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安碑

袁安碑

《袁安碑》是刊刻於東漢時期的一方碑刻,無撰書人姓名,屬篆書書法作品,現藏於河南博物院。

《袁安碑》殘高139厘米,寬73厘米,厚21厘米,有穿。碑文共10行,主要記述袁安的生平,所記與《後漢書·袁安傳》所載基本相同。書法上,其筆畫較《泰山刻石》為細瘦,結體寬博,筆勢強健道勁,骨力勁拔而有彈性,書法厚重雄茂。

創作背景


袁安死於東漢永元四年(公元92年),而碑文中說“孝和皇帝加元服,詔公為賓”,孝和皇帝是東漢第四代皇帝劉肇的謚號,皇帝在位時可稱年號,但不能稱謚號,由此可斷定碑是漢和帝崩逝后所立,即立碑時間在東漢永元十七年(公元105年)以後。至於為什麼去世十三年之後才立碑,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以為“或因敞(袁安之子)之葬,同時並立此碑,未可知也。”

藝術鑒賞


技法
《袁安碑》的字形和用筆,似從《戰國兩詔銅橢量》中“二世詔”一類的字形意趣中繼承而來,用婉轉與圓融組成一個平靜華美的世界。同時章法行列分明,絲毫沒有交錯差雜,但較之《泰山刻石》和《嶧山刻石》等秦代小篆,其“變異”還是很明顯的:
一方面是字形趨向方正,線條曲筆增多。如“二”字、“五”字、“三”字、“年”字、“辛”字等的橫畫,均作曲線處理,有的在收筆處還作彎曲的下垂狀。即使一些很短的橫畫、豎畫,也往往處理成曲線,如“徒”字、“陰”字、“謁”字、“癸”字等。字形方正,給人以質樸的感覺,替代了秦代刻石的廟堂之氣;曲筆的增多,增強了書寫感、流暢感,變秦時的嚴肅為親切。
另一方面是按照漢字原有的疏密關係安排結構。碑中每一個字的點畫間距離都盡量做到均等,字的重心都在字之正中,不像秦代刻石中常出現的上緊下松的安排痕迹。書寫者追求的是均衡美、統一美,如“海”字、“年”字、“月”字等字,寫法一樣,幾乎沒有變化;九個“年”字中,只有第三行的“年”字作上緊下松處理,然上部過緊,似非正常發揮,該是書寫者“失手”所致,其餘八個“年”字,重心均移至字之中部,篆法也沒有什麼變化。可以看出,書寫者明顯追求的是整齊與統一。至於一些字的下部筆畫稍稍拉長,很可能是書寫者為追求字距齊平、整齊統一的緣故。碑中多次出現“拜”字、“遷”字,筆畫密集處也作均衡安排,只是點畫間距離相應縮小,點畫長度相應縮短而已。

作品評價


近現代金石考古學家馬衡:書體與敞碑如出一手,而結構寬博,筆畫較瘦。(《凡將齋金石叢稿·漢司徒袁安碑跋》)
當代書畫家啟功:字形並不寫得滾圓,而把它微微加方,便增加了穩重的效果。這種寫法,其實自秦代的刻石,即已透露出來,後來若干篆書的好作品,都具有這種特點。(《書法自學叢帖——篆隸》)

歷史傳承


《袁安碑》原出土地不詳,明代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三月被移到偃師縣西南約三十里辛村東牛王廟中置作供案,因字在下面,無人知為碑刻。民國十七年(1928年)或民國十八年(1929年)初,廟改為辛村小學,供案仍置原地未動。次年(1929年或1930年)夏季,村中一兒童仰卧其下納涼,發現石上刻有文字,即起告村中人。村人任繼斌遂拓制若干拓片流傳於世。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4月,移置偃師縣教育局。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當地豪紳組織文物保管委員會,將碑劫去,以後輾轉遷徙,不知下落。1961年,偃師縣縣委書記馬達到偃師縣緱氏區工作,在緱氏區一社院內重新發現。碑石現藏於河南博物院。

版本信息


《袁安碑》的拓本主要有2種:
①初拓本。第二行“廉”字內部左邊一石花未損及筆畫。
②近拓本。第二行“廉”字內石花已連及左右兩邊的筆畫。

碑文錄文


司徒公汝南女陽袁安召公。授《易》孟氏(學)。
永平三年二月庚午以孝廉除郎中。四(年)
袁安碑部分碑文
袁安碑部分碑文
十一月庚午除給事謁者。五年四月乙(亥)
遷東海陰平長。十年二月辛巳遷東平(任)
城令。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拜楚郡(太)
守。十七年八月庚申徵拜河南尹。(建)
初八年六月丙申拜太僕。元和三年五(月)
丙子拜司空。四年六月己卯拜司徒。
孝和皇帝,加元服,詔公為賓。永元四年(三)
月癸丑薨。閏月庚午葬

發現經過


袁安碑
袁安碑
袁安碑的出土年代不詳,也未見前人著錄,
袁安碑
袁安碑
從碑側刻有明萬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三月題記可知,此碑至少在明代時就已被人發現。後來,袁安碑被人移置到河南偃師縣西南三十里辛家村牛王廟中作了供案,但由於刻字的一面向下,因此很久人們不知是碑刻。1928年初,牛王廟改作辛村小學,供案仍在原地放置未動。次年夏,一小孩仰卧石案下乘涼,發現石上刻有字跡,村人任繼斌遂以拓本行世,並在碑石穿孔的空白處蓋上辛村小學的印章。稍後,袁安碑漸漸被金石界所重視,並很快聞名全國。1938年,當地人士曾組織文物保管委員會將此碑收存,后又不知所在。1961年此碑再現於世,
袁安碑
袁安碑
后被河南省博物館收藏。

深度品鑒


袁安碑
袁安碑
袁安碑是一件極為罕見的用篆書寫就的漢代墓碑。碑文共10行,滿行存15字,內容主要記載袁安的生平,與《後漢書·袁安傳》基本相同,但較簡約。碑上有圓形碑穿在第五、六行之間,正當碑中,為漢碑之所僅見。由於該碑發現較晚,字口鋒穎如新,書法渾厚古茂,雄朴多姿,線條纖細婉轉,體態遒勁流暢,飄逸圓融中盡顯端莊方正,是
袁安碑
袁安碑
漢代篆書的典型代表。現代書家費聲騫評《袁安碑》:“此碑筆畫瘦勁,纖而能厚,結體寬博,運筆圓勻,碑字清晰,可供學篆取法善本。”
和那時的其他碑刻一樣,《袁安碑》是一塊沒有署上作者姓名的無名氏作品。關於這塊碑刻的篆書特色,啟功先生曾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評價:“字形並不寫得滾圓,而把它微微加方,便增加了穩重的效果。這種寫法,其實自秦代的刻石,即已透露出來,後來若干篆書的好作品,都具有這種特點。”
由此可知,為了增加穩重的藝術效果,《袁安碑》有著它“微微加方”的個性特徵。如“司徒公汝南”等字,除了“公”字偏方以外,其他都以方而偏長為主,這就不僅穩重,而且又著實的有點兒峻拔了。行筆的線條,篆書崇尚“婉通”。從這個角度看,無論是《袁安碑》上的哪一個字的哪一筆,都顯示了一種曲筆婉暢,直筆流通的美韻。值得注意的是,和以《泰山刻石》、《嶧山刻石》為代表的秦篆相比較,在用筆上,漢篆還一變秦篆的圓轉整飭為微微帶上些提按和方折的味兒,如碑中“汝”字“水”旁中間一筆偏於中上部分的略略提起,“授”字“扌”旁短橫和“受”旁“一”的轉折變方,就是很明顯的幾處。
然而不管是字的結體也好,用筆也好,它們終究是統一於整個書法文字造型中的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微微加方”的字形加上婉轉流暢的線條,顯得剛健中含婀娜。而婉轉流暢的線條結合“微微加方”的字形,則又於流美中略見挺朗。由於《袁安碑》在線條上做了某些提按、方折的處理,因此就其總的藝術效果來說,筆畫圓潤,線條流暢,骨力勁拔,柔中帶剛,字體方正,結構嚴整,端莊雍容,穩重樸素,是漢代小篆書法的傑作,在漢代小篆中堪稱第一。
袁安碑的刻立年代,學術界存在一定的爭論。一種觀點認為,袁安碑刻立於永元四年(92年),提出這種觀點的原因,是因為碑末有袁安“永元四年(三)月癸丑薨,閏月庚午葬”之語,《後漢書》有袁安永元“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的文獻記載,文物、文獻兩相合,這似乎也符合王國維先生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另一種觀點認為,袁安碑並非刻立於永元四年。質疑袁安碑刻立於永元四年的原因,主要是抓住了袁安碑中的一個關鍵詞——孝和皇帝,孝和皇帝是東漢第三個皇帝劉肇的謚號,袁安碑中稱“孝和皇帝”,說明此碑刻立時,孝和皇帝已經崩逝了,根據《後漢書·孝和孝觴帝紀》的記載,孝和帝於元興元年(106年)崩逝。

文化解讀


我國自漢以來,就有寫刻碑誌的傳統,大凡為了歌功頌德、作志紀事和保留古籍、傳流書法等,無不刻碑銘志,以流芳後世。因此,碑誌的文字涉及面很廣,內容十分豐富。譬如有人物傳記、有改朝換代、軍事戰爭的記實,有地震、水災、蟲害的實錄、有建築物興廢歷史的描述、有政府和民間制定的典章制度、法規守則的錄文,還有詩賦名作的刻版等,可以說是一部刻在石頭上的叢書。對纂志征事、正經補史均有極為其重要的價值。除此之外,碑誌中尤為珍貴的是保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書法作品。
中國書法藝術源遠流長,自商周以來書體一直在發展、變化、革新、進步,逐漸形成篆、隸、草、真、行五種書體。但在歷史的長河中,各個時代又有不同的特點,而且歷代名家輩出,又有各自的藝術風格。因此,五種書體構成了特點不同,風格紛呈的繁花似錦的局面。年代越久遠,留下來的書法真跡越少,就越顯得碑誌字跡的重要,只有碑誌才能系統地反映古代書法藝術的歷史面貌。
中國先秦時期,就產生了文字。考古學家論證是在龜甲、獸骨上刻畫的甲骨文。因其是用以占卜、預測吉凶禍福,故稱“卜辭”。但其已具備中國書法藝術的基本要素:用筆、結構、章法等。殷周時期,鑄刻在鐘鼎彝器上的銘文即金文又稱“鐘鼎文”廣泛流行。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公元前221年),推行“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負責,在秦國原來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礎上,進行簡化,取消其他六國的異體字,創製的統一的漢字書寫形式——小篆。小篆一直在中國流行到西漢末年(約公元8年),才逐漸被隸書所取代。但由於其字體優美,始終被書法家所青睞。又因為其筆畫複雜,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隨意添加曲折,所以印章刻制,尤其是需要防偽的官方印章,一直採用篆書,直到封建王朝覆滅,近代新防偽技術出現。
所謂篆書,其實就是掾(yuàn)書,就是官書,是一種規範化的官方文書通用字體。據文獻記載,秦以前漢字書體並無專門名稱,而小篆是由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逐漸演變而成的。由於是官書,小篆只適合於隆重的場合,如記功刻石、叔量詔版、兵虎符之類。標準篆書體的體式是排列整齊,行筆圓轉,線條勻凈而長,呈現出莊嚴美麗的風格,與甲骨文、金文相比,具有這樣一些基本特徵:字形修長,而且筆畫向下引伸,構成上密下疏的視覺錯感,這與自上而下的章法布局也有關係;線條勻稱,無論點畫長短,筆畫均呈粗細劃一的狀態。這種在力度、速度都很勻平的運筆,給人以純凈簡約的美感。加之字體結構日趨簡約固定的傾向,小篆書體的章法布局更能形成縱橫成行的序性。秦篆有圓筆方筆之別,圓筆以秦刻石為代表,方筆以秦詔版權量為代表,為秦篆之俗體。
中國文字發展到小篆階段,逐漸開始定型(如輪廓、筆劃、結構等),象形意味消弱,使文字更加符號化,減少了書寫和閱讀方面的混淆和困難,這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運用行政手段大規模地規範文字的產物。秦王朝使用經過整理的小篆統一全國文字,不但基本上消滅了各地文字異行的現象,也使古文字體眾多的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在中國文字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角色。除了小篆,包含甲骨文、金文,被統稱為中國字的古文字。古文字學的發展,對於促進中國古代歷史、哲學、經濟、法律、文化、科學技術的研究,都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秦代滅亡后,秦小篆失去了政治上的強有力支持,很快消退了。
漢人在書寫時打破了秦小篆形體的禁錮,增強了書寫的自由性,加之漢代是一個恢宏八極、氣勢雄大的帝國,在文化藝術上能夠廣取博納,漢代文字就其整體說,以隸書為主。就在這樣一個時代環境中,篆字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產生了自己的特點。這個變化的明顯之處就是所謂的“隸變”。
漢代文字中,篆隸的成份常常因書寫者和書寫時代的變化而出現不同的傾向性。作為一個文字的轉型期,隸書受篆書的影響很大,同樣,漢篆受隸書的影響也很大。由於隸書漸漸成為主流,這個時期的篆字隨著時間的推移,隸變的程度越來越大。僅從文字的線條上說,大小篆以圓柔為主,漢篆則以平方正直為主。從美學上說,前者典雅,後者雄渾,各擅其妙。
從漢代篆字本身來看,人們在對小篆嚴格規範的字形越來越熟悉的同時,對篆書文字的裝飾性也有了更多的關注,因此篆字不斷出現在日常生活和各種藝術門類中,應用範圍擴大,應用的心態也顯得比較輕鬆。在這樣的情況下,“隨形賦彩”的情況就大大增強了。所謂“形”,就是指文字的載體;所謂“彩”,就是要表現的文字的美。在東漢時期的篆書裡面“隨形賦彩”體現得最為明顯,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印章,此外還有碑額、鏡銘磚瓦等裝飾性特強的“美術字”。漢魏之際是秦篆的強弩之末,除用於碑銘篆額和器物款識之外,難得有獨立的篆書。

起源


袁安家族
袁安(?-92年),東漢大臣,字邵公,汝南汝陽(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少承家學,舉孝廉,任陰平長、任城令,馭屬下極嚴,吏人畏而愛之。明帝時,任楚郡太守、河南尹,政號嚴明,斷獄公平,在職10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后歷任太僕、司空、司徒。和帝時,竇太后臨朝,外戚竇憲兄弟專權操縱朝政,民怨沸騰,袁安不畏權貴,守正不移,多次直言上書,彈劾竇氏種種不法行為,為竇太后忌恨。但袁安節行素高,竇太后無法加害於他,在是否出擊北匈奴的辯論中,袁安與司空任隗力主懷柔,反對勞師遠涉、徼功萬里,免冠上朝力爭達10餘次。永元四年春,袁安薨,朝廷感到十分痛惜。
袁安的後代多任大官僚,汝南袁氏成為東漢有名的世家大族。袁安子袁京、袁敞最為知名。袁京生子袁彭、袁湯,袁湯生子袁成、袁逢、袁隗,袁成生袁紹,袁逢生袁術。由袁安至袁紹、袁術,五世貴顯。如果從袁安晉位三公算起(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至紹、術敗亡
(公元202年)歷五世120年,是東漢著名的世家大族。
袁姓姓源考據
歷來關於袁姓姓源的考據工作,已經做得相當的翔實和完整,許多有關姓氏的古籍,對於袁氏的來龍去脈的記述,內容也差不多一致。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曰:“媯姓,舜后陳胡公之胤,胡公生申公,申公生靖伯甫,甫七代孫庄爰,伯諸生濤,以王父字為氏,代為上卿,字或作爰,轅,其實一也。”
袁安碑
袁安碑
《唐書宰相世系表》:“胡公滿裔孫諸,字伯爰,其孫濤塗,以王父字為氏。”
《通志氏族略》:“袁氏,媯氏,舜后。”
《袁樞年譜》:“袁通爰、轅、榬、溒、援,一姓六字五族之異。”
《姓氏考略》:“望出陳郡、汝南、彭城。”
《明方九靈序四明姓氏譜圖》:“袁蓋舜之後也。周封其裔孫胡公滿於陳,滿之十一世孫諸字伯爰,子孫以為氏。望出陳郡,汝南,彭城。”
從以上的這些記載,對於袁氏之姓源可以獲得這樣的結論:他們是上古聖君大舜的後裔,被周武王封為陳侯的胡公滿,傳到了十三世孫濤的時候,以其祖父庄爰的字為姓。同時,由於“爰”字和袁、轅、榬、溒、援等字的古義是相通的,所以後來的子孫就分別以這六個字為姓,這就是《袁樞年譜》上所謂的“一姓有六字五族之異”。而胡公滿的這一支後代繁衍到後來,算起來要以袁為姓者人數最多,成就也輝煌。
陳氏和袁氏3000年前是一家人。胡公滿,是胡姓與陳姓的始祖,而袁姓又源自胡公滿的第十三世孫,則認真推溯起來,胡、陳、袁三氏在3000年前豈非本是一家人?同時,胡姓、陳姓的最初發源地是周武王所封的宛丘,也就是現在河南省的准陽縣一帶,則袁姓人士的最早來處,當然也就是這個地方了。不過,袁姓繁衍到後來,卻成為了陳郡、汝南、彭城等地的望族,以後全國各地的袁姓人家大多是從這三個地方分出去的,而其中,又以河南、汝南的袁家最為神氣,從2000年以前,便一直在歷史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頭一個揚名史籍的袁姓傑出人物,是《史記》與《漢書》兩大史書都有詳盡記載的袁盎,他在漢武帝“七國之亂”時,曾奏請斬晁錯以平眾怒,結果七國之亂平定后,他就被封為太常,顯貴異常。
秦代的幾方小篆石刻
泰山刻石。刻立於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是泰山最早的刻石。此刻石原分為兩部分:前半部系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東巡泰山時所刻,共144字;後半部為秦二世胡亥即位第一年(公元前209年)刻制,共78字。刻石四面廣狹不等,刻字22行,每行12字,共222字。兩刻辭均為李斯所書。現僅存秦二世詔書10個殘字,即“斯臣去疾昧死臣請矣臣”,又稱“泰山十字”。據清道光八年(1828年)《泰安縣誌》載,宋政和四年(1114年)刻石在岱頂玉女池上,可認讀的有146字,漫滅剝蝕了76字。明嘉靖年間,北京許某將此石移置碧霞祠,當時僅存二世詔書4行29字,即“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清乾隆五年(1740年)碧霞祠毀於火,刻石遂失。嘉慶二十年(1815年),泰安舊尹蔣因培在山頂玉女池中搜得殘石2塊,尚存10個字,遂將殘碑嵌於岱頂東嶽廟壁上。1928年遷於岱廟東御座內,修築一座門式碑龕,將以上3石壘砌其中。
琅玡台刻石。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刻立於山東諸城東南的山上。現僅存殘石1塊,殘高129厘米、寬67.5厘米、厚37厘米。原為四面刻,后多剝落,僅存13行,行8字,總計86字。秦始皇刻石已無存,只存二世元年(前209)加刻之辭,世稱“二世詔書”,即《琅玡台刻石》。書體為秦統一后的小篆。清光緒年間,因束石鐵箍散落,致使石佚。1924年王景祥在諸城訪得失佚之石,並加以拼合,后移至諸城縣署。1949年後移至山東省博物館,1959年移至中國歷史博物館。
嶧山刻石。又稱元摹嶧山秦篆碑。原立於鄒縣城縣衙大堂,民國初年移入孟廟致敬門內,1973年移入啟聖殿內保存,現存於鄒城市博物館。《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繹山,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遂有此碑。刻石呈豎長方形,水成岩石質,四面刻字。碑高1.9米、寬0.48米,四面皆同。正面、左側面刊刻頌揚秦始皇功績文字,背面刻秦二世詔書,每面5行,共222字:“皇帝立國,惟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群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功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他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群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令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該碑刻文今已毀37字,尚存185字。左側面以行書刊刻跋語,記述摹刻經過。
會稽刻石。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巡狩會稽山時刻立,是始皇東巡六大刻石之一,風格似嶧山碑,筆致工整,結體規格化。原石唐以前已失,至元代有重刻本,現存者為以元重刻本為底本的再翻本,幾經翻刻已失原跡風韻神貌,僅保存結構原樣,因太偏於外表儀態的圓整規範,已失秦篆生動活靈的筆勢。

歷史記載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有傳,碑文所記事迹與傳記基本相同,有個別文字可補傳記之缺。文曰:“司徒公汝南女(汝)陽袁安,召公授《易》孟氏。永平三年二月庚午以孝廉除郎中。四年十一月庚午除給事謁者。五年正月口(亥、酉、未、三字中一)遷東海陰平長。十年二月辛巳東平任城令。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拜楚郡太守,十七年八月庚申征拜河南尹。建初八年六月丙申拜太僕。元和三年五月丙子拜司空。四年六月己卯拜司徒。孝和皇帝加元服,詔公為賓。永元四年三月癸丑,贏閏月庚午葬。”