鄴下

鄴下

鄴下,古地名,今址河北臨漳鄴鎮,在古時鄴城(遺徠址主體位於今河北臨漳縣境內)。獻帝建安時,曹操據守鄴城。建安七子及其他詩人環繞在他的周圍,在創作上形成一種“梗概多氣”的詩風。故建安七子又稱“鄴下七子”。

地理位置


東漢末年曹操營建鄴城,曹丕稱帝之後,分鄴、盪陰兩縣地葦置安陽縣,后又廢除,到晉朝才恢復。東魏天平初年(534年),把盪陰縣、安陽縣划入鄴縣。自此安陽縣併入鄴縣直到590年(重置安陽縣)共56年時間。鄴為都城時,今安陽縣境為國都近畿。北魏在鄴城設“相州”,這是安陽沿用的古地名之一;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楊堅毀舊鄴城,相州、魏郡、鄴縣移治於安陽古城。

文獻記載


鄴”,史書或稱“鄴下”“鄴城”“鄴都”等,而以“鄴城”和“鄴下”為常見。
鄴城遺址,由鄴北城和鄴南城兩座相連的城址組成,總面積達5000萬平方米,現今的漳河橫貫其間。鄴城城制初具於東漢後期,經曹魏、後趙東魏、北齊不斷改進,最終在鄴南城的制度中得到總結。鄴城城制開啟了隋唐都城制度,影響及於明清之北京;並於公元六七世紀傳播至朝鮮半島和日本,對平壤城、開城、漢城、藤原京、平城京等起了重要影響。鄴城是中世紀東亞都城城制系統的源頭。
漢末建安年間,天下的權柄實際上已掌握在曹操手中。曹氏父子喜好文學,獎勵風雅。憑藉著優勝的政治地位和非凡的文學素養,對當時的文壇產生強烈的凝聚力。那些因社會動亂而被迫流亡於各地的文人學士,先後游息於曹氏的根據地鄴城銅雀台,環繞於曹氏周圍,連輿游宴,吟詠詩文,抒寫憫時傷亂、救世濟民的悠悠心曲和烈烈壯懷,掀起了我國文學史上文人創作的第一個高潮,形成一個彬彬之盛的鄴下文人集團。

著名寺院


十六國時期,各國起兵混戰。公元335年,後趙石虎遷都鄴城(今河南省安陽市北城)后,西域沙門佛圖澄到鄴都弘揚佛法,佛圖澄“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暗若符契,無能屈者”(《高僧傳·佛圖澄傳》)。我國北方各民族區域的佛教即源於佛圖澄於後趙的傳播,因而可以說安陽一帶是佛教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源頭之地。後趙全國大建寺廟,遍及各地,百姓也紛紛剃度出家學佛。據慧皎《高僧傳》記載,佛圖澄“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佛圖澄以神異著稱,其受業門徒有數百,前後弟子近萬人。後趙建武十四年(公元348年),佛圖澄117歲終於鄴地,僅隨葬有一缽一杖,被埋葬在漳河北岸紫陌附近。繼高僧佛圖澄之後,最有影響的是他的著名大弟子釋道安成為了全國佛教道場的一位重要核心人物。道安法師通經明理,精研佛經,在鄴地今臨漳與安陽一帶弘揚佛教,傳授弟子,譯經說法,具有極高的聲望。以後道安法師又帶領眾多弟子到我國南方各地弘法授徒,使這一時期的佛教活動在全國更加普及和興盛。後趙鄴地的佛教傳播在中國佛教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南北朝與隋唐時期,中原地區的佛教活動達到了歷史上的頂峰,民間武術更是盛極一時,外來的佛教思想逐漸融合在漢民族文化中。歷史上的鄴下一帶(今河南安陽一帶),隨著少數民族逐鹿中原,在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不斷爭奪中,顯示出各民族文化之間的融匯與統一,促進和豐富了鄴都武術活動朝著多樣化發展。北朝時期在鄴下建造寺院有4000多所,出家僧尼近8萬人,全境寺院多達4萬所,住寺僧尼有200萬人。這一時期一個突出的社會特徵,就是既信奉佛教又喜尚與佛教戒規不相容的習武活動廣泛流行。佛教在傳入中原之前,中華武術早已興盛於民間各地。鄴都曾以著名的西門豹治鄴而家喻戶曉,又以曹操營建的“銅雀三台”(今安陽市銅雀三台遺址)而聞名於世。鄴都成為大分裂與大融合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中心,這一時期又是各族人民尚武之風傳播交流的一次大普及。寺院武術活動要受到社會生活的制約,特別是政治生活的制約,有著濃厚中華傳統文化特色的寺院武功是以僧人強體防身、保護寺院財產而逐漸形成的。
稠禪師和鄴下寺院武功在中國武術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我國古代成千上萬的寺院中,鄴下寺院是歷史上有文獻可考的最早出現有眾多武僧習武練功活動的寺院,稠禪師(公元480年~公元560年)就是鄴下寺院中一位“拳捷驍武”的著名武僧。
稠禪師出生在鄴,他幼年於鄴下為沙彌,在剛當小和尚時,由於身體瘦弱,力氣又小,經常被一些會武術的小和尚們戲弄。稠禪師志向遠大,毅力堅強,他發奮練武自強,後來居然練得一身驚人武功,身靈體健。稠禪師文武兼修,論武,他“筋骨強勁、拳捷驍武”;論文,他“勤學世典,備通經史”。《朝野僉載》載:“北齊稠禪師,鄴人也。幼落髮為沙彌,時輩甚眾,每休暇,常角力騰趠為戲。”這一個“戲”字十分傳神地表現出了鄴下寺院武僧們獨特的習武活動。稠禪師能“橫踏壁行,自西至東凡數百步。又躍首至於梁數四,乃引重千鈞,其拳捷驍武。先輕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視。(稠)禪師后證果,居於林慮山”,現林濾山有北魏時期的稠禪師習武修禪的天平山寺遺址。文中的“騰趠”是指鄴下僧人在寺院內的各種躥蹦跳躍練習活動,而“角力”則是指包括“戲毆”在內的技擊搏鬥方面的功夫內容,古人常把摔跤、相撲、角抵和角力混用,它反映了稠禪師年少時在鄴下寺院習武活動的一個側面。
少林武術講究“文武合一”,具有豐厚的人文內涵,在修身養性、陶冶情操、凈化心靈、自衛強體、競技娛樂等方面都有著積極的作用。嵩山少林寺於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建寺后出現的第一個武僧,就是來自鄴下寺院的稠禪師。北魏宣武帝延昌二年(公元513年),33歲的稠禪師到了嵩山少林寺,繼初祖跋陀(印度高僧)之後,稠禪師成為少林寺二祖和建寺后的第一個武僧。少林武功名揚天下,少林武術的始祖就是鄴下著名武僧稠禪師。河南登封唐代《嵩岳少林寺碑》記載:“稠禪師,探求正法,住持塔廟。”又據明代《少林寺德心政公和尚靈塔記》載:“缽陁(跋陀)開基,稠禪繼續。”少林寺初祖、印度僧人跋陀不會武功,但精於佛學,稠禪師到達少林寺,不久,跋陀“年漸遲暮”,“躬移寺(少林寺)外”(《續高僧傳·佛陀傳》),由“拳捷驍武”的鄴下著名武僧稠禪師住持少林寺,從此開創了少林寺僧人習武之風。
天保三年(公元552年),北齊皇帝高洋下詔為晚年又重新回到鄴地的稠禪師在“鄴城西南八十里龍山之陽,為構精舍,名雲門寺,請以居之,兼為石窟大寺主,兩任綱位。練眾將千,供事繁委,充諸山谷”。稠禪師同時身兼龍山“雲門寺”與寶山“石窟大寺(今靈泉寺)”兩座大寺的寺主之職,這在歷史上十分少見。稠禪師是名揚北朝的一代佛學國師大德,又是一位拳捷驍武的著名高僧。到了北齊時,他的地位之高,所受禮遇之重,當時無人可比。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載:“北齊禪師,首稱僧稠。稠於嵩岳、懷州、鄴城各地弘道,練眾千百。魏孝武帝為立禪室,齊文宣帝躬身郊迎,禮貌優渥,稠之影響當甚大。”稠禪師以81歲卒於雲門寺,弟子們在今安陽西南25公里處“小南海石窟”前壁上刊刻了紀念題記:“大齊天保元年,靈山寺僧方法師、故云陽公子林等,率諸邑人刊此岩窟,仿像真容,至六年中,國師大德稠禪師重瑩修成……暨乾明元年歲次庚辰,於雲門帝寺奄從遷化,眾等仰惟先師。”安陽小南海北齊石窟題銘稱稠禪師為“國師大德”,並刻有稠禪師雕像,歷經1450多年的風雨歲月,仍然保存在這座石窟上。稠禪師是中國古代最早被稱為“國師”的高僧之一,而鄴下寺院武功在武術史上更佔有重要的地位。
河朔第一古剎靈泉寺和清涼山合水寺高僧的佛學道業與武功
寶山寺高僧釋道憑曾在青年時代到過嵩山少林寺,為著名武僧稠禪師的師侄及少林寺和鄴下大覺寺高僧慧光的著名弟子,據《續高僧傳》記載,道憑“八夏既登,遂行禪境。漳滏伊洛,遍討嘉猷。後於少林寺攝心夏坐,問道之僧披榛而至。聞光師弘揚戒本,因往聽之”。拜少林寺名僧慧光為師,“經修十載,聲聞漸高”,在少林寺十年後又返回鄴下寺院。高僧靈裕為其著名弟子,後於“北齊天保十年三月七日卒於鄴城西南寶山寺,春秋七十有二”。道憑“將終之前,大鐘兩口,小觸而破”,可見道憑掌指功力的不凡。現安陽西部寶山靈泉寺有北齊河清二年(公元563年)道憑法師一對墓塔尚存。兩塔由青石壘砌,坐北朝南,東西並列,均為單層方形石塔。道憑法師原有骨灰存置在西塔中。西塔門楣上刻“寶山寺大論師憑法師燒身塔”,洞門東側刻“大齊河清二年三月十七日”。
鄴下作為歷史上的佛教中心,崇佛之風遍及民間,自古又是兵家必爭之地,在這樣的背景條件下,許多佛教寺院成為軍旅來往之處。鄴下天城寺和雲門寺曾與官軍有著密切的關係,據唐代開元七年(公元719年)玄昉《大唐鄴縣修定寺傳記碑》記載:“修定寺者,後魏蘭若沙門釋僧猛之所立也,法師俗姓張氏。”孝文帝太和年間鄴人僧猛所居的鄴下天城寺,北齊時名為合水寺,是南北朝時期全國著名大寺,隋代又改稱為修定寺,初建於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位於今河南安陽西北35公里處的清涼山。安陽西部的清涼山天城寺高僧僧猛深為孝文帝所稱讚,唐代開元三年《相州鄴縣天城山修定寺碑》載:“魏太和十七年,孝文帝獵於此山。”唐開元七年碑又載:“此虎來奔,(僧)猛以納衣覆裹,安置床下……群虞崩駭,莫敢前受。”唐碑所載事雖神異,但卻證實歷史上確有僧人伏虎之事。據《安陽縣誌》載:“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十月,癸卯,孝文帝南巡至鄴。”可見孝文帝於此時獵於鄴地清涼山實有其事。以上所載,既讚頌了僧人的佛法高深,又表明了他們的武功驚人。
北齊合水寺高僧法上任全國最高僧官“大統”近40年,他還多次在嵩山少林寺活動,唐代裴漼《嵩岳少林寺碑》稱法上為少林寺“十大德亦號十英”高僧之一。清涼山合水寺在北齊時期十分興盛,還駐有軍旅士兵守護,“北齊天保元年八月……大啟殿堂,方封十里,禁人採獵,武軍兵士守衛”(明代《清涼山修定寺啟建水陸塑像功德之碣》碑記)。可見合水寺規模宏大和軍中對這一佛教寺院重地的關注。軍旅士兵在與寺院僧人的交往中,對寺院僧人的習武活動無疑也會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東魏興和三年(公元541年),大將軍高澄奏請法上入鄴。天保元年(公元550年),北齊文宣帝巡幸清涼山,以法上為“沙門大統”,改城山寺為合水寺(即後來的修定寺)。合水寺寶塔最初應是由北齊時期法上法師所建。合水寺寶塔遍布大量武士、力士磚雕圖像,透露岀鄴下地區興盛的尚武之風。在周武帝大肆滅佛中,鄴下地區的大量寺院被毀壞,而合水寺寶塔則倖免於難。合水寺寶塔為我們研究歷史上的鄴下武功活動留下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鄴下寺院僧徠人與嵩山少林寺的關係十分久遠,南北寺院之間常有高僧來往,少林寺名僧慧光後來在鄴為國統,曾活動於洛陽、嵩岳、鄴下等地。據《續高僧傳》載,慧光先居於少林寺,後來離開少林寺,長期居於鄴下寺院,“后召入鄴,綏緝有功,轉為國統……奄化於鄴城大覺寺,年七十”。雖然慧光卒年70歲,但慧光卒於何年,歷代文獻對此含混不清。據《魏故昭玄沙門大統(慧光)墓誌銘》載:“法師字慧光,俗姓楊氏,中山盧奴人也。……春秋七十,寢疾不救,以元象元年歲次戊午三月庚申十四日癸酉,在於鄴京大覺寺□□□世。靈山喪寶,法宇摧梁。於是天子哀至德之長淪,悼靈音之不永,乃遣黃門侍郎賈思同宣旨弔慰。十七日丙子,道俗虔送,遷窆於豹祠之西南。”以慧光墓誌所記,僅載慧光葬地在“豹祠”西南處。經筆者實地考察,認為慧光墓地及墓誌出土處,應位於今安陽107國道西側約500米處的安豐鄉木廠屯村北地。
九龍山雲門寺的興盛和著名高僧在鄴下的活動
北朝鄴下武僧稠禪師及高僧僧猛法師在歷史記載中都有與虎相鬥的經歷。在鄴下發現的古瓷器圖案上就繪製有稠禪師以錫杖解虎的故事,反映了稠禪師的佛法高深和勇武不凡。據後唐天成四年《重修定晉禪院千佛邑碑》載:“有虎(至)庵前,師(稠禪師)乃以約杖驅,而皆弭伏。”杖,就是棍。棍在古代很早就已成為僧人手中常用的一種護身武器。稠禪師在鄴下雲門寺所收的著名弟子曇詢,也武勇過人。道宣《續高僧傳》載:“往雲門(寺),值徑陰霧,便成失道……山行值二虎相鬥,累時不歇,(曇)詢乃執錫分之……虎低頭受命,便飲氣而散。”稠禪師師徒兩人都擅長與猛獸搏鬥之技。稠禪師晚年“練眾將千”的雲門寺,僧人尚武之風代有流傳。
雲門寺是南北朝和隋唐時期一座以武功和佛學聞名的大寺,“六時禪懺,著聲寰宇”(《續高僧傳·僧稠傳》)。著名高僧玄奘法師在西行求法前,曾遍訪名師,求道精勤。其間又在雲門寺拜高僧慧休為師,而慧休的師傅是靈裕法師。現寶山靈泉寺塔林存有靈裕法師塔龕和碑刻題記。據《續高僧傳》記載:公元622年前後,20多歲的玄奘法師慕名至鄴,於安陽雲門寺拜在慧休大師門下,求法達8個月之久。通過8個月的相處學習,慧休稱讚玄奘“希世若人爾,其是也”(《續高僧傳·慧休傳》)。其時,玄奘法師來到鄴下之地后,慧休法師正住於安陽西南龍山之陽的雲門寺,並與玄奘在此修行。雲門寺還是三階教的發祥地,隋改雲門寺名光嚴寺,高僧信行(魏郡人)在光嚴寺開創了著名的三階教。信行開創的三階教在民間群眾中得到廣泛接受,影響深遠,形成一個聲望極高、信眾眾多、發展興盛和勢力龐大的教團組織。
由於佛教的迅速發展,不少寺院還擁有大片土地和財產。歷史上著名的雲門寺,人們只知道地處“鄴城西南八十里龍山之陽”,這是根據道宣《續高僧傳》,提供的大致方位,但確切位置在何處並不清楚。據筆者多年來數次實地考察和尋訪民間得知,現安陽縣天喜鎮村小學和九龍山即是古老的雲門寺遺址所在,現遺址周圍仍存留有大量雲門寺殘石遺物。文宣帝高洋在崇尚佛教的同時,他本人也十分熱衷於武技之事,喜愛流行於鄴下地區的角力活動。文宣帝高洋規定將國家財物的1/3用於寺院使用和僧人的生活。他曾師事鄴下著名武僧稠禪師,“軍國大事,咨而後行”。稠禪師在河北弘道時,高洋一再下詔懇請稠禪師赴鄴“教化群生”,並從稠禪師“受菩薩戒法”。
鄴下寺院與少林寺之間關係異常密切。按湯用彤先生的觀點,佛陀扇多就是少林寺初祖佛陀,我們從道宣《續高僧傳》沒有專列《佛陀扇多傳》而只有《佛陀傳》來看,湯用彤先生的觀點是有道理的。佛陀扇多也曾來往於鄴下寺院之間,並在鄴下寺院譯經說法。《續高僧傳》卷一《菩提流支傳》載:“又有北天竺僧佛陀扇多,魏言覺定,從正光元年到元象二年,於洛陽白馬寺及鄴都金華寺,譯出《金剛》、《上昧》等經十部。”又據安陽西部寶山《唐故靈泉寺玄林禪師神道碑並序》,有對少林寺初祖“天竺跋陀(佛陀)之妙”的記載。佛陀是否即來到鄴都寺院活動的佛陀扇多,尚需進一步考證。禪祖達摩除在嵩洛外,還主要活動在鄴下地區(安陽一帶),“泛海吳越,游洛至鄴”(凈覺《楞伽師資記》)。道宣稱他為“鄴下南天竺僧菩提達摩”(《續高僧傳》卷16),可見達摩在北渡至魏以後,游化在嵩、洛、鄴之間,隨其所止,居無定處。這位印度高僧晚年的游化傳法主要是活動於鄴下一帶,鄴下元符寺還遺存有歷史上記載達摩最早的石刻碑記《菩提達摩大師碑》,此碑是研究達摩事迹的第一手資料。筆者考察發現,安陽靈泉寺唐代摩崖題記中,也有對達摩大師的歷史記載,十分重要。
2012年1月,鄴城考古隊在臨漳縣北吳庄鄴城城牆附近發現了佛造像埋藏坑,挖掘出土2895件東魏、北齊石造像及殘件,是所知建國以來出土最多的佛教造像埋葬坑。這也印證了鄴城作為南北朝時期北方佛都添加了有利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