經濟學”的開創性研究，“朝著早已爛熟於心的目標，不知疲倦地探索求進。”

熊映梧寫道：我專心致志研究生產力，不是由於職業偏好，或者鑽冷門，而是有感於時代的需要，是總結了歷史教訓而做出的選擇。因為他相信，“科學是通過一代又一代學者的標新立異而向前發展的。”因為他相信，“科學是一門學問，它能使這一代的傻瓜超越上一代的天才。”因為他相信，“神學總是一代不如一代，而科學恰是後人超過前人。”

二、石破天驚——第一個提出《資本論》也有歷史局限性

在上個世紀80年代，“南卓北熊”，被稱之為北京以外最著名的經濟學家。“南卓”，就是廣東的卓炯，是中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創立者，提出了商品經濟的社會分工決定論，即商品經濟“萬歲”論；北熊，自然就是熊映梧，是生產力經濟學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但他比卓炯先生走得更遠。

1983年，是馬克思逝世100周年。紀念，當然隆重熱烈。然而，熊映梧先生卻在有意或無意之中，選擇了一種別樣的、完全另類的紀念。在《用發展的觀點研究〈資本論〉》(上海《社會科學》雜誌第7期)文章中，公開宣稱，《資本論》也有歷史局限性。

文章直截了當地提出：“《資本論》這樣偉大的著作有沒有歷史局限性呢？換句話說，《資本論》是科學著作還是天書呢？當然，誰也不會公開說《資本論》是天書，但是，否認它有歷史局限性，把它奉為永恆的絕對真理體系和萬古不變的信條，難道不是事實上把《資本論》當做天書了嗎？”並進而以學者的思維在四個方面論述了《資本論》的歷史局限性。

文章發表后，彷彿一塊天外隕石，引發了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學界，乃至整個學術界最大的一場學術風波。一些海外媒體紛紛發表消息、評論，並加以轉載，稱之為“中國三十多年來第一篇批評《資本論》的文章”。學術性的爭鳴和政治性的批判，如盛夏的暴雨，倏然而至。緊接著，一場自文革結束以來少見的規模廣泛的清除精神污染“活動”在全國展開，熊映梧先生的文章，也就成了整個學術界清除精神污染的“靶子”。如今已是上海《社會科學》雜誌社副主編的王恩重先生，當年還是個剛畢業的大學生，他評價說，熊映梧教授在文章中對《資本論》研究中所提出的問題，他對馬克思主義研究和馬克思所創建的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無疑是有極大的學術價值和歷史貢獻的。

當回顧此文引起的風波時，熊映梧先生這樣寫道：如果中國學術界因為馬寅初、李平心、孫冶方、“三家村”受到批判而覺醒的話，個人受點委屈，是不足掛齒的。我是抱著“曾經滄海不怕水”的態度。有人問我：為何敢如此“膽大妄為”，屢屢標新立異？我回答說：追求真理的強烈慾望，壓過了恐懼心理。

三、公私論爭——第一個提出“公民產權本位論”

1995~1997年初，有一種聲音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對改革開放的走向提出質疑。關於“所有制”的爭論也無可迴避地顯象化。這場爭論，被稱之為衝破姓“公”姓“私”思想疑惑的第三次思想解放。在這個過程中，熊映梧先生第一個觀點明確地提出“公民產權本位論”。

熊映梧認為，在無產者的基礎上只能建立一個窮社會主義，只有大家都是有產者的基礎上，才能建立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社會。因此堅決地主張：以普遍的公民產權為基礎，建立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簡稱“公民產權本位論”。“在社會主義社會市場經濟條件下，每個社會成員佔有一定數量的勞動力、知識技能、房屋及其他生活資料、存款、債券等等，也就是擁有一筆資本。這些對勞動力的佔有權、知識產權、房屋所有權、存款及債券所有權等等，構成公民產權的內容。”

他從馬克思把社會主義稱作“自由人聯合體”出發，得出了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在社會主義社會，無產者要變成自由人，就不僅擁有對勞動力的所有權……每一個成員應當是有產者，從而他們才是自由的，最基本生存條件才有保障。

在論及姓“公”姓“私”的問題時，熊映梧認為，“公有”與“私有”的界限是相對的。一國的國有制對內可謂是最大的公產，而對外，在國與國之間無非是大私對大私。公也好，私也好，凡是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產權形式就是先進的。“蘇聯計劃經濟體制70年間上演了一出‘懶—窮—垮’的悲劇，也宣布了以國有製為基本形式的社會主義模式的破產。”

熊映梧先生宣稱：“公民產權論，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歷史將證明它的正確性。”遺憾的是，熊映梧先生不能親眼看到黨的十七大報告，報告中寫道： “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因為，擁有財產性收入的前提，首先要擁有產權。

四、十年一劍——第一個系統提出“適度經濟增長理論”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08年GDP增長目標為8%左右。這是控制“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的理性調整，“適度經濟增長”再次成為一個高頻辭彙。而熊映梧先生早在26年前就提出“結構優化的適度經濟增長”問題，並用十年時間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

中國的改革起步之初，幾乎所有的人都沉浸在“翻兩番”的熱望中。熊映梧先生就開始了經濟增長的“冷”思考。前瞻性地提出了經濟要適度發展的建議，並且預測到，如果高速度得不到控制，適度增長不能實現，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比例嚴重失調。1982年又在全國第一部生產力經濟學專著《生產力經濟概論》中提出了“兩種經濟增長模式”的理論和“結構優化的適度經濟增長”戰略。

1985年，熊映梧教授在《人民日報》和《經濟研究》上，分別發表文章，建議採取“結構優化的適度經濟增長模式”。黑龍江省有關部門審議“七五”計劃時，熊映梧教授指出幾個基本指標定得過高，應該調降，省政府採納了這個意見。1993年，出版專著《適度經濟增長的理論與對策》，1998年出版專著《中華民富論》也有專門的論述。

他從研究前蘇聯把所謂的“高速度”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規律，而最終導致經濟的崩潰入手，從我國幾十年來經濟大起大落所帶來的一系列嚴重後果的歷史教訓入手，針對高速經濟增長模式弊害很多的情況，提出的“適度經濟增長理論”，並根據統計資料測算出中國經濟的適度增長在6%~9%區間。

他認為，以損害產業結構、導致技術停滯或倒退的虛假的“高速度”，未必就是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也不一定能夠帶來相應的經濟效益，還會為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一系列的問題，甚至成為未來的發展隱患。

五、世紀之巔——開啟“綠色生產力”全面研究

2001年11月，第十二屆世界生產力大會在北京、香港舉行，熊映梧先生因在生產力理論方面的卓越貢獻，當選為“世界生產力科學院院士”。在這次會議上，他作為“綠色生產力”論壇的主旨演講人，發表了《改善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新千年經濟學的頭號課題》演講，引發了中國學術界對綠色生產力的全面研究。

熊映梧先生認為，工業化以來，形成了一條生產力發展的“灰色通道”，其特點是經濟效率大大提高，資源過度消耗，生態破壞，環境污染。這條片面追求高速、高效的經濟發展路線，代價太大，後患無窮。進而大聲疾呼：生產力發展的灰色道路不能再走下去，必須選擇生產力綠色發展道路，即在保持生態平衡、避免環境污染的前提下，實現經濟的適度增長。

熊映梧先生總結了自二百多年前亞當·斯密《國富論》發表以來，也就是經濟學誕生以來，經濟學的兩大學派及其一切分支“都是研究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係”，“各國、各民族、各階級傾力於人們間的利益之爭”。而新千年經濟學的頭號課題，應該是超越人們間的利益之上的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早在1998年出版的《中華民富論》中，他曾經預言：“不久之後，協調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將超越一切階級利益、民族利益、國家利益、乃至區域利益之上。”

在生產力研究方面“掛筆久已”的薛永應先生，在看到《生產力研究》(2002年第一期)熊映梧、孟慶琳等學者的文章后，心情激動，黎明即起，奮筆疾書。“這幾篇文章，這一期刊物，提出了生產力理論史上一個閃光噴香的新概念——綠色生產力，喊出了生產力理論史上劃時代的，令人振聾發聵、耳目一新的最強音——中國應該選擇生產力發展的綠色通道，使中國首創的生產力經濟學開始攀登第三高度。”“時代的車輪駛入新世紀，生產力經濟學家們沒有辜負人民的期望，他們持之以恆，終於提出了更新穎、更完善、更科學的生產力理論。”

第十二屆世界生產力大會和熊映梧先生的演講，是一個標誌。自此，綠色生產力、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逐步走進中國政治、經濟的前台。

六、創立新說——構建“生產力經濟學”大廈

上帝說：“要有光！”於是便有了光。但凡塵沒有上帝。最早提出“生產力經濟學”概念的雖然不是熊映梧。但是，作為創始人之一，他卻構建了“生產力經濟學”的完整大廈，從“圖紙”的設計，到“地基”的夯造，再到大廈的“封頂”。

人們在回憶和論述生產力經濟學的創立和發展時，總會提到“南薛北熊”。1981年，熊映梧先生和北京的薛永應教授不謀而合地寫出了同一題目的論文《生產力系統論》，又在幾乎相同的時間發表在兩本不同的雜誌上，一起突破了幾十年的理論局限，共同為剛剛新興的生產力經濟學奠定了一塊最重要的基石。成為生產力經濟學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話。

在1982年的最後一天，熊映梧先生完成全國第一部生產力經濟學專著《生產力經濟概論》。此後的10年間，他傾力完成了生產力經濟學三部曲：第一部《生產力經濟學原理》(1987年出版)，是理論分析，奠定了這門學科的框架；第二部《當代中國社會生產力考察》(1991年出版)，是理論的應用，也是近四十多年來第一部對最基本國情的實證研究；第三部《適度經濟增長的理論與對策》(1993年出版)，是把理論研究和實證考察的成果應用於對策建議，用以指導實踐。

孟慶琳教授評價說，生產力經濟學誕生已有20多個年頭了，它和熊映梧的名字是分不開的。從生產力經濟學提出之初，人們懷疑這樣的東西能否成為一“學”。直到熊映梧先生主編的《生產力經濟學原理》(1987年)出版，這樣的爭論才告一段落。在這部書中熊映梧先生第一次創造性地運用系統理論和結構主義經濟方法令人信服地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生產力經濟學科學理論體系，使生產力經濟學第一次有一個可以討論的範式和平台，自此生產力經濟學才真正成為一門學問，才正式有了“名目”，成為公認的一門學科。這本書於1988年獲得孫冶方經濟學著作獎，第二年生產力經濟學被列入國家教委的經濟學二級學科目錄。這些成果的取得當然非熊映梧先生一人之力，但是沒有熊映梧先生的卓越貢獻，這些成果可能不會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就能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