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安碑

袁安死於東漢永元四年（公元92年），而碑文中說“孝和皇帝加元服，詔公為賓”，孝和皇帝是東漢第四代皇帝劉肇的謚號，皇帝在位時可稱年號，但不能稱謚號，由此可斷定碑是漢和帝崩逝后所立，即立碑時間在東漢永元十七年（公元105年）以後。至於為什麼去世十三年之後才立碑，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以為“或因敞（袁安之子）之葬，同時並立此碑，未可知也。”

技法

《袁安碑》的字形和用筆，似從《戰國兩詔銅橢量》中“二世詔”一類的字形意趣中繼承而來，用婉轉與圓融組成一個平靜華美的世界。同時章法行列分明，絲毫沒有交錯差雜，但較之《泰山刻石》和《嶧山刻石》等秦代小篆，其“變異”還是很明顯的：

一方面是字形趨向方正，線條曲筆增多。如“二”字、“五”字、“三”字、“年”字、“辛”字等的橫畫，均作曲線處理，有的在收筆處還作彎曲的下垂狀。即使一些很短的橫畫、豎畫，也往往處理成曲線，如“徒”字、“陰”字、“謁”字、“癸”字等。字形方正，給人以質樸的感覺，替代了秦代刻石的廟堂之氣；曲筆的增多，增強了書寫感、流暢感，變秦時的嚴肅為親切。

另一方面是按照漢字原有的疏密關係安排結構。碑中每一個字的點畫間距離都盡量做到均等，字的重心都在字之正中，不像秦代刻石中常出現的上緊下松的安排痕迹。書寫者追求的是均衡美、統一美，如“海”字、“年”字、“月”字等字，寫法一樣，幾乎沒有變化；九個“年”字中，只有第三行的“年”字作上緊下松處理，然上部過緊，似非正常發揮，該是書寫者“失手”所致，其餘八個“年”字，重心均移至字之中部，篆法也沒有什麼變化。可以看出，書寫者明顯追求的是整齊與統一。至於一些字的下部筆畫稍稍拉長，很可能是書寫者為追求字距齊平、整齊統一的緣故。碑中多次出現“拜”字、“遷”字，筆畫密集處也作均衡安排，只是點畫間距離相應縮小，點畫長度相應縮短而已。

近現代金石考古學家馬衡：書體與敞碑如出一手，而結構寬博，筆畫較瘦。（《凡將齋金石叢稿·漢司徒袁安碑跋》）

當代書畫家啟功：字形並不寫得滾圓，而把它微微加方，便增加了穩重的效果。這種寫法，其實自秦代的刻石，即已透露出來，後來若干篆書的好作品，都具有這種特點。（《書法自學叢帖——篆隸》）

《袁安碑》原出土地不詳，明代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三月被移到偃師縣西南約三十里辛村東牛王廟中置作供案，因字在下面，無人知為碑刻。民國十七年（1928年）或民國十八年（1929年）初，廟改為辛村小學，供案仍置原地未動。次年（1929年或1930年）夏季，村中一兒童仰卧其下納涼，發現石上刻有文字，即起告村中人。村人任繼斌遂拓制若干拓片流傳於世。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4月，移置偃師縣教育局。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當地豪紳組織文物保管委員會，將碑劫去，以後輾轉遷徙，不知下落。1961年，偃師縣縣委書記馬達到偃師縣緱氏區工作，在緱氏區一社院內重新發現。碑石現藏於河南博物院。

《袁安碑》的拓本主要有2種：

①初拓本。第二行“廉”字內部左邊一石花未損及筆畫。

②近拓本。第二行“廉”字內石花已連及左右兩邊的筆畫。

司徒公汝南女陽袁安召公。授《易》孟氏(學)。

永平三年二月庚午以孝廉除郎中。四(年)

十一月庚午除給事謁者。五年四月乙(亥)

遷東海陰平長。十年二月辛巳遷東平(任)

城令。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拜楚郡(太)

守。十七年八月庚申徵拜河南尹。(建)

初八年六月丙申拜太僕。元和三年五(月)

丙子拜司空。四年六月己卯拜司徒。

孝和皇帝，加元服，詔公為賓。永元四年(三)

月癸丑薨。閏月庚午葬

袁安碑的出土年代不詳，也未見前人著錄，

從碑側刻有明萬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三月題記可知，此碑至少在明代時就已被人發現。後來，袁安碑被人移置到河南偃師縣西南三十里辛家村牛王廟中作了供案，但由於刻字的一面向下，因此很久人們不知是碑刻。1928年初，牛王廟改作辛村小學，供案仍在原地放置未動。次年夏，一小孩仰卧石案下乘涼，發現石上刻有字跡，村人任繼斌遂以拓本行世，並在碑石穿孔的空白處蓋上辛村小學的印章。稍後，袁安碑漸漸被金石界所重視，並很快聞名全國。1938年，當地人士曾組織文物保管委員會將此碑收存，后又不知所在。1961年此碑再現於世，

后被河南省博物館收藏。

袁安碑是一件極為罕見的用篆書寫就的漢代墓碑。碑文共10行，滿行存15字，內容主要記載袁安的生平，與《後漢書·袁安傳》基本相同，但較簡約。碑上有圓形碑穿在第五、六行之間，正當碑中，為漢碑之所僅見。由於該碑發現較晚，字口鋒穎如新，書法渾厚古茂，雄朴多姿，線條纖細婉轉，體態遒勁流暢，飄逸圓融中盡顯端莊方正，是

漢代篆書的典型代表。現代書家費聲騫評《袁安碑》：“此碑筆畫瘦勁，纖而能厚，結體寬博，運筆圓勻，碑字清晰，可供學篆取法善本。”

和那時的其他碑刻一樣，《袁安碑》是一塊沒有署上作者姓名的無名氏作品。關於這塊碑刻的篆書特色，啟功先生曾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評價：“字形並不寫得滾圓，而把它微微加方，便增加了穩重的效果。這種寫法，其實自秦代的刻石，即已透露出來，後來若干篆書的好作品，都具有這種特點。”

由此可知，為了增加穩重的藝術效果，《袁安碑》有著它“微微加方”的個性特徵。如“司徒公汝南”等字，除了“公”字偏方以外，其他都以方而偏長為主，這就不僅穩重，而且又著實的有點兒峻拔了。行筆的線條，篆書崇尚“婉通”。從這個角度看，無論是《袁安碑》上的哪一個字的哪一筆，都顯示了一種曲筆婉暢，直筆流通的美韻。值得注意的是，和以《泰山刻石》、《嶧山刻石》為代表的秦篆相比較，在用筆上，漢篆還一變秦篆的圓轉整飭為微微帶上些提按和方折的味兒，如碑中“汝”字“水”旁中間一筆偏於中上部分的略略提起，“授”字“扌”旁短橫和“受”旁“一”的轉折變方，就是很明顯的幾處。

然而不管是字的結體也好，用筆也好，它們終究是統一於整個書法文字造型中的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微微加方”的字形加上婉轉流暢的線條，顯得剛健中含婀娜。而婉轉流暢的線條結合“微微加方”的字形，則又於流美中略見挺朗。由於《袁安碑》在線條上做了某些提按、方折的處理，因此就其總的藝術效果來說，筆畫圓潤，線條流暢，骨力勁拔，柔中帶剛，字體方正，結構嚴整，端莊雍容，穩重樸素，是漢代小篆書法的傑作，在漢代小篆中堪稱第一。

袁安碑的刻立年代，學術界存在一定的爭論。一種觀點認為，袁安碑刻立於永元四年(92年)，提出這種觀點的原因，是因為碑末有袁安“永元四年(三)月癸丑薨，閏月庚午葬”之語，《後漢書》有袁安永元“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的文獻記載，文物、文獻兩相合，這似乎也符合王國維先生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另一種觀點認為，袁安碑並非刻立於永元四年。質疑袁安碑刻立於永元四年的原因，主要是抓住了袁安碑中的一個關鍵詞——孝和皇帝，孝和皇帝是東漢第三個皇帝劉肇的謚號，袁安碑中稱“孝和皇帝”，說明此碑刻立時，孝和皇帝已經崩逝了，根據《後漢書·孝和孝觴帝紀》的記載，孝和帝於元興元年（106年）崩逝。

我國自漢以來，就有寫刻碑誌的傳統，大凡為了歌功頌德、作志紀事和保留古籍、傳流書法等，無不刻碑銘志，以流芳後世。因此，碑誌的文字涉及面很廣，內容十分豐富。譬如有人物傳記、有改朝換代、軍事戰爭的記實，有地震、水災、蟲害的實錄、有建築物興廢歷史的描述、有政府和民間制定的典章制度、法規守則的錄文，還有詩賦名作的刻版等，可以說是一部刻在石頭上的叢書。對纂志征事、正經補史均有極為其重要的價值。除此之外，碑誌中尤為珍貴的是保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書法作品。

中國書法藝術源遠流長，自商周以來書體一直在發展、變化、革新、進步，逐漸形成篆、隸、草、真、行五種書體。但在歷史的長河中，各個時代又有不同的特點，而且歷代名家輩出，又有各自的藝術風格。因此，五種書體構成了特點不同，風格紛呈的繁花似錦的局面。年代越久遠，留下來的書法真跡越少，就越顯得碑誌字跡的重要，只有碑誌才能系統地反映古代書法藝術的歷史面貌。

中國先秦時期，就產生了文字。考古學家論證是在龜甲、獸骨上刻畫的甲骨文。因其是用以占卜、預測吉凶禍福，故稱“卜辭”。但其已具備中國書法藝術的基本要素：用筆、結構、章法等。殷周時期，鑄刻在鐘鼎彝器上的銘文即金文又稱“鐘鼎文”廣泛流行。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公元前221年），推行“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負責，在秦國原來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礎上，進行簡化，取消其他六國的異體字，創製的統一的漢字書寫形式——小篆。小篆一直在中國流行到西漢末年（約公元8年），才逐漸被隸書所取代。但由於其字體優美，始終被書法家所青睞。又因為其筆畫複雜，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隨意添加曲折，所以印章刻制，尤其是需要防偽的官方印章，一直採用篆書，直到封建王朝覆滅，近代新防偽技術出現。

所謂篆書，其實就是掾（yuàn）書，就是官書，是一種規範化的官方文書通用字體。據文獻記載，秦以前漢字書體並無專門名稱，而小篆是由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逐漸演變而成的。由於是官書，小篆只適合於隆重的場合，如記功刻石、叔量詔版、兵虎符之類。標準篆書體的體式是排列整齊，行筆圓轉，線條勻凈而長，呈現出莊嚴美麗的風格，與甲骨文、金文相比，具有這樣一些基本特徵：字形修長，而且筆畫向下引伸，構成上密下疏的視覺錯感，這與自上而下的章法布局也有關係；線條勻稱，無論點畫長短，筆畫均呈粗細劃一的狀態。這種在力度、速度都很勻平的運筆，給人以純凈簡約的美感。加之字體結構日趨簡約固定的傾向，小篆書體的章法布局更能形成縱橫成行的序性。秦篆有圓筆方筆之別，圓筆以秦刻石為代表，方筆以秦詔版權量為代表，為秦篆之俗體。

中國文字發展到小篆階段，逐漸開始定型（如輪廓、筆劃、結構等），象形意味消弱，使文字更加符號化，減少了書寫和閱讀方面的混淆和困難，這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運用行政手段大規模地規範文字的產物。秦王朝使用經過整理的小篆統一全國文字，不但基本上消滅了各地文字異行的現象，也使古文字體眾多的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在中國文字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角色。除了小篆，包含甲骨文、金文，被統稱為中國字的古文字。古文字學的發展，對於促進中國古代歷史、哲學、經濟、法律、文化、科學技術的研究，都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秦代滅亡后，秦小篆失去了政治上的強有力支持，很快消退了。

漢人在書寫時打破了秦小篆形體的禁錮，增強了書寫的自由性，加之漢代是一個恢宏八極、氣勢雄大的帝國，在文化藝術上能夠廣取博納，漢代文字就其整體說，以隸書為主。就在這樣一個時代環境中，篆字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產生了自己的特點。這個變化的明顯之處就是所謂的“隸變”。

漢代文字中，篆隸的成份常常因書寫者和書寫時代的變化而出現不同的傾向性。作為一個文字的轉型期，隸書受篆書的影響很大，同樣，漢篆受隸書的影響也很大。由於隸書漸漸成為主流，這個時期的篆字隨著時間的推移，隸變的程度越來越大。僅從文字的線條上說，大小篆以圓柔為主，漢篆則以平方正直為主。從美學上說，前者典雅，後者雄渾，各擅其妙。

從漢代篆字本身來看，人們在對小篆嚴格規範的字形越來越熟悉的同時，對篆書文字的裝飾性也有了更多的關注，因此篆字不斷出現在日常生活和各種藝術門類中，應用範圍擴大，應用的心態也顯得比較輕鬆。在這樣的情況下，“隨形賦彩”的情況就大大增強了。所謂“形”，就是指文字的載體；所謂“彩”，就是要表現的文字的美。在東漢時期的篆書裡面“隨形賦彩”體現得最為明顯，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印章，此外還有碑額、鏡銘磚瓦等裝飾性特強的“美術字”。漢魏之際是秦篆的強弩之末，除用於碑銘篆額和器物款識之外，難得有獨立的篆書。

袁安家族

袁安(?-92年)，東漢大臣，字邵公，汝南汝陽(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少承家學，舉孝廉，任陰平長、任城令，馭屬下極嚴，吏人畏而愛之。明帝時，任楚郡太守、河南尹，政號嚴明，斷獄公平，在職10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后歷任太僕、司空、司徒。和帝時，竇太后臨朝，外戚竇憲兄弟專權操縱朝政，民怨沸騰，袁安不畏權貴，守正不移，多次直言上書，彈劾竇氏種種不法行為，為竇太后忌恨。但袁安節行素高，竇太后無法加害於他，在是否出擊北匈奴的辯論中，袁安與司空任隗力主懷柔，反對勞師遠涉、徼功萬里，免冠上朝力爭達10餘次。永元四年春，袁安薨，朝廷感到十分痛惜。

袁安的後代多任大官僚，汝南袁氏成為東漢有名的世家大族。袁安子袁京、袁敞最為知名。袁京生子袁彭、袁湯，袁湯生子袁成、袁逢、袁隗，袁成生袁紹，袁逢生袁術。由袁安至袁紹、袁術，五世貴顯。如果從袁安晉位三公算起(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至紹、術敗亡

(公元202年)歷五世120年，是東漢著名的世家大族。

袁姓姓源考據

歷來關於袁姓姓源的考據工作，已經做得相當的翔實和完整，許多有關姓氏的古籍，對於袁氏的來龍去脈的記述，內容也差不多一致。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曰：“媯姓，舜后陳胡公之胤，胡公生申公，申公生靖伯甫，甫七代孫庄爰，伯諸生濤，以王父字為氏，代為上卿，字或作爰，轅，其實一也。”

《唐書宰相世系表》：“胡公滿裔孫諸，字伯爰，其孫濤塗，以王父字為氏。”

《通志氏族略》：“袁氏，媯氏，舜后。”

《袁樞年譜》：“袁通爰、轅、榬、溒、援，一姓六字五族之異。”

《姓氏考略》：“望出陳郡、汝南、彭城。”

《明方九靈序四明姓氏譜圖》：“袁蓋舜之後也。周封其裔孫胡公滿於陳，滿之十一世孫諸字伯爰，子孫以為氏。望出陳郡，汝南，彭城。”

從以上的這些記載，對於袁氏之姓源可以獲得這樣的結論：他們是上古聖君大舜的後裔，被周武王封為陳侯的胡公滿，傳到了十三世孫濤的時候，以其祖父庄爰的字為姓。同時，由於“爰”字和袁、轅、榬、溒、援等字的古義是相通的，所以後來的子孫就分別以這六個字為姓，這就是《袁樞年譜》上所謂的“一姓有六字五族之異”。而胡公滿的這一支後代繁衍到後來，算起來要以袁為姓者人數最多，成就也輝煌。

陳氏和袁氏3000年前是一家人。胡公滿，是胡姓與陳姓的始祖，而袁姓又源自胡公滿的第十三世孫，則認真推溯起來，胡、陳、袁三氏在3000年前豈非本是一家人？同時，胡姓、陳姓的最初發源地是周武王所封的宛丘，也就是現在河南省的准陽縣一帶，則袁姓人士的最早來處，當然也就是這個地方了。不過，袁姓繁衍到後來，卻成為了陳郡、汝南、彭城等地的望族，以後全國各地的袁姓人家大多是從這三個地方分出去的，而其中，又以河南、汝南的袁家最為神氣，從2000年以前，便一直在歷史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頭一個揚名史籍的袁姓傑出人物，是《史記》與《漢書》兩大史書都有詳盡記載的袁盎，他在漢武帝“七國之亂”時，曾奏請斬晁錯以平眾怒，結果七國之亂平定后，他就被封為太常，顯貴異常。

秦代的幾方小篆石刻

泰山刻石。刻立於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是泰山最早的刻石。此刻石原分為兩部分：前半部系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東巡泰山時所刻，共144字；後半部為秦二世胡亥即位第一年(公元前209年)刻制，共78字。刻石四面廣狹不等，刻字22行，每行12字，共222字。兩刻辭均為李斯所書。現僅存秦二世詔書10個殘字，即“斯臣去疾昧死臣請矣臣”，又稱“泰山十字”。據清道光八年(1828年)《泰安縣誌》載，宋政和四年(1114年)刻石在岱頂玉女池上，可認讀的有146字，漫滅剝蝕了76字。明嘉靖年間，北京許某將此石移置碧霞祠，當時僅存二世詔書4行29字，即“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清乾隆五年(1740年)碧霞祠毀於火，刻石遂失。嘉慶二十年(1815年)，泰安舊尹蔣因培在山頂玉女池中搜得殘石2塊，尚存10個字，遂將殘碑嵌於岱頂東嶽廟壁上。1928年遷於岱廟東御座內，修築一座門式碑龕，將以上3石壘砌其中。

琅玡台刻石。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刻立於山東諸城東南的山上。現僅存殘石1塊，殘高129厘米、寬67.5厘米、厚37厘米。原為四面刻，后多剝落，僅存13行，行8字，總計86字。秦始皇刻石已無存，只存二世元年（前209）加刻之辭，世稱“二世詔書”，即《琅玡台刻石》。書體為秦統一后的小篆。清光緒年間，因束石鐵箍散落，致使石佚。1924年王景祥在諸城訪得失佚之石，並加以拼合，后移至諸城縣署。1949年後移至山東省博物館，1959年移至中國歷史博物館。

嶧山刻石。又稱元摹嶧山秦篆碑。原立於鄒縣城縣衙大堂，民國初年移入孟廟致敬門內，1973年移入啟聖殿內保存，現存於鄒城市博物館。《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繹山，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遂有此碑。刻石呈豎長方形，水成岩石質，四面刻字。碑高1.9米、寬0.48米，四面皆同。正面、左側面刊刻頌揚秦始皇功績文字，背面刻秦二世詔書，每面5行，共222字：“皇帝立國，惟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群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功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他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群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令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該碑刻文今已毀37字，尚存185字。左側面以行書刊刻跋語，記述摹刻經過。

會稽刻石。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巡狩會稽山時刻立，是始皇東巡六大刻石之一，風格似嶧山碑，筆致工整，結體規格化。原石唐以前已失，至元代有重刻本，現存者為以元重刻本為底本的再翻本，幾經翻刻已失原跡風韻神貌，僅保存結構原樣，因太偏於外表儀態的圓整規範，已失秦篆生動活靈的筆勢。

《後漢書》有傳，碑文所記事迹與傳記基本相同，有個別文字可補傳記之缺。文曰：“司徒公汝南女（汝）陽袁安，召公授《易》孟氏。永平三年二月庚午以孝廉除郎中。四年十一月庚午除給事謁者。五年正月口（亥、酉、未、三字中一）遷東海陰平長。十年二月辛巳東平任城令。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拜楚郡太守，十七年八月庚申征拜河南尹。建初八年六月丙申拜太僕。元和三年五月丙子拜司空。四年六月己卯拜司徒。孝和皇帝加元服，詔公為賓。永元四年三月癸丑，贏閏月庚午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