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微學派

魏源於嘉慶末曾在京向劉逢祿學習《春秋》公羊學，后與龔自珍齊名，時人並稱“龔魏”。魏源交遊者有徐松、周濟、姚瑩、程恩澤、陳澧、張穆、龔自珍、何秋濤、何紹基、湯鵬等。

古微學派屬“今文”學派的經學家，說經本庄存與和劉逢祿，學主經世致用。魏源經術湛深，讀書精博，初崇尚宋儒理學，后發明西漢人之義，於《書》則專申《史記》、伏生《尚書大傳》及《漢書》所載歐陽氏、夏侯氏、劉向遺說，以難馬融、鄭玄之說，撰有《書古微》十二卷。於《詩》則謂《毛詩》晚出，認為顧炎武、閻若璩、胡渭、戴震等皆致疑於《毛詩》，而尚知據三家古義以證其源，因表彰魯韓墜緒以匡救《詩》傳、箋之失，撰有《詩古微》二十二卷。於《春秋》則謂《漢書·儒林傳》言董仲舒與胡母生同業治《春秋》，而何休注但依胡母生條例，而於董仲舒則無一言，及當代孔廣森、劉逢祿皆為公羊學專家，亦史為何氏拾遺補缺，而未詳董氏之書。他高度評價董仲舒《春秋》之學，指出：“若謂董生疏通大義，不列經文，不足頡頏何氏，則其書三科九旨燦然大備，且宏通精渺，內聖而外王，蟠天際地，遠在胡母生、何休章句之上。”因撰《董子春秋髮微》七卷。

在經學方面，魏源還著有《庸易通義》、《說文擬雅》、《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論語孟子類篇》、《孟子小說》、《小學古經》、《大學古本》、《孝經集傳》、《曾子章句》等。於史，著《明代食兵二政錄》、《元史新編》等。於諸子，著《老子本義》、《孫子集注》等。書多末成，其例目見於集中。

魏源“性兀傲，高自標樹，唯論古今成敗、國家利病、學術本末，反覆辨論不少衰，四座皆屈”。“因借觀史館秘閣官書、參以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聞，排比經緯，馳騁往複，成《聖武記》十四卷，統四十餘萬言”。企圖以此書激勵清統治者振興武備，抵禦外來侵略。后又依林則徐的囑託，在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州志》之基礎上，編寫了我國近代第一部系統介紹世界歷史、地理的專著——《海國圖志》一百卷。

魏源對清王朝的對內對外政策及統治集團的腐敗感到強烈不滿，尖銳指出：“夷煙蔓宇內，貨幣漏海外，病漕、病□、病吏、病民之患，前代未之聞焉。”故極力主張改革，認為“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無窮極不變之法”，並具體提出一些改革措施。

在經濟方面，主張改革漕運、鹽政，建議由海商運送漕糧，以革除漕運弊端，提出：“海運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國計也，民生也，海商也。”表明其重視民間商業，而與重本抑末的傳統經濟思想相對立。

在政治方面，魏源認為鴉片戰爭的失敗主要是由清政府的內政造成的，主張滌除官僚集團中的種種卑劣心理和腐敗習氣，強調“去偽，去飾，去畏難，去養痛，去營窟”以“寐患”；又提出“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魏源還提出了與傳統忠君思想不同的觀點，謂“罪在君，人人得而誅之”。他曾讚揚過美國的聯邦共和制，謂其“公舉一大酋總攝之，匪唯不世及，且不四載即受代，一變古今官家之局”，認為其“以部落代君長，其章程可垂突世而無弊”。

在對外關係方面，魏源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強調“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針對封建頑固勢力反對所謂“奇技淫巧”的論調，他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他深信“中國智慧無所不有”，通過“師夷長技”，中國將趕上西方國家，會“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他還建議設立譯館，翻譯西書。

在對外貿易上，他提出“款夷”的觀點，反對閉關鎖國，主張在嚴禁鴉片貿易的同時，和西方國家進行平等的商品貿易。他還建議“仿鑄西洋之銀錢”，允許商民開採銀礦。

在認識論方面，魏源繼承了王夫之、顏元的認識論觀點，批評程、朱理學的“知先行后”說，提出“行為先”，認為“知”由“行”而來。

他還繼承了《周易》、《老予》、《孫子》等書中的變易觀點，認為天、地、人、物皆處於變化不已的過程中，謂“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

他還認識到自然界某些矛盾，雙方相互依賴、相反相成的關係，認為陰陽、寒暑、晝夜、春冬等，“相反適以相成也”，矛盾的雙方是可以互相轉化的，“暑極不生暑而生寒，寒極不生寒而生暑，屈之甚者信必烈，伏之久者飛必快”，“消與長聚門，禍與福同得”。但他又認為不是一切矛盾雙方都可以相互轉化，如“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婦必隨”，“三綱”所規定的等級關係是不變的。

在歷史觀方面，魏源持歷史進化的觀點。認為“後世之事勝於三代”，批評美化三代的觀點，指出歷史的進化是客觀的必然趨勢，“勢則日變而不可復者也”。因而他反對復古主義，謂“宋儒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選舉必不可復”，故提出“治不必同，期於利民”的主張。

魏源還著有《古微堂詩文集》。

古微學派的思想主張影響很大，代表了歷史進步的趨勢。魏源所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是中國近代“西學”的發端；其經世致用、主張改革的思想後來皆發揮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