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韜

霍韜考中正德九年（1514年）會試的第一名后，提名候補，就返回家鄉結婚，然後在西樵山刻苦讀書，對經史等學問融會貫通。

嘉靖元年（1521年），明世宗繼位，任用霍韜做了職方主事。當時楊廷和還在執政，霍韜上書說：“內閣大臣的職務是參與機要事務的，現在卻只是擬定文書，對軍政大事的裁決權歸屬於宦官。內閣大臣失去了參與議定的權力，宦官出現了干預政治的苗頭。從今以後的奏章，請陛下把大臣召集來當面決定以後施行，講官、台諫也排列左右，大家共同商議，或贊成或反對，事情公開辦理。這樣內閣大臣就有了去惡取善的聲望，宦官也避免了別人對他們攬權的批評。”進而說到錦衣衛不應當掌管刑罰，東廠不應當參與朝廷中的事務討論，撫按兵備官不應當憑軍功晉級、蔭封，興王府的護衛軍不應當全部召來京城授予官職。御史謝源、伍希儒以身赴難有功無罪不應罷免，平定朱宸濠叛亂的功績除安慶、南昌以外不應當濫評。世宗高興地聽取了他的意見。

嘉靖三年（1524年），關於“大禮”的爭論開始。禮部尚書毛澄堅決認為世宗應該稱明孝宗為考，霍韜私下寫了一篇《大禮議》反駁這種觀點。毛澄寫信給霍韜質問他，霍韜多次寫信給毛澄，極力論說毛澄的錯誤。過後，他認識到毛澄的意見無法轉變，就在那年十月遞上奏章說：“按大臣們議定，認為陛下應當稱孝宗為父，興獻王為叔，另外選崇仁王的一個兒子做獻王的後裔。這種觀點，根據古禮考較是不適合的，根據聖賢之道來比照是說不通的，根據如今的事實來考慮是名實不相隨的。“

霍韜在奏章中還提道：“我提出以興獻王為帝的原因有三點：一是破除前代故事給人的拘束；二是不忘孝宗的恩德；三是避免迎合陛下心意嫌疑。現在陛下已經把明孝宗稱為考，又把興獻王尊崇為帝，事情就這樣算完了嗎？我私下認為帝王之間的繼承，只是繼承王位而已，本來就不必斤斤計較父子的稱呼。只有繼承王位，才能使孝宗的譜系不絕，就連明武宗的譜系也不絕。這樣陛下對興獻王還可以改正父子之稱號，不斷絕興獻王天生的大恩；對於國母的歡迎，也能改正為對天子的母親應有的禮儀。假如再對昭聖太后、武宗皇后能用正確的方式對待，盡心中的誠意來侍奉，那麼尊敬尊貴的人，親愛親近的人，這兩條就都沒有違誤了。”

嘉靖七年（1528年）四月，明世宗升用霍韜為禮部右侍郎。霍韜極力辭讓，並且推薦康海、王九思、李夢陽、魏校、顏木、王廷陳、何塘替換自己，世宗不允許，他兩次推辭，才得到允准。六月，“大禮”議定，世宗破格任命他為禮部尚書，主管詹事府的事務。霍韜卻上書說翰林院編書陞官、日講蔭子以及巡撫子弟蔭封為武官的不恰當，然後說自己雖然不能挽救這些錯失，但不願跟隨大流。並且言稱給事中陳洗受了冤屈，推薦國子監學生陳雲章有才幹，可以任用做官。世宗頒詔稱讚了他，但不許他推讓。霍韜又上書說：“如今持不同政見的人們認為陛下只是想尊崇自己的父王，就拿官職、爵位來誘引自己的臣下，我們兩三個人也只是苟且貪圖高官顯爵，所以迎合了陛下的心思。我曾經慷慨地對自己發過誓：“如果“大禮”最後議定下來，我決不接受加官，讓天下人和後代人看到討論“大禮”的大臣並不是圖謀私利的官員。如果讓人們懷疑討論“大禮”的大臣是圖謀私利的官員，那麼由這些人議定的‘大禮’即使正確，大家也還是認為這是不正確的，怎麼才能使人信服呢？”因此他堅持辭讓不肯就職，世宗還是不允許，經再三推辭。世宗最後同意了他。

霍韜先後推薦過王守仁、王瓊等人，明世宗都採納了他的意見。他又曾因為災異的發生上書陳述十多條革除弊政的意見，大多經討論被實施。張璁、桂萼被免除職務時，霍韜上書說諫官陸粲等人是受楊一清指使的。他兩次上書猛烈攻擊一清，結果一清被削職，而張璁、桂萼被召了回來。世宗聽取夏言的建議，將分開來祭祀天和地，修建兩座郊祀台，霍韜極力反對。世宗不高興了，批評他矇騙君上，自以為是。夏言也上書替自己辯護，猛力抨擊霍韜。霍韜一貫注意保持以前的印象，以便自我施展，但看到世宗生了氣，就不敢辯解了，卻送給夏言一封信，把他痛痛地抨擊了一番，又把那封信抄錄一份送交法司。夏言惱了，上書對世宗講了這件事，並且揭發了霍韜目無君主的七條罪行，連帶霍韜的來信一起交了上去。世宗大為惱火，批評霍韜誹謗、嘲笑君上，心術不正，醜化好人，就把他關進了都察院的監獄。霍韜自己從獄中上書哀求寬恕，張璁也兩次上書救他，世宗都不聽。南京御史鄧文憲上書說應該看到霍韜的善良願望，包涵他的戇直，並且說把天和地分開來祭祀等於是把父母安置在不同的地方，讓后妃到郊外親自養蠶就是廢除了男女、內外之間應有的防範。世宗惱了，把他貶官到遠方。霍韜在監獄中關了一個多月，最後世宗想到了他當初議定“大禮”的功勞，就讓他捐輸資財來贖罪還職。

嘉靖十二年（1533年），霍韜復出，先後做過吏部左、右侍郎。當時吏部的事情大多都由尚書做主，兩個侍郎一般無法干預。霍韜向尚書汪鋐爭取，侍郎才獲得了參議部事的機會。霍韜一向剛愎自用，多次與汪鋐爭鬥，汪鋐等人也很懼怕他。不多久汪鋐罷官，世宗長期不另外任命尚書，就讓霍韜主持吏部的事務。內閣大臣李時有一次傳達世宗的意思，要任用鴻臚卿王道中為順天府丞。霍韜說：“內閣大臣得到過皇上指示，這本沒什麼可疑的，但是我們還是應當再行奏請，以便杜絕弄虛作假。”於是按照慣例，開列道中和應天府丞郭登庸兩個人的名字，讓世宗審定。世宗喜歡他辦事照規矩來，就任用了登庸，把道中改任大理少卿。過了很久，世宗讓霍韜出任南京禮部尚書去了。

霍韜此前已經和夏言結了怨，等夏言掌權以後，霍韜常常想找些事來陷害他。一次他上書說：“不久前吏部打算推舉劉文光等人做給事中，沒幾天忽然又宣布作廢了，大家都說是內閣大臣壓了他們。給事中李鶴鳴在考核時被貶了官，沒有幾天又官復原職，大家都說是經過行賄得來的。陛下應該告誡吏部官員，叫他們不要受執政暗中指使，好讓天下人看到恩惠和刑罰都在朝廷掌握中，大臣中間即使有李林甫、秦檜那樣的人，也不能夠在皇上身邊隨意搗鬼。”他的話是針對夏言而說的。於是鶴鳴上書自我表白，並列舉了霍韜居住在家鄉時干下的許多違法事件。世宗把兩邊都擱下不問。沒過多久，霍韜彈劾南京御史龔湜、郭本。龔湜等為自己辯解的同時也上書彈劾霍韜，世宗又一次擱下，對雙方都不追究。

嘉靖十八年（1539年），朝廷選拔東宮官員時，任命霍韜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的官銜掌管詹事府的事務。霍韜上書辭謝給自己的晉陞，並且批評說有些大臣接受俸祿不肯謙讓，晉陞官職也不推辭，其中難免有拉幫結派禍國殃民的奸人，暗中鞏固自己的權威。百姓的怨氣引來天災，在人事方面實際上是有原由的。他的意思還是針對夏言而發的。他自己屢次攻擊夏言不能取勝，最後見郭勛與夏言有矛盾，就暗中勾結郭勛，和他一道諂害夏言。當時朝廷內外風言四起說明世宗又要南巡，霍韜藉此上書明顯地讚頌郭勛，說：“上次陛下南巡時，跟隨的大臣大多都收受賄賂、不守法度。文官只有袁宗儒，武官只有郭勛沒有接受饋贈。現在謠言又興起來，應該採取一定辦法加以制止。”世宗在頒布詔書穩定人心以後，才責問霍韜說：“我前次南巡你又沒跟著，別人受賄的事你從哪兒聽說的？如實給我奏上來。”霍韜回答時請世宗向郭勛詢問此事。世宗批評他支吾其辭，務必要他切實指出來。霍韜走投無路了，只好說：“隨從大臣們無不接收饋贈，這事只要問夏言就可以了。至於各人收取賄賂的實際情況，郭勛都整個知道，應該不是騙人。如果一定要我說，請讓我擔任都察院的職務，順藤摸瓜進行追查，我一定詳細地列出來奏上。”他的奏章被下發給有關部門。霍韜怕自己的奏議不合世宗的意思，很快就趕到了北京，上書述說進貢鮮貨的船上宦官貪婪、橫暴的事情，世宗也不加查問。嘉靖十九年（1540年）十月，霍韜死在任上，終年五十四歲。朝廷追贈他為太子太保，謚文敏。

《詩經解》、《象山學辨》、《程朱訓釋》、《渭涯集》、《西漢筆評》、《渭涯家訓》等。

祖父：霍厚一

父親：霍華

子：霍與瑕

子：霍與櫻

子：霍與瑺

《明史·列傳八十五》

增城霍韜墓位於增城市永和鎮九如鄉後龍山（又稱南香山）。墓南向。墳 面用山石外包灰沙三合土板築。依山而建，由上而下共分五級，逐級降低，分級擴展。最上為墳頭，由3米的板築牆繞成圓筒形。正中靠後有一座3米高的碑塔，用紅色砂岩石砌成，八角五層，以上逐層收分，到第五層為一整石鑿成的寶珠，直徑0.24米。碑塔正面嵌“奉天誥命”大碑，是嘉靖皇帝御撰嘉獎霍韜及其夫人的祭文。第二級平台左右兩墓手（掛榜）及牆上各嵌一石碑，左邊的已毀，右邊的為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方獻夫所撰《明禮部尚書謚文敏渭厓霍公墓表》，碑文1258字。第三級平台左右壁上各嵌一祭文碑。第四級平台前邊及左右兩側都用望柱和欄板圍繞成池座。第五級平台設台階8級，下接陡斜的山坡。此墓規模大，但板築欠精。

張廷玉《明史》：“韜學博才高，量褊隘，所至與人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